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西方曆史的真假問題
我在閱讀西方有關曆史著作的時候，常常很困惑，也很感觸，因為，根據中國2000多年的曆史學問的規模和格式的標準去參照西方曆史，西方的曆史學問有以下幾個明顯特點：
1、我認為，西方曆史著作大多是偽作。
中國曆史曆來有信史和野史之分，所謂的“信史”，就是這樣的曆史著作往往是由那些訓練有素的史官或者民間曆史學者按照嚴格的時間空間流行秩序，而對曆史過程中的人、事、言的“直言”記載。中國的“信史”，往往有三個大的特點，一是資料詳盡，二是時間清晰，三是強調直言真實。這樣的“信史”與中國曆史上早就存在專職的史官和天官製度有直接關係，更與中國精耕細作的農業社會所孕育出來的曆法相關，隻有那些確立了清晰的時間空間節律理念的民族，才真正可能產生得出相應的曆史知識和曆史觀念。當然，中國曆史書籍中也有時代造成的一些神秘理念，但是，這樣的神秘和官本位的記載，是符合那個曆史時代的認識水平的，其也與中國曆史著作的“信史”本質無關，這是應該區分開來的。
相比之下，西方曆史在17世紀之前，猶如茫茫霧靄，或者說是猶如一團亂麻，不僅中國人難以將西方17世紀之前的曆史了解清楚，恐怕連西方人自己也是永遠說不清楚自己17世紀之前的曆史的！我常常感到奇怪，中國近幾十年來所編篡的“世界史”中的“西方曆史”章節怎麽會那麽富於邏輯條理，而且，這些“西方曆史”怎麽就和中國曆史典籍一樣，時間、空間和人物及其事件的脈絡是那樣的清晰和“真實”。這到底是西方曆史本來就如同中國曆史那樣清晰可信，還是因為現在的中國曆史學者誤入了什麽套子呢？他們是否是在使用中國的曆史定式和思維框套去編篡了“西方曆史”呢？ 而事實上是，西方的所有曆史著作，在描述自己的曆史的時候，往往有兩種情況，要麽，他們就象18世紀末期的英國曆史學家愛德華8226;吉本（1737——1793）那樣，可以在不引證任何考古資料和曆史文獻資料的情況下，就幾乎憑空杜撰出了厚厚的幾大本《羅馬帝國衰亡史》；要麽，就象18世紀法國的曆史學家和思想家伏爾泰（1694——1776）那樣，在自己的《風俗論》中，僅僅對歐洲中世紀以前的曆史做一種很模糊的簡單介紹。那麽，伏爾泰和吉本的各自曆史著作，到底誰更嚴謹呢？應該說，伏爾泰更嚴謹！因為，在18世紀，各西方民族國家的圖書館中，要麽就隻有阿拉伯文和羅馬文的曆史殘本（這個情況，美國的曆史學者湯普森（1869——1941）從嚴謹的角度，在自己的《曆史著作史》一書中對西方曆史上的各種曆史著作做了考證和介紹，根據他的研究，西方曆史上的曆史著作，大多就是些殘篇殘本，或者就是西方基督教會的杜撰本），要麽，就隻有聖經和荷馬史詩這樣的“神說”，要麽，就隻有基督教會裏的各種明顯杜撰的曆史文獻，所以，西方的曆史在當時還基本局限在基督教的說教中和民間的傳說中，並無真實可信度可言。
西方社會開始進行“信史”研究，僅僅始於19世紀，與西方考古手段的科技化直接相關，這就如同湯普森說的那樣：“在19世紀以前的兩千多年中，關於希臘時代以前的世界史，人們並不了解任何新情況，直到19世紀初。羅素塔石刻才提供了一把辨認古代埃及及象形文字的鑰匙。這個著名的石刻是1798年跟隨拿破侖到埃及去的法國學者發現的。”（湯普森：《曆史著作史》 上卷 P 3 商務印書館）。由此可見，西方國家關於歐洲中世紀以前的真正的“信史”研究，是從拿破侖時代的考古實物工作以後所開始的，所以，象英國吉本那樣在18世紀就在沒有實證的曆史資料的情況下便杜撰出了厚厚的幾大本關於羅馬曆史的“巨著”，實在是不可信的！這點，目前中國曆史學界好象並沒有充分注意到！筆者發現，即使是西方現代嚴謹的曆史學家和他們的著作，比如美國的斯塔夫裏阿諾斯的《全球通史》，美國的威利斯頓8226;襖爾克的《基督教會史》，也包括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他們在描述西方17世紀之前的曆史和思想史的時候，大多也都是采取虛寫的辦法，他們也很少在自己的著作中去引證19世紀之前那些西方古代的“曆史巨著”，其中當然也包括了所謂的希臘思想家的那些“巨著”，因為，他們都知道，這些著作幾乎就是“說書”（湯普森語，他屢屢將西方19世紀以前的各種曆史著作說成是“說書”），或者說，他們在當時已經有確鑿證據，清楚知道這些曆史典籍和思想史著作（羅素在自己的《西方哲學史》中多次提到過古希臘古羅馬的哲學著作的不可靠性），都是中世紀的基督教教會和基督教會統治下的“大學”所杜撰的。但是，很糟糕的是，筆者注意到，中國曆史學界和哲學界在編撰西方的曆史和西方思想史的時候，大多都將19世紀以前的西方曆史書或者思想史著作當成為了“信史”，特別是中國哲學界還普遍對古希臘時代的一些“思想巨著”（比如亞裏士多德和柏拉圖的一係列“巨著”）十分看重，這樣，就造成了中國人所編篡的“西方曆史”和“西方思想史”，往往比西方一些嚴謹的曆史學家和思想史專家編撰的曆史書和思想史專著，還要“可信”，這，簡直就有點莫名其妙了！
為什麽中國曆史學界和思想史界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呢？我認為，這主要有三方麵原因所致：一是一些中國曆史學者在研究西方曆史的時候，所閱讀的曆史典籍往往很狹窄，他們大多習慣中國的治學習慣，將西方的宗教史、思想史和文明史分開來審視，這樣，就很容易導致他們看不清楚西方曆史著作因為存在基督教教會參與杜撰的“偽”問題；二是中國人已經習慣了自己的“信史”曆史學情況，所以，許多中國人，當然也包括中國的一些曆史學者和哲學學者，他們往往是“以君子之心”去看待西方的曆史和思想史，先入為主的就以為那些西方著作都是很嚴謹的，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也許一輩子都沒有想到過西方曆史著作和西方思想史著作與中國的曆史學著作和思想文化著作的產生條件，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三是因為中國人太習慣曆法時間空間概念了，中國人一說自己的曆史，往往很自然的就有種時間秩序觀，象“張飛殺嶽飛”這樣的事情，是中國社會生活中的笑話；但是，中國人卻很少想到，西方曆史上的政權組織就沒有設立過專職天官和史官，所以，無論是西方曆史學者，還是西方政權官僚，甚至也包括基督教會中的學者，往往沒有中國人這樣明確的曆年意識，在西方的曆史典籍中，“張飛殺嶽飛”的事情及其人神相雜的事情已經普遍到了人們習以為常的地步了，這正如湯普森說的那樣，在19世紀，西方社會還習慣引證《聖經》裏編造的情況去說明自己的曆史，這，就是為什麽西方曆史著作往往有“說書”味道的原因。
當然，無可否認，隨著西方現代科技的發展，西方曆史學界開始使用碳元素衰變原理去測定西方曆史上的一些文物的年代，但是，這裏需要指出的是，無論通過什麽樣的科技方法去對文物的曆史狀況進行理論推測，都是有條件限度的，不是可以隨便“大膽猜測”的，這就是說，如果這些文物沒有相應的文獻曆史資料去印證，這樣的純粹依靠科技手段對文物曆史年代的測定且進行的曆史情況推斷，是很不可靠的，或者說，不能夠作為信史。而西方曆史上的文獻資料，正如上麵所說，“說書”性質大大過於“信史”。所以，現在西方曆史著作中的一些“編年史”，比如《塔西佗編年史》，特別是德國的維爾納8226;施奈因的《人類文明編年紀事》中的那些將許多曆史事件精確到了年月的記載，我們中國人最好還是不要全信為好，因為，這些曆年和紀事都並非完全可靠，作者也往往沒有什麽相應的實證資料可言，你也永遠無法期望這種“曆史學家”會為你提供很實在的曆史相關證據。
2、西方曆史上的紀年不準確問題。
在西方科技手段沒有引入到中國曆史學界之前，中國的曆史記載，一是主要依靠文獻資料，二是依靠金石之學，三是依靠地下發現的文物和簡櫝。但是，即使如此，曆史之所以叫做曆史，其一定是依賴時間紀年而為自身基本存在條件的，所以，在中國沒有現代科技手段之前，中國的信史，是以漢武帝時代的“太初曆法”以來的曆法為“信史”的基本存在條件的。
因為漢武帝時代之前，中國沒有一部統一的曆法，所以，中國古代嚴謹的曆史學者，往往對秦漢之前的事情大多是存而不論的，這已經在中國史學界中形成了一種基本治學原則。中國因為是具有精耕細作傳統的統一農業大國，所以，“太初曆”以後的曆法就非常嚴格了，因為，這涉及到國家的統一和國家穩定問題。因此，漢武帝以後的中國各王朝雖然不時發生更替，但是，文化（主要指文字和國家意識形態領域裏的經典著作）則是統一傳承的，特別是曆法，各王朝都必須延續前朝的時間秩序而製定，因此，中國曆史紀年，往往可信度非常的高。
但是，相比之下，西方曆史上的紀年情況則很紊亂。西方不是天文學發源地，西方曆史上使用的曆法是來自於古巴比侖，古希臘時代的天文學家，大多是巫師和哲學家，他們和政治大多沒有什麽關係，所以，古希臘盛大和古亂麻時代，天文學中的時間概念和秩序，還沒有真正和屬於政治社會範疇的曆史學緊密聯係起來。16世紀之前，西方各王朝走馬燈的轉換，他們建立一個新王朝，往往就要毀滅前朝的文化，甚至大燒前朝的圖書館和殺害異端。西方曆史上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西方在希臘和羅馬王朝時代，一直沒有建立起象中國秦始皇那樣的“書同文，行同倫”的文化製度，這樣，必然要造成西方在16世紀之前的文化的不斷變換和消滅異端的曆史紊亂問題，因此，西方曆史上很難建立出以統一語言文字和統一時間次序為基本存在條件的“信史”來。
西方在16世紀之前一直使用儒略曆法，因為以上所說的王朝更替中的對前朝文化的滅絕原因，儒略曆法在西方曆史上的各個王朝中使用得非常混亂。西方曆史上開始建立比較嚴謹的曆法，主要是通過基督教教會千年的努力才逐漸形成的，準確講，是12世紀以後，西方基督教教會開始引入和吸取了希臘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成果以後，他們才開始注意到了統一的曆法對於農業季節的測算和對於教皇的管理是很有用的，這樣，到了16世紀後期，才由羅馬教皇格雷果裏正式下令和組織教會中的學者們進行了比較準確和統一的曆法推算和測定，並於1582年在西方曆史上才第一次正式規定了基督教所有教區內的統一曆法時間。由此可見，西方的曆年次序理念產生得非常的晚，這，是我們中國人應該高度注意到的。
大家知道，曆史之所以叫做曆史，關鍵在於“曆”，就是在於時間秩序的準確性，所以，西方真正的史學，在16世紀之前是沒有條件的，16世紀確立了準確的曆法以後，才有了一定的信史條件。而由於前麵說的西方曆史上的王朝更替有毀滅前朝文化的慣例，所以，西方現代曆史學基本上是建立在依靠現代科技手段的考古學和人類學考察基礎之上的，因此，西方真正的“信史”，隻能夠從19世紀以後算起。而且，由於我以上說的文物必須以文獻史的印證為基本條件的前提，所以，我們中國人閱讀西方的曆史著作和西方思想史著作，最好還是不要全信為好！或者說一定要打折扣，否則，我們將對西方的曆史和思想史犯“想象化”的錯誤。
3、西方的思想史著作和基督教史的文字和載體問題。
近現代以來，中國人在討論中西方文明文化關係的時候，常常是言必稱希臘哲學，但是，由於以上所說的原因，我們現在看到的那些所謂的希臘時代的哲學思想著作並不真實！這些思想文化“巨著”幾乎就是西方中世紀時期的基督教教會的托古“傑作”！
曆史的記載，必須以文字符號和文字符號的載體為自己的兩個基本存在前提。中國文字自公元前1500年左右出現係統的甲骨文以後，雖然文字曾經在各王朝和春秋時代各戰國中有變異，但是，秦王朝的文字在500年時間中一直相對穩定統一，這就是為什麽後來的篆書和隸書的漢字會以秦文字為基準的道理，也是秦始皇為什麽可以在很短時間內實現通“書同文”的 道理。根據現在四川的青川木櫝文字（這枚木櫝現在保留在四川博物館中）看，可以證明，在公元前500年的時間區間中，當時的蜀地已經出現了方塊漢字的雛形，而且有了很經受得起時間磨礪的記載的“木櫝”載體。到了秦朝和漢初時代，文字已經完全隸書規範化，其與今天的中文基本上一樣了，記載載體也多樣化，有了帛書等。但是，盡管如此，中國的史學的發達，還是在東漢時代以後了，也就是公元105年蔡倫製造出了紙張和公元1000年左右中國發明了活字排印以後，同時也與東漢通過《熹平石經》統一了五經文本有關係。現在中國的紙版書，可以追溯到宋朝，也就是距今有千年曆史。因為紙張才可以大量記載文字，所以，詳細的曆史書，應該是產生在使用紙張以後和采用了活字排印以後。這，是個常識問題。這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的那些產生在東漢尚未產生紙張以前的中國古典“巨著”，其中也包括50多萬字的《史記》、15萬字以上的《管子》、《荀子》、《孟子》、《春秋》、《三禮》，很可能都不是秦朝以前或者不是西漢時代的作品，所以，這就是中國史學界曆來有今古文之爭的原因。這就是說，其實，中國曆史上的許多學者已經意識到了西漢初和西漢末，及其唐朝，分別有官方組織的且動用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托故改製”的大型編篡活動。事實上也是這樣，現在發現的秦朝之前的文物中，除了《老子》這部典籍外，還沒有發現那些據說是戰國時代的“巨著”，所以，即使是中國的許多“巨著”，也很可能僅僅形成於漢朝時代。當然，無可否認的是，中國是當今世界上的“信典”最多最實和最古遠的唯一國家，這是其他任何國家文明都不能夠相比的。
我們再來看一下西方曆史典籍中的十分明顯的偽問題。即使根據德國史學家施奈因的記載，中國的造紙術也是公元1150年才傳到西班牙，1276年傳到意大利，1350年傳到法國，1390年傳到紐倫堡，1494年傳到英國，1576年傳到莫斯科，1690年傳到北美。西方出現雕版印刷則是在1450年以後。西方首次出版紙張書籍，是在1472年以後，1499年才在西方出現了專職紙張印刷所，西方的活字印刷則更晚了（以上記載見《人類文明編年紀事8226;科學和技術分冊》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而之前，西方使用的文字載體是羊皮書、紙草書（一種寬葉植物）和泥版書及銅鑄銘文，這樣的文字載體和方法，一是保存時間不會長久，二是記載的內容也不可能多。
另外，西歐學者大多比較回避談自己民族的語言文字的曆史問題，因為，這個問題一旦追溯起來，常常會讓一些西方學者難堪，這正如美國布龍非爾德所說：“日爾曼諸民族接受希臘化拉丁字母，我們不知道是在何時何地，字母的具體形象也多少不同於尋常的希臘體或拉丁體。”（《語言論》 P365 商務印書館）。雖然羅馬帝國建立於公元前一世紀，但是，公元500年前，歐洲的地方方言各自為陣，羅馬文字也遠沒有推廣開來，這既有歐洲民族成分太複雜和民族群體彼此隔絕的曆史原因，也與那時候的希臘文字和羅馬文字的本身不健全有直接關係。5世紀——15世紀，拉丁文字（既係統的羅馬文字）才在基督教教會的慢慢地研究下而完善起來，文藝複興時期，基督教教會一邊學習希臘和拉丁文字，一邊通過阿拉伯圖書整理古希臘和古羅馬的一些殘篇著作，一邊又根據該時期出現的民族國家而研究各民族國家的文字，這就是說，現在西歐各國的文字，也就是布龍非爾德所說的日爾曼各民族的文字，產生年代不會超過14世紀。那麽，既然西歐地區係統文字的拉丁文僅僅形成於5——15世紀之間，西歐各民族國家的文字不會超過14世紀，再加上紙張在西歐的使用也非常晚，於是，人們自然要懷疑，那些羅馬時代和古希臘時代的曆史及思想文化“巨著”，究竟是怎麽樣炮製出來的？！這世界上難道有連文化材料都殘缺不全就能夠修建得起文化大廈的怪事情？！
縱觀由近現代的中國一些學者從西方翻譯進來，且對今天中國思想文化領域影響很大的“西方名著”的情況，可以發現，現在，中國人能夠讀到的屬於16世紀之前的西方曆史和思想文化“巨著”甚多，思想史方麵，包括古希臘時代的亞裏士多德的《形而上學》、《倫理學》、《詩學》、《物理學》、《政治學》、《動物誌》和柏拉圖的《理想國》等，公元4世紀之前的古羅馬的奧古斯丁的《上帝城》和《懺悔錄》等。曆史方麵，包括古希臘的《希羅多德曆史》和古羅馬時代的《塔西佗曆史》及《高盧戰記》，也包括阿庇安的《羅馬史》和6世紀法蘭克帝國的格雷戈裏的《法蘭克人史》等等，這些西方16世紀以前的曆史學“巨著”和哲學思想《巨著》，都是厚厚的幾十萬言，特別是亞裏士多德的“巨著”竟然超百萬言之多，那麽，我們就不禁要問，他們究竟是依靠什麽樣的傳承載體將這些典籍繼承下來的？！如果這些著作是真實的，那麽，為什麽西方一些曆史學家又屢屢要提到曆史上的許多著作都是殘篇。而且，西方曆史上還有排斥異端思想文化的慣例，西方曆史上的政教合一政權，不僅僅要燒死異教徒，他們還要同時毀滅他們的著作文字，這種從毀滅異端肉體到異端思想文化的事情，一直貫穿於西方的整個曆史，其慘烈程度，是一向以“焚書坑儒”著稱的中國的秦始皇所遠不能夠相比的。既然如此，他們這些巨著是怎麽製造出來的？！特別是亞裏士多德的許多“巨著”，在中世紀之前，尚一直屬於有異於《聖經》的著作，不可能在基督教政教合一時代的圖書館裏長期保存，這，都太讓人清楚其中究竟發生了什麽了。這就是說，是西方基督教教會，創造了我們現在看到的整個西方文明文化！
我們能夠期望西方嚴謹的曆史學者去自我揭穿這些西方曆史典籍的奧秘嗎？！我看，這不太可能！一個民族和文明就象一個人一樣，也有自己自卑的隱私，我們要期望已經在世界上樹立起了“具有悠久文明傳統”形象的西方人去自揭自身文明文化中的虛假，實在太難了！應該承認，象湯因比和羅素等西方智慧者能夠承認西方文明的直接源流是來自於歐洲蠻族，已經就很不容易了，我們何必又要去過分要求別人呢！推己及人，我們還是給西方曆史學界和思想界，留點麵子吧。但是，作為中國曆史研究者，我們應該顧自清楚西方曆史上的這些問題，即使我們不必去捅穿西方史學界的這些隱私，否則，我們在研究世界曆史的時候就要犯錯誤。
筆者在論證了西方曆史學和思想史的偽作問題以後，一旦聯想起中國的顧頡剛那“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係統恰是一個反背”（《古史辯8226;自序》）的著名論斷，就有種又佩服他又鄙視他的感受，佩服他的原因是顧先生用很通俗的語言總結出了中國古代的一貫的疑古思想，認為曆史越往後走，人們對前麵的曆史的總結描繪越多。但是，筆者很鄙視顧先生的是，他這個論斷對中國的史學卻並不太合適，卻異常適合西方的史學，然而，非常遺憾的是，顧先生這樣的論斷恰好就是為嚴厲批評中國史學而說的，他卻一直沒有提到過西方史學的偽作問題！這太不嚴謹！也說明顧先生的曆史視野太狹窄了。
盡管我論證了西方文明中的曆史著作和思想著作的“偽作”問題，但是，我還是不得不參照現在的許多西方著作去進行我下麵所要討論的西方曆史問題和基督教文化問題，這，對於筆者來講，並不輕鬆，也有種二難的心境！我對自己這樣的二難心境，無話可說。
我在閱讀西方有關曆史著作的時候，常常很困惑，也很感觸，因為，根據中國2000多年的曆史學問的規模和格式的標準去參照西方曆史，西方的曆史學問有以下幾個明顯特點：
1、我認為，西方曆史著作大多是偽作。
中國曆史曆來有信史和野史之分，所謂的“信史”，就是這樣的曆史著作往往是由那些訓練有素的史官或者民間曆史學者按照嚴格的時間空間流行秩序，而對曆史過程中的人、事、言的“直言”記載。中國的“信史”，往往有三個大的特點，一是資料詳盡，二是時間清晰，三是強調直言真實。這樣的“信史”與中國曆史上早就存在專職的史官和天官製度有直接關係，更與中國精耕細作的農業社會所孕育出來的曆法相關，隻有那些確立了清晰的時間空間節律理念的民族，才真正可能產生得出相應的曆史知識和曆史觀念。當然，中國曆史書籍中也有時代造成的一些神秘理念，但是，這樣的神秘和官本位的記載，是符合那個曆史時代的認識水平的，其也與中國曆史著作的“信史”本質無關，這是應該區分開來的。
相比之下，西方曆史在17世紀之前，猶如茫茫霧靄，或者說是猶如一團亂麻，不僅中國人難以將西方17世紀之前的曆史了解清楚，恐怕連西方人自己也是永遠說不清楚自己17世紀之前的曆史的！我常常感到奇怪，中國近幾十年來所編篡的“世界史”中的“西方曆史”章節怎麽會那麽富於邏輯條理，而且，這些“西方曆史”怎麽就和中國曆史典籍一樣，時間、空間和人物及其事件的脈絡是那樣的清晰和“真實”。這到底是西方曆史本來就如同中國曆史那樣清晰可信，還是因為現在的中國曆史學者誤入了什麽套子呢？他們是否是在使用中國的曆史定式和思維框套去編篡了“西方曆史”呢？ 而事實上是，西方的所有曆史著作，在描述自己的曆史的時候，往往有兩種情況，要麽，他們就象18世紀末期的英國曆史學家愛德華8226;吉本（1737——1793）那樣，可以在不引證任何考古資料和曆史文獻資料的情況下，就幾乎憑空杜撰出了厚厚的幾大本《羅馬帝國衰亡史》；要麽，就象18世紀法國的曆史學家和思想家伏爾泰（1694——1776）那樣，在自己的《風俗論》中，僅僅對歐洲中世紀以前的曆史做一種很模糊的簡單介紹。那麽，伏爾泰和吉本的各自曆史著作，到底誰更嚴謹呢？應該說，伏爾泰更嚴謹！因為，在18世紀，各西方民族國家的圖書館中，要麽就隻有阿拉伯文和羅馬文的曆史殘本（這個情況，美國的曆史學者湯普森（1869——1941）從嚴謹的角度，在自己的《曆史著作史》一書中對西方曆史上的各種曆史著作做了考證和介紹，根據他的研究，西方曆史上的曆史著作，大多就是些殘篇殘本，或者就是西方基督教會的杜撰本），要麽，就隻有聖經和荷馬史詩這樣的“神說”，要麽，就隻有基督教會裏的各種明顯杜撰的曆史文獻，所以，西方的曆史在當時還基本局限在基督教的說教中和民間的傳說中，並無真實可信度可言。
西方社會開始進行“信史”研究，僅僅始於19世紀，與西方考古手段的科技化直接相關，這就如同湯普森說的那樣：“在19世紀以前的兩千多年中，關於希臘時代以前的世界史，人們並不了解任何新情況，直到19世紀初。羅素塔石刻才提供了一把辨認古代埃及及象形文字的鑰匙。這個著名的石刻是1798年跟隨拿破侖到埃及去的法國學者發現的。”（湯普森：《曆史著作史》 上卷 P 3 商務印書館）。由此可見，西方國家關於歐洲中世紀以前的真正的“信史”研究，是從拿破侖時代的考古實物工作以後所開始的，所以，象英國吉本那樣在18世紀就在沒有實證的曆史資料的情況下便杜撰出了厚厚的幾大本關於羅馬曆史的“巨著”，實在是不可信的！這點，目前中國曆史學界好象並沒有充分注意到！筆者發現，即使是西方現代嚴謹的曆史學家和他們的著作，比如美國的斯塔夫裏阿諾斯的《全球通史》，美國的威利斯頓8226;襖爾克的《基督教會史》，也包括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他們在描述西方17世紀之前的曆史和思想史的時候，大多也都是采取虛寫的辦法，他們也很少在自己的著作中去引證19世紀之前那些西方古代的“曆史巨著”，其中當然也包括了所謂的希臘思想家的那些“巨著”，因為，他們都知道，這些著作幾乎就是“說書”（湯普森語，他屢屢將西方19世紀以前的各種曆史著作說成是“說書”），或者說，他們在當時已經有確鑿證據，清楚知道這些曆史典籍和思想史著作（羅素在自己的《西方哲學史》中多次提到過古希臘古羅馬的哲學著作的不可靠性），都是中世紀的基督教教會和基督教會統治下的“大學”所杜撰的。但是，很糟糕的是，筆者注意到，中國曆史學界和哲學界在編撰西方的曆史和西方思想史的時候，大多都將19世紀以前的西方曆史書或者思想史著作當成為了“信史”，特別是中國哲學界還普遍對古希臘時代的一些“思想巨著”（比如亞裏士多德和柏拉圖的一係列“巨著”）十分看重，這樣，就造成了中國人所編篡的“西方曆史”和“西方思想史”，往往比西方一些嚴謹的曆史學家和思想史專家編撰的曆史書和思想史專著，還要“可信”，這，簡直就有點莫名其妙了！
為什麽中國曆史學界和思想史界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呢？我認為，這主要有三方麵原因所致：一是一些中國曆史學者在研究西方曆史的時候，所閱讀的曆史典籍往往很狹窄，他們大多習慣中國的治學習慣，將西方的宗教史、思想史和文明史分開來審視，這樣，就很容易導致他們看不清楚西方曆史著作因為存在基督教教會參與杜撰的“偽”問題；二是中國人已經習慣了自己的“信史”曆史學情況，所以，許多中國人，當然也包括中國的一些曆史學者和哲學學者，他們往往是“以君子之心”去看待西方的曆史和思想史，先入為主的就以為那些西方著作都是很嚴謹的，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也許一輩子都沒有想到過西方曆史著作和西方思想史著作與中國的曆史學著作和思想文化著作的產生條件，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三是因為中國人太習慣曆法時間空間概念了，中國人一說自己的曆史，往往很自然的就有種時間秩序觀，象“張飛殺嶽飛”這樣的事情，是中國社會生活中的笑話；但是，中國人卻很少想到，西方曆史上的政權組織就沒有設立過專職天官和史官，所以，無論是西方曆史學者，還是西方政權官僚，甚至也包括基督教會中的學者，往往沒有中國人這樣明確的曆年意識，在西方的曆史典籍中，“張飛殺嶽飛”的事情及其人神相雜的事情已經普遍到了人們習以為常的地步了，這正如湯普森說的那樣，在19世紀，西方社會還習慣引證《聖經》裏編造的情況去說明自己的曆史，這，就是為什麽西方曆史著作往往有“說書”味道的原因。
當然，無可否認，隨著西方現代科技的發展，西方曆史學界開始使用碳元素衰變原理去測定西方曆史上的一些文物的年代，但是，這裏需要指出的是，無論通過什麽樣的科技方法去對文物的曆史狀況進行理論推測，都是有條件限度的，不是可以隨便“大膽猜測”的，這就是說，如果這些文物沒有相應的文獻曆史資料去印證，這樣的純粹依靠科技手段對文物曆史年代的測定且進行的曆史情況推斷，是很不可靠的，或者說，不能夠作為信史。而西方曆史上的文獻資料，正如上麵所說，“說書”性質大大過於“信史”。所以，現在西方曆史著作中的一些“編年史”，比如《塔西佗編年史》，特別是德國的維爾納8226;施奈因的《人類文明編年紀事》中的那些將許多曆史事件精確到了年月的記載，我們中國人最好還是不要全信為好，因為，這些曆年和紀事都並非完全可靠，作者也往往沒有什麽相應的實證資料可言，你也永遠無法期望這種“曆史學家”會為你提供很實在的曆史相關證據。
2、西方曆史上的紀年不準確問題。
在西方科技手段沒有引入到中國曆史學界之前，中國的曆史記載，一是主要依靠文獻資料，二是依靠金石之學，三是依靠地下發現的文物和簡櫝。但是，即使如此，曆史之所以叫做曆史，其一定是依賴時間紀年而為自身基本存在條件的，所以，在中國沒有現代科技手段之前，中國的信史，是以漢武帝時代的“太初曆法”以來的曆法為“信史”的基本存在條件的。
因為漢武帝時代之前，中國沒有一部統一的曆法，所以，中國古代嚴謹的曆史學者，往往對秦漢之前的事情大多是存而不論的，這已經在中國史學界中形成了一種基本治學原則。中國因為是具有精耕細作傳統的統一農業大國，所以，“太初曆”以後的曆法就非常嚴格了，因為，這涉及到國家的統一和國家穩定問題。因此，漢武帝以後的中國各王朝雖然不時發生更替，但是，文化（主要指文字和國家意識形態領域裏的經典著作）則是統一傳承的，特別是曆法，各王朝都必須延續前朝的時間秩序而製定，因此，中國曆史紀年，往往可信度非常的高。
但是，相比之下，西方曆史上的紀年情況則很紊亂。西方不是天文學發源地，西方曆史上使用的曆法是來自於古巴比侖，古希臘時代的天文學家，大多是巫師和哲學家，他們和政治大多沒有什麽關係，所以，古希臘盛大和古亂麻時代，天文學中的時間概念和秩序，還沒有真正和屬於政治社會範疇的曆史學緊密聯係起來。16世紀之前，西方各王朝走馬燈的轉換，他們建立一個新王朝，往往就要毀滅前朝的文化，甚至大燒前朝的圖書館和殺害異端。西方曆史上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西方在希臘和羅馬王朝時代，一直沒有建立起象中國秦始皇那樣的“書同文，行同倫”的文化製度，這樣，必然要造成西方在16世紀之前的文化的不斷變換和消滅異端的曆史紊亂問題，因此，西方曆史上很難建立出以統一語言文字和統一時間次序為基本存在條件的“信史”來。
西方在16世紀之前一直使用儒略曆法，因為以上所說的王朝更替中的對前朝文化的滅絕原因，儒略曆法在西方曆史上的各個王朝中使用得非常混亂。西方曆史上開始建立比較嚴謹的曆法，主要是通過基督教教會千年的努力才逐漸形成的，準確講，是12世紀以後，西方基督教教會開始引入和吸取了希臘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成果以後，他們才開始注意到了統一的曆法對於農業季節的測算和對於教皇的管理是很有用的，這樣，到了16世紀後期，才由羅馬教皇格雷果裏正式下令和組織教會中的學者們進行了比較準確和統一的曆法推算和測定，並於1582年在西方曆史上才第一次正式規定了基督教所有教區內的統一曆法時間。由此可見，西方的曆年次序理念產生得非常的晚，這，是我們中國人應該高度注意到的。
大家知道，曆史之所以叫做曆史，關鍵在於“曆”，就是在於時間秩序的準確性，所以，西方真正的史學，在16世紀之前是沒有條件的，16世紀確立了準確的曆法以後，才有了一定的信史條件。而由於前麵說的西方曆史上的王朝更替有毀滅前朝文化的慣例，所以，西方現代曆史學基本上是建立在依靠現代科技手段的考古學和人類學考察基礎之上的，因此，西方真正的“信史”，隻能夠從19世紀以後算起。而且，由於我以上說的文物必須以文獻史的印證為基本條件的前提，所以，我們中國人閱讀西方的曆史著作和西方思想史著作，最好還是不要全信為好！或者說一定要打折扣，否則，我們將對西方的曆史和思想史犯“想象化”的錯誤。
3、西方的思想史著作和基督教史的文字和載體問題。
近現代以來，中國人在討論中西方文明文化關係的時候，常常是言必稱希臘哲學，但是，由於以上所說的原因，我們現在看到的那些所謂的希臘時代的哲學思想著作並不真實！這些思想文化“巨著”幾乎就是西方中世紀時期的基督教教會的托古“傑作”！
曆史的記載，必須以文字符號和文字符號的載體為自己的兩個基本存在前提。中國文字自公元前1500年左右出現係統的甲骨文以後，雖然文字曾經在各王朝和春秋時代各戰國中有變異，但是，秦王朝的文字在500年時間中一直相對穩定統一，這就是為什麽後來的篆書和隸書的漢字會以秦文字為基準的道理，也是秦始皇為什麽可以在很短時間內實現通“書同文”的 道理。根據現在四川的青川木櫝文字（這枚木櫝現在保留在四川博物館中）看，可以證明，在公元前500年的時間區間中，當時的蜀地已經出現了方塊漢字的雛形，而且有了很經受得起時間磨礪的記載的“木櫝”載體。到了秦朝和漢初時代，文字已經完全隸書規範化，其與今天的中文基本上一樣了，記載載體也多樣化，有了帛書等。但是，盡管如此，中國的史學的發達，還是在東漢時代以後了，也就是公元105年蔡倫製造出了紙張和公元1000年左右中國發明了活字排印以後，同時也與東漢通過《熹平石經》統一了五經文本有關係。現在中國的紙版書，可以追溯到宋朝，也就是距今有千年曆史。因為紙張才可以大量記載文字，所以，詳細的曆史書，應該是產生在使用紙張以後和采用了活字排印以後。這，是個常識問題。這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的那些產生在東漢尚未產生紙張以前的中國古典“巨著”，其中也包括50多萬字的《史記》、15萬字以上的《管子》、《荀子》、《孟子》、《春秋》、《三禮》，很可能都不是秦朝以前或者不是西漢時代的作品，所以，這就是中國史學界曆來有今古文之爭的原因。這就是說，其實，中國曆史上的許多學者已經意識到了西漢初和西漢末，及其唐朝，分別有官方組織的且動用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托故改製”的大型編篡活動。事實上也是這樣，現在發現的秦朝之前的文物中，除了《老子》這部典籍外，還沒有發現那些據說是戰國時代的“巨著”，所以，即使是中國的許多“巨著”，也很可能僅僅形成於漢朝時代。當然，無可否認的是，中國是當今世界上的“信典”最多最實和最古遠的唯一國家，這是其他任何國家文明都不能夠相比的。
我們再來看一下西方曆史典籍中的十分明顯的偽問題。即使根據德國史學家施奈因的記載，中國的造紙術也是公元1150年才傳到西班牙，1276年傳到意大利，1350年傳到法國，1390年傳到紐倫堡，1494年傳到英國，1576年傳到莫斯科，1690年傳到北美。西方出現雕版印刷則是在1450年以後。西方首次出版紙張書籍，是在1472年以後，1499年才在西方出現了專職紙張印刷所，西方的活字印刷則更晚了（以上記載見《人類文明編年紀事8226;科學和技術分冊》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而之前，西方使用的文字載體是羊皮書、紙草書（一種寬葉植物）和泥版書及銅鑄銘文，這樣的文字載體和方法，一是保存時間不會長久，二是記載的內容也不可能多。
另外，西歐學者大多比較回避談自己民族的語言文字的曆史問題，因為，這個問題一旦追溯起來，常常會讓一些西方學者難堪，這正如美國布龍非爾德所說：“日爾曼諸民族接受希臘化拉丁字母，我們不知道是在何時何地，字母的具體形象也多少不同於尋常的希臘體或拉丁體。”（《語言論》 P365 商務印書館）。雖然羅馬帝國建立於公元前一世紀，但是，公元500年前，歐洲的地方方言各自為陣，羅馬文字也遠沒有推廣開來，這既有歐洲民族成分太複雜和民族群體彼此隔絕的曆史原因，也與那時候的希臘文字和羅馬文字的本身不健全有直接關係。5世紀——15世紀，拉丁文字（既係統的羅馬文字）才在基督教教會的慢慢地研究下而完善起來，文藝複興時期，基督教教會一邊學習希臘和拉丁文字，一邊通過阿拉伯圖書整理古希臘和古羅馬的一些殘篇著作，一邊又根據該時期出現的民族國家而研究各民族國家的文字，這就是說，現在西歐各國的文字，也就是布龍非爾德所說的日爾曼各民族的文字，產生年代不會超過14世紀。那麽，既然西歐地區係統文字的拉丁文僅僅形成於5——15世紀之間，西歐各民族國家的文字不會超過14世紀，再加上紙張在西歐的使用也非常晚，於是，人們自然要懷疑，那些羅馬時代和古希臘時代的曆史及思想文化“巨著”，究竟是怎麽樣炮製出來的？！這世界上難道有連文化材料都殘缺不全就能夠修建得起文化大廈的怪事情？！
縱觀由近現代的中國一些學者從西方翻譯進來，且對今天中國思想文化領域影響很大的“西方名著”的情況，可以發現，現在，中國人能夠讀到的屬於16世紀之前的西方曆史和思想文化“巨著”甚多，思想史方麵，包括古希臘時代的亞裏士多德的《形而上學》、《倫理學》、《詩學》、《物理學》、《政治學》、《動物誌》和柏拉圖的《理想國》等，公元4世紀之前的古羅馬的奧古斯丁的《上帝城》和《懺悔錄》等。曆史方麵，包括古希臘的《希羅多德曆史》和古羅馬時代的《塔西佗曆史》及《高盧戰記》，也包括阿庇安的《羅馬史》和6世紀法蘭克帝國的格雷戈裏的《法蘭克人史》等等，這些西方16世紀以前的曆史學“巨著”和哲學思想《巨著》，都是厚厚的幾十萬言，特別是亞裏士多德的“巨著”竟然超百萬言之多，那麽，我們就不禁要問，他們究竟是依靠什麽樣的傳承載體將這些典籍繼承下來的？！如果這些著作是真實的，那麽，為什麽西方一些曆史學家又屢屢要提到曆史上的許多著作都是殘篇。而且，西方曆史上還有排斥異端思想文化的慣例，西方曆史上的政教合一政權，不僅僅要燒死異教徒，他們還要同時毀滅他們的著作文字，這種從毀滅異端肉體到異端思想文化的事情，一直貫穿於西方的整個曆史，其慘烈程度，是一向以“焚書坑儒”著稱的中國的秦始皇所遠不能夠相比的。既然如此，他們這些巨著是怎麽製造出來的？！特別是亞裏士多德的許多“巨著”，在中世紀之前，尚一直屬於有異於《聖經》的著作，不可能在基督教政教合一時代的圖書館裏長期保存，這，都太讓人清楚其中究竟發生了什麽了。這就是說，是西方基督教教會，創造了我們現在看到的整個西方文明文化！
我們能夠期望西方嚴謹的曆史學者去自我揭穿這些西方曆史典籍的奧秘嗎？！我看，這不太可能！一個民族和文明就象一個人一樣，也有自己自卑的隱私，我們要期望已經在世界上樹立起了“具有悠久文明傳統”形象的西方人去自揭自身文明文化中的虛假，實在太難了！應該承認，象湯因比和羅素等西方智慧者能夠承認西方文明的直接源流是來自於歐洲蠻族，已經就很不容易了，我們何必又要去過分要求別人呢！推己及人，我們還是給西方曆史學界和思想界，留點麵子吧。但是，作為中國曆史研究者，我們應該顧自清楚西方曆史上的這些問題，即使我們不必去捅穿西方史學界的這些隱私，否則，我們在研究世界曆史的時候就要犯錯誤。
筆者在論證了西方曆史學和思想史的偽作問題以後，一旦聯想起中國的顧頡剛那“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係統恰是一個反背”（《古史辯8226;自序》）的著名論斷，就有種又佩服他又鄙視他的感受，佩服他的原因是顧先生用很通俗的語言總結出了中國古代的一貫的疑古思想，認為曆史越往後走，人們對前麵的曆史的總結描繪越多。但是，筆者很鄙視顧先生的是，他這個論斷對中國的史學卻並不太合適，卻異常適合西方的史學，然而，非常遺憾的是，顧先生這樣的論斷恰好就是為嚴厲批評中國史學而說的，他卻一直沒有提到過西方史學的偽作問題！這太不嚴謹！也說明顧先生的曆史視野太狹窄了。
盡管我論證了西方文明中的曆史著作和思想著作的“偽作”問題，但是，我還是不得不參照現在的許多西方著作去進行我下麵所要討論的西方曆史問題和基督教文化問題，這，對於筆者來講，並不輕鬆，也有種二難的心境！我對自己這樣的二難心境，無話可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