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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刻，中國的左手握住了日本的右手(圖) 中國青年報
作為日本《產經新聞》駐北京的記者，矢板明夫在翻閱當天的《環球時報》時，無意中發現了一篇來自中國學者的倡議書。
那是3月16日，日本發生裏氏9.0級大地震的第5天。一封題為《讓我們向日本伸出溫暖的手——100名中國學者的倡議書》的公開信發表在這份報紙的國際論壇版上。倡議書中，100位簽名學者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指出“雖然曆史遺留問題不時造成國家間政治的摩擦，但克服民族心智成長過程中的宿命困難，需要相互砥礪良知和仁愛”，而“自然災害使人類的道德產生超越，麵對自然災害的相互援助也能成為曆史和解努力的一部分”。
中國國際救援隊在搜救時受到日本民眾歡迎。 新華社 彭碧波攝
矢板明夫記得，看到這封信時，心裏“一下子覺得蠻感動”。尤其令他意外的是，名單中的100位倡議者中，有不少都是他的“老熟人”——他們都曾在釣魚島問題上對日本發表過“強硬言論”和“激烈批評”。
“人道主義超越了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矢板明夫說，“在網絡上對日情緒比較複雜的情況下，謝謝這些願意站出來引導輿論、傳遞常識的中國知識分子們。”
當天上午，他便撥通了《環球時報》主管評論的編委王文的電話。“謝謝你們。”他說。
在日本國內，《環球時報》一直被認為是“一份民族主義立場”的報紙。而在中國，矢板明夫所供職的《產經新聞》被視為“擁有鮮明的民族主義立場”的右翼報紙。
“但這一次，兩份報紙體現了相同的價值判斷。”王文告訴記者，次日《產經新聞》便刊文報道此事，向日本民眾傳遞了這份來自中國的善意，“在天災麵前，人類應該攜起手來，不為別的，就因為我們都是人。”
申請加入的學者，已經足夠組織第二個甚至第三個“百人簽名”了
很少有人知道，這封引發海內外關注的倡議書曾險些胎死腹中。
地震發生次日，正是清華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辦的“東亞地區合作發展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始的日子。由於地震，有兩位日本學者未能到會。開會前，來自中國、美國、韓國等多個國家的參會者起立為逝者默哀。
會後，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李廷江教授找到同時參會的清華大學中文係教授王中忱，提出了聯合媒體聲援日本的想法，希望由王負責潤色倡議書的文字表述。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時候，李廷江參與過救災活動，在他宿地的陡河電站，就有4位援建的日本技術人員遇難。而王中忱則曾在日本留學3年，上學的地方就在此次災情極為嚴重的岩手縣。他的一個學生也正在橫濱求學，地震發生後，校方主動為這個中國學生買好了回國的機票。
“天災麵前，超越國界的人道主義關懷應該是相互的。”王中忱覺得這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
李廷江找到的第2位合作者就是王文。在過去數年中，這位《環球時報》國際評論及社論的主要參與者曾多次撰文“敲打”日本的對華外交政策。但這一次，王文給了李廷江一顆定心丸。在征得總編輯同意後，王文在電話裏對李廷江說：“咱們分頭組織，今晚上版，明天見報！”
14日下午，工作緊鑼密鼓地展開。下午1點，李廷江的助手李佩給60多位學者群發了一條200多字的短信，結果有30多位學者在第一時間回複“願意加入”。
14日晚上7點，倡議書初稿完成，晚上8點，征集到的參與學者接近70人，9點，報紙的小樣兒已經上版校對。
而為了更好地表達“災難麵前無國界”的意識，倡議書的題目也由一開始的《中國的愛心，日本的堅持》改為《讓我們向日本伸出溫暖的手》。
然而，14日付印前最後兩個小時的變動，卻讓李廷江和王文始料未及。李廷江告訴王文，學者們在一大段關於日本侵華曆史的表述上出現了分歧，“有左有右”，有些學者希望多談“中華民族以德報怨的姿態”，有些學者則認為“聲援就是聲援，應該少談曆史”。
當晚11點30分，報紙即將付印前的5分鍾，李廷江致電王文，告訴他“無論如何稿子不能發了，分歧還在”。
李廷江並沒有死心，他覺得“這件事值得再衝擊一次”。第二天中午，他有意淡化了倡議書中的中日曆史部分，並將再三修改後的文稿再次傳給學者們過目。
這次的修改很快收到了正向的反饋。截至當晚8點，100名學者的聯名倡議書終於上版等待付印，而更多的學者仍然不斷通過電話、郵件等方式要求加入。
“如果我們在這個時候失語，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失責。”一位給李佩打電話要求加入的老教授說。
事實上，申請加入這一倡議團體的人數迄今為止仍在增加，王文告訴記者，已經足夠再組織第二個甚至第三個“百人簽名”了。
倡議信一經發出，便引發了日本社會的廣泛關注，包括《讀賣新聞》、《朝日新聞》以及NHK電視台在內的多家日本媒體都對此事進行了報道。日本駐華使館的多名官員也分別致信名單中的學者，表示感謝。
災難麵前無利害，也無國界，隻有最樸素的慈悲與人道
然而，並非所有的反饋都以積極的方式呈現。
一些網友認為，對日援助就是忘記國恥，並將這種情緒轉嫁到提出倡議的百名學者身上。有人稱他們為“親日派”，更有甚者，將這些簽名倡議的學者清單列在網上，稱其為“漢奸百人團”。
對於這樣的聲音，中國政法大學的郭世佑教授表示，自己早就做好了“挨罵的準備”，並願意通過媒體向社會發出這樣一種聲音：鬥爭哲學與仇恨教育之下的極端民族主義傾向不可取，災難麵前，人道主義應該是沒有差異性的。
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張頤武則認為，牢記曆史的國家認同與災難麵前的人類關懷是平行關係而不是矛盾關係，“不是選了一個就一定要排斥另一個”。
李廷江注意到，就在倡議書發表當天，另一個富有意味的新聞畫麵出現在韓國的首爾。
這一天的下午，韓國慰安婦委員會在首爾鍾路區日本駐韓大使館前集結，舉行第961次定期集會。
據悉，該委員會從1992年1月開始每周三都會在日本駐韓大使館前聚集，舉行敦促日本政府道歉和賠償的集會。
然而，這一次的集會內容並非示威，而是哀悼。
在寒風中，委員會的代表——兩位接近90歲的老奶奶，坐在輪椅上，戴著棉帽和圍脖，腿上鋪著氈布，默默地為日本進行了10分鍾的哀悼。她們告訴在場的數十位記者：“罪行是可憎的，但不要憎恨人民。”
事實上，從1992年開始，“示威活動”已經堅持進行了19年，在這期間，另一次取消示威是在1995年，那一次正值日本阪神大地震發生。
“日本人請加油！”84歲的李玉善用力喊出了這樣一句口號。而在她身邊，同齡的齊源玉則一直在不停地說：“人間的力量沒什麽做不到的，我們對日本的加油能讓日本挺過來就好了。”
對於發生在韓國的一切，李廷江在給中國青年報記者的郵件中評價道：“不忘曆史，大愛無疆。這是韓國社會成熟的標誌，也是我們中國應該學習的。中日之間有很多曆史上和情感上的障礙需要克服，和解需要時間，更需要我們的努力。”
18日晚，曾有一個學者聚餐，多名參與倡議書簽名的學者都參加了。在飯桌上，大家提起網絡上“挨罵”的事情，神態輕鬆，還相互開起玩笑：“你是百人團嗎？”
一位學者告訴記者：“災難麵前無利害，也無國界，隻有最樸素的慈悲與人道，傳遞這樣的常識本是我們分內的事情。”
而在人人網上，很多年輕的中國學生同樣在用自己的努力傳遞這種共識。
一個叫熊浩的香港大學法學博士生在自己的日誌中記錄了這樣的故事——
“有人說，同胞們，記請楚了，你今天捐出的每一毛錢，都為日本省下了造一枚子彈的費用，最後這一毛錢有可能回到你或者你親人的身上。
“我回複他，托爾斯泰走在路邊，看到一個衣衫襤褸的乞丐，托翁拿出錢，友人趕緊阻止，‘他們永遠不會感恩，他們永遠不會憐惜，他們永遠不會回饋！’托翁掙脫友人的手，把錢遞到乞丐手中，對這位友人說：‘我是捐給人道。’”
“一個在人道的考試中不能及格的社會將是沒有溫度的，這樣的日子是不值得過的，即使它是發達的。”熊浩這樣對記者說。
很多人在郵件中焦急地詢問：“我能為日本做點什麽？”
在倡議信發出後的第二天，環球網的主頁上出現了一個號召社會援助日本災區、參與倡議書的短訊息，留下的聯係郵箱是譚福榕的。這位《環球時報》的評論編輯是個四川姑娘，她的父母和很多親人都在3年前汶川特大地震中死裏逃生，而她的好朋友則葬身在那場地震中。
“在災難麵前，人多渺小啊，這個時候你不團結還能怎樣呢？”她說。
地震和海嘯襲擊日本的時候，譚福榕正在參加研討會，會場可以收看NHK的電視畫麵。她至今仍清晰地記得，在播放海嘯預警的時候，NHK不斷用日語、漢語、英語、韓語和一些“聽不懂的語言”循環預警，這讓她覺得“很溫暖”。
同樣讓她感動不已的是，短訊息發布後不到一天，她的郵箱便已擠滿了50多封郵件。還有一位香港商人直接給《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發了一個短信，表示要捐100萬元。
希望加入捐款隊伍的還包括教授、企業家、律師、大學生、80後作家、高中生、外企職工、個體戶等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的群體。
一封來自河南平頂山的郵件中寫道：“雖然我不是學者，僅僅是一名打工者，但是我也衷心希望大家以各種方式去支援日本。”
還有一封郵件來自雲南地震災區，發信人並沒有留下任何煽情的話語，隻是樸實地表示“想為日本災區盡一點微薄之力”。
郭世佑同樣收到了一封郵件，發件者是一位比他年長20歲的日本學者。這位曾支持其夫人捐助過中國北方很多希望工程項目的曆史學家，希望可以獲得授權，將這封倡議書轉發給日本國內的朋友，“好讓他們看到中國民間釋放出的巨大善意”。
地震發生至今，在中國頗受觀眾歡迎的時事評論員加藤嘉一共收到3萬多封郵件，裏麵的大部分內容是“祝福與問候”。很多人在郵件中焦急地詢問：“我能為日本做點什麽？”一些年輕的高中生觀眾還告訴加藤，他們願意向日本災民捐出自己所有的壓歲錢。
在汶川和北川，援助日本地震災區募捐活動的現場，來自醫院、學校、社區、村鎮、企業和機關的各界人士在寒風中為日本捐款。他們清楚地記得，汶川地震後，第一支到達汶川的國際救援隊就來自日本。一位曾接受過日本救援隊援助的中學校長告訴記者：“他們曾對我們伸出過援手，我們理應懷有感恩之心。”
在北京和上海，一些高校師生積極展開對日本的募捐與祈福活動。其中，來自日本神戶的神中康多是複旦大學的大三學生，地震後的第二天，這位日本留學生會的副會長便在學校的食堂門口組織起了對日的募捐。
這名日籍華裔用流利的中文為記者講述了募捐一周來的種種溫暖。
一個阿姨帶著自己的小孩到現場捐款，孩子用稚嫩的聲音祝福了這位大哥哥。
一個複旦大學的老校友驅車趕來捐了1萬元，沒有留下名字。
一些素不相識的中國大學生站在遠處，用略顯蹩腳的日語向他們大喊“日本加油”。
“我覺得自己更喜歡在中國上學了。”康多說。這個大男孩還笑稱，自己在中國的時候就會抱怨交通不好，但如果在日本聽到有人說中國交通不好的時候，自己就會很不高興。
如今，他正準備聯合北京和上海的多所高校，在同一天展開一場聯合募捐。善款一半將捐給日本災區，另一半則捐給雲南災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