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照片是2009年拍攝的）
我們那廠，前不著鎮後不著店。每周48小時工作製，一個禮拜回市區一次，戲稱我們廠與勞改營無異。其實，業餘生活還是蠻豐富的。
男孩子下班後就去打籃球，夏天的時候到橋上一個個往河裏跳水，企圖以最出眾的姿勢吸引女孩子們的注意力。女孩子們邊打毛衣邊評論，往往對心儀的那位裝出滿不在乎的樣子。
晚飯後，食堂裏擠滿了做了爸爸媽媽的職工，全廠唯一的那台電視機像小孩子那樣與你捉迷藏，給你看半天閃閃爍爍的橫線條。有那麽兩個年輕人是觀眾的救星，那台電視機隻有經過他們擺弄才出現圖像。他倆私下也較勁，其中一個比較有心計，總要先搭搭架子：我不行，請某某調試吧。某某調好了，另一個和聲稱讚。萬一整不好，另一個貌似謙虛地說那我就嚐試嚐試吧。這樣，觀眾自然而然地分成兩派粉絲，每次電視機一開機那滾動的橫條出現時，觀眾席兩個聲音，最後就是：還是誰誰本事大。
每周一次的全廠大會也安排在晚上，內容千篇一律：黨支部書記先講政治形勢，然後廠長做生產任務報告，最後有老工人代表上台表決心或者憶苦思甜等。不過女職工反感的是，紀律重申開會不能帶針線活。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女人們把毛線藏在寬大的工作衣內，找到離主席台遠點的座位，眼睛看著報告人，兩手在餐桌下忙著穿針走線，毛衣的花樣一點也不會錯。
我這個人和大眾好像脫節那樣-對籃球遊泳打毛衣看電視都不敢興趣；和領導也脫節-聽不懂大會報告的內容。政治形勢聽得糊裏糊塗倒也算了，連生產報告也聽得雲裏霧裏。我所在的磨具車間在廠長眼裏隻能算配角。而裝配車間成品，他講的是縮寫名稱。直到N年之後才“大器晚成”地、驚訝地了解到，原來我們廠在計劃經濟時期，是全國最大最有名的物位儀表生產廠家。
全廠大會侵占了員工的業餘時間，大家毫無抱怨，因為享用工作時間做工間操和唱革命樣板戲也是那時的做法。有段時間，大約兩三個月吧，我和另外一個女學徒被廠裏指派參加了青浦縣的革命樣板戲演出，坐著大卡車唱遍上海市全部郊縣，回來後一個個車間去教小常寶李鐵梅的唱段。半小時學唱結束，大家喜歡慫恿我獨唱“幹部參加勞動好”，我也就唱了，不知覺中得罪了一些不參加勞動的幹部。
有一年時興拉練，就是每個廠派出幾十個人到農村Hiking，領頭的舉著紅旗，我還帶著把二胡，歇腳時候挑完腳上的血泡就唱革命歌曲，感覺革命精神非常豪邁非常高尚。不過我那“革命精神”比起其他人差遠了。有個女孩子天天晚上自願加班到深夜，加了一年後入黨了，入黨後還是天天加班到深夜，直到做了車間主任。有個男孩子天天晚上在車間讀毛著到深夜，讀了三年才入黨，入黨後還是讀毛著到深夜，直到粉碎了四人幫。還有個中年人，天天下班在廠區照看種下的樹，撒藥水。現在回想起來，我仍舊不能理解他們的動機，總覺得那是年輕人體內的內分泌關係導致精力過剩所產生的行動。
我看書用的是掃描的方法，囫圇吞棗；除了看有關愛情的情節，那是字字細讀。可惜廠裏的圖書館沒有什麽多餘的書，紅樓夢有借，我也借了魯迅的“兩地書”，馬克思和他妻子安妮的通信，企圖從字裏行間找點浪漫的痕跡。
廠裏效益很不錯，由於工資不能隨便漲，廠裏就變著法子發東西，從每月固定的肥皂、草紙、衛生巾（限女性）、汽水，到過年過節的雞鴨魚肉。前者都可以做到平均，後者就抽簽，一溜排的家禽，編上號碼，抽到什麽就拿什麽，沒人爭執。
時間過濾了一切粗糙，回想那些物質平貧困的年代，對於我，留下的隻是美好。
點這裏，來塗鴉畫廊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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