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陰路 .洋辣子以及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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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陰路 .洋辣子以及傳說
曾寧

晨曦透進舅舅家客廳的木框玻璃窗時，我坐在沙發上暗自盤算：今天該怎麽過？越洋飛來，假期十日，在這裏僅能待半天。坐在對麵的舅舅依老習慣點起煙鬥，叭一聲，青煙嫋嫋盤旋在客廳上方；煙草的獨特香味，在周圍徘徊。我微微一笑：“香港的？”舅舅儒雅地吐煙，沒有馬上回答。他是如此陶醉，令我想起馬克·吐溫的名言：“如果天堂裏沒有煙鬥，我寧願選擇地獄。”舅舅把玩一會煙鬥，才慢條斯理地回答：“製作煙鬥不容易，須是地中海沿岸出產的石楠樹根，樹齡要百年以上。工藝極為繁複精致，全靠手藝，一個不小心就裂開，報廢。所以，上好煙鬥的價錢太貴。解放後國內買不到，這玩意，是托人在香港的古玩街淘來的，不錯吧？”我沒回答，咀嚼著奶油話梅和炒小核桃，陪伴舅舅含雲吐霧。舅舅抽煙鬥名氣不小，他的朋友說，在山陰路上順著煙草味道走，就能找到我們家。
“你的懷舊係列我看了，錯誤不少哩----山陰路解放前什麽時候有法國梧桐樹？”舅舅把煙鬥裏的煙灰敲出來時，捎帶“敲打”我的作品。
我從沙發裏跳起來，不服氣地說：“我小時候有的是梧桐樹，這我記得清楚，按此推理，解放前沒有說不過去吧？”
舅舅咬著煙鬥，權威地說：“上海的梧桐樹，是七十年代初期栽的，之前隻有白楊樹！那時候有個說法：楊樹招洋辣子（刺毛蟲），你兩歲時就被洋辣子刺過，痛得哇哇叫。”
我全身微微一震，仿佛挨了一蜇，麻癢夾著疼痛傳遍全身。哎呀，刺毛蟲，身體七彩斑斕，漂亮得令人眩目，可不能碰------
“-------哇！”歲月深處浮起我肆無忌憚的哭聲，山陰路樹枝繁茂，記不清是白楊樹還是梧桐樹。我舉著紅腫的手指，那痛癢怪異地刺向骨頭，看一下不遠處還在扭動的刺毛蟲，哭得更加帶勁。大人明明警告過，我卻忍不住要觸一下那燦爛柔軟的小東西。未過門的舅媽手忙腳亂地撲打刺毛蟲，說要拿它搗爛當藥給我敷傷口。一陣煙草香飄來，年輕的舅舅衝到樹下，一把抱起我：“囡囡嗚哇啦（痛啦）？阿拉去虹口公園劃船，買紫雪糕。”------
今日午後，舅舅領我出門。抽煙鬥的紳士是明白人，他要陪我到“童年”走一趟。
山陰路，當年叫施高塔路。七十年代種下的梧桐樹，現在都已巨可參天。
我拿起照相機——和四達路交界處，兩邊一式漂亮的英式別墅，中間夾著一所聾啞學校。
那時我還沒上學，常常尾隨著隔壁調皮的男孩子衝著聾啞學校方向喊:“嗚子（啞巴），聾旁（聾子）。”當然沒人回應。那年代學生學的是“階級鬥爭”，壓根兒不懂得尊重殘障人，這惡作劇也沒人幹預。有一次，我模仿男孩子的腔調，高喊：“嗚子，聾旁！”不料正在花園裏玩耍的幾個少年，怒不可遏地衝出來，嚇得我轉頭就跑，初春的山陰路上，樹枝被繩子捆綁好，一棵棵在我眼前掠過，我身後，他們用變音的嗓子吼：“捉牢伊！”舅舅背著手站在路邊大同食品店前，身穿 “工人階級”的勞動布外套，頭戴安全帽，手裏卻托個“資產階級”的煙鬥與熟人聊天，神態怡然自得，我逃到他身後，少年們恨恨地停下腳步，隻得轉身離去。後來才知道，我大喊的地方，是海軍司令部的別墅，它與聾啞學校僅一門之隔。那幾個無端受我侮辱的少年，不是軍人子弟就是警衛員。不過，這一敗績並不影響我的威信，後來，我命令男孩子們翻牆進“海司”院子內偷桑葉和薔薇花，他們無不乖乖服從。
沿山陰路上往前，那是三中心幼兒園，幾十年來都是市重點學前教育機構。當年學校小分隊組織三球操，我被選上。我本來要去學芭蕾，媽媽緊張地製止我，說： “跳芭蕾太辛苦，跳得女孩子一個個精刮瘦。”我隻好改學並不喜歡的藝術體操。成績倒是不錯，但比我的“成就”更有名是懵懂。有一回，我糊裏糊塗地被送去市裏，參加一個大型表演，表演完了，下台時不往後台走，卻徑直走到觀眾席去。觀眾轟然笑開，我更加慌亂，在過道上狂奔一氣，繞了一大圈才找到後台。帶隊的幼兒園老師一直在找我，看到我就罵，罵不解氣，就眼淚一把鼻涕一把地哭。我曉得闖了大禍，抽抽嗒嗒地哭，師生兩人比賽誰哭得痛快。教育局領導在旁黑著臉說：“王洪文副主席在場！”好在又來了消息：大老粗王洪文被我的懵
懂樣逗笑了，隻顧樂，並沒有批評誰。如今，位居“四人幫”之首的王洪文早成一抔黃土，憨憨的女孩也到了憂患中年。

大陸新村到了，舅舅指點著房屋說，斜對麵興業坊是興業銀行高級職員住宅區，這裏屬於大陸銀行的。大陸新村後來名揚天下，卻因為裏麵曾有個魯迅先生。革命勝利後，魯迅被政治扭曲過，然後又遭各方各派再度扭曲。到如今，網絡上圍繞他而打的口水仗方興未艾。據說是魯迅唯一知己的瞿秋白，就住在斜對麵的東照裏12號。瞿秋白的寓所現在住著別人。從外觀上看，它似乎裝修過。九十年代初，上海戲劇學院公演話劇《秋白之戀》，我在劇中扮演著名女作家丁玲。讀劇本時才知道，我的鄰居中有個大人物叫瞿秋白。我找來他的《多餘的話》，一遍遍地讀，覺得他的文字比許多名家更耐嚼。然而，如今世風轉向，山陰路的人們，最津津樂道的“山陰路名人”並非他，也不是曾在那裏居住的郭沫若和茅盾，而是住在一百多號的上海火柴大王的寵妾。
“長得不怎麽樣，就是皮膚白。老板為啥喜歡她？她會侍候男人！”老人們這麽評述她，“不知道她的出身是戲班還是堂子，名字叫XXX老六。”從這沾滿風塵的名字看，十有八九是堂子出來的。“老板撥（給）伊的銅鈿交關（很多）！”老人們神秘地說，“三年困難時期，人人吃不飽，唯獨她不但吃得珠圓玉潤，還請得起琴師來操琴，她拈起蘭花指唱《天女散花》，那陣子，天井內外一天到晚是她嬌滴滴的嗓音。” 處於極度饑餓中的人聽京劇，分外委婉淒美，聽著聽著，清涎水變為人間滄桑的百般滋味，格外入心。舅舅又一次點起煙鬥，眯起眼睛，緩緩訴說。
吉祥路交界口，我把照相機對準“施高塔路”上長滿爬山虎的牆頭，還有仍舊結實的木製窗欞。一名五十多歲的婦女迎麵而來，好奇地用帶上海口音的普通話問我：“外頭來的？”我笑答：“我從小住在這裏，1994年才走的。”她皺眉：“妹妹呀，儂走的辰光怎麽不拍照？那時候山陰路還有看頭，現在-----儂看。”一副不勝今昔的模樣。我瞟瞟四周，幾個挑擔的外地小販匆匆走過，四周豎著幾個俗豔招牌，叫賣吆喝聲四起。她說：“儂曉得伐？此地已經是高級貧民窟！前兩年房價不巨（貴），外地人都來租房子做生意，從此山陰路變得烏七八糟，要不是市政府下令保護這裏的老建築，說不定都被外地人拆光了，儂為啥這種辰光來拍照？”我呆立在街旁，問舅舅，1949年的某些夜晚，山陰路曾送走一批驚慌逃離的人們，他們可曾為它拍下照片？
舅舅沒有回答我，煙鬥一明一滅，青色煙霧騰升繚繞在樹上，原來，他對著吉祥路的一幢紅磚別墅沉吟。綠色的半圓形窗台，玻璃窗內，似乎有天鵝般柔美的身影在翩翩起舞。這裏，曾有過山陰路一道美妙的風景。文革硝煙四處彌漫，血霧重重。上海芭蕾舞團的《白毛女》成為最時髦的文化符號，被譽為“最美麗的白毛女”的圓圓就住在這裏。她慵懶而優雅地徜徉在山陰路和吉祥路交界，牽引著所有行人的視線。沒人敢對她有非分之想，怕褻瀆純潔無瑕的白天鵝。就在山陰路的不少人被批鬥抄家甚至遊街，剪陰陽頭的時候，她突然離開，胸前的婚嫁大紅花耀人眼目，它生生地撕裂了山陰路居民對她的傾慕。娶她的那個男人，最近出現在美國各大中文媒體，被稱作“民主人士”，那時的上海灘，他可是大名鼎鼎的造反派總司令。後來，她又回到吉祥路，帶來一個胖乎乎的女兒。人們看見她身上毛衣隻扣一顆紐扣，頭發蓬亂地，一路走一路大口大口吃零食，身後丟下滿地瓜子殼。改革開放後，聽說她去了香港。那個年代，往香港跑，是上海人的莫大榮耀，她從此再無音訊。我望著舅舅，心底輕歎一聲。
和我童年息息相關的，就是吉祥路口的三中心小學。我小時候上學的地方，堂皇的青磚大樓經過擴建，粉刷一新，裝上落地玻璃窗，旁邊的老樓卻不見了。
舅舅明白，我在懷念教繪畫的桂森林老師。八十年代初，在老教學樓的畫室裏，帷幔低垂，橘色燈光柔軟地嗬護著我的童年，這位剛滿20歲的畫家，為我畫下素描和油畫肖像。在畫板上，他的炭筆瀟灑地劃過白紙，就此，我的童年被定格在另一個天地。他為我寫生時，我雙手托著腮幫，出神地看他埋首在畫紙上，急切地等待他抬頭望我，緊張兮兮地笑，為他的誇獎而手足無措。在師生眼神交流的瞬間，我捕捉到藝術世界的神秘信息。
煙鬥漸漸熄滅，舅舅還在慢條斯理地抽。
臨走，舅舅拿出一本畫冊遞給我，封麵是《桂森林美術作品選》。“在行知藝術學校找到的，才出版不久。早就想交給你了，你每次回來都那麽匆匆忙忙。”舅舅說。
我揮別抽煙鬥的舅舅，上了出租車。開出老遠，回頭看舅舅，人影模糊了，煙鬥上通紅的一點仍舊觸目。
車在山陰路上行駛，車窗閃過的梧桐樹，如此大氣而潔淨，我找不到刺毛蟲，卻留戀它帶給我的痛和癢，在回味中這一傷害變得餘韻繚繞。
風進車窗，手中的畫冊被吹開，畫頁上，一個女孩托腮凝視，幾分懵懂幾分嬌憨，瞪著無邪的眼睛，像煞土裏土氣的鄉下孩子，畫下有注：曾寧，197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