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何與懷：他在釋放身上的曆史積沉 （鳴謝走馬讀人原帖，音樂是後加的） 沈嘉蔚從二零零一年年中至今年年中這一年時間完成的畫作中，還包括大場麵的《第三世界》，此畫是主係列《後千年聖約》的第三幅。 畫中人物，包括可獨立占據一席的卡拉什尼柯夫衝鋒槍，一共九十四個，擁擠在一個不堪負荷的空間裏。沈嘉蔚在一份說明中如此描述他們： “在我這幅畫裏，展示了形形色色的政治與宗教領袖，他們活躍在我出生並度過大半生的那個世界裏。 他們是：好國王或壞國王；受人愛戴的皇帝或嗜血成性的皇帝；大小獨裁者；屠夫與民主鬥士；人道主義者，民族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仁慈的宗教領袖與伊斯蘭極端主義者；恐怖主義或遊擊隊員；暴力革命者或非暴力革命者；毒販與竊國大盜；立國者與篡國者；極權主義者與分離主義者；戰爭狂人與諾貝爾獎獲得者；將軍與政治犯；被暗殺的政治家、總理和總統；繼承了她們被謀殺的父親或丈夫的事業的女士們；把玩AK47衝鋒槍的兒童們；以及，千百萬被害者的骷髏。 何其混亂的世界！” 中國曾經自己標榜為“第三世界”的領袖、世界革命的中心。這個混亂的《第三世界》最中心的人物當然是毛澤東。 與他的其它作品一樣，《第三世界》這件大場麵的作品的源頭也不是純理論的思索，而是視覺母題的發展。沈嘉蔚回憶，它的最初構成（也即是現在完成的作品的構圖重心），是受切‧格瓦拉被殺後的一幅新聞照片所啟發。在那張照片中，一位玻利維亞軍官站在格瓦拉半裸的屍體旁指點著向聽眾講解。這一場景所呈現的構圖特征與一幅倫勃朗的名作《解剖課》巧合。在那幅畫裏，一位醫生正把躺在桌上的男屍的左手神經係統展示給學生們。沈嘉蔚結合他在紅衛兵年代裏的切身感受，立即想到醫生的位置應該是毛澤東。毛是公認的遊擊戰大師與成就輝煌的戰略家，他自然看不起象小孩胡鬧般提出什麽“遊擊中心主義”的格瓦拉。毛的左手抬起格瓦拉的左手，沈嘉蔚想到比解剖更合適的是中國傳統的“男左女右”看手相。毛在批判格瓦拉。於是傳達了一個偉大的“真理”：全世界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者都應該從格瓦拉的失敗吸取教訓——毛不但預測世界革命的命運，而且掌握世界革命的命運。 沈嘉蔚接下來的思路是跳躍式的：毛是個成功的革命家，同時也由掌握國家權力而迅速蛻變為大獨裁者與事實上的封建皇帝；以一九七四年毛接見菲律賓馬科斯總統的夫人伊美爾達為依據（當時毛吻伊的手的吃相曾震驚全國“革命人民”），伊美爾達象征“專製獨裁”與毛相攜；而格瓦拉與毛的暴力革命手段由布爾布特導致最極端的結果。作為與此相對的另一條路：非暴力革命，則由甘地為代表。這樣，這五人構成畫麵重心。 一些共產主義革命者圍繞在毛周圍，其中有的早已與毛一樣成為了獨裁者甚至屠夫。毛以為他們都是自己的學生，但其實沒有一個人在聽他訓話。毛的右上方是代替了共產主義革命浪潮的伊斯蘭極端主義革命的主要領袖霍梅尼。霍梅尼高舉右手，指向取代了他的後起之秀本‧拉登，以及“九一一”的場景。 作為非暴力革命者加上奉行民主原則的代表，還有曼德拉、昂山素姬、阿基諾夫人等人。他們占據與毛、伊相對稱的畫麵另一中心。而畫的正中，是當今世界熱點中東。拉賓曾與阿拉法特曆史性地握手，現在阿拉法特又把手縮回去了，而與他倆共獲諾貝爾和平獎的佩雷斯，處在尷尬境地。中間最前方，是正在練瑜伽功的本‧古瑞安。這位以色列的國父腳朝上頭朝下，象征其事業的艱巨甚至不可能性。作為社會主義者，他的腳羞辱著他被害同誌阿連德的凶手皮諾切特。 與畫展中的兩幅汽車係列相比，《第三世界》是一件複雜得多的大作品。這件作品要討論的話題相當廣泛，如果將觀眾可能的解讀包括進去，其話題將更為廣泛得多。其中一個重要議題是“革命”。沈嘉蔚曾認真思考過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究竟算不算一場革命。現代通用的“革命”釋義已不是“湯武革命”的“革命”，而是西方的定義。它指對政府的顛覆，或生活方式的徹底變更。沈嘉蔚說，文革本身是毛澤東在被迫害妄想症與領袖欲雙重推動下發動的大胡鬧，但放到更廣闊的背景上觀察，它仍應列為從一九一一年開始的總稱為“中國革命”的這一場大革命之一個組成部分。中國革命以暴力為主要手段，與俄國革命、法國革命同為近、現代世界史上的三場暴力革命，影響深遠。尤其在二戰後半個世紀裏，第三世界受其影響，風起雲湧，民族革命與社會革命互相交織，成為這五十多年曆史的主要敘述內容。 沈嘉蔚對革命的反思是深刻的、多方麵多層次的，而且是痛苦的。例如，在這幅曆史畫裏，如果說沈嘉蔚對毛澤東這位許多中國人仍尊為偉大的革命領袖表現出明顯的不敬和譏諷，他對切‧格瓦拉的態度就比較複雜了。 讓我們重新回到那些荒誕混亂的革命歲月。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格瓦拉帶領他的遊擊小隊進入玻利維亞的深山，開始他“把革命推向整個拉丁美洲”之夢。與此同時，比他年輕二十歲的沈嘉蔚從血統論紅衛兵的監督勞動地逃出，與另五個非紅五類的同學開始三千裏的步行，從家鄉走到北京。次年夏天，格瓦拉與他的隊員陷入絕境；沈嘉蔚被對立的組織抓去毒打一頓。十月九日，格瓦拉犧牲；沈嘉蔚在他家鄉一場大規模武鬥中幸運地逃過死神。 這樣的對比有點不倫不類。與格瓦拉的死亡之旅相比，沈嘉蔚這種紅衛兵的遭遇算得了什麽？不過時至今日，沈嘉蔚還是看清了這兩者對照的意義。當時他以為自己在投身與格瓦拉的事業相一致的世界革命，為此他不惜獻出生命。然而事實卻是這樣：由於時空的差異，格瓦拉正在拚死開創的革命，此時已在中國開花結果——結的是毛澤東極權專製的苦果。為了把這一極權專製推向“史無前例”的程度，毛以“革命”的名義，借助沈嘉蔚這一代人對革命的狂熱崇拜，用千萬條生命為代價清洗自己幾十年的追隨者，並把全中國推入血海之中。 沈嘉蔚還看到，中國不是唯一的嚐到革命苦果的國家。未被稱為“文化大革命”（這個絕妙的名稱是毛老人家的專利）的“革命”從斯大林的蘇聯開始，橫掃一切革命成功的“社會主義國家”，無一例外。 沈嘉蔚問道：如果革命必定帶給人民如此巨大的災難，如果反抗專製暴政的革命卻是以更為殘暴更為專製的統治代替之，那麽，切‧格瓦拉的拚死奮鬥又意義何在呢？而且，沈嘉蔚也為自己對格瓦拉的態度所困惑：為什麽在他對格瓦拉的事業發出了根本性的疑問之後，卻還是如此喜歡他呢？ 一九九七年，格瓦拉離世三十年。這一年，經過有心人的努力尋找，他的遺骨在玻利維亞被發掘出來。這一具沒有雙手的骷髏，令人驚心動魄！世人重新憶起這個曾經在世上到處遊蕩的共產黨幽靈。特別是沈嘉蔚這一代人。沈記得，他少年時代珍藏的一本書的封麵上，就是格瓦拉與毛主席握手的照片。而一九六七年，作為一個紅衛兵的他，從《參考消息》讀到格瓦拉被CIA指導下的玻利維亞政府軍捕殺的惡耗時，又曾何其震動！由於格瓦拉被中共認為是“蘇派”，他的 “遊擊中心主義”又為毛澤東所不屑，故而格瓦拉在中國從未享有正統地位。當時黨中央的態度深深傷害沈嘉蔚這樣的紅衛兵們的心。但也正是因為這樣，格瓦拉受到他們特殊的尊崇。尤其到了七十年代初，沈嘉蔚有幸接觸到十三級以上幹部方可閱讀的內部書，讀到格瓦拉最後日子的日記與蘇版傳記後，這個人物在他的心目中更成為一個完美的革命者偶像，成為遙遠的十九世紀車爾尼雪夫斯基《怎麽辦》小說中睡釘板的青年革命家的當代化身。 格瓦拉犧牲後的一些細節可能永遠都在沈嘉蔚的心頭縈繞：他躺在一所鄉間醫院的水槽上。修女們洗淨了他布滿槍眼的身體與泥垢的頭發。他的樣子就跟曼坦納名作《哀悼基督》相似，修女們也全都驚奇如看到耶蘇再世。一個CIA軍官用手合上他的雙眼，但它們再度睜開，此後一直惘然地看著前方。沈嘉蔚聽到一個聲音在呼喊：“以羅伊，以羅伊，拉馬撒巴各大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什麽離棄我）？！” 沈嘉蔚是如此地感動。在《第三世界》這幅曆史畫中，他在切‧格瓦拉的幾個部位畫了與耶蘇同樣的傷口。這個暗示很明白：格瓦拉在個人人格上是高尚的。 沈嘉蔚還在格瓦拉的擔架上放上一本《堂吉訶德》。他覺得，從許多方麵說，格瓦拉都是一個當代的堂吉訶德。事實上，堂吉訶德正是格瓦拉的一個偶像。古巴革命勝利之後，格瓦拉下令讓國家出版局出版的第一本書便是《堂吉訶德》，印數十萬套，贈送給青年，“讓所有的人都讀《堂吉訶德》。” 格瓦拉早已作古。這一切應該都已過去了。今天，信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比爾‧蓋茨旋風比當年遊擊中心什麽的來勢更為猛烈。但是，這一切卻又沒有過去。格瓦拉精神的確不死，而且還是其中最為可怕的部分！沈嘉蔚痛苦地看到：身穿印有切‧格瓦拉頭像領衫的恐怖分子正在被他們刼持的飛機上殺害平民，或身懷炸彈與以色列學童乘坐的公共汽車同歸於盡。一些恐怖分子可能確是格瓦拉的真誠追隨者。這一點可以相信。但問題也正是出在這裏。不，這不是基督精神，如果基督精神是真理、正義、博愛的代名詞！並非所有以肉體痛苦以至死亡為代價來實現其目標與信仰的獻身精神都是基督精神，都代表真理！人類的解救絕對不是同歸於盡！ 也許格瓦拉一開始就錯！作為一種政治象征，沈嘉蔚對格瓦拉所代表的暴力革命道路不能不持否定態度。 如果說這些年來沈嘉蔚一直在痛苦地反思，那麽，今天，沈嘉蔚反思的痛苦更為巨大。沈嘉蔚畢竟曾經是一個熱烈地信奉共產主義的革命理想主義者，他對格瓦拉的感情不但是深厚的而且是永存的。曆史的亂麻還在繼續糾纏，並可能永無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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