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鄉鎮上小學時暗戀班上一個男孩兒。
最開始是上學的路上看他推鐵圈兒推得很棒，高揚著頭顱邁著大步很從容的樣子。拐彎抹角兒上坡兒下道兒，時走時跑那小鐵圈兒著了魔似的粘在那個鐵架兒（一頭兒有個手柄，另一頭兒有個彎彎兒，放鐵圈兒。）上，，還隨著快慢節奏發出音樂般的“吱兒吱兒”的響聲。羨慕得緊，有一次央求那男孩兒，讓我試一試，誰知在人家手裏乖乖的，到我手裏就不聽調遣，玩兒不轉，男孩兒說：“算了，男孩兒玩兒的。”
後來就常常留心於他，趁他不在或在老師辦公室裏偷偷翻看他的作業本，又驚訝地發現了他的美術天賦。本子上作業的空白處，左或右下角，多處畫著水墨蘭花兒，小雞小鳥，卡通人兒等，無師自通，畫的栩栩如生。暗中越發愛慕。
他們家弟兄六個，不知為何外號都叫“皮牛”。村裏人稱他們“大皮牛，二皮牛 …… 六皮牛。”他是老五，不溫不火的，頗有幽默感，木著個小臉兒說笑話兒把大家逗得前仰後合的，他沒事人兒一樣，我們方言叫“悶搗兒”。
那個學校有個很不好的風氣，或許是出於嫉妒，農村孩子經常欺負幹部子女。我母親是學校老師，我的情況還好些，但也常受到冷嘲熱諷。放學後跟他們一起下地割草，家裏沒有籃子，就用個小繩捆起來背回家，給房東家喂豬。那些壞孩子就取笑：“冰花，割這麽大一捆啊，比得上貓腰了！”
去翻地，家裏沒有磨得錚亮的尖頭鐵鍁，我媽也不說給借一個，就讓拿家裏和煤的平頭小鍁，使足了氣力都難挖下去，自己心裏懊惱，又給壞孩子授以笑柄：“冰花，你怎麽拿個挖耳勺來翻地呀？”那個小小的脆弱的小心靈，很是受傷，咽不下就跟他們吵，這一吵又引來一片哄笑。有一次回家的路上，“五皮牛”悄悄地趕上我低聲說了一句：“別理他們 ! ” 抬頭看時他已走遠。
少不更事，心裏有了幸福放不住，跟一個小閨蜜聊天兒時就泄了天機，說了“等我長大了就嫁給他”之類的話，我的閨蜜還說：“我就嫁給他六弟，到時咱們是一家人。”這本是鐵哥們之間絕密的私房話。
十歲那年外婆去世，父母留弟弟在身邊，我被發配到老家跟爺爺奶奶住了一個冬天。等再回來時發現革命形勢已大變。閨蜜見我躲躲閃閃，班裏同學背著我嘀嘀咕咕，指指點點，有的甚至當麵取笑，喊我“五皮牛的小媳婦兒”。方知被以為我一去複返了的閨蜜出賣。十多歲的小女孩兒，含苞待放的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的年齡，常常覺得做了賊似地抬不起頭來。再不敢正眼看那個“五皮牛”。
我不在那些日子班裏學了個新歌：“毛主席的書我最愛讀, 千遍那個萬遍喲下功夫，深刻的道理我細心領會，隻覺得心裏頭熱呼呼。哎！好像那呀，旱地裏下了一場及時雨呀，小苗兒掛滿了露水珠啊 ...... ”
一次到校早，我哼著這個歌兒在做上課準備，看看班裏沒什麽人，“五皮牛”輕輕湊到我跟前，聲音很低但很自豪的說了一句：“這歌兒還是我教的呐。”也沒來得及問他是從哪兒學的早已又躲開。這是我記憶中他給我說的最後一句話。
不記得他上初中。上高二時我轉校走了。後來見過小學同學敘舊，聊起不少同學近況，雖然心裏很想知道那個“五皮牛”怎麽樣了，但始終不好意思提起。
直到二十多年後的一天，我在某市文化部門工作，一個多年不見的熟人到我那裏，問是否認識鄰近市演出公司的經理，我說太認識了，那是從我們這裏調去的，可以說是哥們兒。熟人說要我寫一封介紹信，他們劇團想開辟新領地去那裏演出，希望得到關照。按他的意思寫了信交給他，那人臨走時衝我神秘的一笑，說，你知道我們團長是誰？誰呀？當年的“五皮牛”啊！
原來他承包了一個幾近崩潰的藝術團體，一兩年弄得風生水起。要不是生在農村，農業戶口，我想他一定會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後來幾次到他們縣“視察”，縣文化部門領導作陪也到基層去看過戲，但不知為什麽，始終不敢去看他們的團，不敢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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