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失衡與內部不平等
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正在發生的深刻的經濟危機引發了關於危機的原因、後果以及補救危機的適當政策的辯論。
辯論以英國、法國和美國(簡稱AFA)的政治家、專欄作家和經濟學家為一方，以他們亞洲和德國(簡稱AG)的同行為另一方。辯論揭示了雙方在危機原因和補救措施方麵的嚴重分歧。總的來說，AFA國家的發言人將危機歸咎於外部原因，或者更加具體地說，他們將矛頭直指AG國家正的貿易盈餘、充滿活力的出口部門、生產部門的高投資率和低消費水平，認為其是世界經濟“失衡”或“不均衡”的原因。（馬丁·沃爾夫：《為什麽中國必須采取更多措施來重新平衡經濟》，《金融時報》2009年9月23日；另見2009年10月3日及2009年9月21日《金融時報》）相反，AG國家反對這種帶有偏見的、責備外部做法的觀點。他們強調AFA各國內部的“失衡”削弱了它們的國際、商業和金融地位。
在本文中，我將論證長期以來AFA各國內部的經濟政策和外部的帝國建設戰略均是全球失衡的驅動力。兩個區域之間的結構性差異和每個集團階級結構和經濟格局的不同也排除了任何簡單或立即生效的解決方案。與此相反，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富有活力的新興出口強國和日漸衰落的西方集團之間的衝突有可能會加劇，這將導致更大的貿易衝突和可能的軍事對抗。
AFA各國對中國的指責
AFA各國指控中國的商業“不平衡”時把中國與西方的貿易和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貿易關係混為一談。事實上，中國同亞洲、非洲、中東和拉美各國貿易平衡，甚至有貿易逆差。此外，AFA各國同包括中東和德國在內的其他地區之間也存在貿易失衡。即使AFA各國限製從中國的進口，很可能是其他亞洲國家包括越南、韓國、台灣（地區）、孟加拉國和印度，將會取代中國。AFA各國由此產生的貿易赤字將保持大致相同。
AFA各國指責中國的貨幣“被低估”，並聲稱北京當局操縱匯率，降低出口產品的價格，擊敗競爭對手（即AFA各國的生產商）。然而，在過去5年中，中國的貨幣已穩步升值超過20％，但AFA各國仍出現赤字，表明其國內生產商仍不能與中國製造商競爭。最近，AFA各國的批評家們抱怨中國政府規定的低利率是對中國的出口商的“補貼”。然而，AFA各國的利率定為零利率，甚至負利率，卻仍然無濟於事。此外，AFA各國還提供了超過15萬億美元救市資金和130多億美元的刺激性支出——這一補貼比中國的經濟刺激計劃大5倍，但也沒有改善貿易平衡。到2009年中期，中國經濟已經完全恢複，並在以8%的速度增長；而AFA各國繼續處於負增長，貿易赤字繼續攀升。
AFA各國指責中國的低成本勞動力，認為對工人的剝削是貿易失衡的原因。但是由於亞洲其他低成本勞動力競爭對手的出現，中國基於技術進步而不是廉價勞動力的出口比重越來越高。
AFA各國抱怨說，中國犧牲為國內市場而生產，過分強調其“出口戰略”。然而，中國出口到美國的近一半商品是由美國擁有的、在中國進行投資、分包以及和中國同行合作的跨國公司生產的。換言之，美國自身的國內政策即對資本流動放鬆管製，導致美國生產商轉移到國外，由此導致了本地生產下降，進口增長和更大的貿易赤字。
美國經濟的金融化
與AFA各國貿易關係的非均衡最為明顯和突出的原因是美國金融部門的增長及其主導地位。對大多數人而言，AFA國家經濟的金融化和華爾街的 CEO們在國家戰略性經濟事務中的主導地位是顯而易見的，這一點甚至也被大多數經濟學家和學者所公認。貿易赤字的增加同金融部門政治和經濟權力的不斷增長成正比。在很大程度上，這是由於資本從製造業轉移到金融服務業，導致了製造業部門對創新和富有競爭力的管理策略投資的減少。金融部門的高工資、紅利和快回報吸引了大部分自詡為“最優秀的和最聰明的人”。MBA畢業生成倍增加，而高級工程學校的畢業生卻減少了。高級技術工人培訓項目消失了，而低技能的零售人員的招聘卻增加了。
問題是，金融部門沒有也不可能代替原先製造業為國家經濟增長所做出的貢獻。尤其是在金融市場高度管製的中國、日本、印度和其他亞洲國家，銀行業是服從於製造業的擴大，即為政府官員指定的行業融資。在美國，金融資本和相關房地產業和保險業的主宰導致了高度兩極分化的階級結構：其中作為億萬富翁和百萬富翁的投資銀行家們高高在上，而低收入的服務大軍（零售員工、清潔工等）、移民和非工會工人處在底層。目前，美國的收入不平等超過了任何其他的“發達” 資本主義國家。曼哈頓的不平等超過了危地馬拉。在過去三十多年中，與財富的不斷集中相伴隨的是平均工資的下降。結果，美國工人的購買力下降，從而減少了對當地生產的優質產品的需求。他們購買進口的廉價紡織品、鞋和其他配飾，最終結果是，當地儲蓄和國內製造業投資減少，進而導致競爭力下降。此外，每次當製造業出口下降，投資匱乏時，金融貸款機構之間的競爭會進一步推動消費支出和更大的個人債務。
多數製造業企業將自己改組成了金融公司，把投資資金轉入不賺取外匯的部門。最糟糕的是，為了追逐更高的利潤，製造商變成了商品銷售商，他們關閉工廠，將生產轉包到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進口最終產品到美國，由此造成了貿易失衡。美國跨國公司大規模轉移到國外，進一步加劇了貿易失衡。國家在造成國內不均衡（這一不均衡導致了全球不平衡）中的關鍵作用，是金融部門控製國家、放鬆金融市場管製的結果。這也是長期推行中央銀行（美聯儲）和財政部刺激金融、房地產和保險業而不是製造業的經濟政策的結果。以金融為基礎的戰略被一大批鼓吹“後工業”、“服務”或“信息”經濟作為“更高的階段”的學者和政論家認為是有道理的，而不被認為其是一種不均衡、不可持續的和不公平的經濟。
外交政策的軍事化
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和韓國，都在同美國進行全球強國的競賽。但亞洲諸強實力是由其充滿活力的經濟增長驅動的，而美國的實力卻是由其奉行的帝國建設戰略即軍事驅動的。
即使粗略地瀏覽一期《金融時報》（2009年12月28日）也能體現美、中在帝國建設戰略上的不同。在報紙首頁，關於美國的頭條是美國不斷擴大的軍事衝突和“反恐戰爭”，標題為《奧巴馬要求審查恐怖組織名單》。相比之下，第一頁上有兩篇關於中國的文章，一篇報道了中國啟動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長途旅客列車服務，另一篇則報道了中國決定維持與美元掛鉤的貨幣機製，以促進出口部門的活力。當奧巴馬繼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後，把美國的注意力引向 “反恐戰爭”的第四個正麵戰場（也門）時，《金融時報》在同一頁上報道說：一家韓國財團擊敗了其美國和歐洲的競爭對手，贏得了一份價值204億美元的為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建造民用核電站的合同。
在這期《金融時報》的第二頁，一篇篇幅更長的文章詳細介紹了新的中國鐵路體係，重點強調了這一體係較之美國鐵路服務的優越性：中國的超現代列車在不到三小時的時間內，就能將乘客從相距1100公裏遠的一個大城市運到另一個大城市；相比之下，美國全國鐵路客運公司的“快車”費時三個小時，才能走完從波士頓到紐約相距300公裏遠的行程。美國的鐵路客運體係因投資匱乏、年久失修而不斷惡化，而中國已經投資了170億美元來建設其高速鐵路線。到 2012年，中國計劃為超現代鐵路體係建造長達18000公裏的新鐵路幹線，與此同時，美國將在增兵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及在也門開辟新的正麵戰場方麵，提供同樣數目的融資。
中國構建了一個連接內陸省份和沿海港口之間的運輸係統，而在這期《金融時報》第四頁，卻描述了美國如何通過沒完沒了的“反恐戰爭”，緊緊抓住與 “伊斯蘭主義威脅”對抗的政策不放。對穆斯林國家長達數十年的戰爭和侵占已經將數千億美元的公共資金轉移到了對美國毫無好處的軍國主義政策上，與此同時，中國卻在進行國民經濟的現代化建設。當白宮和國會忙於資助和討好資源基礎和市場都微不足道的軍國主義殖民國家以色列，疏遠15億穆斯林時（《金融時報》第 7頁），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卻在過去26年中翻了10番（《金融時報》第9頁）；當美國將超過1.4萬億美元劃撥給華爾街和軍隊，導致財政和經常項目的赤字增加，失業率翻番，經濟衰退延長時（《金融時報》第12頁），中國政府卻發布了一套針對國內生產和建設部門的財政刺激方案，帶來了國內生產總值8%的增長以及失業率的顯著下降，並且在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重新激活了經濟”（也在《金融時報》第12頁）。
當美國花費時間、資源和人員為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腐敗代理人”組織“選舉”，參與其頑固的以色列夥伴和無能的巴勒斯坦代理人之間毫無意義的調停時，韓國政府支持以韓國電力公司為首的財團以204億美元的標價成功贏得了核能協議，為這一地區其他數十億美元的合同打開了道路。（《金融時報》第 13頁）
當美國為了追捕潛在的“恐怖分子”，在國內治安和擴大“國家”安全機構的數量和規模上花費了600多億美元時，中國正為“鞏固與俄羅斯的能源貿易關係”投資250億美元。（《金融時報》第3頁）
過去三十年來，金融至上加上美國外交政策的不斷軍事化，使美國海外經濟擴張日益依賴於軍事幹預、幾百個軍事基地網點的建立。由於金融化削弱了美國製造業出口商改善市場中的生產能力的努力，美國的決策者們愈發增強了對至高無上的軍事權力的依賴。數十億資金流向軍事開支，榨幹了致力於提升美國民用工業競爭力的資源，這也是其出口市場份額逐漸下降的主要因素。軍事化的最終結果是出口收入的損失和貿易逆差的增長。
如果我們把AFA經濟體，尤其是美國的經濟金融化、外交政策軍事化和財富向頂層集中化這三大內部不均衡結合起來，就不難理解為什麽美國有如此巨額並不斷攀升的貿易逆差。
出口導向型戰略
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一架製造商品和億萬富翁的強大機器。今天，亞洲出口國擁有最高的經濟增長率、最高的剝削和最嚴重的階級不平等。提高工資以刺激本地消費就意味著減少利潤，這是令包括中國資本家在內的所有資本家們都極其厭惡的事。增加全民醫療覆蓋範圍方麵的公共開支，特別是為數以億計的沒有保險的農民和農民工提供社會保障，就意味著向富人，包括執政精英的家庭和同事征收更高的稅收。相比之下，麵向出口市場的生產並不需要增加國內消費能力，反之需要降低工資。
從出口導向型戰略向國內市場驅動戰略的轉變，不僅需要“政策的改變”，而且還需要從現有資產階級及其支持者主導到工人和農民的階級主導的深刻轉變。為了實現大規模公共收入被用來解決農村貧困人口的社會服務和提高工人工資，需要持續的群眾動員來加強工會和農民協會的力量，以確保國家分配向國內消費轉變。
亞洲出口國的“失衡”主要是內部的、社會的和政治性的。它是集權的資本主義國家與受壓迫的、無權無勢的廣大工人和農民之間的社會權力失衡；是超級銀行富豪、房地產、製造業出口精英與低薪工人階級和勉強維持生活的農民之間的收入失衡；是由資產階級家庭、意識形態和經濟利益維係的高度有組織的國家和分散的、分裂的和孤立的廣大勞動人民之間的失衡。
亞洲出口國的統治階級通過其主權財富基金向外對西方資本主義企業進行數十億美元的投資，對海外采礦企業進行數十億美元的投資，都是由其大量的資本積累驅動的。這些資本積累來源於對勞動的高強度的剝削，對國家原來資助的養老金、健康計劃和教育的剝奪。
美國與中國——一方得勢，一方失勢
以中國為首的亞洲國家，以對製造業、交通運輸業、技術、采礦業和礦產加工業的大量投資為基礎，正在逐步取得世界強國的地位。相比之下，由於美國建立帝國以軍事為驅動力並推動金融投機，導致社會退化，世界強國地位日益下降。
1.在亞洲，美國追求和軍事夥伴建立關係；而中國卻擴大了同大的經濟夥伴——俄羅斯、日本、韓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和投資協議。
2.為了給海外戰爭融資，華盛頓榨幹了國內經濟；而中國開發礦產和能源資源，在製造業中創造自己的國內就業市場。
3.美國為了應付地方叛亂分子對其扶持的傀儡政權的挑戰，投資於軍事技術；中國則投資於民用技術來創造出口競爭力。
4.為了發展內陸地區，中國開始重組經濟，並且加大了社會投入以解決總體不平衡和不公平；而美國致力於挽救和增援寄生蟲般的，（通過兼並和收購資產）掠奪工業的金融部門，後者從事對就業、生產率或競爭力有破壞性影響的金融投機。
5.美國在中東、南亞、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區擴大戰爭、增派軍隊；而中國在非洲提供了250多億美元的投資和貸款用於修建基礎設施、礦物開采、能源生產和建立裝配工廠。
6.中國同伊朗、委內瑞拉、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魯和玻利維亞簽署了數十億美元的貿易和投資協議，確保戰略性能源、礦產和農業資源的使用權；華盛頓則向哥倫比亞提供了6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從烏裏韋總統那得到了7個軍事基地（來威脅委內瑞拉），支持彈丸小國洪都拉斯的軍事政變，並公開譴責巴西與玻利維亞同伊朗增加經濟聯係。
7.中國增加了與富有活力的拉美經濟體的經濟聯係，其範圍覆蓋了超過80%的拉美大陸人口；美國則同失敗國家墨西哥結盟。墨西哥在西半球各國中經濟表現最差，其國內強勢的販毒集團控製了大片地區，並且深深地滲透到了國家機器之中。
中國並不是一個例外的國家。在中國資本的統治下，工人也受到剝削，貧富不均和獲得服務不平等的現象猖獗；大型水壩工程使許多農民流離失所；中國公司在第三世界肆無忌憚地開采礦產和其他自然資源。然而，中國創造了數以百萬計的製造業工作崗位，在曆史上讓更多的人在最短的時間內最快地擺脫了貧困。中國的銀行主要為生產進行融資。中國沒有轟炸、侵略或者蹂躪其他國家。與之形成對比的是，美國的資本主義已成為一架可怕的全球戰爭機器，為了資助其永無止境的對外戰爭，不得不壓榨國內經濟，降低國內的生活水平。金融、房地產和商業資本通過投機和廉價的進口來獲取利潤，破壞製造業。
中國投資於石油豐富的國家，而美國卻攻打這些國家；中國銷售阿富汗婚宴上用的碗和碟子，美國的無人駕駛飛機卻轟炸婚禮慶典；中國投資於采掘業，但與歐洲殖民主義者不同，它修建鐵路、港口、機場和提供寬鬆的信貸。中國不像美國中央情報局，資助和武裝種族戰爭和“顏色革命”，它為自身的發展、貿易和運輸係統自籌資金；美國為資助其無休止的戰爭，救助華爾街的銀行和扶持其他非生產性部門，陷入了數萬億美元的債務之中，同時，數百萬人仍然沒有工作。
中國將通過市場來擴大和發揮強國的作用，美國將在無休止的戰爭道路上走向破產和內部衰退。中國多樣化的發展導致其經濟夥伴充滿活力；而美國的軍國主義將自己和毒品國家、軍閥政權以及最後和最壞的真正的種族主義殖民政權以色列綁在一起。
中國吸引著全世界的消費者；美國的全球戰爭激怒了國內外的恐怖分子。
中國可能遇到危機甚至工人起義，但是中國有經濟資源來化解它們。美國正處在危機之中並有可能麵臨國內叛亂，但它已經耗盡了其信貸,它的工廠都在國外，其海外基地和軍事設施都是負債，而不是資產。美國國內的工廠很少，無法重新雇用陷入絕望之中的工人。可以看到，如果爆發社會動亂的話，美國工人隻能占領一個已廢棄的工廠的空殼。
降低世界貿易失衡的關鍵在於減少各地區的社會經濟不平等。美國需要實現從金融主導型經濟向以製造業為主的經濟的深刻轉變。在這種經濟中，金融、高科技和高等教育用來創造以熟練勞動力為基礎的富有競爭性、生產性的經濟。位於華爾街和五角大樓之間的高層聯係必須被工人階級、低收入的服務人員和公共部門的雇員和專業人士之間的下層聯係所取代。
對於美國來說，擺脫巨大失衡的出路在於進行大規模的、長期的國內結構轉變——即去金融化和去軍事化。但是從目前這種結構中受益的政治和經濟力量已經根深蒂固，它們控製著兩大主要政黨，支配大眾傳媒和媒體信息。然而，盡管有著深厚的製度性力量，它們也有一些致命的缺陷。首先，它們已經製造出了不可持續的全球性失衡，這種失衡遲早會導致美元的崩潰和新一輪更具危害性和代價高昂的金融泡沫。其次，自由市場，這是主張放鬆管製的金融權力精英的主要意識形態支柱，已經名譽掃地。第三，軍事驅動的帝國建設戰略已走上窮途末路：經過九年的阿富汗戰爭之後，絕大多數美國公眾向兩黨、白宮和國會的政治精英們發出了一個信息，即該是放棄資助失敗的海外戰爭投機活動，解決20%（3000萬）美國人失業或就業不足和1億（33%）美國人沒有醫保或醫療昂貴、醫療覆蓋範圍不足的問題的時候了。無論多少媒體和政治權威人士把中國作為我們自身導致的“失衡”的替罪羊，也不能愚弄對國內不平等和政策失誤有著切身經曆的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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