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說讓我先到爸那兒去住一段，我沒有什麽不安。因為爸是招孩子喜歡的大人。跟爸在一起沒有過不愉快的時候。
奶奶家有好幾個孩子。二叔(爸的大弟弟)解放初在北京新華書店總店工作，50年代中期，響應號召支援新疆去了。在那兒跟同去的北京青年結了婚，可是這位嬸嬸受不了那裏的環境，一個人帶著兩個女兒回來了。不知為什麽她沒有回北京，竟回到了婆家。嬸嬸在石家莊紡織廠找到工作，安定下來了。二叔沒有回來過，都是二嬸一個人去探親。大姑在外地工作，有時也把大女兒放在奶奶家；加上我，奶奶家常有4個小姑娘，而且年紀差不多。小奶奶的小兒子比我大三歲，也在我們的行列裏。爺爺是太老爺型的人，不會為孩子服務。總之，是一群渴望跟父親扯皮的孩子。
爸是這幾個孩子的救星。爸肚子裏有講不完的故事：“大胖子和小瘦子”、“小淘氣”，從來沒有重過。爸一出現，我們就圍上去，提出各種要求：星期日帶我們去公園吧；吃了飯講個故事吧，接著上次的講……。
爺爺家吃飯，孩子們從來沒有上過大人的桌子，也就是說孩子們從來沒有跟大人一起吃過飯。隻有爸跟我們一起坐在小地桌上吃，邊吃邊逗我們，“哎，你怎麽光吃菜不吃飯呀？不行啊”、“你們應該學雅琴，她吃飯一句話都不說”、“立個規矩，一口菜一口飯啊”。有爸一起吃，難吃的飯菜也會覺得好香。
那時孩子的手一到冬天不知為什麽會長皴，是髒還是凍的，我至今不明白。爸弄盆熱水給我們洗手，一邊洗一邊說“欸呀，這哪是姑娘的手哇”。看著軟化起來的皴，我們命令爸“給我扣扣！”
我們喜歡爸，還因為他不小氣，隻有他給我們買精打細算的主婦們絕不給孩子買的小零食。
直到現在，這幾個孩子看望爸時的笑容仍是當年那種嬉皮笑臉的頑皮的笑。
爸走了一年半了，媽從來沒有對我講過爸的情況。坐上火車要去見爸了，我腦子出現的全是以往跟爸在一起的愉快的日子。見到爸以後，我一定得好好向他訴說這一年多的時間裏我經曆了多少委屈。爸一定會抱住我，好好的安慰我一陣。
親戚帶我下了火車，老遠我就看見了爸。
“爸～!”我喊著跑了過去。
“最怕誰來誰就來了”，爸見到我的第一句話。
我準備好的撒嬌話，訴苦話，全被爸的這句話給噎回去了。從後來的生活中，我明白那是不願讓我跟他一起受苦的意思，但是聽這句話時受的刺激至今難忘。不是記仇，是重逢時留下的印記。
1966年9月10日，爸坐上火車離開石家莊。受媽之托，爸在保定下車，按媽畫的地圖找到姥姥家。媽預料到以後發生的事情，想把手頭的70元公債交券給姥姥保存。公債本來是為支援社會主義建設而購買的，文革的時候，黑五類手裏的公債有可能被說成向黨反攻倒算的證據。爸是來送公債券的。
“你來時不是過了個小橋嗎？回去過那橋時把它扔到河裏”姥姥拒絕保存工債券，對爸這樣說。
爸碰了一鼻子灰。從姥姥家出來爸繼續乘車北上。
遼寧省錦州市東郊，有個叫前五裏營子的地方，祖父出生在那裏，爸在那裏長到5歲。三十多年後，爸身上揣著一紙戶口遷出證明回到了老家。在親戚們的幫助下，爸在這個村子落了戶，成了普普通通的農民。
從周圍的環境看，前五裏營子不像農村。東邊是錦州紡織廠；南麵是紡織廠的職工宿舍區，西麵是幾家大工廠連結著市區；北麵的後五裏營子是市民的居住區。由北向南是：後五裏營子－前五裏營子－紡織廠職工宿舍。從市中心開來的3路汽車，每隔十幾分鍾一趟，通過前五裏營子再開一站到後五裏營子才是終點。這更給前五裏營子添加了城市的氣氛。
但是，供應該地區居民日常用品的商店，不叫“······副食品店”，而叫“合作社”。合作社(也叫“供銷社”)是農村商店的專用名詞，就像“新華書店”一樣，不管走到哪兒隻要是賣書的都叫“新華書店”。合作社斜對麵的幾間沒有窗戶的小土屋：打馬掌的、修車胎的、攤煎餅的。這些又讓人感到這裏確實是農村。
紡織廠職工宿舍是一排排整齊的尖頂瓦房，前五裏營子和後五裏營子街道規劃還算整齊，但房屋狀況可以用“貧民窟”來形容。雖說同樣居住在貧民窟裏，但後五裏營子居民的社會地位遠遠高於前五裏營子的人們。前五裏營子是人民公社下的一個生產大隊，多數居民是農業戶口，耕種著東南麵的一大片土地，為該地區居民提供一年四季的蔬菜。後五裏營子是城市下層工人，是領導階級。由於兩者的社會地位、經濟地位懸殊過大，同住一個區卻存在著不同人種間的那種歧視與被歧視。
按照當時的規定，前五裏營子的農民隻能種蔬菜，收獲的蔬菜必須送到指定的幾個菜店。因為不能種植糧食作物，口糧靠國家供應。前五裏營子的農民買口糧的地方、口糧中粗細糧的搭配，與該地區的市民完全不同。市民每月到位於前·後五裏營子之間的國營糧店買糧。前五裏營子農民的口糧，冬閑時由生產隊派大馬車到公社糧站統一買來，一年一次分到每戶農民家裏。買來的是高粱、苞米(玉米)，不加工不能吃。生產隊在田頭為村民辦了碾米、磨麵的糧食加工站。遼寧出產好大米，市民的口糧中每月最少有2斤大米，但是前五裏營子的農民從來沒有分到過，春節能夠分到1—2斤白麵(小麥麵)。食用油，市民每月5兩(後降至3兩)，農民每月1兩，一年才有1.2斤油，所以家裏的油瓶常年是空的。
副食供應農民與市民的差距就更大了。當時白糖、豆腐、雞蛋、魚、肉、東北人餐桌上離不開的大醬都憑票供應，這些前五裏營子的農民都沒有。純農業地帶的農民除了白糖以外，差不多都能自己生產，起碼可以用自己種的大豆製造大醬，過年時殺一頭豬，煉出一些豬油來。前五裏營子的農民自家有院子的很少，更有一些院子與市民合住，沒有養豬、養雞的地方。
供應副食憑副食本和副食票。買大醬、堿之類的用副食本。肉、雞蛋、魚、白糖、肥皂等要副食票。每年年初，發1—100號的副食票，每月商店的小黑板上公布幾號副食票可以買什麽。前五裏營子的農民也能領到副食本和副食票，但是顏色和市民的不一樣，市民的是天藍色的，農民的則是跟他們耕種的土地一個顏色—土黃色。市民的副食本、副食票可以在全市任何商店買東西，全市通用；郊區農民的隻能在指定的合作社或供銷社購買。供應給市民的魚肉蛋跟農民無緣，就連大醬也不供應給前五裏營子的農民。生蔬菜沾大醬是東北人的主菜，沒有大醬就等於沒有菜吃，前五裏營子農民作稠稠的苞米麵粥，裏麵放上鹽，用韭菜大蒜或是大蔥調味，以此代替大醬。沒有油，味之素(味精)成了最高調味料。你能想像拿生菜沾鹹苞米麵粥的味道嗎？用它作主菜送下高粱米飯或苞米麵餅子。不用作憶苦飯教育人民了，這就足夠了。(注 大醬：東北特有的一種醬)
都知道“不患貧、患不均”這句話，體驗過在不均麵前的人格上的屈辱嗎？前五裏營子路口的合作社裏賣點心，農民沒有糧票，不能賣！有魚肉豆製品，你手裏的副食票不能用，沒有資格買！商店裏有不賣給你，鄰居可以買你不可以買！哪怕你農民有錢，你也不能買！
前五裏營子農民的副食本、副食票隻能買堿麵(洗衣用)、肥皂，其他一點兒用都沒有，每到年底人們就把副食票當廢紙卷煙用了。
前五裏營子生產大隊有兩個小隊，爸在第2小隊。這裏的農民也不例外地實行工分製。每個社員都有一個記分本，記分本的格式很像現在的效率手冊，每天的出工分“早上”、“上午”、“下午”。“早上”即早飯前的時間，隻有夏季最忙的時候早上出工。每天下午休息過後，記工員便去給在不同的地方幹活的社員記工：在記工本上蓋章。
到了年底開評分會，根據勞動能力和態度，評出每人一天掙幾分。男人最高掙10分，女人最高掙8分。然後用生產隊的總收入除以總工分，算出一個工分的“工分值”。風調雨順的年景一個工分達0.18元，一般也能在0.15元左右。像爸這樣一天掙10分的壯勞力，一年的收入[0.15元×10分×30天×9月]約400元左右。冬季長、夏季有雨天不能出工的日子，實際勞動一般隻有9個月左右。農村開支的日子叫“分紅”，前五裏營子一年分兩次：中秋節和春節。中秋節是預支，春節是總結算。扣除每年的口糧，蔬菜 (吃菜也是在生產隊買) 錢，實際領不到那麽多現金。
一年能有400元的收入，這對純農村來講近乎天文數字，但對除了井裏打出來的水不要錢以外，生活用品都要用現金購買的前五裏營子的農民來講，實在不能說富裕。特別是像我爸要租房住，每月要交4—5元的房租，就更顯緊張了。
前五裏營子的農民還有一個進錢的地方：自留地。自留地是合作化時分給農民自己家用的小麵積土地，農民可以種自己需要的農作物，不受計劃經濟的限製。產品可以拿到自由市場去賣。文革期間很多地方把自留地看作“滋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在“割農村資本主義尾巴”的運動中沒收了。前五裏營子與城市接壤，政治嗅覺敏感，卻一直保留著自留地。就連我爸、我爺爺這樣下放回來的人也按人頭分給了自留地。
自留地連著生產隊的土地，所有人家都和生產隊種一樣的植物：春種土豆，夏種芥菜。如果真的種生活最需要的大豆類的話，等不到成熟就被偷光了。
前五裏營子南麵、西麵各有一所小學，再往西走一點兒有兩所中學，都是錦州市教育局為當地居民所設。村裏的孩子跟市民上同一個學校、同班幾年，產生友情、萌發愛情都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可是沒有聽說過。也沒有見過市民的孩子跟農民的孩子有過什麽深交往。市民的孩子一開始就疏遠農民的孩子，農民孩子家務重，也沒有時間跟市民孩子掛搭。
前五裏營子農民的孩子，一部分上到中學畢業，文革前個別學習極好的到市裏去上高中。文革期間多數孩子上到初中一、二年級，能在生產隊勞動了，就輟學歸田。前五裏營子的男青年不管有沒有學曆，認不認字，憑著生產隊的高工分值，能夠從較貧困的農村娶來漂亮姑娘。
但是，前五裏營子的年輕姑娘就沒有那麽幸運了。“人往高處走”，她們希望找城市戶口的青年結婚。在國營企業工作的男青年看都不看郊區姑娘，小工廠、兄弟多經濟條件差的青年又攀不上城裏姑娘。從城裏姑娘的嚴密篩子裏漏下來的男青年受到前五裏營子姑娘們的青睞。但婚後，她們仍是農民，孩子也受戶口製度中的“母係繼承製”的限製，也是農民。
丈夫是工人，妻子是農民的家庭被稱作“工農聯盟戶”。前五裏營子有很多工農聯盟戶，也有一些純粹市民家庭。總之，這是一個很特殊的村子。
前五裏營子有三條街，街道兩側是大大小小的院子。大院十幾戶，小院三、四戶。院子本來是規則對稱的，但每家在自家前蓋廚房、小房、建圍牆擴張地盤，弄得本來寬敞的院子隻剩一條通道。這些增建的小房、圍牆如果用了像樣的建材還好，多是用撿來的破磚、扁平石堆砌的，院牆也是木棍、秫秸之類圍成的，這些給整個院子增加了貧民窟的色彩。
祖父1967年夏帶著兩個奶奶、跟小奶奶生的兩個兒子回到了這裏，在前街的一個院子的兩間小屋安頓下來。
爸住在第3條街正中間街角的一個門房，裏間較大，外間正好是拐角，所以是三角形的。門房就是背靠大院，門朝街麵開的房子。那是生產隊的房子，房租年底結算時一次性扣除，平時不用為手頭沒有現金，交不了房錢而著急。
在這裏，我跟爸度過了後來的艱苦、荒唐的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