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
3月12日《紐約時報》刊文《寫博客挑戰體製的賽車手》。美國讀者有不少回帖。有一個回帖是這麽說的：“要是韓寒出生在美國，他說不定也是千千萬萬不滿青年中的一個，沒有工作，家庭破碎，教育低下。”另一個回帖是這麽說的：“韓寒說‘他們的生活與我們完全不同。這些人和年輕人唯一的共同點是他們也有20多歲的女朋友，隻不過他們的女朋友都是地下的。’這聽上去像不像是在說我們(美國)的銀行家和權力寡頭。有錢的和權力相互勾結，美國跟中國一樣。”
從韓寒聯想到美國失落的一代年輕人，或者聯想到美國的權金勾結，美國人看來並不懂得韓寒的中國意義。這是因為中美社會的差距實在是太大了。首先，美國人不需要像韓寒那樣轉彎抹角的說話方式。他們有要說的話，完全可以直截了當地說出來，韓寒運用的是一種對美國人非常陌生，也不需要的說話方式。其次，像韓寒那樣拐著彎，費勁地說話，難以設想在美國會有像在中國這麽眾多、這麽熱烈的聽眾。韓寒要求於聽眾的是一種對美國人非常陌生，也不太喜歡的聽話方式。
韓寒的話語玩的是一種不按常理出牌的真實話語遊戲。韓寒的許多聽眾從韓寒那裏尋找的正是這樣一種刺激感，而未必是什麽振聾發聵、聞所未聞的全新見解。韓寒又很“會說”，更加增加了他說話的刺激感。
韓寒說話的“出題”和“應題”方式對美國人來說也是完全陌生的。例如，韓寒有一篇很有名的博文《城市，讓人民死得早》，光在他的博客上，點擊率超過了97萬，評議近9000條。要是美國報刊上有一篇這樣題目的文章，那必定會具體分析城市人死得早的種種原因。而光看韓寒的博文，寫的則又分明不過是一則普通的車禍事故。
如此明顯“煽情”的博文，卻能有如此巨大的反響，在美國是不可思議的，而在中國卻就有這樣的事。韓寒無論寫什麽，都有明星效應，這個不假。但是，像《城市，讓人民死得早》這樣的題目，撥動的卻是許多中國城市居住者焦慮不安的心弦。在美國人那裏是“煽情”的說法，在中國語境中卻成為一種合理誇大。
卡車撞死女孩，是韓寒眼見的一件事，他沒有以此來作任何社會、政治評議，但是讀者卻會有這樣的聯想。這是因為，在城市無人性的快速發展麵前，人變得越來越渺小，越來越微不足道，許許多多人早已在生活中有了這樣的感受，韓寒不過是用真話、實話提醒了他們而已。
韓寒還常常運用非常“俗”的話語，甚至還有許多直接、間接與性行為有關的說法。這是一種自然人的“自然俗”遊戲。這種回歸“自然人”的手筆，雖然在15、16世紀文藝複興時期的寫作中就已屢見不鮮，但在中國卻仍然是一種讓人覺得又及時、又新鮮的遊戲。文藝複興時期的“自然俗”顛覆的是中世紀那種貌似正經崇高，實質腐敗肮髒的教會戒律和行為。既然這類戒律和行為已經從美國生活中消失，“自然俗”的遊戲也就成為多餘。韓寒在今天的中國還能把“自然俗”的遊戲玩得這麽好，不但不多餘，還這麽有人氣，全是因為還有“自然俗”可以顛覆的東西存在。
韓寒是一個應時而生的寫作者，就像上世紀80年代走紅的王朔一樣。今天，韓寒是走紅的作家，他的話語有很高的“可引述性”，甚至變得有點類似於流行的順口溜和段子。這樣的話語，就和時尚一樣，它的生命力在於“流行”。可是，時尚是不可能永遠流行的。“流行”的時尚話語很容易變質為一種“矯揉造作”(mannerism )，王朔就是前車之鑒。我們無法預料韓寒是否永遠會給他的讀者帶來新鮮的興奮感，也許韓寒的價值根本就不在於永遠有韓寒在說話，而在於以後永遠要有人像今天的韓寒這樣去說話。
韓寒說話，提供的不是一種“確實無疑”知識，而隻是對於某個問題的感受，其權威來自他的經驗和觀察，而非他的學問。韓寒的寫作和他的說話一樣，他所作的完全是一種“業餘”的寫作。與正兒八經的“文章”相比，他的話題要自由得多，什麽問題或事情重要，為何值得議論，怎麽議論、議論到什麽程度，等等，都由他自己來決定。讀者喜愛他的特立獨行，就是因為這個。
在韓寒博客中，可以看到一種“思索”比“思想”更重要的寫作方式，它沒有一定的形式，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但總是在繞著彎子，盡量安全地把真話說出來。他的博文零零碎碎，但思考者與思考對象始終交融在一起，整體性則是來自這種交融。那是一種因韓寒這個“我”才有的整體性，喜歡他的博客文字，就會喜歡他那個人，反之亦然，這樣或那樣，都成了他的粉絲。
有人因此把韓寒當成了一個普通的明星，那是不對的。韓寒有明星效應，但他並不是娛樂、體育一類的明星。韓寒是一個思索者，他不像高爾夫球星伍茲那樣有國際性，他在中國的知名度也不是因為他的賽車比賽，而是因為他有言論。而且，他的言論的內容和方式都是中國式的，基本上隻有中國人才能心領神會。出了國界，韓寒就會不被理解，甚至被誤解。韓寒自己就明白這個，他對《時代》記者說：“美國讀者應該不會對中國文學有興趣，而我也不會對美國文學感興趣。”韓寒比許多教授都更清楚，中國人對現實最微妙的想法，隻有中國人自己才懂。
張鳴說過，全中國所有的教授加在一起，影響也比不過韓寒一個人。確實如此。現在大部分教授都很擅長於說大的，說空的，這樣的空話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韓寒隻談身邊的小事，他的讀者不費力就能明白他的實話。這就是所謂的“謊話要說大的，實話要說小的”。如果不說真話、實話，不要說是所有的教授，就算再添上所有別的精英人士，加在一起，影響也未必比得過一個韓寒。
3月12日《紐約時報》刊文《寫博客挑戰體製的賽車手》。美國讀者有不少回帖。有一個回帖是這麽說的：“要是韓寒出生在美國，他說不定也是千千萬萬不滿青年中的一個，沒有工作，家庭破碎，教育低下。”另一個回帖是這麽說的：“韓寒說‘他們的生活與我們完全不同。這些人和年輕人唯一的共同點是他們也有20多歲的女朋友，隻不過他們的女朋友都是地下的。’這聽上去像不像是在說我們(美國)的銀行家和權力寡頭。有錢的和權力相互勾結，美國跟中國一樣。”
從韓寒聯想到美國失落的一代年輕人，或者聯想到美國的權金勾結，美國人看來並不懂得韓寒的中國意義。這是因為中美社會的差距實在是太大了。首先，美國人不需要像韓寒那樣轉彎抹角的說話方式。他們有要說的話，完全可以直截了當地說出來，韓寒運用的是一種對美國人非常陌生，也不需要的說話方式。其次，像韓寒那樣拐著彎，費勁地說話，難以設想在美國會有像在中國這麽眾多、這麽熱烈的聽眾。韓寒要求於聽眾的是一種對美國人非常陌生，也不太喜歡的聽話方式。
韓寒的話語玩的是一種不按常理出牌的真實話語遊戲。韓寒的許多聽眾從韓寒那裏尋找的正是這樣一種刺激感，而未必是什麽振聾發聵、聞所未聞的全新見解。韓寒又很“會說”，更加增加了他說話的刺激感。
韓寒說話的“出題”和“應題”方式對美國人來說也是完全陌生的。例如，韓寒有一篇很有名的博文《城市，讓人民死得早》，光在他的博客上，點擊率超過了97萬，評議近9000條。要是美國報刊上有一篇這樣題目的文章，那必定會具體分析城市人死得早的種種原因。而光看韓寒的博文，寫的則又分明不過是一則普通的車禍事故。
如此明顯“煽情”的博文，卻能有如此巨大的反響，在美國是不可思議的，而在中國卻就有這樣的事。韓寒無論寫什麽，都有明星效應，這個不假。但是，像《城市，讓人民死得早》這樣的題目，撥動的卻是許多中國城市居住者焦慮不安的心弦。在美國人那裏是“煽情”的說法，在中國語境中卻成為一種合理誇大。
卡車撞死女孩，是韓寒眼見的一件事，他沒有以此來作任何社會、政治評議，但是讀者卻會有這樣的聯想。這是因為，在城市無人性的快速發展麵前，人變得越來越渺小，越來越微不足道，許許多多人早已在生活中有了這樣的感受，韓寒不過是用真話、實話提醒了他們而已。
韓寒還常常運用非常“俗”的話語，甚至還有許多直接、間接與性行為有關的說法。這是一種自然人的“自然俗”遊戲。這種回歸“自然人”的手筆，雖然在15、16世紀文藝複興時期的寫作中就已屢見不鮮，但在中國卻仍然是一種讓人覺得又及時、又新鮮的遊戲。文藝複興時期的“自然俗”顛覆的是中世紀那種貌似正經崇高，實質腐敗肮髒的教會戒律和行為。既然這類戒律和行為已經從美國生活中消失，“自然俗”的遊戲也就成為多餘。韓寒在今天的中國還能把“自然俗”的遊戲玩得這麽好，不但不多餘，還這麽有人氣，全是因為還有“自然俗”可以顛覆的東西存在。
韓寒是一個應時而生的寫作者，就像上世紀80年代走紅的王朔一樣。今天，韓寒是走紅的作家，他的話語有很高的“可引述性”，甚至變得有點類似於流行的順口溜和段子。這樣的話語，就和時尚一樣，它的生命力在於“流行”。可是，時尚是不可能永遠流行的。“流行”的時尚話語很容易變質為一種“矯揉造作”(mannerism )，王朔就是前車之鑒。我們無法預料韓寒是否永遠會給他的讀者帶來新鮮的興奮感，也許韓寒的價值根本就不在於永遠有韓寒在說話，而在於以後永遠要有人像今天的韓寒這樣去說話。
韓寒說話，提供的不是一種“確實無疑”知識，而隻是對於某個問題的感受，其權威來自他的經驗和觀察，而非他的學問。韓寒的寫作和他的說話一樣，他所作的完全是一種“業餘”的寫作。與正兒八經的“文章”相比，他的話題要自由得多，什麽問題或事情重要，為何值得議論，怎麽議論、議論到什麽程度，等等，都由他自己來決定。讀者喜愛他的特立獨行，就是因為這個。
在韓寒博客中，可以看到一種“思索”比“思想”更重要的寫作方式，它沒有一定的形式，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但總是在繞著彎子，盡量安全地把真話說出來。他的博文零零碎碎，但思考者與思考對象始終交融在一起，整體性則是來自這種交融。那是一種因韓寒這個“我”才有的整體性，喜歡他的博客文字，就會喜歡他那個人，反之亦然，這樣或那樣，都成了他的粉絲。
有人因此把韓寒當成了一個普通的明星，那是不對的。韓寒有明星效應，但他並不是娛樂、體育一類的明星。韓寒是一個思索者，他不像高爾夫球星伍茲那樣有國際性，他在中國的知名度也不是因為他的賽車比賽，而是因為他有言論。而且，他的言論的內容和方式都是中國式的，基本上隻有中國人才能心領神會。出了國界，韓寒就會不被理解，甚至被誤解。韓寒自己就明白這個，他對《時代》記者說：“美國讀者應該不會對中國文學有興趣，而我也不會對美國文學感興趣。”韓寒比許多教授都更清楚，中國人對現實最微妙的想法，隻有中國人自己才懂。
張鳴說過，全中國所有的教授加在一起，影響也比不過韓寒一個人。確實如此。現在大部分教授都很擅長於說大的，說空的，這樣的空話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韓寒隻談身邊的小事，他的讀者不費力就能明白他的實話。這就是所謂的“謊話要說大的，實話要說小的”。如果不說真話、實話，不要說是所有的教授，就算再添上所有別的精英人士，加在一起，影響也未必比得過一個韓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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