《1900年以來的英語民族史》--- 每日英文

 
《1900年以來的英語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Since 1900）安德魯·羅伯茨（Andrew Roberts）著，哈波科林斯出版社（Harper Collins）2007年2月6日出版，精裝本752頁，定價35美元。

在英語知識界，一直存在著一批英語民族、盎格魯-薩克遜文化和美英特殊關係的宣揚者，他們大多信奉保守主義，認為源於英國的以市場經濟、憲政民主、法治以及新教倫理為特征的盎格魯-薩克遜模式具有普世價值；相比其他模式，這種模式更適合現代世界。其證據是：英國和美國這兩個英語國家能保持長久的繁榮，並相繼主導世界進程長達三、四百年之久，而且這種局勢迄今仍沒有改變的跡象。因是之故，他們認為所有的英語國家應該團結一致，為保衛、甚至推廣這種文化而努力，為此可以不惜任何的代價。

這裏所謂的英語民族國家指的是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以英語為主要語言的國家，這些國家有著共同的語言和文化，有著共同的價值觀和政治製度，以及後來的共同反擊法西斯的作戰經曆。

從某種意義上說，丘吉爾（Sir Winston Churchill）屬於這種觀點的先驅：作為學者，他的名著《英語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被後世的盎格魯-薩克遜文化宣揚者們奉為經典；而作為政治家和踐行者，他與羅斯福總統一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推動了首次真正意義上的美英特殊關係和英語民族國家之間的團結協助，他們所創下的典範為後世創下了一個難以企及的高度。

丘吉爾的《英語民族史》一書以英國曆史為中心，講述了英語民族國家的起源、發展和強大曆程，其中既對英國在各個曆史時期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宗教、社會等發展情況進行了詳盡的描述，同時也介紹了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英語國家的誕生過程以及她們與英國的關係。遺憾的是，該書隻講述到1901年維多利亞女王逝世為止。

但丘吉爾的講述並未就此結束，而是用自己的實踐來作為對此後曆史的講述：他先後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經曆了冷戰等重要的階段，其成果是兩部史詩性的回憶錄《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如今則更有他的景仰者，寫過《卓越的丘吉爾團隊》（Eminent Churchillians, 1994年出版）一書的英國曆史學家安德魯·羅伯茨，接過他的話題，從1901年－－維多利亞女王逝世、大英帝國開始日漸衰落，年輕的美國已經逐步崛起的年份－－開始，講述在那以後的英語民族史－－在此期間，丘吉爾本身是最關鍵的參與者和創造者之一。

1901年以來的英語民族國家的經曆與以往相比有了新的特點：此前是她們的誕生和發展期，而此後的曆史，由於世界格局的變化，相續出現了幾次全球性的危機，使得她們不得不在生死關頭結成聯盟，共同應對敵人。因此，很自然地，《1900年以來的英語民族史》與丘吉爾著作主要講英語民族的成長不同，把敘述重點放在了她們的共同作戰史上－－其中最為主要的有四次，依次是一戰、二戰、冷戰，以及當前這場還在進行當中的與伊斯蘭極端勢力之間的戰爭。

羅伯茨認為，這四場戰爭對英語民族而言都是非生即死的殘酷戰爭，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又是“英語民族”、“盎格魯-薩克遜文化”和“美英特殊關係”等身份認同得以形成的最大推動力。的確，這些國家在幾次戰爭中生死與共的決心和友情是讓人感動的。比如，在一戰期間（1914-1918年），當時隻有500萬人口的澳大利亞竟然向歐洲戰場派出了30萬士兵，其中6萬人戰死沙場；而人口才100多萬的新西蘭更是派出了總人口11％的作戰隊伍！加拿大也絲毫不遜色於她們，她以800萬的人口，派出了60萬人的軍隊趕赴前線，與其他的英語民族國家一起並肩共戰。

英語民族認同的形成不僅對其本身而言具有重大意義，對世界的和平而言也一樣有很大的貢獻。這是因為：一者，在上述四場戰爭中正義的一方能夠獲得最終的勝利，英語民族國家作為中堅力量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自不待言；二者，正是英語民族認同和美英特殊關係等因素的作用，二十世紀的最重要的大國權力交接（英交美接）才能得以和平、順利地完成，大英帝國才能在失去掌握了近200年的霸主地位後，雖然心裏也不免會有些許的失落和哀傷，但終歸沒有心生怨恨，反而感到非常的自豪。

羅伯茨這樣的盎格魯-薩克遜文化宣揚者們甚至認為，英語民族的崛起對於世界的進步而言亦具有決定性的促進作用。如同本文開首所說的，在他們看來，源於英國的以市場經濟、憲政民主、法治和新教倫理為特征的盎格魯-薩克遜模式已經被曆史證明是一個現代國家想要健康、繁榮發展，人類想要自由、和平生活的迄今為止最為不壞的選擇；英國和美國能夠在幾個世紀裏一直保持著對世界的主導，並且先後打敗了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大強敵，這既是盎格魯-薩克遜模式優越的證明，同時也為該模式在全世界的推廣鋪墊下了堅實的基礎。

正是從這一理論出發，羅伯茨他們提出了諸如“英國殖民主義功大於過”－－因為傳播和推廣了盎格魯-薩克遜模式模式－－以及“以武力手段推廣民主是正義的，也是可行的”之類的，在現今的主流曆史學看來屬於“政治不正確”的修正主義觀點。眾所周知，自1960年代以來，經過風起雲湧的民權運動和反殖民文化運動的洗禮之後，所謂“殖民主義是西方的罪惡行徑”已經成為主流史學中根深蒂固到不能去碰的原則之一了。

布什政府在9·11恐怖襲擊之後發動的以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為首的全球反恐戰爭被羅伯茨在《1900年以來的英語民族史》一書中歸入決定西方尤其是英語民族生死存亡的四場戰爭中的最後一場。讓他感到遺憾的是，目前美軍在伊拉克戰場的情況已經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國際社會對之大多不予認可，就連那些在上三次戰爭中並肩作戰的英語民族國家在輿論的壓力下也不敢和美國站得太近。更糟糕的是，在伊拉克局勢遲遲得不到改善，美軍傷亡又不斷上升的情況下，美國人自己也開始動搖了。

羅伯茨因此在書裏呼籲，所有的英語國家一定要團結一致，和在上三次戰爭那樣，攜手共對敵人，因為這是她們的生死存亡關頭。羅伯茨認為，隻要英語國家肩並肩站在一起，她們就能取得最終的勝利，曆史也就能有一個好的結局，相反，人類文明就會陷入危機，這是已經被曆史反複證明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