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1602年，愛爾蘭局勢進入關鍵轉折點。1601年10月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三世派往愛爾蘭的艦隊在愛爾蘭南方登陸後駐紮在金塞爾城（Kinsale），並在城內外建築工事。英格蘭駐軍則開始圍城，對城內西班牙軍隊采取切斷資源斷草斷糧的“焦土策略”。
到儒略曆1602年12月24日（格裏高利曆1603年1月3日），英軍對該城發起攻勢，泰隆領主修·奧尼爾帶領愛爾蘭本土叛軍南下解救被圍困的西班牙軍隊。由於協調不力、夜間行軍以及英軍的騎兵優勢，在城外遭遇後潰敗，造成約1200名愛爾蘭士兵傷亡。到1602年1月12日結束圍城戰役，西班牙指揮官向英軍投降，放棄金塞爾鎮，並與英軍談判確保其部隊安全返回西班牙。
圖1：金塞爾城在愛爾蘭海的位置圖
這場戰役標誌著愛爾蘭人反抗英格蘭統治的九年戰爭結束，英格蘭在愛爾蘭的統治得以穩固，直到1922年愛爾蘭分裂成南北兩塊，天主教南愛獨立成為愛爾蘭共和國，北愛留在聯合王國內，成為英國全稱“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中的後半部分。
到1602年，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三世的朝堂對與英格蘭之間持續二十餘年的戰爭也感到厭倦。英西戰爭對兩國來說都耗資巨大，為此西班牙國務委員會內部也出現意見分歧。一些人繼續擁護伊尤金尼婭取代詹姆士六世，以避免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兩個王位統一到新教國王詹姆士六世手裏；另一些人則認為，雖然無論從哪個方麵來看詹六作為新教徒都不是英格蘭王位的理想繼承人，但或許可以派遣特使前往愛丁堡與詹六談判，這樣勢必會激怒英格蘭女王，從而破壞詹六順利繼位。
還有議員提議，可以讓菲利普的妹夫、西班牙低地總督阿爾伯特大公派人去遊說詹六，勸他將其長子亨利王子送到西班牙宮廷接受教育。這樣即便將來英格蘭和蘇格蘭兩國合並，英格蘭與西班牙的關係也不會繼續惡化。但此時阿爾伯特夫妻倆在低地也被奧蘭治親王領導的荷蘭七省聯盟軍隊壓製，他們並不想介入王兄菲利普三世的對英戰爭，而隻想守住自己在低地的統治地位。
到了1602年夏天，泰隆領主奧尼爾和他的死忠支持者們還在和英格蘭駐軍打遊擊戰，但他的許多親屬和軍官都已絕望，想放下武器臣服伊麗莎白女王。在駐愛爾蘭英軍總指揮官的勸說下，女王接受了愛爾蘭天主教叛軍的投降協議，即叛軍首領們逐一宣誓，承認她是“愛爾蘭王國及其所有地區和人民唯一真正、絕對和至高無上的女王”。之後，女王歸還了宣誓貴族們的土地。
到1602年底，逃亡到林間繼續單槍匹馬遊擊戰的泰隆領主奧尼爾也挺不住了，提出談判，但被女王拒絕。整個九年戰爭讓女王耗資近兩百萬英鎊（相當於今天的兩個億），女王為此還不得不出售四分之一的王室財產，故此要求奧尼爾無條件投降。
而此時法蘭西國王亨利四世也正在試圖收複哈布斯堡王朝控製的弗朗什-孔泰大區（ Franche-Comté ），試圖切斷“西班牙大道”（Spanish Road）。這條大道翻越阿爾卑斯山，穿過法蘭西的勃艮第大區，是西班牙軍隊從神聖羅馬帝國到低地行軍大道的陸地部分，西班牙要想保護低地南方（今天的比利時和盧森堡）免受北方荷蘭七省聯盟的繼續進攻，就必須守住這條大道。
圖2：弗朗什-孔泰大區位置（左）和“西班牙大道”（右）
這種情況下，西班牙已無力再持續對愛爾蘭天主教叛軍的軍事支持，西班牙駐軍全部撤離愛爾蘭，伊麗莎白如釋重負，在給英軍的愛爾蘭最高指揮官第8代蒙特喬伊男爵查爾斯·布朗特（Charles Blount, 8th Baron Mountjoy）口述信的簽名處親筆添加一句留言，感謝男爵在愛爾蘭的勤勉和勇敢。為了能盡快讓西班牙人離開愛爾蘭，男爵同意西班牙軍官們撤出金塞爾城時保留軍人榮耀，全服披掛，穿軍服佩軍劍騎馬離開。
為了證明自己並未衰老，整個1602年春夏，69歲的女王將自己的活動行程表安排得滿滿的。四月份在宮裏舉辦舞會並親自加入非常需要體力的中世紀宮廷舞蹈 Galliard dance，五月初騎馬外出和倫敦市民一起歡度五朔節慶典（Going A-Maying），六月份在倫敦市外三十英裏範圍內巡遊，在二十多位朝臣家中吃飯或下榻。巡遊的最後一站是薩裏郡的奧特蘭茲（Oatlands），女王在這裏隆重地接待了幾位外國大使，包括新任法國大使，女王告訴法國大使：我還沒有很快就死的計劃，也沒有他們認為的那麽老。
“感謝上帝！”，國務卿小賽西爾驚歎到，“這十二年來，我從未見過女王陛下精神這麽好！”。 女王仍然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騎馬外出，雖然需要上下馬鞍時需要有人幫助。伊麗莎白的另一位親眷、第2代杭斯頓男爵喬治·凱裏（George Carey, 2nd Baron Hunsdon，女王大姨瑪麗·波琳的孫子）勸女王不要再在薩裏郡無雙宮和倫敦漢普敦宮之間騎馬往返，因兩地之間有十英裏的路程，女王非常生氣，兩天都不讓喬治進宮。
但不管女王如何掩飾，她健康的每況愈下都瞞不住其他人了，視力減退，健忘，食量下降，能記得朝臣和仕女的臉孔，但想不起他們的名字，還經常失眠，或因為夢靨而不敢入睡。
進入1603年，女王意識到，要在自己離世前將一個穩定的愛爾蘭交到下一任手裏，就必須與泰隆領主談判，因為隻要奧尼爾還躲在山裏打遊擊戰，保不齊哪天就卷土重來。2月16日，女王口述書信給蒙特喬伊男爵，大意是：
“朕相信世人已經充分認識到，保全這個王國和人民對朕的重要性，朕也珍視自己的榮譽。朕之所以拒絕了奧尼爾提出的諸多要求，僅僅是因為朕不願開先例，輕易地向這位給朕的子民帶來如此多苦難的人任何恩惠或偏袒。然而，鑒於朝中似乎普遍認為，適當的讓步或許能避免基督徒流血，從而對國家有利，朕願意寬宥他，因為在神的最終審判中，寬宥和懲罰同樣重要。”
女王的底線是泰隆領主放下武器俯首稱臣。如果他放棄天主教信仰，不僅可以保住性命，還可以在投降後考慮給他其他赦免條件。如果這位叛軍首領仍然信奉天主教，也不必擔心被起訴，但必須交出在愛爾蘭北方的領地，並且不得繼續使用泰隆領主這個爵位，因為泰隆這個名字已與叛亂密不可分，以後禁止使用。
男爵和他的手下收到女王來信後，覺得和之前的條件對比並沒有新內容，於是向賽西爾求援。塞西爾回信中解釋了女王的內心矛盾， 因為在伊麗莎白女王一生中，隻有君權和宗教這兩件事她時絕對不會讓步的。於女王而言，與叛軍首領談條件本身就已經如同滑向地獄深淵，但她也意識到隻有談判才能徹底平息愛爾蘭動亂。
賽西爾深知奧尼爾不會放棄他的祖傳爵位，因此建議蒙特喬伊男爵表麵上服從女王指示，但談判時可以暗中給泰隆領主更多許諾，但所有談判內容都要有書麵記錄，盡一切可能達成和解，必要時甚至可以用一些小手段，因為“忠仆侍奉君主時，也必須有所取舍。”
1603年早春，對女王健康的最後一擊來自於忠心耿耿服侍自己四十餘年的仕女諾丁漢伯爵夫人凱特的病逝。她就是我們之前多次提到的那位海軍元帥諾丁漢伯爵查爾斯·霍華德的夫人（Catherine Howard, Countess of Nottingham），也是瑪麗·波琳的孫輩，和喬治和羅伯特·凱裏兩兄弟以及我們之前提到的1592年陪同女王一起到溫莎城堡躲避瘟疫的斯克洛普夫人都是一母同胞的手足。
凱特15歲便做了伊麗莎白的貼身女官，雖然輩份上比伊麗莎白小一輩，但兩人親如姐妹，1572年被任命為女王首席仕女。凱特1603年2月25日在家中去世，享年僅52或53歲。得知凱特去世的消息後，女王陷入了憂鬱，抱怨頭痛、骨痛、手腳冰冷，此後大臣們除了賽西爾之外，沒有一位樞密顧問敢接近女王。
圖3：伊麗莎白女王的忠實仕女、諾丁漢伯爵夫人凱特·凱裏 （Catherine Carey Howard）
凱特去世後，哥哥羅伯特·凱裏進宮探望女王，女王對他說：羅賓，我感覺很不好。3月19日，法國大使在給亨利四世的信中說，女王過去兩星期吃得很少，睡眠也很差。另一份同時代報告向後人披露，女王“陷入悲傷、哀歎和哭泣”；但當仕女詢問女王是否有讓她如此悲傷的煩惱時，女王卻回答：我不知道這個世界裏還有任何事值得我為之煩惱。
3月20日，女王開始不吃不睡，也拒絕回自己的床榻，侍女們在寢殿地板上鋪滿了軟墊，以防她跌倒弄傷自己。女王就這樣坐在軟墊上，目光緊盯地板，也不說話，看上去極度孱弱。每日入宮請示的國務卿小賽西爾不得不向女王抗議：夫人， 夫人，為了您的子民您也必須去睡覺。女王回答：小男人，小男人， “必須”這個詞豈可用在君王身上。
到23日，女王開始將自己的手指放進嘴裏，坐在地上一動不動，最後羸弱到無法動彈，侍女們隻得將在家哀悼亡妻的新晉鰥夫諾丁漢伯爵叫進宮，伯爵將已衰竭到無力抱怨的女王抱起來放回床上。當天，女王咽喉部的膿腫破裂，給她帶來短暫的舒緩，可以少許喝一點湯水，但很快又陷入半昏迷狀態。知道女王已經彌留，樞密院聚集在她床邊，詢問女王是否接受蘇格蘭國王詹姆士六世為繼承人，女王此時已不能發聲，隻能用手點了一下自己的額頭，樞密院將此理解為女王同意。
23日晚上6點左右，坎特伯雷大主教約翰·維特吉福特（John Whitgift）被喚到女王病榻邊，大主教跪在床邊祈禱了半小時，準備起身離開，卻被女王做了一個手勢要求他繼續禱告。大主教繼續祈禱了一小時，每當大主教提到天堂喜樂時，女王都用力捏一下他的手。可憐也已年過七旬的大主教顫顫巍巍站起身，之後女王便陷入昏迷，於儒略曆1603年3月24日星期四淩晨在裏奇滿宮安靜地離世，享年69歲又6個月。
聽到女王寢殿傳來侍女們的哭聲，小賽西爾在第一時間快馬加鞭一路往北，親自到愛丁堡聖十字宮告知詹姆士六世已是英格蘭新君。
同時代作家托馬斯·戴克（Thomas Dekker）在其所寫的《奇妙之年1603》[1]中這樣描述：“星期四這天，如果你高喊“上帝保佑英格蘭國王詹姆士”，那是叛國；而到星期五，如果你不喊“上帝保佑詹姆士國”，那同樣也是叛國。星期五上午，朝野一片肅靜，隻能聽到低聲悲歎和悼念；而過了中午，你能聽到的隻有勝利和快樂的歡呼。”
伊麗莎白女王離世的消息在愛爾蘭北隱瞞了整整一個星期，直到3月30日泰隆領主向蒙特喬伊男爵簽署了投降書，以當時的標準來衡量，其投降條件相當優越，奧尼爾不僅被赦免，還保住了自己的貴族身份和大部分土地，並在愛爾蘭議會占有一席，但被要求宣誓效忠王室，停止尋求外國勢力援助，停止在其領地內建築天主教教堂，並在其領地內用英格蘭法律取代傳統的蓋爾人布雷洪法（Brehon law）。如果奧尼爾知道伊麗莎白女王已在一周前舊去世了，他還會不會投降？
1603年3月，曆經五任君主曆時118年的都鐸王室正式落下帷幕，蘇格蘭瑪麗女王的兒子登基成為詹姆士六世/一世（蘇格蘭/英格蘭），斯圖爾德王室正式登上英格蘭曆史舞台，由英格蘭、威爾士、蘇格蘭、愛爾蘭四國形成的大不列顛聯合王國由此誕生。
都鐸王室的君主，除亨利八世外，都葬於西敏大教堂。少年早夭的愛德華六世葬於大教堂亨利七世陵殿其祖父母的墓穴旁。伊麗莎白和其姐瑪麗一世這對同父異母姐妹，除了都是都鐸家的女兒外，生前幾乎沒有任何共同之處，死後卻同葬於亨利七世陵殿旁邊的小偏殿裏。而詹姆士六世/一世也於1612年將其母遺骸重新安葬的西敏大教堂。
詹六/詹一以伊麗莎白女王繼承人身份禦準墓穴石碑上的拉丁語墓誌銘，列舉伊麗莎白女王的終身成就如下：
恢複宗教的原始純潔性、維護王國和平、恢複貨幣的應有價值，平息國內叛亂、幫助法蘭西擺脫內戰、支持荷蘭、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維護愛爾蘭領地、立法維護劍橋牛津劍橋兩所大學、讓英格蘭走上富裕之路。
墓誌銘敘述：伊麗莎白，在位45年，一位極其審慎的統治者、凱旋而歸的女王、虔誠的信徒，幸福的君主，於我主之年1602年3月24日平靜而安詳地離世，享年70，留下遺骸等候基督旨意將她複活以獲永生。她的遺骸安葬於她所創立的教堂內，謹此永誌英格蘭、法蘭西及愛爾蘭女王伊麗莎白，亨利八世之女、亨利七世之孫、愛德華四世之曾孫。她是祖國之母，宗教及所有博雅學科的養育者，精通多國語言，擁有美好的身心和超越性別的君王美德。大不列顛、法蘭西及愛爾蘭國王詹姆斯一世虔誠而公正地為她豎立此碑，以紀念他所繼承的美德與王國。
這個墓誌銘沒有提到的是，伊麗莎白女王統治的45年內，話劇藝術從公子王孫府邸走入尋常百姓家，議會成為主要政治力量，英格蘭不僅從一個中世紀島國成為歐洲主要海上強國，更成為首屈一指的新教王國。
盡管後人對伊麗莎白女王臨終前是否真的在清醒狀態下承認詹姆士的繼承權也有所爭議，從本質上來講，選擇詹姆士一世繼位是小賽西爾主導的樞密院和議會的決定，以此將蘇格蘭納入聯合王國版圖內，這也符合小賽西爾一貫秉承的與蘇格蘭徹底停戰的政策初衷。
然而，伊麗莎白女王雖然為後世開道，卻也為後人留下很多懸而未決的問題，其中最嚴重的就是英格蘭的宗教改革終點問題，即國教與清教之間的矛盾。伊麗莎白一世憑著其守底線但知進退的原則和其卓越演說家的魅力以及強勢君主的能力，將矛盾暫時壓製，但也隻是將矛盾轉交後人去解決。
講完了都鐸王室的故事，特別是伊麗莎白女王的輝煌一生，筆者覺得有必要對本係列的同步主題，即英格蘭宗教改革，做一個簡單的綜述。
宗教改革是歐洲曆史上的一筆重彩，它是歐洲現代史的開端，其錯綜複雜之程度不言而喻，筆者隻能盡自己所知所能而為，掛一漏萬在所難免。
首先需要說明的就是“天主教”和“新教”這兩個術語的中文翻譯。
“天主教”這個詞的英文是Catholic/Catholicism，最早於公元107年由安條克的聖伊納爵（St Ignatius of Antioch ）提出。這個詞的原義是“包羅萬象”，源於希臘語“Katholikos”，由“kata”（關於/根據）和“holos”（整體）組成，意為普遍的、一般的或與整體有關的。當時使用這個詞是為了統一和整合耶穌受難後七十餘年內在歐洲和西亞形成的諸多基督徒地方教會。
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堡第一次尼西亞大公會議上，主教們通過了基督教最古老的信經《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正式將教會定義為“唯一的、神聖的、大公的和使徒的教會”（one, holy, catholic, and apostolic church），基督教完整統一的教會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正式誕生，但當時並沒有羅馬天主教（Roman Catholic）。歐洲宗教改革之後，改革教派（Reformed Religion ）對“舊宗教”（Old Religion ）冠以“羅馬”前綴，才有了 Roman Catholic 羅馬天主教這一稱呼。
而中文“新教”這個詞的英文是Protestant/Protestantism，其原意並非“new religion”新的宗教，而是“反對”或“抗議”。在《劍橋高級學習詞典》（Cambridge Advanced Leaner’s Dictionary）中，Protestant 既是名詞也是形容詞，其解釋是：a member of the parts of the Christianity Church that separated from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during the 16th century，“十六世紀從羅馬天主教教會分離出來的一組基督教教會”，而且是parts“ 一組”，強調並非隻有一種Protestant。
Protestantism，德語Protestantismus，源於1529年4月19日發生在神聖羅馬帝國境內斯派爾城（在如今的德國境內）的一場抗議（Protestation at Speyer）。當時有六位德意誌諸侯國王子和帝國境內十四個自由城市代表在這裏向神聖羅馬帝國議會以及帝國皇帝卡洛斯五世發起請願，抗議帝國重新執行其1521年沃姆斯議會（Diet of Worms ）公布的對馬丁·路德的禁令。該禁令宣布路德為異端，可不經法律程序將其逮捕，並禁止其著作的印刷、發行、買賣和閱讀。
圖4：1521年馬丁·路德在沃姆斯議會受審
其後路德主義學說的廣泛傳播使得神聖羅馬帝國不得不在1526年做出讓步，停止該禁令的執行；但1529年卡洛斯五世試圖恢複這一禁令，故此導致上述斯派爾抗議。此後，反對羅馬教廷並要求神聖羅馬帝國給與各邦國自由選擇其宗教信仰權力的運動即被稱為Protestant 和 Protestantism，直譯是“抗議者”或“抗議主義”。而其中文統一翻譯為“新教/新教徒/新教主義”，則是在十九世紀初清朝嘉慶道光年間由到中國傳教和幫助翻譯中文聖經的英美新教傳教士所確定，本意是與由羅馬教廷耶穌會修士早在元朝就傳到蒙古以及明朝傳到中國的“舊教”做區分。
1929年也是英格蘭宗教改革的起始之年，但英格蘭的宗教改革起因和歐洲大陸宗教改革起因卻完全不能同日而語。
事實上，1529年之前英格蘭國王亨利八世都是反對路德宗的。1517年路德在威登堡教堂大門上貼出《九十五條論綱》後，其著作1519年傳入英格蘭，但當時隻能在學者圈內秘密傳閱，特別是劍橋大學。亨利八世本人1520年代則是堅定地站在羅馬教廷這邊，1521年甚至親自用拉丁語撰寫了《捍衛七聖事》（Assertio Septem Sacramentorum）駁斥路德主義新教，為此還獲得羅馬教廷的“宗教捍衛者”（Defender of Faith）殊榮。
如果羅馬教廷痛痛快快地批準亨利八世與阿拉貢的凱瑟琳離婚，英格蘭的宗教改革很可能都不會發生，但曆史的腳總是有它自己的意願去決定伸進哪一條褲腿，注定了英格蘭宗教改革從一開始就事關王朝延續和世俗權威，而非教義。這是和路德宗以及加爾文宗改革的第一個不同點。
因為上述原因，英格蘭宗教改革自始至終是由王室主導自上而下的改革。它從一開始就不是紮根在“抗議”或文藝複興人文主義原則中。這是與歐洲大陸自下而上發生的宗教改革的第二個不同點。因為這一原因，英格蘭的宗教改革方向始終在君主的王權控製之下；也正是因為這一原因，路德主義和加爾文主義都不能被允許在英格蘭占據主導。
鑒於此，英格蘭宗教改革才有其獨特之處。在歐洲大陸所擁護的新教中，羅馬天主教的彌撒禮、聖母崇拜、聖者崇拜等儀式和習俗都被摒棄。但在英格蘭，亨利八世除了反對教皇權威外，其本心自始至終都是一位正統的舊教徒。因此，雖然修道院被拆除，教會土地被沒收，教皇權威被取代，但彌撒禮和包括教曆、教袍、蠟燭、拉丁語讚歌等很多天主教儀式卻被保留，所不同的隻是彌撒禮被重新命名為聖餐禮，對聖餅和聖酒的教義解釋從“變體論” (Transubstantiation)修正為 “接受論” (Receptionism)，即聖餐禮過程中，雖然麵包和酒並沒有發生質變而成為實實在在的耶穌肉身與寶血，但受眾卻以天性和靈性方式（in Heavenly and Spiritual Manner）接受了耶穌基督肉身與寶血的象征。
聖母崇拜雖然被擯棄，但英國國教每個教堂的主祭壇旁邊都有一個聖母偏堂，隻是名稱改為 the Lady Chapel。
聖者崇拜也是一樣，雖然教堂內不再設立聖者聖龕，宗教實踐也發生了轉變，但宗教改革後，一些英格蘭國教的大教堂裏仍然保留了對那些對英格蘭曆史影響深遠的聖人的尊崇或官方認可，最著名的就有為切斯特大教堂裏的聖斯威辛（St Swithun）和其他昂撒聖者聖龕、西敏大教堂裏的懺悔者愛德華（St Edward the Confessor）聖龕、 達倫（Durham）大教堂裏的聖庫斯伯特（St Cuthbert）聖龕和聖奧斯沃德 （St Oswald）遺骨。而諾福克郡小鎮沃辛漢的聖母朝拜地（The Shrine of Our Lady of Walsingham），每年五月英格蘭國教和天主教都會在這裏舉辦盛大的朝拜巡禮 The National Pilgrimage。
是以，英國十六世紀曆史學家和天主教護教者尼古拉斯·哈珀斯菲爾德（Nicholas Harpsfield）這樣描述亨利八世：他是一個將你從高塔上扔出去，然後在你落地之前懸在半空中時讓你留步的人。
而這種懸浮在半空中的英格蘭宗教改革之所以能夠成功要歸功於兩點。
其一是教會拒絕對關鍵教義做詳細具體肯定的解釋，隻要你承認亨利八世是教會精神領袖，否定教皇權威，具體教義良心問題由你自己去理解和決定，這一點伊麗莎白和她父親如出一轍。女王著名地說過：“我不想窺探每個人的內心，歸根結底畢竟隻有一個耶穌。”，便是這對父女對神權與君權之間權衡考量的出發點。
其二是英格蘭宗教改革在教義上並非路德或加爾文宗式的一步到位，而是一個漸變過程。從亨利八世到伊麗莎白，英格蘭宗教改革是一點一點去完成的。從1534年出台《至尊法案》（Acts of Supremacy）確定亨利八世是英格蘭教會的精神領袖，到1593年伊麗莎白女王出台《宗教法》（The Religion Act 1593），曆經將近60年，才完成安立甘宗的最後模式；而這個最終模式可能亨利八世自己也始料未及。此期間，兩到三代英格蘭人在英格蘭國教氛圍內長大，羅馬教廷在英格蘭的權威最終被時間磨滅。
英格蘭宗教改革的另一個特征是，它正處在英格蘭從封建製度向現代製度的轉型期，新生的律師、法官、議員和朝臣等知識階層逐步取代貴族和教廷成為社會主要話事階層，他們對宗教改革的支持大多出於其階層利益需要，他們不僅需要從教會手裏奪取對民事刑事的話語權，還想乘宗教改革的東風獲得修道院的房產和土地，於他們而言，教義理論並非頭等大事。而貴族掌控之外的絕大部分農用土地從教會轉讓到新興階層手裏，也成為對初現代英格蘭經濟體係發展的巨大原始推動力。
英格蘭新教教義基本上是由國教的第一任大主教、虔誠的信徒托馬斯·克蘭默（Thomas Cranmer）一手完成的，而克蘭默所撰寫的《公禱書》也側重於教徒的信心和虔誠而不是對教義的解釋和對教會的忠誠。這種中庸之道，正是英格蘭新教安立甘宗最後兼收並蓄的核心所在。
愛德華六世繼位後對克蘭默《公禱書》的精煉和對新教改革的深化，以及瑪麗一世的舊教複辟，是英格蘭教改道路上的插曲，而伊麗莎白時代的宗教和解才是安立甘宗真正的鍛造熔爐。最後鍛造出的是一個老臣賽叟稱之為“大雜燴”（midge-madge）的新教，它融合天主教和新教元素，既非日內瓦模式的“純信仰”也非羅馬教廷“不純的舊信仰”，而是英格蘭所特有的兼收並蓄模式。因此，通過各種微妙務實的取舍，十六世紀末的英格蘭成為一個名義上的新教國家，但本質上更準確地說是脫離了羅馬教廷，不再是天主教國家。
隨著時間的推移，安立甘宗與羅馬天主教以及歐洲新教的雙向脫鉤，讓英格蘭逐漸形成自己獨特的民族身份，讓英格蘭相信自己是真正的神選之國，由此誕生出英格蘭人的全民使徒情結，相信英格蘭就是上帝的後花園，而上帝如果有國籍，那祂一定是，也隻能是英格蘭人；其最終結果不僅是君主成為國家的政治和精神雙料領袖，而且宗教也成為英格蘭民族身份認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宗教不再是“外國的”，而是實實在在“英國的”。
而這種神選情結反過來也逐漸強化了世俗權威，社會結構的維護以及濟貧等曾幾何時由修士修女們承擔的社會問題解決方案逐漸轉讓給了政府。1547年，亨利八世之子愛德華六世授予下院使用西敏王宮（Westminster Palace）裏聖斯蒂芬皇家小教堂（St. Stephen's Chapel） 的權力，為下議院提供了第一個永久性的專用辯論場所，成為英格蘭議會曆史的重要轉折點，標誌著教會法（神的律法）向普通法（議會立法）轉型的起點。1834年該教堂毀於火災中，之後殘留的十一世紀西敏大堂（Westminster Hall）擴建成為如今的議會大廈，成為議會的永久議事地點，雖然名義上仍然是王室財產。
都鐸時代宗教改革給後人留下的另一個精神遺產是“政府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 of the Goverment）這一理念，因為雖然“良好治理”（強調透明度、問責製和國際標準）的具體現代術語和框架是20世紀發展起來的，但旨在維護秩序和公共福祉的結構化、高效化和中央集權式政府的實踐理念，在伊麗莎白一世統治時期得到顯著發展。從伊麗莎白女王執政後期起，議會和國家政府，而非君主，被認為是對社會管理和經濟政策起決定性作用的機構。
除了對國民心理和國家管理模式的影響外，英格蘭宗教改革對其文化的影響也同樣深遠。英語聖經的使用與推廣，不僅是現代英語的起點，更是英語戲劇詩歌等文學藝術巨大寶庫的創立和普及的原動力，此後英格蘭數不勝數的文豪和巨匠，都可以追溯到聖經翻譯運動中對英語詞匯、語法和修辭的標準化。
到伊麗莎白一世統治末期的1603年，宗教改革已在英格蘭形成了若幹文化條件：一個被大部分政治群體所認同的新教民族身份；一個涵蓋宗教和世俗權力的更加強大的中央集權君主製；一種受聖經、布道和印刷品影響的、具有文化素養的政治文化；以及一種日益增強的英國作為一個不同於歐洲大陸其他國家的獨特政治/宗教共同體的集體意識，為大不列顛聯合王國的崛起奠定精神和心理基礎。
也就是說，1603年詹姆士六世/一世所繼承的是一個宗教和政治認同已被深刻重塑、“大不列顛”理念已經萌芽的聯合王國。亨利八世在“摸著石頭過河”式的教改初期，大概自己也沒有想到，一場從王朝繼承人危機而引發的變革最後會對他的國家產生如此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圖3：詹姆斯六世/一世私人皇家紋章，象征著王冠的聯合，
王冠覆蓋下的都鐸玫瑰與蘇格蘭薊花相融合。這一融合理念至今還體現在一英鎊硬幣上。
圖4：一英鎊硬幣，自左向右依次是
代表英格蘭的玫瑰、代表威爾士的韭蔥、代表蘇格蘭的棉薊和代表北愛爾蘭的三葉草。
然而，所有這一切，也都成為不久後將會發生的更大變革的前提和必要條件，英格蘭走向大英帝國的未來之路並非一帆風順。
（完）
[1] The Wonderfull Yeare. 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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