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去學校的路上，路過京劇團宿舍時，正好小美平從裏麵出來，她看到我就興奮地說：“你信不信喜蜘蛛？這回我可信啦！”
“喜蜘蛛是啥呀？咋回事？”我問。
“你咋連這都不知道？喜蜘蛛就是能報喜的蜘蛛唄。‘早報喜、晚報財、不早不晚有人來’。昨天中午我手上爬了個喜蜘蛛，下午我媽就回來了，你說靈不？”她白皙的皮膚，扁平的鼻子，幸福和興奮使她的眼睛又亮又好看。她媽媽是《智取威虎山》劇組的演員，常年在沈陽演出。家裏隻有她跟姐姐，她姐姐在站四小學6年級。
她見到媽媽的興奮心情，我比誰都能理解。她的話觸動了我心裏那根不能碰的弦,我沒有一天不想媽。三路公共汽車從火車站開過來，每次上車後我都先把車裏用眼掃一遍，總幻想媽正好下了火車，也坐上了這趟車。
見不到媽，就盼媽的信，媽的消息，總希望媽不忙了來接我。爸最了解我，過一段時間就告訴我一次：“你媽來信了，說現在還脫不開身，有了空就來接你”。
搬到31號院以後，我知道爸的話都是他編的，媽並沒有來信。孔大媽護犢子，把我也列為要“護”的對象。每天上下午郵遞員來兩次，她怕我家的信落到別人手裏，每次郵遞員快來的時候，她都站到院門口等著，親手把信交給爸或我手裏。如果來信了，她會告訴我。
聽了小美平的話以後，我每天都盼著喜蜘蛛出現，農家的柴禾垛裏蜘蛛橫行霸道，哪個也不像能報喜的。至今我也不知道喜蜘蛛是什麽樣？可是那時每天都盼，都尋找。
夏天終於到了。我最喜歡夏天，原來隻是覺得身體可以從厚厚的棉衣中解放出來，穿上花裙子、塑料涼鞋，盡情地跑呀玩呀，玩兒夠了，把腳伸到水管下衝衝就幹淨了。這一切方便隻有夏天才有。現在夏天又多了一層“政治解放”的意義，生產隊要盡早把蔬菜送到菜店，社員們早飯前就得去地裏摘菜，爸要隨社員們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歸”，可以不戴白袖章掃街。爸最勞累的季節，也是我心裏的夏季。
爸把自留地裏的土豆處理完了，手頭有些錢的一個雨天，帶我上街了。農民隻有雨天才能休息，爸雨天帶我上街給我買些吃的。如果趕上那天我上學的話，就先約好，我放學後到集合地去找爸。
吃完午飯，天也晴了。往回走的時候，爸告訴我：媽真的來信叫我了。那個雨後天晴的下午，走在百貨大樓對麵的人行道上，聽到爸告訴我的這個消息後的高興勁兒，至今記憶猶新。
錦州—北京，直快要七個半小時，石家莊—北京，直快四個多小時。爸給北京的親戚寫了信，求他們幫我辦中轉簽字手續。
晚上10點以前，我坐上了沈陽開往北京的60次直快。
天一亮，車廂裏傳來了《東方紅》的音樂。那時的中國不管走到哪裏，一天都是從歌唱普照大地的太陽---毛澤東開始。北京被譽為太陽升起的地方，是全世界及各族人民向往的地方。不知不覺中，北京成了聖地，去北京的火車票要憑單位的出差介紹信才能買。也許因為控製車票，那天我上車後還找到了靠通道的座位。很快我就捏著兜裏的皮球睡著了。
那時孩子中流行拍皮球，我一直借別人的玩兒。爸讓我一個人坐火車，我提的條件是“得給我買個皮球”。 那是文革後第一次“要挾”爸買玩具。我對那個小皮球愛不釋手。
五點多，車廂裏傳來了《偉大的北京》的樂曲，車進站了。我隨著人群走向出站口。出了站又開始找候車室。爸囑咐我：出站後，到北京站的大樓裏找廣州方向候車室，在那裏等親戚來，親戚要等有了公共汽車以後才能來。
清晨，北京站大廳裏一個人也沒有。不、準確的講有一個人----毛主席的巨幅塑像站在中央，前麵擺著許多鮮花。
讓我感興趣的是毛主席雕像兩側的滾動電梯。從村裏大喇叭的廣播知道，北京火車站安裝了滾動電梯。北京人很快就把它簡略稱“滾梯”。聽廣播的時候，我問爸：滾動電梯是什麽樣子，爸琢磨著給我講了講，可還是想像不出它的樣子。
我加快腳步走向滾梯，上去後一直盯著腳底下的台階，想看看它們是怎們變出來的，怎樣滾動的。還沒有弄明白怎麽回事台階沒有了，我得下來了。遺憾它隻能上不能下。為了再乘一次，我開始找樓梯。
我拎著裝有替換衣服和給親戚的蛤蜊罐頭的包裹，上下了三次，才開始找廣州方向候車室。候車室裏稀稀拉拉的幾個人，有人躺在椅子上睡，有人閉著眼睛坐在椅子上。我在入口處找了個空椅子坐下，牆上的掛鍾剛剛指到5點50分。
於是我又起身，走到二樓回廊看滾梯、大廳。三、四個中學生摸樣的女孩跑進來，向毛主席塑像鞠了躬後又跑出去了，一看就知道是晨練的。生活在各族人民向往的北京的孩子真幸福，滾梯想什麽時候看就能看；還知道主動向毛主席鞠躬，我們小地方的孩子沒有那麽主動。人們更羨慕北京的供應，為了顯示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北京的供應一直比地方好，糧食搭配中細糧多，雖說買肉也要票，但供應量多，食品店裏什麽時候都有肉擺在那裏。
看累了，該回候車室了，又發現腳底下的大理石地麵拍球正合適。我從兜裏掏出皮球“1、2、3……88、89、90……”正拍的起勁兒的時候，親戚來了。
晚上8點多，火車終於到達了石家莊，我一路上都在想像著下了車就撲到媽媽懷裏的情景。想像支撐我熬過了12個小時的孤獨路程。
外邊下著小雨，小姑姑站在火車站的天橋上人們必須通過的地方等我。小姑姑告訴我“你媽和姐姐明天來，先去姑姑那兒吧”。
這時我才知道媽和姐姐已經不在石家莊了，這裏已經沒有家了。
祖父二十多歲來這座城市工作，在這裏建立了自己的產業和一個熱鬧的家。現在隻剩小姑姑一人了。爺爺下放的時候，小姑姑已經參加工作，逃過了跟爺爺一起下放這關，搬到了親戚介紹的小院子裏來住。
第二天早上，小姑姑去上班了，留我一人在家等媽。
快十點了，門口有推自行車的聲音，我趕緊跑過去，隻見媽和姐一人推著一輛自行車風塵仆仆地走進來。
“新力！”“新力！”媽和姐興奮地喊我的名字。
“咳～，娘仨終於見麵了”，院子裏的大嬸看到這番光景說。
媽和姐好像騎了很長時間自行車，臉曬得黑紅，喘著粗氣。媽穿著以前沒有穿過的黑白格上衣，既不像主婦，又不像村婦，也不像職業婦女的打扮。姐比以前胖了一些，表情更像姐姐了。
媽、姐、我，三人在一起的生活是我心目中的我家天然自然的生態。在這個三人共同體裏，姐訓我，媽護我，生活的一切一切都有她倆承擔著，我隻跟著就行了。可是這個天然自然的生態被破壞了，不得已我過了一年多艱辛生活。因為覺得總有一天能夠恢複以前的生活，所以才忍耐過來了。
我等不及媽放好自行車，就拽著媽的衣角確認：“媽、媽、我永遠永遠不用再回錦州了吧。今後永遠永遠跟媽在一起了吧？”每天都說“永遠忠於毛主席”、“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永遠”已經成了口頭禪。這是我用的最貼切的一次。
媽沒有回答我，而是俯下身子雙手捧著我的臉“到底是我女兒，天下第一漂亮”。媽還和以前一樣，不知是在誇我還是在誇她自己。
“又開始了”，姐也還和以前一樣，在旁邊提醒媽再說下去，語調中已經沒有了嫉妒。
媽、姐休息了一下，三人上街去照相。孩子總愛逞能，為了顯示我記得這裏的一切，我甩開媽的手，一個人走在前麵。
中山路上的每個小店、小胡同我都能如數家珍地叫出來。新中國菜場、大西洋鍾表店、中和軒、萬隆太、石門照相、人民影院、利民藥店，藥店旁邊的小胡同通往衛民街2號大院。那個大院裏紀錄著我彈玻璃球、捉迷藏、養熱帶魚的童年回憶，還有那永遠不能兌現的“到了穿裙子的時候一起去玩兒”的相約……
長大以後姐告訴我，那天我躺下後就睡著了。媽呆呆地思考了半天後對姐說“我想好了，不讓新力回去了。學上不上吧，愛怎麽樣就怎麽樣吧”。
媽的境況並沒有比以前好，接我來隻是度暑假。我的那些“永遠”讓媽不忍心再送我走。
大人怎樣發愁，我概無所知，那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毛主席“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指示發出後，姐所在的學校把正在工廠實習的應屆畢業生召回學校，學習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人民人報的社論後，全校集體下放到河北趙縣。
同時，媽的單位不知什麽理由又大批下放有汙點的人，這次是帶戶口帶工資下放。媽要下放的地點是河北邢唐縣。媽要求跟姐下放到同一個縣，以便互相照顧。單位與學校協商同意了媽的要求。就這樣，媽和姐一起下放到趙縣南柏舍公社南柏舍大隊。那裏離著名的趙縣雪梨的產地隻有幾裏之遙，距石家莊市100多裏。
石家莊到趙縣沒有鐵路，路過媽住的村子的長途汽車每天一趟。和當時的工資相比，車票較貴，所以媽和姐騎車來姐我。
騎車不許帶人，那是城市的規矩，一旦出了市區，就是自行車的天國。延伸在河北平原的柏油馬路又平又直。路兩邊是一望無際的玉米地，泥土和莊稼的獨特氣息直衝鼻孔。路邊每隔一公裏有一個標著數字的小石碑，我才知道那就是裏程碑。
我坐在媽自行車的後架上，講在錦州的事情：買土豆遇到了工人糾察隊、撿煤核時非常冷、跟大孩子們去撿碗。
“什麽？撿碗？”媽不解地問。
“嗯、附近有個陶瓷廠，不合格的產品跟垃圾一起扔出來”。
“聽說過撿煤核、撿廢紙，從來沒有聽說過撿碗”，媽咯咯硌地笑著說。
抄家、爸挨鬥掃街、被從大屋子轟到小屋子、不愉快的事情我一件都沒有說。所以，媽至今都以為我在錦州生活得還不錯。
媽在趙縣的生活稍一安定，就把姥姥從保定接來了。看我迫不及待要見姥姥的樣子，一進村媽就指給我家住在哪個院子。媽跟村裏人打招呼的時候，我瘸著麻木的腿，翹著硌疼的屁股一個人先跑了。
“姥姥、姥姥、我來啦！”我邊跑邊喊，一下撞在正要出來的姥姥的身上。差點把小腳姥姥撞倒。
姥姥一把摟住我“心子、心子，真是心子嗎？沒想到我能活到今天呐”。
那濃重的保定音，讓我感到真地見到姥姥了。姥姥給我取名叫“新力”，但她自己一直叫我“心子”。小時生病的時候都是她來照顧我，我給她添的麻煩最多，她卻格外心疼我，把我比作“心尖子”。
老少三代四個女人，在這沒有任何緣故的異土他鄉團聚了。
那年重逢時的紀念照 
“喜蜘蛛是啥呀？咋回事？”我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