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過哈佛又如何,你下過鄉麽？
■發現中國
◎ 郭宇寬 資深媒體人
一位朋友前幾天剛見了蒯大富，跟我說，受不了了，這哥們兒，飯桌上一開口就是“兄弟我當年被毛主席接見的時候……”(之後省略三千字)
其實這也很正常，有多少人能夠走出人生最巔峰的記憶呢？人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一堆碳水化合物，除了身上披的阿瑪尼，腳下踩的LV，身上噴的香奈兒，坐進一輛奔馳600，一個人能凸現自己屬於一個占據更多資源群體的標誌，就是他所擁有的記憶，記憶最能標明一個人屬於什麽圈子。
做不經意狀流露出你的讓人豔羨的記憶，比任何奢侈品更能讓人在你身邊感受到可望而不可及的絕望。所以錢鍾書筆下的妙人，總愛說“兄弟我在英國的時候……”
不過這個潮流眼下有了新現象，比如北大一位我很尊敬的著名教授，在各種場合作報告，好像是開憶苦思甜會，從來不提“兄弟我在英國的時候”，開口總要從 “兄弟我當年在陝西農村種地”的時候說起。這也不光是他一個孤例，我視野中成了腕兒的經濟學家，莫不如此。要不就是“兄弟我當年在生產隊當會計的時候”，要麽就是“兄弟我當年在廠裏當學徒的時候”。最絕的是周其仁，絕少談他出國經曆，愛說“兄弟我在完達山打獵的時候”。據說他每說到此，在座的女生都顯出無比崇拜的表情。
難道這些今天裘馬輕肥的經濟學家們，真的覺得當年自己種地、當學徒、打獵的時光，是最讓他巔峰的經曆、最幸福的時光？中國有7億農民，教授才有多少啊？不能簡單地這麽說。
記得上個世紀末，社會風氣不是這樣，那時候站在講台上的，一開口都得是“兄弟我在牛津的時候”，“兄弟我在芝加哥的時候”，不然根本鎮不住場子。為什麽這些年氣氛發生了這麽大的變化？
布迪厄對於文化資本的分析，給我很大啟發，他有本書，大概還沒有翻譯成中文，叫《區隔：趣味判斷的社會批判》，其中講各個社會階層如何依靠對不同文化符號的稔熟，來標誌自己的地位，並和其他階層區隔開來。
當年改革開放剛剛不久，見個金發碧眼的都非常稀罕，任何海歸，哪怕是西太平洋大學的博士，都沾了來自西方世界的文化資本的光。誰能有西方背景，誰就能把自己和絕大多數人區隔開來。我聽過有不少現在大學裏的年輕講師抱怨，自己沒有趕上好時代，擱十年前哪怕是在國外的二流大學讀過碩士回來，也能很輕鬆地被當作人才引進，當個教授。等教授位置都被占滿了，現在標準就高了，非得是歐美名牌大學的博士，還得從助教講師，開始一年年地苦熬。這些年輕人來自城市，中上收入的家庭，受很好的教育，一邊上大學一邊讀新東方，大學一畢業就去國外讀研究所，這幾年這批人回國求職了。
現在海歸這個詞就讓我想起巴西龜。記得我小時候，巴西龜剛被引入中國，很稀罕，在花鳥市場上一隻巴西龜的價格幾乎跟一隻畫眉鳥相當，10年以後，巴西龜就論斤賣了。
所以現在隨便一所重點大學裏都擠滿了等待職稱上升的海歸，每一個學曆背景都挺不錯。學術體係也像一個權力場，就像那個寓言裏的猴子，朝下看都是笑臉，朝上看都是屁股。而今天中國大學裏排在最頂端的學者，最有效地和其他野心勃勃的尾隨者區隔開來的方法，就是另一套讓其無法模仿的話語體係。在這幫海歸麵前，顯擺兄弟我在英國、美國的時候就不管用了。這些新一代海歸上過新東方，在國外談過戀愛，參加過俱樂部，個個英文都比在國外端盤子攢回國三大件的老一代海歸溜。
於是在這些新海歸麵前，文化符號的遊戲規則就變了，隻有開口就是“兄弟我種地的時候，如何如何”，這才是院長，主任級別的範兒，才能讓他們徹底望塵莫及，甘拜下風，念過哈佛又如何，你下過鄉麽？承認不服不行，大哥就是大哥。
這並不是指在教授中有這個現象，所謂社會科學，就是你要認識到社會是有客觀規律的，人就像白老鼠一樣是在規律中活著。那個著名的段子，陳丹青聽劉索拉強調王朔是“大院的孩子”，而說起她自己卻“是胡同裏長大的”，就覺得有些聽不明白：按說胡同裏長大的，多數是城市貧民，可劉索拉分明是高幹子弟。陳丹青後來才明白，劉索拉所謂的胡同是史家胡同小學的胡同，比王朔所住的容納了幾百戶軍屬的“大院兒”高級太多了。應該也是一樣的道理。
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得太複雜了，不過我確實相信，勢利不是一個貶義詞，隻有理解了什麽是勢利，才能理解什麽是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