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口氣讀完美國曆史學家邁克爾 伯恩斯(Micheal Burns)寫的法國與德雷福斯事件>>(France and Dreyfus 1999版)由鄭均宜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3月。在閱讀西方文論著作中，不時提到德雷福斯事件，隻是簡單知道發生在十九世紀末法國的一件反猶冤案。不曾想到此事至今巳過去110餘年了，還被時時提及，伯恩斯的書給我補上一課，他詳盡地記錄並引用了當時的檔案原件，把當時法國國內外卷入此事件的支持與反對德雷福斯雙方陣營的行動和言論，毫無偏見的呈現給讀者，幾乎還原了事件的整個過程。此書一拈上手就放不下來，驚歎何以一個多世紀了，雙方論點還是那幺鮮活，具有現實意義，浮想連翩。
其實整個案情並不複雜：1894年9月一個在德國駐巴黎大使館武官辦公室打掃衛生的法國女特工，在紙簍中棟到一張撕碎的寫有法國國防情報的無署名備忘錄。她交給陸軍統計處（負責法國軍方情報部門）軍官亨利。亨利吃驚地知悉該備忘錄是他的同事埃斯特哈齊所寫。他倆同為法德雙料間諜。他把備忘錄上交，並誣陷同事猶太人德雷福斯。剛巧備忘錄的筆跡與德雷福斯的相似。也許是命運，是反猶主義，是同僚的敵意競爭。陸軍參謀部草率決定逮捕並判德雷福斯流放與無期徒刑，被囚禁在南美法屬圭亞那附近的魔鬼島。
1896年時任統計處處長皮卡爾獲截叛國電報，得知前備忘錄的真正作者是埃斯特哈齊，皮卡爾上告參謀部，參謀部卻置之不理，並將皮卡爾調離本職去北非。但皮卡爾事件被捅到參議院副議長處以及媒體並上了報。1898年1月埃斯特哈齊在軍事法庭受審，竟獲判無罪。為此著名作家左拉發表致總統的公開信《我控訴》。左拉受審並被判誹謗罪。皮卡爾也被控泄漏軍事秘密，囚禁監獄。八月陸軍一職員發現亨利偽造誣陷德雷福斯的文件，亨利被捕，在獄中自殺。埃斯特哈齊逃往英國。1899年軍事法庭再次開庭審訊德雷福斯，竟仍被判有罪，但緊接著由總統發布對他特赦。直到1906年最高法院才宣布審判無效，恢複德雷福斯軍階。
德雷福斯事件明顯是件冤案，卻竟導致法國全社會卷入，上至共和國總統、總理、議院、軍隊高官、下至平民百姓，形成支持與反對德雷福斯兩大陣營。雙方都稱爰國，為了維護法國的榮譽。德雷福斯的名字已不再屬於他本人了，他的名字變成了象征的符號，對於反對的陣營，這個名字代表民族國家的恥辱，猶太異族的象征；而對於支持的陣營，這個名字代表人的尊嚴，對公正與自由的追求，代表對司法充滿信心，國家價值與民族和諧的體現。
事件的發生正是法國國內社會動蕩。1870年普法戰爭中法國戰敗，又賠款又割地，民眾有深深的屈辱感。要複興民族，重振法國，反猶主義與民族主義大行其道，雖然那時已有法令取消對國內猶太人的一切禁止，猶太人可以以公民身份宣誓效忠憲法，享有同樣的公民自由權，但並不能鏟除民眾中根深蒂固的對猶太民族的偏見。德雷福斯的被誣陷，猶太人便
被指為賣國賊。但是隨著案件的進展，明顯是冤案，反案卻困難重重。此時正值巴黎籌備1890年世界博覽會期間，國內朝野都要求通達博覽會展示法國的國威，在世界麵前維護法國聲譽是頭等共識。而歐美各國對事件的反映幾乎普遍的一邊倒，認為這樣的冤案是歐洲的恥辱，在國際上形成一股反法風潮。甚至有輿論號召抵製參加法國博覽會。有的說：“一個權利受損的國家，一個隻有反猶主義和盲目愛國主義者才能立法的國家是毫無安全可言”。
1899年軍事法庭在強大的壓力下重新審訊，並再次判德雷福斯有罪。國內外輿論大嘩，當時法國總統進退兩難，最後泡製了抹稀泥的大赦令。著名作家左拉立即指出：“閣下今天可恥的大赦代替正義，這不但傷害了國家的良心，也腐蝕了國家的道德。”又說：“整個歐洲和世界在注視著，全世界都相信德雷福斯是無辜的。我們在倫理上的色當之役（法國1870年被普魯打敗之役）敗了，今天比當年的敗北還慘百倍。”
該事件在法國在歐洲乃至世界範圍的影響可見一斑。正如伯恩斯所說：“事件存在著多種形式的對抗，個人與國家、文人政府與軍方當局、議會政治與群眾政治、人性的信念與現代種族主義。”也如哲學家漢娜 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指出的：“反猶主義的崛起是十九世紀後期法國的一種政治武裝，德雷福斯事件是我們這個時代上演的一出戲劇的彩排。”百餘年來，人們無數次提到此事件，這出戲劇好像並未落幕。
1985年當時法國總統密特朗委托製造德雷福斯的塑像，法國陸軍以刻塑像象征軍隊的分裂及令人聯想到軍隊的羞辱為由，拒絕代表高等軍事學院接受塑像，直到1988年塑像移地揭幕數天後，墳場的墓被人刻上納粹黨徽和反猶的褻瀆字句。
到1994年，事件百周年時，法國軍事法庭不但未認錯，陸軍曆史處處長竟輕描淡寫地稱，德雷福斯的無辜為“普遍獲曆史學家接納的論點。”並著文說此事件有三個後果：“政治後果重審是共和派的勝利，它促使社會進入議會製度；軍事後果是廢除了法國情報部門，並且在德國重新武裝時刻削減了經費；對猶太團體的後果是推動了赫策爾理論的發展，可以說是猶太複國運動的起點，……無論如何，直到今天，沒有人能確定德雷福斯究竟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的犧牲者。”爭議依舊，法國國防部長將他調了職位。有人指出，有取材參謀部秘密檔案的書，書中仍描述德雷福斯是有罪的，並界定那起事件是法國的奇恥大辱。
後來的法國總統希拉克，如同他的前任密特朗一樣明白事件的影響會長存下去，希拉克在1998年寫給左拉和德雷福斯家族後裔的公開信中明確表示：“法國是如何感激你們的先人，你們的先人以可欽佩的勇氣，為自由尊嚴與正義的價值獻身。……兩位不尋常的人對我們的共同價值—國家與共和的價值—充滿信心，而且因為他們對國家的愛如此深切，因而使得法國與她自己和解，讓我們永不忘記這個有關愛與和諧的重要教訓”。
伯恩斯的書最後一段文字引人深思：“20世紀90年代的民意調查顯示，將近70%的人認為從德雷福斯事件中得到的教訓目前仍然引起人們的興趣。”有位評論家補充說：“法國不停地進行精神內戰，德雷福斯事件尚未結束。”
法國極右組織國民陣線主席勒龐在2000年總統大選中獲得18%的選票，使法國左右以及中間派別大為驚訝，聯合提高警惕。勒龐竭力鼓吹反猶排外，是個極端民族主義者。這股新的反德雷福斯陣營不但反對猶太人，不承認二戰中有戳殺猶太人的集中營存在，還打擊大批移民法國的北非人。他們打著維護民族與國家利益的大旗，在法國中下層民眾中，由於經濟不景氣，失業率高漲，還大有市場，受到歡迎。
像法國這樣共和體製的民主國家，冤案仍是不免發生。但是像德雷福斯事件這樣一波三折，時間長達十二年才平反，在民主國家中也是罕見的。此事件造成法國思想上的分裂，被後人反複提及，反複敲打民主製度建設中的爭議，讓人們記取教訓。看來人的尊嚴和自由、司法的公正與正義、民族的寬容與和諧，不是一蹴可成。人們根深蒂固的偏見更不是幾代人消除得了的。需要人們長期的努力，不時拉響警鍾，牢記曆史教訓，才能防止悲劇的重演。
對我們民主法治製度尚不健全的國家，類似的錯案、冤案比比皆是，在民族與國家利益的名義下，幹過多少不義之事、喪盡天良之事、戳害過多少無辜者、掩蓋過多少曆史真像。若不是得了健忘症，對於過去不久的那些事應該太熟悉不過了。但是我們被要求把過去不久的曆史統統遺忘掉，還時時出來教訓民眾：“曆史宜粗不宜細”、“向前看”、“穩定壓倒一切”等等。麵對世人對德雷福斯事件的態度，不怕爭議，就怕遺忘。我心中感到深深的悲哀與沉重。
2008.10.21
2009.4.7 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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