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滿清八旗與南明永曆軍隊作戰時的傷亡及後果

略論滿清八旗與南明永曆軍隊作戰時的傷亡及後果



一



滿清順治十年（南明永曆七年）五月，順治帝下詔委任降清漢臣洪承疇經略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五省，總督軍務兼理糧餉。這五省的征戰撫綏，全由經略決定，清廷不予幹涉，隻需事後報聞即行。以降清漢臣為主要戰場之大軍統帥，且其士卒亦以漢兵（綠旗兵）為主，在此之前還未曾有過。那麽，清廷為何做出如此重大轉變的決定呢？有其客觀原因，就是滿清八旗軍軍威已經今非昔比了。



時間上溯到順治五年（南明永曆二年），清江西提督金聲桓及廣東提督李成棟先後叛清歸附南明，南明永曆帝亦招攬張獻忠餘部孫可望為景國公，此時，南明有湖廣、江西、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七省之地，一時有複興之象。



清軍對南明進行了大規模的反撲，與南明軍隊在湖廣、江西、廣東、廣西、四川等地展開了拉據戰，其中尤以順治九年（南明永曆六年）南明李定國部先在桂林擊斃滿清定南王孔有德、後在衡陽擊斃滿清敬謹親王尼堪影響最為巨大，“兩蹶名王，天下震動”。在這一係列的征戰中，滿清八旗兵遭到了慘重的傷亡。



那麽滿清八旗具體的傷亡數字是多少呢？由於滿清刻意隱瞞真相及篡改史料，今天似乎已經難以孝究，但其丁數的大概傷亡數字還是有跡可尋的。



據《曆史檔案》1988年第4期安雙成先生譯的《清初編審八旗男丁滿文檔案選譯》記載，入關前夕滿洲八旗三百一十個牛錄，按每牛錄二百丁計，當有六萬二千丁。到了順治五年，八旗編審男丁冊載，滿洲八旗有男丁五萬五千三百二十丁，減少了六千六七十丁，即減少了百分之十左右。假如考慮到正常人口年增長率的因素（每年通常按百分之三、四遞增），則滿洲八旗減少的丁數遠遠不止這個數（《清史稿》卷二百四十四《趙開心傳》記：“滿洲兵初入關，畏痘，有染輒死。”順治五年八旗男丁的統計數字顯然不包括滿清八旗平時已經病死的人數及進行滅大順、弘光、隆武、紹武等政權的軍事行動時戰死的人數）。



順治五年，滿洲八旗有男丁五萬五千三百二十丁。時間又過了五六年之後，根據順治十一年的八旗編審男丁冊的記載，滿洲八旗隻有男丁四萬九千六百六十丁，與順治五年相比較，又減少了五千六百七十丁，即減少了百分之十還多。



蒙古八旗丁數亦與此類似，順治五年有二萬八千七百八十五丁，順治十一年隻有二萬五千八百三十七丁，不但沒有增加丁數，也減少了百分之十。



根據上述數據，滿洲八旗入關後丁數呈現逐年減少的可怕趨勢。滿蒙八旗在順治五年至順治十一年間共減員七千六百一十八丁（在暫不考慮人口增長率的情況下）。假設這七千六百一十八丁全部是戰死的，那麽滿蒙八旗人丁在順治五年至順治十一年間共傷亡多少呢？



現代戰爭中戰死與戰傷的比例通常為一比三。為了求證明清戰爭時滿蒙八旗丁數的傷亡數字,可以拿現代戰爭與明清戰爭比較一下。



明清戰爭時的兵器是銃炮火藥與刀槍劍戟並用，而現代戰爭的兵器比明清戰爭時的兵器要先進得多，也更容易令對手死亡。另一方麵，在古代戰爭中，由於醫學不發達的原因，戰場上受傷後醫治不成功而死亡的人數必然比現代戰爭高。綜上所述，古代戰爭中戰死與戰傷的比例與現代戰爭中戰死與戰傷的比例應該相差不多。



因此,與現代戰爭中戰死與戰傷的比例一樣,在這裏將古代戰爭中戰死與戰傷的比例仍然按一比三計算。則滿蒙八旗在順治五年至順治十一年間丁數的傷亡總數為三萬餘人次，再考慮到正常人口增長率，那麽這個數字也許還要再加一倍以上。



自從努爾哈赤於萬曆四十六年對明開戰至順治十一年（南明永曆九年）止，已經過了三十六年時間，滿洲八旗長時間四處征戰，除戰死的之外，長年累月積下來的傷殘士兵必然為數甚巨。



為什麽滿洲八旗會積累那麽多傷殘士兵呢？這是因為滿洲人丁少，不可以從外界源源不斷的獲本民族人員來頂替傷殘士兵。這一點與漢兵可以隨時從眾多的後備人員中獲得補充的情況相反，因此，漢軍八旗在與南明永曆帝的軍隊作戰時雖然亦傷亡慘重，但由於可以從外界源源不斷的獲本民族人員的補充，其戰鬥力衰退的問題顯然沒有滿洲八旗那樣嚴重。



就以冷兵器戰爭中最常見的刀砍所致四肢肌腱斷裂外傷為例，以明未清初時的醫學水平是根治不了的，傷者要想完全康複是不可能的。軍人受傷愈後不良，從此受傷的肢體輕則存在不同程度的伸屈功能障礙、中等程度的則幹不了重活，相當於半個殘疾人——這種士兵不過虛有其表而已，情況嚴重的則成了拐腳曲手的殘疾人。



以順治十一年（南明永曆九年）滿洲八旗男丁四萬九千六百六十人計，其中必然包含著大量“曆史遺留下的”傷殘士兵，這可能是滿洲八旗戰鬥力越來越差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二



據入關前夕滿洲八旗男丁人數到順治十一年的八旗滿洲男丁人數的變化，可知滿洲八旗的男丁大約每五、六年就會減少百分之十左右，顯然，這種現象不是偶然的。是人為操縱的結果。



為什麽說是人為操縱的結果呢？這是因為滿洲八旗的人丁是有限的，由於滿洲八旗每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通常都是在遠離本民族聚居點的地方進行，而在異族的區域作戰時，滿洲八旗的傷亡當然不可能用異族人來補充（相對而言，漢軍是在本民族區域作戰，就可以從外界源源不斷的獲本民族人員的補充），故當其傷亡率達到一定的比例時，就不得不停止軍事行動——班師回朝，重回本民族聚居點補充人員（通常是北京），待恢複元氣後，再繼續下一步的軍事行動。



但滿洲八旗人丁的補充不是無限製的（例如每年補充人丁是在幼男“成丁”之時，原因是每一年都會有一批新的八旗子弟“成丁”，滿洲八旗“成丁”的標準是變化的，有時以身滿五尺為合格，有時以一定的年齡為尺度，如十五歲、十六歲、十八歲等），因此在任何一年中，當滿洲八旗作戰時的傷亡達到一定的比例時，就會迫使滿洲八旗將領在這一年剩餘的時間裏，減少甚至停止滿洲八旗的軍事行動，直到補充了新的人丁為止，這種人為的嚴格限製可能造成了滿洲八旗丁數大約每五年就會減少百分之十的規律性的結果。



可以用蒙古八旗的統計做參考,蒙古八旗入關時共有一百一十八個牛錄，按每牛錄二百丁計，當有二萬三千六百丁。過了五年，順治五年時的八旗編審男丁冊記載，蒙古八旗有二萬八千七百八十五丁，增加了五千一百八十五人丁，即人丁增長了百分之二十。這表明蒙古八旗在入關初到順治五年並沒有作為清廷的主力參戰，故其人丁能保持每年百分之四的增長率。



時間又過了五六年後，據順治十一年的八旗編審男丁冊記載，蒙古八旗隻有二萬五千八百三十七丁，與順治五年相比，不但沒有增加丁數，反而減少了百分之十。這表明順治五年之後，蒙古八旗已經被清廷當作主力投入戰場使用了（這時候的滿洲八旗由於連年征戰，人丁消耗不少，不得不把蒙古八旗拖下水），蒙古八旗與滿洲八旗一樣，竟然同時在五、六年間減丁百分之十左右（平均每年減丁百分之二左右），再次證明了這種規律性的現象不是偶然的。是人為操縱的結果。



參考蒙古八旗在入關前到順治五年間每年百分之四的人丁增長率，可以判斷出滿洲八旗和平時期每年正常的人丁增長率亦應該在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左右。根據上述八旗編審男丁冊記載的入關前夕至順治十一年間，滿洲八旗人丁平均每年減少的數字（平均每年減少百分之二），與滿洲八旗每年正常的人丁增長率的數字相加（每年正常的人丁增長率應為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則滿洲八旗入關後平均每年實際減丁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



如果死亡與戰傷的比例按照為一比三計算，那麽滿洲八旗入關後平均每年的傷亡率就達到了百分之二十左右。因此，可以認為滿洲八旗在入關後的大規模軍事行動中，一旦傷亡率達到百分之二十左右，就會停止軍事行動，班師回朝。



下麵是有關滿清入關之後一些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的不完全統計：



崇禎十七年（順治元年）十月，清廷命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領兵追擊李自成（順治二年年六月，阿濟格班師）。



崇禎十七年(順治元年)十月，多鐸為定國大將軍移師南下（順治二年七月，以勒克德渾為平南大將軍，代多鐸。九月，多鐸領兵回京）。



順治二年(弘光元年,隆武元年)十一月，何洛會為定西大將軍，討伐張獻忠（順治三年，召還京師）。



順治三年（隆武二年）正月，清廷命豪格為靖遠大將軍，領兵由陝西入四川追擊張獻忠（順治五年二月豪格師還）。



順治三年（隆武二年）二月，博洛為征南大將軍，代勒克德渾，征浙、閩（順治四年四月，師還）。



順治三年（隆武二年）五月，多鐸為揚威大將軍，平蒙古蘇尼特部之叛。



順治四年（永曆元年）十一月，陳泰為靖南將軍（順治五年征福建，其後，師還。）

順治五年（永曆二年）二月，清廷命譚泰為征南大將軍，同何洛會領兵征金聲桓（順治六年三月班師）。



順治五年（永曆二年）閏四月，屯齊為平西大將軍，欲出師平陝西回亂，後轉赴山西，鎮大同。



順治五年（永曆二年）九月，清廷命濟爾哈朗為定遠大將軍，攻李錦；順治六年（永曆七年）正月，濟爾哈朗入湖南（順治六年三月班師）。



順治五年（永曆二年）十一月，阿濟格率師駐大同。旋命為平西大將軍，督兵討叛將薑瓖（順治六年七月，征西大將軍吳達海替阿濟格駐大同）

順治六年（永曆三年）正月，博洛出師山西。四月，博洛封定西大將軍（六年十月，師還。）



順治六年（永曆三年）二月，攝政王多爾袞赴山西征薑瓖（八月，多爾袞還京）



順治九年（永曆六年）七月，清廷命尼堪為定遠大將軍，出征湖南（順治六年五月，命孔有德征廣西、耿仲明、尚可喜征廣東，其後，南明李定國反攻廣西、湖南，孔有德敗死，故清廷命尼堪倉促出征，尼堪其後又敗死，順治十年正月，清廷命屯齊繼任定遠大將軍，統兵征湖南，順治十一年三月，屯齊班師）。



順治九年（永曆六年）九月，阿爾津為定南將軍，出征廣東（十二月，複命阿爾津為定南將軍，征湖南辰、常。十二年八月，阿爾津為寧南靖寇大將軍，駐防荊州。後，阿爾津因與經略大學士洪承疇不協，清廷於十四年四月以羅托代之）。

順治九年（永曆六年）十一月，卓羅為靖南將軍，征廣西未定州縣，旋罷。



順治十年（永曆七年）五月，喀喀木為靖南將軍，征廣東。



順治十年（永曆七年）七月，嶽樂為宣威大將軍，駐防歸化，討蒙古喀爾喀部，旋罷。



順治十年（永曆七年）十二月，陳泰為寧南靖寇大將軍，鎮湖南（陳泰於順治十一年卒於軍）。

順治十一年（永曆八年）六月，朱瑪喇為靖南將軍，征廣東。



順治十一年（永曆八年）十二月，清廷命濟度為定遠大將軍，由北京赴福建攻鄭成功（順治十四年三月，濟度師還）。



順治十二年（永曆九年）十二月，宜爾德為寧海大將軍，討舟山（十四年正月，師還）。

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十二月，清廷命經略洪承疇同寧南靖寇大將軍羅托、平西大將軍吳三桂、征南將軍卓爾泰等分別由四川、廣西、湖南進攻貴州（順治十六年二月，羅托班師。隨羅托征雲南的濟世哈等，留駐雲南。後，於順治十七年八月為靖東將軍，偕吳三桂、愛星阿等征雲緬）。

順治十五年（永曆十二年）正月，清廷命多尼為安遠靖寇大將軍，進攻雲南（順治十七年五月，多尼班師）。



順治十五年（永曆十二年）十二月，明安達禮為安南將軍，赴荊州，十六年到江寧，後駐舟山。(十七年十一月，師還)。



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七月，達素為安南將軍，駐福建(後來，達素征討鄭成功，十七年四月兵敗，十八年，師還。十七年七月，羅托為安南將軍，代之征討鄭成功)。

順治十七年（永曆十四年）八月，愛星阿為定西將軍，征雲緬（此次征雲緬，清軍主力主要是吳三桂及隨羅托征雲南之後留駐的濟世哈、隨多尼征雲南之後留駐的畢羅等）。

滿洲八旗入關後很多出征的時間都是選擇在冬春之交。多數出征的時間選擇在當年的十月至次年的二月間（也有例外，如順治九年，南明李定國反攻，清廷命尼堪於七月倉促出征；順治十年、十一年，李定國攻廣東，清廷命喀喀木及朱瑪喇分別於順治十年五月及十一年六月倉促援廣東。還有鄭成功於順治十六年四月入長江，兵鋒直指南京城下，順治帝驚惶失措，於當年七月命達素為安南將軍征鄭成功。）無獨有偶，曆史上很多由北方遊牧民族組成的軍隊都有類似的規律。例如《遼史.兵衛誌》記載遼兵南侵時，一般“出兵不過九月，還師不過十二月。”著名學者蒙文通先生認為“凡胡騎窺江必秋來春去者，非徒以夏暑鬱而秋馬肥，實以春水生而冬則涸。”（詳見《讀中國史上南北強弱觀》）。



值得注意的是，入關前的滿洲八旗是沒有這種“冬春出征”的作戰規律的，但入關後為什麽會出現這種“冬春出征”的作戰規律呢？前麵已經說過——滿洲八旗人丁的補充不是無限製的，大多數的情況裏一年隻能補充一次——而每年的冬春之交，必然會有一批新的八旗子弟“成丁”，這也就是傷亡累累的滿洲八旗補充新兵再度出征的時候。



綜觀滿清入關後的作戰，滿洲八旗的進攻與休整幾乎一直在有節奏的交替進行著，南明政權卻文恬武嬉，象李定國那樣顧全大局、主動發起進攻，打亂滿清戰略布置，令滿洲八旗倉促出師應付的例子實在太少了。



從滿洲八旗曆年頻繁班師的次數就可以看出其色厲內茬的本質，清廷之所以能夠戰勝南明的永曆政權，除了南明政權缺乏凝聚力之外，更多的是依靠不用頻繁班師的漢兵。



由此可見，清廷在順治十年（南明永曆七年）委任降清漢臣洪承疇為五省經略實屬無奈之舉，因為連年征戰的滿洲八旗狀態已經越來不越如前了。而這樣做的好處是阻止了滿洲八旗入關後人丁不但停止增長，反而逐年減少的可怕趨勢。



據順治十四年八旗編審男丁冊載，滿洲八旗有男丁四萬九千六百九十五丁，比三年前（順治十一年）的統計增加了三十五丁，對清廷而言，這個有意義的轉折與重用降清漢臣的政策是分不開的。這樣做的不良後果是三藩坐大，為以後的三藩之亂埋下了伏筆。假如南明永曆軍隊作戰不是失敗於順治十八年（南明永曆十五年），而是再堅持十年，即使仍然失敗，也會大大削弱滿清的民族壓迫式的統治，因為那時很可能不止是三藩坐大，還可能會提前二百年出現曾、左、李，半壁半山的軍權將掌握在漢人軍閥手中，屆時，曆史可能是另外一種寫法了。




參考：

《明實錄》

《國榷》

《明史紀事本末》

《明史》

《滿文老檔》

《清太祖實錄》

《清太宗實錄》

《清世祖實錄》

《清史稿》

《清通鑒》

《明清史料叢書》

《曆史檔案》

蒙文通的《古史甄微》

孟森的《明元清係通紀》《心史叢刊》

顧誠著的《南明史》

周遠廉著的《順治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