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異常迅速。可以肯定，其前景比它在2008年夏季全球化的“高潮”時期要暗淡，但30年來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的經濟增長依然強勁。全球經濟衰退使增長率削減了幾個百分點，但依照世界標準，這一比率仍然維持在較高水平。事實上，如果國內生產總值根據購買力等價來衡量（這種評價標準賦予非貿易部門較高的權重，從而降低了外部衝擊對統計數據的影響），那麽，經濟放緩甚至不太明顯。
樊綱和胡永泰認為，中國的成功歸功於他們所謂的“平行推進”（parallel partial progression）。中國如此成功是因為它沒有遵循循序漸進的方式，而是很早就開始在幾乎每一個部門進行改革。在每一個領域都很快進行徹底的轉型是不可能的，但是這一進程在每一個領域都開始了，並且推進迅速。一個部門的循序漸進的過程（即改革由此在某些領域而不是其他領域開始並被推進到得出一種結論）將不可能十分有效。然而，中國的改革在某些領域確實太慢；樊綱和胡永泰特別指出了金融自由化步伐緩慢。其結果是，中國無法利用獲得外國資本所提供的機會。王紹光有著與樊綱和胡永泰相同的樂觀評價。他批評了農村醫療改革的諸多方麵，但他仍然得出結論認為，中國政府已顯示出它自身既有非常強的適應能力，又是善於學習的。
黃宗智對中國的轉型道路有著更多的批評。他的很多文章為中國的“非正規部門的社會公平”進行了呼籲，實際上就是要創建體製和機構以改善非正規部門的大量雇員的待遇，包括工廠內部的待遇（就工資和工作條件而言）和工廠外部的待遇（就非正規部門工人的孩子所能獲得的醫療和教育而言）。但黃宗智認為，不存在一種簡單的新古典主義的補救辦法。相反，中國需要同時拒絕過去30年裏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毛主義時代的國家社會主義。這不僅對於非正規部門是如此：更一般地講，中國需要在極左和極右兩極之間開拓出第三條道路。
所有這些作者都在以這種或那種形式解決關於中國轉型之路的兩個基本問題：它是成功的嗎？中國現在應該走什麽路？
局部改革的局限
我發現樊綱和胡永泰為跨越所有部門同時進行改革而舉出的例證是很難令人信服的。我對這一證據的解讀是，中國在那些改革既是必要的又進行得徹底的領域（如農業和農村的工業化）做得較好，而在改革或者是不必要的或者改革隻是局部的領域就做得較差。有許多失敗的局部改革的例證。中國的雙軌製價格體係被一些人看作是帕累托改進型的“沒有輸家的改革”的一個例子。但是這忽視了雙軌製所帶來的價格套利（price arbitrage）的各種可能性。它可能增加了產量，但它形成了一個食利者階層，這一階層通過在國有部門低價買進商品並以高得多的價格在市場賣出而致富。當今中國存在的大部分的不平等，尤其是財富的不平等，都根源於雙軌製價格體係。
開放政策也說明了樊綱和胡永泰倡導的局部改革的危險。中國嚴格遵循著自己的改革方案，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最初的4個經濟特區的建立到 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之間過去了很多年。局部開放政策背後存在著這樣的邏輯，通過把開放區域限製在工業相對欠發達的廣東、福建，中國的工業中心（上海和遼寧）避免了“資本主義汙染”。然而，這一做法導致了切實的代價。上海的再次發展被耽擱，鄧小平自己後來承認，沒有及早給予這座大都市經濟特區的地位是錯誤的。更重要的是，由局部開放造成的不公平競爭加劇了地區間的不平等，這已成為目前中國最大的問題之一。
中國非正規部門提供了局部改革固有危險的第三個例證。在許多方麵，中國的非正規經濟部門的發展，如黃宗智所記錄的，遵循了樊綱和胡永泰所提出來的進程。改革是局部的：中國隻是緩慢放寬了對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流動的限製，同時很少關注勞動條件。其結果是經濟得到了快速增長，但勞動力卻付出了高昂的代價。黃宗智恰恰對這一結果提出了異議。沿著這些思路展開爭論本身並沒有什麽難以令人置信的，而且中國越早改善它的非正規部門的工人所麵臨的條件，其情況會越好。此外，提高工資幾乎肯定會提高效率。通過減少由小型企業對中國的大公司所形成的競爭性的、基於價格方麵的威脅，它將使中國的大公司能夠更加注重產品的開發和售後服務，這對於打入全球出口市場是必不可少的。對全球出口市場而言，是質量而不是價格決定成敗。在非正規部門中，勞動力成本的增加也將提高效率，因為這將迫使小規模的公司變得更加趨向資本密集和創新。
所以，與樊綱和胡永泰認為的相反，真正的教訓是這樣的：如果改革（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是值得實施的，就應該迅速和徹底。
萊茵型資本主義與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
由樊綱和胡永泰提出的關於中國轉型分析的更根本的問題是，他們關注的焦點是轉型道路的問題而不是最終目標的問題。真正重要的不是“所走過的路” 是循序漸進的或連貫的，而是對任何轉型進程最佳終點（optimal end?point）的確定。
樊綱和胡永泰含蓄地提出，中國的目標應該是複製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的製度和機構——不受管製的金融業、自由貿易、最小福利政府，以及關注於技能和基礎設施的發展而不是特定行業的補貼的非選擇性產業政策。這是美國、英國、新西蘭的經濟的特點，而自1990年以來，這種類型的許多政策已經日益被西歐、日本和韓國采用。然而，顯然存在另外一種選擇——萊茵型資本主義，它在日本（80年代末以前）、韓國（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以前）以及創建歐元區之前的法國和德國得到實行。盡管大多數萊茵型資本主義國家也強調了高工資和一個發展成熟的福利政府（在日本和韓國）的可取性，但選擇性的產業政策和政府對銀行部門的控製都是萊茵型資本主義的核心特征。
金融暴政
樊綱和胡永泰深信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的優越性。然而，證據並不那麽充分。以金融為例，關於中國應該做什麽，樊綱和胡永泰提出了相當明確的觀點。他們大膽地斷言：“在經濟領域最大的瓶頸是私營金融機構的發展非常緩慢……整個金融體係仍由國有部門所控製，市場競爭基本上缺失。”但是他們像大多數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一樣，還是不明白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反映了根本性的體製缺陷。金融市場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唯一避免的方法是關閉市場並引入對銀行部門的政府控製。當然，這將阻礙金融創新的步伐，但由於正是“創新”首先引起了危機，所以很難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因而中國是幸運的，它沒有沿著美國的道路走下去。
此外，在盎格魯-撒克遜經濟體（例如英國和美國）中金融部門產生的周期性泡沫僅僅是金融自由化所固有的不足的例證之一。更嚴重的問題是對長期風險投資項目和新興產業資金供應不足。英國提供了一個說明這一金融偏斜（finance bias）的明顯例子。部分地說，英國的問題是政治方麵的問題。金融（“倫敦城”[英國最古老的金融服務區。——譯者注]）對英國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影響，這方麵的一個證據是，因投機和完全不稱職而接受調查的銀行家們仍然被指派到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屬中央管理機構），成為政府顧問。更普遍的情況是，宏觀經濟政策方麵呈現出一種持續的通貨緊縮偏向。即使在英國的跨世紀蓬勃發展的鼎盛時期，失業率仍然長期居高不下，因為“倫敦城”（作為英格蘭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代表）對通脹的害怕更甚於對失業的害怕。在實行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中國經曆著同樣的風險；它所導致的不平等螺旋（spiral of inequality）將強化金融資本，並且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會弱化中國政府。
在盎格魯-撒克遜經濟體中，工業投資不足的另一個原因是銀行借貸所特有的短期盈利主義，其導致的結果就是很少會有長期貸款，並迫切要求快速償還貸款。結果，英國經濟已經變得依賴於金融服務，所有這些意味著它容易受到衝擊以及技術進步的長期過程將放緩。從這方麵看，英國的問題很多年來已經眾所周知（它們在麥克米蘭委員會1931年的報告中就被提到過），但是因為金融資本的政治權力，所以沒有采取任何行動。相比之下，德國和其他萊茵經濟體創立了國有開發銀行（如德國複興信貸銀行），它們在為小型公司和中等規模企業，即德國著名的中小型企業（Mittelstand）擴大長期融資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因此，由樊綱和胡永泰倡導的金融自由化造成的問題將比其所能解決的問題更多——正如在韓國所發生的那樣，韓國1997—1998年的危機不是由於監管失敗而是由於放棄了產業政策。在盎格魯-撒克遜經濟體中，資本市場失靈現象很普遍，並且隻能通過政府幹預才能避免。它是一個這樣的領域，在其中中國經濟需要一些更具社會主義性質的東西——擺脫其賭場般的股市將是一個開始——和許多較少進行改革的東西。
福利資本主義和動態效率
反對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的理由不隻限於金融市場的失靈。關於美國經濟的一個更加不同尋常的事實是，盡管自1973年以來生產率迅速增長，但每小時實際工資的中值幾乎沒有什麽變化。而且，工資差量（dispersion of wages）和相對貧困程度比其他任何富裕國家都大。美國的工作時間長度應該與法國的情況加以對比，法國人選擇了以減緩GDP的增長為代價，從而促進閑暇時間的增加。一些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像奧利維爾·布蘭查德）試圖證明，因為其經濟被過度征稅以及被過度管製，法國“錯誤”地選擇了閑暇，但是這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絕望（ideological desperation）：正是對閑暇的偏好決定了稅收和管製製度，而不是相反。同時也需要我們提醒自己注意的是，美國以保險為基礎的醫療保健係統在20 世紀80年代讓中國的政策決策者羨慕不已，其開支超過了富裕國家平均水平的90%左右。然而其預期壽命並沒有超過平均水平，並且5000萬左右的美國人沒有保險。
雖然對萊茵型資本主義而言，在福利基礎方麵有了清晰的初步發展勢頭，但是在動態效率方麵情況似乎不太明顯。皮奧裏（Piore）和薩貝爾（Sabel）（1984年）盛讚小規模手工業的優點，這些也都是日本資本主義的特點。而日本非正規部門的表現中斷了所有關於小規模工業和服務企業的爭論。日本製造業中最先進的部門（比如：汽車行業）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但這種雙元經濟（dual economy）中的“傳統”因素顯然是不具有生產性的。小規模農業的情況也是如此。服務部門更是如此。有個例子說明了這一點：在1999年，日本超市的平均麵積隻有832平方米，與美國超市的4200平方米形成了鮮明對比。
更普遍地說，從1995年起日本、德國和法國的生產率增長要慢於美國和英國（表1）。這一特點的對比在服務行業表現得尤其明顯，這顯然是因為信息和通信技術（ICT）在零售和批發分銷部門被采納的速度十分緩慢。在日本，勞動生產率在服務部門的增長從1976—1989年間的每年3?5%下降到 1999—2004年間的每年僅0?9%。此外，日本服務行業的生產率增長在1999—2004年間僅相當於製造業的1/4；在英國和美國這種差距就小得多。
然而，對於萊茵型資本主義這種看起來逃避不了的指控存在一些問題。首先，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裏，日本、德國與法國的經濟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拋棄了萊茵型資本主義，這些國家近期經濟的平庸表現也剛好反映了這一點。以日本為例，“失去的十年”部分地反映出20世
紀80年代晚期房地產泡沫所帶來的一係列後果，這一事件自身的爆發僅僅是因為日本屈於美國的壓力，降低利率使美元升值。更重要的是，正如廢除國際貿易工業部和提高中央銀行的權力所暗示的一樣，它反映了華盛頓共識在日本政治圈中的影響在日益增長，以致於萊茵型資本主義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就已經被拋棄了。當萊茵型的工業政策（從戰後至1989年以前）得到切實實施的時候，萊茵型經濟體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明顯高於英國和美國所達到的增長。根據每小時生產的GDP，法國和（西）德國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已經趕上了英國，在90年代趕上了美國。
第二，即使認可1989年以後日本、德國和法國的經濟仍然是萊茵型的，但它們過去20多年的糟糕表現更多的是因為這些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失誤（確切地說，是需求增長緩慢），而不是供給方麵的失敗。這一通貨緊縮偏向是重要的，就像尼古拉斯·卡爾多（Nicholas Kaldor）多年前就已經認識到的那樣，生產率的增長首先依賴於需求的增長率。以法國和西德為例，根本問題是歐盟中央銀行在歐洲地區所推崇的保守的宏觀經濟政策。德國的問題則因為要把東德並入而更加嚴重。日本方麵，日漸增長的中央銀行的權力使得需求方麵在應對20世紀90年代中期出現的問題時表現軟弱和疲軟。當然，日本也有供給方麵的問題，但是最基本的問題是需求方麵的。
因此，萊茵型經濟在1989年之前的黃金時期引人注目的表現為支持中國基於福利和效率而采用這一模式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正如我前麵所提到的，依然有比較堅實的證據支持人們相信，在盎格魯-撒克遜經濟體中，金融部門的政治影響威脅到經濟增長的持久穩定。
建設小康社會主義：還沒有實現的道路
在許多方麵，中國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所實施的發展之路暗示著對萊茵型資本主義的可行性的認可。在鄧小平逝世之前的歲月裏，中國通過尋求一種積極有效的工業政策以保持和萊茵型模式的高度一致，這一情形在農村地區尤其突出，在那裏，鄉鎮企業的發展是由當地政府所驅動的。中國與世界經濟有戰略的一體化限製了來自進口方麵的競爭，並使得政府能夠開始建立一個在全球具有競爭力的工業部門。這一萊茵型模式在1996年以後的十年裏被拋棄了。將城市和鄉鎮的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的決定以及中國加入WTO的決定，都表明了對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的轉型。所以過去十年廣東非熟練工人的實際工資處於停滯狀態的情況也被人們接受了，這促使我們將其與美國中等薪資的發展軌跡進行對比。
然而即使是在1996年之前，中國政府——當時為了促進增長遵循著萊茵型發展方案——在關鍵的教育和健康領域也忽視了萊茵型資本主義的福利維度。在這方麵，鄧小平執政的時代曾錯失了機遇。20世紀70年代後期，中國的政策製定者們竭力想要建立一個獨一無二的福利資本主義的中國模式——因缺少更好的表述，他們將其稱為小康社會主義（“中等富裕”社會）。毛澤東遺留給中國的是一個福利政府的胚胎。就像王紹光所指出的那樣，1967—1977年大約有90%的兒童進入了初中就讀，超過90%的鄉村建立了合作醫療體係（CMS）。那麽擴大中等教育，改善農村醫療質量，提高聞名的赤腳醫生的培訓，為受雇於非正規部門的員工提供醫療服務，是不是一定極其困難呢？
相反，中國轉型之路並沒有為小康社會主義的發展留下任何空間。沒有人關心高中的入學率，甚至初中教育也被視為對中國農民而言是一種不必要的奢侈，注冊入學率也大大降低了。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達最低點之前，小學升初中的升學比例降至70%，關於農村醫療保健的數據也顯示了同樣的下降過程。公社的消失無情地導致了合作醫療體係的瓦解；到了1983年，它僅在中國11%的農村中運作了。王紹光認為我們應該承認，中國的政府是特別擅長學習和具有很強適應性的。然而他關於農村醫療保健的論文中經驗事實的部分體現的是相反的一麵。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晚期已經有了一個低成本高效率的醫療保健體係，這一體係在農村地區幾乎實現了普遍覆蓋。不是提高它的質量和擴展它的覆蓋麵，而是這一體係被廢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出現了一種“即買即付”的付費體係（a system of payment at point of delivery），這一體係在1949年之前就已被不完整地實行過，並且使得大批的中國農村人口被拋棄在醫療保健的大門之外。這一事例說明了政府既不善於學習，又缺少實用主義精神。就鄧小平時代對“白貓黑貓”論的大肆宣揚而言，它表明了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思想體係充滿著命令的十年。
可以肯定的是，在20世紀70年代，中國還是一個貧窮的國家。根據麥迪遜估計，中國1978年的人均GDP隻是同時期古巴的一半，相當於 1700年時英格蘭的水平。這一因素無疑限製了中國的政策製定者們的視野。然而，回頭看到共產黨是那麽急切地想要拋棄毛主義的福利維度，這一點很奇怪。這樣做沒有政治動機，在毛時代的後期，擴大醫療保健和教育是很受歡迎的。更有意義的是，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就已經建立了這種類型的福利政府，這一事實正好暗示它是能夠在80年代繼續推行下去的。實際上，由農業產量和農村工業極快的發展所產生的紅利的增長，原本會使得支撐和擴展中國處於胚胎狀態的福利政府變得更容易。
而且，盡管中國的轉型常常拿來和俄羅斯的轉型相比較，然而比較好的對比應該是與戰後的英國進行比較。英國在“二戰”勝利時期的經濟處在一種危險狀態。它在很多方麵都是一種典型的計劃經濟：國防開支非常高，消費品實行定量配給（麵包在1946年7月加入到了配給名單裏，以保證足夠的穀物提供給德國人），住宅在轟炸中被大量摧毀，國家同時麵臨著遣散500萬男女軍人的難題。毫不奇怪，科雷利·巴內特（Corelli Barnett）將20世紀40年代晚期的英國與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俄羅斯相比。
英國還存在的其他問題是，它是一個小規模開放的經濟體，因而依賴出口和資本項目的剩餘滿足它的消費需求。但是它的出口產業已被毀滅，並且它的海外資產已經被賣掉了。因而英國麵臨著如下嚴峻的挑戰，即再次變為通過製造業出口從而能滿足它的進口需求的工廠經濟。然而，盡管存在著所有這些問題，英國政府還是承諾要建設一個“理想社會”，這一“理想社會”建立在普遍醫療基礎之上，繼續實行基礎設施國家所有，繼續實行為養老金和其他福利支出籌措資金的國家保障體係；除此之外，一個龐大的住宅建設工程也已經啟動。當然，戰爭時期的毀壞依舊存在，但1945年的英國已並不貧窮；如果英國放棄它一直以來的帝國迷夢，為“理想社會”的建設籌措資金將會輕而易舉。盡管如此，人們還是被英國戰後莊嚴宏大的圖景而打動，被許多已經實現的和長久存在的卓越的事件所打動。
比較而言，毛主義時代晚期的中國存在的問題並不突出。必須為那些從農村返城的人找到工作，但這一挑戰與1945年的英國相比不算激烈。和文獻中所表達的觀點相反，中國的經濟並沒有處在崩潰的邊緣；農業危機是由氣候引發的，工業產量的短暫下降是因為1976年政治上的分裂狀況造成的。事實上，中國經濟長期增長道路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趨向好轉，其原因是綠色革命技術在農業上的應用，農村產業的日漸成熟，以及生產資料的進口。而且，中國在20世紀 80年代享受了這種巨大的優勢。從而它可以以一種戰略性的方式加入到世界經濟中，尋求一種對其尚在繈褓中的工業實行選擇性保護的政策，並且隻是逐漸擴展其出口行業。英國就沒有這樣優厚的條件可以享受。
然而，盡管擁有所有這一切的優勢，20世紀70年代晚期中國的政策製定者們的眼光還是受到了限製。對建設小康社會主義所思甚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對增長的幾乎盲目的崇拜。回顧過去，他們要克服貧窮的雄心是極端的。中國因而錯失了建設一個可以真正代替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的方案的曆史機遇。這樣的選擇依然是可能的，因為美國模式以及那些主張整體采用這一模式的中國經濟學家們因為2009年的全球性經濟危機而遭到了質疑。最近有跡象表明，胡錦濤與溫家寶認識到了另外一種可選擇的現代性對他們而言是可能的。果斷地邁向小康社會主義的時機現在已經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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