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6日，是中國“文化大革命”60周年。1966年的這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全國發布“五一六通知”，毛澤東宣布發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後十年，中國各地都爆發了暴烈的政治運動和“武鬥”，數百萬人非正常死亡、更多人遭受批鬥、大量文物被毀，學校停學、生產停滯，社會秩序混亂。直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逮捕，文革才告結束。
改革開放以後，官方將文革定性為“嚴重的錯誤”，並平反了文革中的受難者，在政策上“撥亂反正”。後來中共曆屆領導人都延續了對文革的定性。但對於文革詳細曆史，如發生原因、過程、具體受難者，官方又長期以低調態度對待，反思和紀念很少，與文革這一事件的重要性和巨大影響不相稱。尤其最近十年，對文革幾乎避而不提，對民間紀念文革也進行打壓。如2016年位於汕頭的中國唯一一個文革紀念館被關閉。文革60周年之際，中國官方輿論和國內主要媒體並無相關報道和反思紀念。
而在民間，對待文革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種是以自由派知識分子為代表，將文革評價為極壞的“浩劫”，指責文革及其發起者造成巨大災難、對許多個人和整個國家社會造成嚴重損害，並將當今許多不良社會現象與文革聯係起來，警惕“文革”重演。體製內和既得利益者也並不希望文革再現，以免自身優越地位和利益遭受損害。
而另一種則是毛澤東的崇拜者立場的極左派（毛派），以及其他一些失意者、對現狀強烈不滿者，這些人對文革往往是讚揚態度，認為文革是反抗官僚、打倒壞人、實現“大民主”的手段。這些人對當今現實也不滿，不是寄托於實現民主、完善法治，卻是希望再來“文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另外，一些外國左翼人士也對“文革”有浪漫化的幻想，以為它是反對壓迫、促進解放的偉大革命。這與真實的事實相去甚遠，文革反而是加劇對弱者的迫害，也加強了對被壓迫者的束縛，特權也並未消除。一些當時訪問中國的外國人如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等，也看到了負麵現實，但迄今仍有一些外國人不了解文革的實情。
官方對文革的低調、民間對文革態度的褒貶不一，不同的人對文革的不同看法，都是基於各自立場和認知、出於各自目的而產生的觀點和行為，並映射今日中國的社會矛盾和複雜現實。
簡單來說，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非常在乎政治法統的延續和當下的社會穩定，既要捍衛改革開放，又不想過於強調毛時代的錯誤和悲劇，避免引發更多不滿和動蕩。而知識精英和自由派，尤其文革受害者及其後代，則因創傷經曆和價值觀念，對文革深惡痛絕。而部分身處底層和被邊緣化的人，則羨慕文革對秩序的破壞，渴望再有政治運動可以“造反”和“翻身”。還有許多普通人對文革是不了解、無所謂態度，也會受以上勢力宣傳影響而一知半解、態度搖擺。
首先，文化大革命當然是一場劫難。當時的中國全國籠罩在政治暴力和動蕩中，法律與秩序無存，許多無罪者被批鬥和關押、大量無辜者被殺害或自殺。這其中包括前國民黨人士、知識分子、工商業者、“地富反壞右”、中共幹部、普通群眾等各色人物。如中共領導人劉少奇、彭德懷，國軍投誠將領黃紹竑、陳長捷，學者陳寅恪、老舍，科學家姚桐斌、趙九章等被迫害致死。
文革中的動蕩和“階級鬥爭為綱”下，國家經濟和科技發展也被嚴重幹擾，讓中國落後於世界多數國家。當時中國人均GDP不僅遠低於歐美日和蘇聯，還不如多數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多數人尤其農民處於赤貧，溫飽問題都未解決。文革時還鼓勵告密，親屬朋友相互舉報、人人自危。還有反智主義、個人崇拜、極端主義的盛行，都為人們留下傷痕、讓社會蒙上陰影，並遺害至今。
對於文革災難的起因和後果，如果不能加以正視、探討、反思，既對不起當年受難的人們，也埋下了文革悲劇以各種形式重演的禍患。比如幾年前新冠時種種極端“清零”措施導致的民生危機，尤其禁製出行購物就醫、給貨物做核酸、大規模強製隔離等違背科學規律、侵害公民權利的防疫舉措，正與文革時“政治掛帥”下反智政策的動因與惡果相似。文革的悲劇還在於個人崇拜和“一言堂”，民主法治缺失，權力不能得到製約。如今中國社會問題累積、民權難以得到保障，同樣與民主法治不足有關。
同時，對於那些讚美文革，甚至期待文革重來的人，也應當“同情的理解”，這同樣是正視曆史與現實的必要要求。文革的起因是複雜的，並不僅是毛澤東個人一時興起，也與當時社會矛盾劇烈、官僚體製僵化、精英與民眾隔膜對立有關。據北大學者錢理群等觀點，文革前官民對立很嚴重，群眾不滿黨和政府，社會如高壓鍋一般。毛發布“五一六通知”隻是為引爆矛盾點燃了引線。
近年的中國，政治上僵化保守、貧富差距拉大和階層固化、既得利益者壟斷資源。同時又改革停滯、社會輿論收緊。又逢經濟下行，社會矛盾明顯加劇，許多中下階層者、有學曆而失業者、被邊緣化的群體，生活貧困、看不到希望，也沒有適當的表達渠道。在怨憤中，他們通過對文革的有限了解，渴望今日再發生暴烈的政治運動，打倒他們痛恨的人、自己翻身做主人。
比如許多高校學生和年輕教師厭惡“學閥”壟斷資源和壓榨自己，希望像文革那樣用“銅頭皮帶（打人的工具）”批鬥老師和“學閥”；被“血汗工廠”剝削的工人希望打倒資本家、平均分配；遭受疑似冤獄的公民麵對黨政機關尤其公檢法的強勢和冷漠，看到文革中“砸爛公檢法”而頗有認同；在底層掙紮的貧困者希望像文革“造反派”那樣打碎秩序、揚眉吐氣……這樣的心路和動機是可以理解並同情的。
當然，無論從對社會整體還是大多數個人，文革那樣的政治運動都是災難性的，它確實一定程度打擊了常規社會的弊病、損傷了一些壞人，但同時帶來了更大的惡果，社會失序下侵害人權的現象更普遍、更嚴重，許多無辜者家破人亡。文革也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社會道德，人際關係和人們的社會處境更惡劣。少數得利的政治投機者也會引火燒身，難以幸免。
文革時期也並不平等，幹部、工人、造反派擁有特權，農民、“地富反壞右”等“黑五類”卻人格和權利上都是“賤民”。雖然文革早期的“造反”確實衝擊了特權幹部。但矛頭逐漸就轉向“黑五類”等弱勢者，並鎮壓了群眾中的激進造反派、反特權者。而公開反對毛澤東、批判中共的“造反”者，如林昭、張誌新、遇羅克、黃立眾等，遭到嚴厲鎮壓和被處死。而部分中共高層被打倒，主要是權力鬥爭需要，而非為反特權，更沒有改變不公平不正義的統治製度和社會結構。
不過，當下也有一些失意的國人抱著“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的同歸於盡心態，即便知道文革是破壞性的，仍試圖以激進方式打倒現秩序、發泄不滿。近年全球民粹主義聲浪的高漲，正是大眾不滿秩序、痛恨精英既得利益者的心態為驅動力。而文革也是幾十年前全球左翼民粹主義浪潮在中國的表現。
今日的中國雖然在高度的政治管製下，街頭相對平靜，但在全球民粹高企下也難以獨善其身，並堆積了更多不滿、更大隱患。中國時常出現的因為階層、民族、性別等爆發的熱點事件，正是政治高壓鍋下民粹主義在“冒泡”。時常發生的無差別襲擊造成傷亡的悲劇，互聯網上大量讚美文革和法西斯主義的極端言論，也是社會矛盾加劇的表現和國家危機的警告。
對於文革曆史及背景，絕大多數人都並不了解其全貌，而往往是“盲人摸象”式的選擇性認知，以及將自己的處境和意圖投射到文革時代，反過來又利用文革的人和事來映射和影響今天的現實。所以很多人對文革的看法是片麵的。官方壓製紀念和反思，文革更加複雜和真實的麵貌不能展現，殘酷性沒有足夠暴露，也就導致對文革的誤讀和曲解更甚。人們無論讚美還是反對文革，都難真正汲取教訓和避免悲劇再現。
所以，無論對於文革的曆史還是今日中國的現實，都不能“掩耳盜鈴”式的回避，而應正視並用心了解來龍去脈。執政者和上位者還要傾聽人民的訴求、理解大眾的不易，而不能傲慢與冷漠、簡單歸咎於民眾愚昧和敵人煽動。改革體製和分配、推動民主與法治、放鬆輿論管理、讓爭議付諸公論，才能緩和社會矛盾、增加和諧減少戾氣。構建包容性的秩序，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瓦解破壞社會的動機，是避免文革重演的根本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