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典章回小說中,《水滸傳》的人物塑造曆來被人們交口稱讚。可以說,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與否,是評價《水滸傳》藝術價值高低的一個關鍵之點。由於電視連續劇所持的是“忠實於原著”的改編原則,所以對於電視劇的改編來說,人物塑造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本文選取幾個劇中的重要人物,與小說《水滸傳》相比較,試圖作一個粗略的分析,以供有關同誌參考。
一、魯智深的性格和人格
魯智深原名魯達,是《水滸傳》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是長篇章回小說《水滸傳》中寫得最好的幾個人物之一。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學批評家金聖歎在《讀第五才子書法》中將其定為“上上人物”,說他是“人中絕頂”。金聖歎又說魯智深之為人“心地厚實,體格闊大”。說他的性格特點是“論粗鹵處,他也有些粗鹵,論精細處,他亦甚是精細”。金聖歎的這些評語,應該說是很中肯的。
先說他的粗鹵,按金聖歎的說法“魯達粗鹵是性急”,不同於史進的粗鹵是少年任氣,李逵的粗鹵是蠻,亦不同於武鬆那種豪傑不受羈束的粗鹵。店小二阻撓金家父女還鄉,魯達先喻之以理,但店小二糾纏不休。小說中寫道,這時“魯達大怒,摣開五指,去那小二臉上隻一掌,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複一拳,打落兩個當門牙齒”。很顯然,魯智深的粗鹵隻是他豪爽性格表現的一個方麵;仔細想來,他實在是一個很講道理、很講禮數的人。小說中寫他出場時“大踏步竟入茶坊裏來”,正碰到前來尋找師傅的史進,當史進向他打招呼時,他“見史進長大魁偉,象條好漢,便來與他施禮”。他與史進兩個互相通問時的問話是:“敢問阿哥,你姓什麽?”當史進向他下拜時,他是“連忙還禮”,並對史進稱讚連聲。在逃亡的路上,遇見被他搭救過的金家父女時,他絲豪不以恩人自居。金翠蓮的孤老趙員外請他在吃酒時“上首坐地”,他謙讓說“灑家怎敢?”又對趙員外說自己“是個粗鹵漢子”。這固然是自謙,但也說明他頗有自知之明,這樣的人絕對不能簡單地看做是一個粗野的莽漢。
再說他的精細。就說“大鬧野豬林”那出熱鬧戲吧,實在透出魯智深的精明的深算。他“見酒保來請兩個公人說道:‘店裏一位官人尋說話’”,便猜想到高俅之流會在路上設法害林衝,所以悄悄地跟上前去,相機搭救。野豬林的頭一天晚上,他聽得兩個公人做神做鬼,“便要殺這兩個撮鳥,卻被店裏客人多,恐防救了”,所以先埋伏在林子裏,演出了那一出精彩的好戲來。更不要說他在“拳打鎮關西”之前,唯恐金家父女不能擺脫店小二的糾纏,“且向店裏掇條凳子,坐了兩個時辰”,直到估計金家父女去的遠了,才起身去找鄭屠算帳。做事又是何等的精細,對人又是何等的體貼!在大相國寺菜園子裏降伏眾潑皮的那場戲,他的眼光又是何等敏銳,辦事又是何等利落!
在電視連續劇《水滸傳》中,魯智深的這種複雜但卻是非常鮮明的性格被簡單化了。電視劇在寫他粗鹵的一麵時,往往將他錯誤地描寫為一個不明輕重、頭腦簡單、遇事舉措失當,有時甚至是無事生非、尋釁滋事的莽漢子。《水滸傳》小說寫他出於義憤,不意三拳打死鎮關西鄭屠。看鄭屠將死,先“假意道:‘你這廝詐死,灑家再打!’”後看鄭屠真的要死了,不願吃官司,“拔步便走。回頭指著鄭屠屍道:‘你詐死!灑家和你慢慢理會!’一頭罵,一頭大踏步去了。”寫他打人幹脆利落,用金聖歎的話說是“魯達闊綽,打人亦打得闊綽”。寫其脫身之從容,用金聖歎的話來說是“魯達亦有權詐之日,寫來偏妙”。在電視連續劇《水滸傳》中,竟然將他寫成是看見鄭屠將死,忙用手試其鼻息,見大事不好,慌慌張張地狼狽逃竄的角色。這與他這位見過多少死亡的軍官與豪爽多智的好漢身份又是多麽不相稱!林衝被發配充軍這樣的大事情,電視劇竟讓他因頭天晚上“多灌了幾碗酒,失睡了”,而沒去送行,幾乎誤了大事。而讓店小二給他捶腿,讓董超和薛霸自打自的耳光,(林衝竟然也不予製止)這種小家子氣的作法也絕不會是魯智深應有的行為。更不用說電視劇中增添他下令眾潑皮去不擇手段搞銀子的情節了。
令人特別不解的,還有電視連續劇對他為資助金家父女而向史進借錢這一情節的處理。《水滸傳》小說中原寫魯達先自己“去身邊摸出五兩銀子,放在桌上”,然後向史進和李忠分別借錢。“史進道:‘直甚麽要哥哥還!’去包裹裏取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桌上。”李忠則隻摸出二兩來銀子。小說寫道“魯提轄看了,見少,便道:‘也是個不爽利的人!’”隻把十五兩銀子給了金老,把李忠的二兩銀子“丟還了李忠”。說李忠不爽快,反襯出魯達是爽快人。在電視連續劇《水滸傳》中,這一情節被改為魯達向史進借錢,史進給了一小錠銀子,魯達讓他“再拿點”,史進又加一錠銀子後,魯達竟又把手裏的一串銅錢找還給史進,這一改動破壞了史進形象尚且不說,(電視劇中已經刪去了史進最精彩的戲———史家村與王進比武一場)把魯達也搞成了一個婆婆媽媽的形象了。藝術上的失敗不說,即使從純粹技術的角度來看,這一改動也沒有任何必要。
從一般的觀賞角度看,電視劇中大鬧五台山一出戲似乎拍得挺熱鬧,但也正是這出戲,從更深的層次上證明了電視劇沒有很好地把握住魯智深的人格特征。劇中把魯智深按奈不住自己而到山下吃酒,並在酒後鬧事,寫成是別人引誘陷害的結果。事實上,從較為表淺的層次上說,魯智深的這些行為可以看成是一個豪爽率直、任性大度的中年軍官與他被迫隱遁的寺院生活環境的必然衝突,而不應該是由於外在挑動的結果。從根本上來說,則表現了《水滸傳》中追求自由和個性解放的人生要求。
魯智深不但是《水滸傳》中寫得最好的人物之一,而且還是水滸好漢中人格最為完美的人物。金聖歎在小說《水滸傳》第二回回前總評中說《水滸傳》“寫魯達為人處,一片熱血直噴出來,令人深愧虛生世上,不曾為人出力”。電視連續劇《水滸傳》有關魯智深的戲,那怕在創作思想上能有金氏這樣的立意,也就可以避免不少以上所說的類似問題了。
二、林衝性格的轉變
小說《水滸傳》中所描寫的人物性格各有不同。用金聖歎的話說就是:三十六人,“便有三十六樣出身,三十六樣麵孔,三十六樣性格”。(金聖歎《讀第五才子書法》)但大多數人物的性格,在書中並沒有很大的變化,隻有寫林衝,借情節的波瀾起伏,展示其性格的前後變化,曲折有致,搖曳生姿,最有韻味。可惜在電視連續劇《水滸傳》中,由於對林衝這一人物的性格特征把握欠準,對有關情節的裁剪失當,這些極具藝術魅力之處,卻沒有能夠很好地表現出來。
大體說來,小說《水滸傳》寫林衝性格的變化,以其得知高俅派人追殺他到滄州牢城營為開端,以“風雪山神廟”為爆發,以“雪夜上梁山”為發展,以“火並王倫”而完成。脈絡非常清晰,層次亦很分明。在陸謙等追殺他到滄州之前,對所有的迫害,無論是白虎堂的憑空陷害,還是野豬林的幾乎喪命,無論是公人的折磨,還是差撥的勒索,林衝都持隱忍的態度,隻指望有一天能夠“掙紮得回來”與親人廝見。這是一個為人“樸忠”,把人生理想完全寄托於“功名”之上的壯年軍官的一般選擇。但說到底,林衝並不是一個毫無血性,隻會一味苟且偷生的窩囊廢。所以當他知道自己所有的忍讓都不能換來最起碼的生命保障之後,火山爆發也似的反抗之舉,以山神廟前痛快複仇的形式表現出來。洶湧的洪流,一旦潰決大堤,即成千裏之勢,所以小說中又有林衝在山神廟前複仇之後,於亡命途中,趕打柴進的莊客,並搶酒吃醉的一節戲,這出戲是萬不可少的,它所起的作用,中國傳統美學術語叫做“殺勢”,即金聖歎在本回的回前總評中所說的“其勢尚猶未盡,故又於此處再一點兩點,以殺其餘怒”也。
在傳統戲曲中,常常將林衝的扮相設計得相當英俊,這與小說《水滸傳》中“豹頭環眼,燕頷虎須”的林衝在外形上相去甚遠。然而“男兒有淚不輕彈,隻因未到傷心時”之類的唱詞,卻準確地把握住了林衝性格中的基本矛盾。金聖歎分析水滸好漢們的性格特征時,曾指出他們的“粗鹵”各有不同。其中說“阮小七粗鹵是悲憤無說處”。如果尋覓林衝搶酒打人等粗莽行為的性格背景的話,這一評語用到林衝的身上更為恰當。在小說《水滸傳》中,原本“性急”、剛烈的林衝,平日裏忍將自己的個性壓抑扭曲到如彼的地步,真不是憑白賺取了讀者們的一掬同情之淚。也正是如此的林衝,才會在梁山泊前朱貴酒店的白粉壁上寫下自嗟“身世悲浮梗”,立誓“威鎮泰山東”的“八句”來,這正是林衝性格的合理發展。小說《水滸傳》又寫林衝初上梁山,被王倫逼取“投名狀”時,“睜圓怪眼,倒豎虎須”,挺刀惡鬥楊誌;晁蓋等人上山後的去留,引發林衝“火並王倫”,小說《水滸傳》寫林衝“雙眉剔起,兩眼圓睜,”一舉奠定大局;最終完成了金聖歎所稱道的這位“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徹”的剛毅男兒的豐滿形象。
但在電視連續劇《水滸傳》中,始則無端割舍了林衝與店家李小二的親情戲,把酒店主人寫成是一個與林衝沒有任何淵源的人。因此他也就不可能冒死向林衝通報消息,從而就抹去了林衝性格轉變的合理開端。再則略掉了林衝打人奪酒,醉臥雪中的情節,從而使驚心動魄的“風雪山神廟”後,不見了餘波的蕩漾。繼之又刪去了朱貴酒店中英雄的慷慨自白,以致使接踵而至的巨變頓顯突兀。後又簡化了林衝、楊誌間的龍爭虎鬥,不給豪傑久積的憤懣以發泄的時空,當林衝與楊誌在電視劇中立於船頭,攜手並肩,悠然而來,林衝竟又以諷刺的口吻向王倫介紹楊誌,說楊誌是自己的“投名狀”時,真令讀過小說《水滸傳》的觀眾欲哭無淚。當然,這種悲哀已不是為《水滸傳》中這位命運多舛的失落豪傑,而是為其傑作淪到如此不堪遭遇的施耐庵先生了。
三、武鬆潘金蓮,誰是主角?
小說《水滸傳》中的武鬆事跡,除“獨臂擒方臘”取自其他水滸故事以外,基本上都如實在電視連續劇《水滸傳》中敷演出來,並大致取得了一般觀眾的認同。但武鬆與劇中三個女性———潘金蓮、玉蘭和孫二娘的戲,卻不盡如人意。尤其是武鬆與潘金蓮的關係,引起評論者的不少議論。究其原因,在於電視劇對於潘金蓮形象的塑造與潘、武關係的把握有失恰當。
電視連續劇中潘金蓮形象的塑造及潘、武關係的把握,與原作精神有較大的背離。小說《水滸傳》中的潘金蓮,原是一個大戶人家的使女,因不肯依從主人的糾纏,被迫嫁給了人稱“三寸丁穀樹皮”的武大。小說寫她“為頭的愛偷漢子”,又讓她自稱“是一個不戴頭巾男子漢,叮叮當當響的婆娘!拳頭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馬,人麵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鱉老婆”。正由於潘金蓮有這樣的出身、個性與品質,她才會一經王婆撮合便與西門慶苟合,才會在武大郎捉奸時“教西門慶來打武大”,也才會“極精細”、又極凶狠地下得手來毒殺親夫。由於潘金蓮的形象如此,她的被殺,才不致對武鬆的形象有所損害。電視連續劇《水滸傳》將潘金蓮刻畫成一個本分、善良、勤勞、溫柔的弱女子。她的內心裏充滿了對愛情的渴望。武鬆的到來,使她枯萎的愛情之花得到了滋潤,武鬆對她一度相當曖昧的態度,更使其愛欲的烈火升騰,她從容就死之時,目光中又充滿對武鬆的艾怨之情,這些不能不使人懷疑武鬆殺嫂複仇的行為是否合乎正義;甚至使人聯想到在潘金蓮墮落為殺人凶手的過程中,武鬆在道義上應當承擔的責任。無論是從中國公眾心目中武鬆的傳統形象來考慮,還是從《水滸傳》的主題出發,這樣的改動顯然都是不妥當的。
小說戲劇一般都具有明確固定的角色關係。誰是主角,孰為配角,由作品的主題及為表現主題而設定的主要情節所決定。角色關係一旦形成,不得任意改變,強行改變者,實際必然使作品改變主題,甚或演變為另一部作品。
在小說《水滸傳》裏,武鬆是最主要的人物之一。在《水滸全傳》第二十三回至第三十二回,即著名的“武十回”中,武鬆更是當之無愧的主角。其他人物,包括武大、王婆、西門慶乃至潘金蓮在內,都隻能是配角。潘金蓮等人的戲(尤其是在武鬆沒有正麵出場的第二十四回裏),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但就《水滸傳》的主題定位及主題所決定的主要情節安排而言,這些都是作為武鬆被“逼上梁山”的鋪墊。就人物形象的刻畫而言,潘金蓮的戲,包括小說《水滸傳》中所描寫的潘金蓮與武鬆的關係,則是為了從倫理道德上烘托出武鬆的一個“義”字。以上的這一切,又反映了小說《水滸傳》所表現出來的極其野蠻與高度理性相互交織而形成的思想倫理傾向與美學特征。
電視連續劇《水滸傳》出於增強收視效果的動機,在刻畫潘金蓮的形象及描寫潘金蓮與武鬆的關係時對原作的細節作了相當大的改動,並添加了不少迎合當代市民口味的“調料”,如四次安排潘金蓮在大冬天裏洗澡,讓武鬆在大冬天的夜裏半裸著身子睡覺等。這些調料盡管添加得很不合理,但如果與《水滸傳》的主題不相衝突的話,也還能得到人們的某種諒解,而問題並非如此簡單。這方麵,文藝史上有關潘、武關係的一些作品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在明代小說《金瓶梅》中,武鬆的形象較《水滸傳》大為遜色。在有關潘金蓮與武鬆關係的一些傳統及現代的戲劇小說中,也曾讓武鬆承擔過潘金蓮墮落的一部分責任。這些與小說《水滸傳》中武鬆形象及武鬆與潘金蓮關係相距甚遠的藝術處理,在曆史上都曾獲得過受眾相當程度的肯定。其根本點,就在於它們都脫離了小說《水滸傳》主題與人物關係的網絡係統,成為完全獨立的藝術主體,自然也就可以依據各自主題及情節的需要而任意改變人物形象,調整角色關係。其前提與電視連續劇《水滸傳》是完全不同的。
四、李逵的蠻
李逵是《水滸傳》中性格特征最為鮮明的人物。他性格中最基本的特點是粗鹵、率真、莽撞。具體表現為毫無城府,一觸即跳,說話沒有顧忌,做事不計後果。金聖歎在《讀第五才子書法》中說“李逵粗鹵是蠻”。又說李逵“真是一片天真爛熳到底”。並以為《孟子》中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以作為李逵的寫照。金聖歎的這些評價不能說不高,但都還沒有涉及到小說更重要的方麵,即李逵這個人物及其性格描寫和小說《水滸傳》的主題及該書的基本美學特征的關係。在電視連續劇《水滸傳》中,對李逵性格的把握及有關情節的安排,其水平又大大低於金氏的認識,僅做到了形似而已。
李逵愛打人,小說《水滸傳》對他打人是有解釋的。李逵在《水滸全傳》第三十八回中一出場,戴宗便向宋江介紹說,李逵的特點是:“在江州牢裏,但吃醉了時,卻不奈何罪人,隻要打一般強的牢子。”“專一路見不平,好打強漢。”不欺侮弱小,不懼怕強權,這是一個不失淳樸農民本色的江湖好漢。但在電視連續劇《水滸傳》中,卻將李逵的出場安排為一個敲詐在押犯人(後來才知道是宋江)的醜惡鏡頭。這種安排對李逵的形象顯然是有損害的。
在水滸弟兄中,李逵可以說是對宋江最為忠心的。在《水滸全傳》第三十八回中兩人一見麵,宋江就看出李逵是一個“忠直漢子”,有心籠絡他。所以《水滸傳》中宋、李兩人超乎常人的密切關係,除了李逵性格中的有關因素使然外,還與宋江對他的近乎放縱的籠絡有關。在《水滸全傳》第七十三回裏,李逵誤以為宋江搶了劉太公的女兒,先砍倒了忠義堂前“替天行道”的杏黃旗,又和宋江立下了軍令狀說:“我若還拿你不著,便輸這顆頭與你。”當他知道錯怪了宋江,自己賭輸了時,便對同往的燕青說:“既然輸了這顆頭,我自一刀割將下來。”燕青教他“負荊請罪”,他說:“好卻好,隻是有些惶恐,不如割了頭去幹淨。”宋江當然不會認真要李逵的腦袋,所以叫他去捉假宋江來贖罪。李逵得勝回來,宋江又設宴與之作賀。這段故事寫得既富於戲劇性,又符合人物關係和李逵的性格。在電視連續劇《水滸傳》中,卻讓李逵先去殺了假宋江,再到忠義堂前負荊。這本已非常不妥,又讓宋江在李逵立功之後尚不饒他,更不合情理。讓百姓在法場上為李逵請命,或許是從元雜劇《李逵負荊》之類中搬來,但《李逵負荊》中王林大叫“刀下留人”,為李逵說情是在李逵捉得假宋江之前,電視連續劇《水滸傳》中劉太公等人為李逵請命卻是在捉得假宋江之後,二者的背景既然迥異,所起的作用自然也就大為不同了。正由於與宋江的權謀相映照,才更能得見李逵的率真。僅從這一點來看,電視連續劇《水滸傳》對“李逵負荊”一節的改動也是不合適的。
在小說《水滸傳》中,不但李逵和宋江在性格上形成鮮明的對照,兩個人的政治態度也迥然不同。宋江時時刻刻想著要受招安,李逵則動不動就要“殺去東京,奪了鳥位”。以致宋江在喝了毒酒以後,首先想到的是“我死不爭,隻有李逵見在潤州都統製,他若聞知朝廷行此奸弊,必然再去哨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義之事壞了”。所以“連夜使人往潤州喚取李逵星夜到楚州”,哄李逵也飲下毒酒,害了他的性命。李逵是聽說朝廷要行加害,“大叫一聲,‘哥哥,反了罷!’”在聽宋江說他已喝下了毒酒以後,“李逵見說,亦垂淚道:‘罷,罷,罷!生時伏侍哥哥,死了也隻是哥哥部下一個小鬼。’”在電視連續劇《水滸傳》中,宋江則明白告訴李逵酒中有毒,李逵自願與宋江一同去死。這種改動既不符李逵這個人物性格的發展邏輯,更未考慮到《水滸傳》中李逵這個人物的設計對全書所起的作用。
在小說《水滸傳》中,“野性”與“理性”這兩種思想倫理傾向和審美要素始終交織糾纏在一起。在政治思想方麵,則表現為“造反”與“招安”這兩種主張的鬥爭。宋江與李逵則是這兩種互相矛盾、對立傾向的代表人物。宋、李兩人在人物關係上的異常密切與思想傾向上的高度對立,在小說《水滸傳》中得到了極為巧妙得當的把握。這是小說《水滸傳》的傑出藝術成就之一。在《水滸全傳》的最後一回裏,作者設計了一個“宋徽宗夢遊梁山泊”的情節,在這裏,作者讓宋江的陰魂再一次向皇帝泣訴自己“雖曾抗拒天兵,素秉忠義,並無分毫異心”。然後又讓“宋江背後轉過李逵,手搦雙斧”,厲聲喝罵,大叫報仇。罵後,“掄起雙斧,徑奔上皇”,將皇帝老兒嚇出了一身冷汗。這應該說是較好地體現了《水滸傳》的基本思想傾向和美學特征。從而使相對鬆散的《水滸》後部有了一個漂亮的豹尾。可惜這個苦心經營的情節,在電視連續劇《水滸傳》中,卻由於李逵“蠻性”的被閹割而大為削弱了。從而使這部名著的藝術魅力大為減弱,不能不使人感到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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