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利亞是斯大林“大清洗”時代的秘密警察頭子，以陰險恐怖、濫殺無辜聞名於世。把康生比作貝利亞的，是俄羅斯當代著名漢學家維克托·烏索夫。他在所著《“中國的貝利亞”康生》這本書中，大量征引解密的共產國際檔案，篩選中國國內最新資料，僅附錄注釋就有539條。有些史料聞所未聞，讓我們看到一個像貝利亞一樣的“恐怖人物”。
威風凜凜的“特別助手”
康生（1898—1975），原名張旺，字少卿，曾用名張宗可、張裕先、張叔平、張耘、趙容等，山東省膠南縣(現屬山東青島市黃島區)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五卅運動罷工委員會的工作，是1926年至1927年上海三次武裝起義的領導人之一。
康生曾任上海總工會幹事，上海大學特支委員會書記，上海滬中、閘北、滬西、滬東等區委書記，江蘇省委委員、省委組織部部長。1930年六屆三中全會被選為中央審查委員，後任中央組織部部長。1933年起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領導工作。1934年在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和康生從蘇聯飛抵延安。這是毛澤東與康生的第一次見麵，此前他們並沒有任何工作和曆史關係。但毛澤東知道康生是緊跟王明的，也久聞康生“肅反專家”的經曆。1931年初，王明在米夫支持下竊取了中共中央的領導崗位。與王明“左”傾思想觀點一致的康生，很快被提拔重用，當上了中央組織部部長。顧順章叛變事件發生後，康生成了中央特科三科（行動科）的科長，並對顧順章全家滿門抄斬，康生親手用斧頭砍死一人，漸以“肅反專家”聲名顯赫。此間，康生以謝康、駱駝為筆名，先後發表近20篇文章，狂熱宣傳王明路線。
1933年7月康生追隨王明去了蘇聯，王明和康生分別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正副團長。康生從此改用俄文名字康斯坦丁（中文音譯即康生）。解密檔案表明，康生在蘇聯的4年，主要幹了兩件事：吹捧王明和學習蘇聯“肅反經驗”。
康生曾串聯國際列寧學院和東方勞動大學的中國學生，聯名寫請願書給共產國際，要求批準王明出任中共總書記。康生實地學習蘇聯“大清洗”，將一批中共留蘇人員打成“托派”，許多人被槍決、坐牢、流放。康生也由此成為中共黨內唯一受過契卡(“全俄肅反委員會”俄文縮寫的音譯，後改稱國家安全委員會，即“克格勃”)全麵訓練的“專業人士”。初到延安的康生盡管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但他擔任的卻是一個“虛銜”——中央職工委員會書記。斯大林派王明等回國的目的，是進一步加強共產國際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或者說是因為共產國際對於毛澤東在統一戰線中強調獨立自主原則很不滿意。所以王明以“欽差大臣”自居，與堅持獨立自主方針的毛澤東產生了激烈的爭論。時年39歲的康生，仍然把寶押在王明身上。俄國人說，如果不是抱定緊跟王明的決心，康生不會到延安來。有一次陪同王明到棗園給幹部訓練班作報告，康生率領學員們振臂高呼：“我們黨的天才領袖王明同誌萬歲！”然而，
康生畢竟是一個善於辨別政治風向、搞投機的人。他發現，毛澤東對延安的一切皆具有極大的支配力，包括在紅軍廣大官兵中，威信已遠遠超過了缺乏實際鬥爭經驗的王明。康生開始斷定：王明在與毛澤東的較量中必敗無疑。因此，他下決心舍棄王明，投向毛澤東。於是康生在表麵上還是與王明十分親近，交談各種問題，但隨後便跑到毛澤東住處去報告王明的思想、言論和動向。同時，康生編造假證，把他過去和王明一起幹的壞事，統統推到了王明身上，將自己打扮成反王明的“英雄”。對康生這些做法，知情者都很吃驚，王明知道後也痛斥“康生無恥”。為對已去長江局擔任書記但經常以中央名義擅自表態的王明有所製約，毛澤東和任弼時等少數人提議王明應留在在延安工作，不必返回武漢。康生投票支持毛澤東、任弼時的提議。盡管提議未被通過，但康生卻獲得了毛澤東的初步好感。
一個月後，康生被委任為中央黨校校長，離開了冷冷清清的職工委員會。而後康生緊跟毛澤東等人，不斷向以王明為首的長江局提出批評性意見。毛澤東特別重視康生的轉變，因為王明心腹的轉變，意味著“欽差大臣”的徹底孤立。於是毛澤東抓住機會，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果斷撤銷了王明對華中地區的領導權，並展開對他的批判。康生也成了一員幹將，一個可以談私下話的“特別助手”。如果說康生“出賣”王明是獲得信任的政治基礎，那麽，支持毛澤東和江青結合則是拉近他們關係的感情紐帶。
當時，江青正在康生為校長的中央黨校學習，他看出了江青和毛澤東互有好感。康生知道，如果促成了他們的婚事，則既能增加毛澤東對自己的好感，又能滿足老鄉江青的心願。但當時不少老幹部反對毛澤東與江青的結合，認為江青曆史不清楚。隻有康生力排眾議，為江青打包票，還壓下了當時對江青曆史問題的檢舉信。 這樣，當王明逐漸走向窮途末路時，曾經的心腹不但沒有受到任何牽連，職位反而上升。
1938年8月，康生先後擔任了中央社會部部長、中央情報部部長、中央機要局局長、敵區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等要職。康生開始建立和完善秘密機構，在延安各機關、學校秘密布設情報偵察網，吸收可靠黨員擔任“網員”和“眼線”。他們胡亂猜疑，私設公堂，將許多人打成叛徒、特務。此時的康生威風凜凜，成為延安最令人恐懼的人物。“經常身著俄式皮夾克，足蹬長皮靴，手牽洋狗，每次外出，至少有四名保鏢親隨，威風凜凜地出現在延安街道上……”
“肅托運動”
小試牛刀在延安整風之前有個“肅托運動”，在整風後期還有個“搶救運動”。“肅托”是斯大林為清除蘇共第二號人物托洛茨基而發動的運動，是康生從蘇聯帶回來的舶來品。在1939年康生擔任社會部兼情報部部長之後，“肅托運動”就開始了，這時距離延安整風還有兩三年。
解密檔案記錄的，有康生在延安製造的3起冤案。錢惟人案。錢惟人時任邊區公路局局長，曾同邊區交界的國民黨地方當局商議過修建公路事宜，同國民黨對口負責人接觸過，由此被康生誣蔑為“國特”。康生為掌握動態，叫錢的妻子監視他，對他的一舉一動都向社會部報告。對錢百般逼供，使用暴力手段，但錢始終不承認自己是托派分子。康生下令把他關進黑窯洞，一直關押到日本投降。最後以“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不了了之。但整治錢的手法被繼承下來，並發揚光大。
王尊極案。19歲的王尊極是北平女學生，華北大漢奸王克敏的侄女。她在救亡運動的感召下，痛恨自己的漢奸家庭，毅然放棄小姐生活，投奔延安參加革命。康生就憑她是王克敏的侄女把她定為日特兼國特，雙料特務。1939年4月下令逮捕王尊極，采用車輪戰術審訊她，審訊人員輪流休息，不讓她睡覺。王尊極被折磨得兩腿粗腫，無法行走，隻得供認自己是日特兼國特。供認後就得交代罪行。王尊極說她怕記不住聯絡密碼，把密碼編在毛衣的花紋裏。她編造的故事荒誕不經，破綻百出，康生不相信，審案人員同樣不相信，部分審案人員甚至懷疑王尊極是不是特務。但康生下令把她關進黑窯洞，一直關到1945年，關了整整7年。
李凝案。李凝是東北地下黨員，1938年來到延安。康生見她走路像個日本女人，並聽說她有一件日本式的女襯衣，便把她定為日本特務、托派。李凝堅決否認，並對她的指控一一反駁。康生下令把她監禁起來。李凝最終下落不明，有資料表明不排除被秘密處決的可能。康生之所以對這些“托派”“特務”下手，目的在於“小試牛刀”，樹立自己的威權。盡管肅托是在康生領導的社會部內秘密進行的，但康生整人的狠毒手腕漸為人知，他的名字成為恐怖的代名詞。
1942年6月，延安整風開始規模化，中央成立總學習委員會，來指導整風運動。康生是總學委的副主任兼秘書長，主任是毛澤東。毛澤東日理萬機，對康生說：“總學委的實際工作由你做。”康生一躍成為集部分黨權、教育權、情報權、幹部審查權於一身的延安第二號人物，又成為毛澤東指示的傳達人。康生取代中宣部部長凱豐，擔任了指導整風刊物《學習報》的主編，並代行中組部部長陳雲的幹部審查程序。
康生自恃有毛澤東的任用，更加有恃無恐。他讓各政治局委員(朱德、王明、任弼時、陳雲等)的秘書協助他做“調查研究工作”——實際就是幫康生掌握這些人的言行動態。這些秘書被要求向康生及總學委匯報“學習進展情況”。康生還將其妻曹軼歐也拉進了總學委，讓她參與收集審查每個高幹的學習筆記本。康生的奸詐險惡使延安的大多數政治局委員都失去安全感，視康生如鬼神，唯恐躲之不及。整風從學習文件、反對黨八股很快轉入審幹和肅反。
1942年12月6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作動員報告，說：“敵人已經大量滲入延安和邊區，潛伏在各機關、學校，尤其經濟和文化單位的敵情最為嚴重，以致一年來，各種破壞和陰謀活動層出不窮。”他警告說，“敵人可能就隱藏在身邊，必須提高警惕，不得姑息養奸。”掌握了生殺予奪大權的康生使人聞風喪膽。在審查中，大批投奔延安的人幾乎都被問到同一個問題：“你家裏又不缺吃又不少穿，你來延安幹什麽？”人人值得懷疑，審查組首先從懷疑入手，逼迫被訊問者交代“動機”和“問題”，憑空就可以指控為國特、日奸、叛徒。並采取逼供信手段，使被審查者屈打成招，鑄成大量錯案、冤案。負責培訓保衛幹部的延安西北公學，隸屬中央社會部，也成為康生肅反的試驗田。
在該校學習的19歲的學生張克勤被定為特務。張於1937年在甘肅加入地下黨，康生以其父在蘭州被捕自首為由將其逮捕，他的邏輯是：如果張克勤不是特務，延安還有誰是特務？張克勤被審訊了6天6夜，百般折磨，終於支持不住了，承認自己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還作了“甘肅黨是紅旗黨”的假口供，虛構了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所謂反革命的“紅旗黨”。康生把張克勤拿捏成一個“坦白典型”後，親自帶著張到處作報告。康生認為，有輿論才有壓力，有壓力才能震懾特務分子。康生親自主持檢舉坦白大會。果然，臉色蒼白的張克勤痛哭流涕地控訴國民黨怎麽把他拉下水，要求特務們猛醒，趕快交代問題。張克勤自己帶頭揭發，一口氣交代了十幾個特務。張還談了自己的轉變過程，衷心感謝黨組織對自己的搶救，一定要脫胎換骨，重新做人……
“張克勤事件”掀起審幹高潮。1926年入黨的中央研究院研究員王實味，因發表雜文《野百合花》而招致批評。期間有人揭發王實味在上海時曾幫人翻譯過《托洛茨基傳》中的兩章，盡管這些問題王實味早已向組織交代過，但康生決定還要追查，並宣布王實味為“托派和日特、國特三位一體的奸細”，下令逮捕。在輪番批鬥中王精神失常。因為曾經和王實味一起吃過飯，康生又揪出了成全、王裏、潘芳、宗錚等“王實味五人反黨集團”（後王實味被康生、李克農下令處死）。
“王實味事件”是由審幹到肅反的轉折點。康生說：“整風必然轉入審幹，審幹必然轉入肅反。”1943年4月1日，胡宗南派高級參謀胡公冕按照事先議定的日程到延安與中共談判。胡公冕原為中共黨員，後投靠國民黨，但一直同情共產黨。康生認為胡公冕是來聯係延安特務的，所以在胡到達延安的當天夜裏下令大逮捕，共有200人之多。4月3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規定“整風的主要鬥爭目標，是糾正幹部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與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連續幾天，延安召開兩萬多人參加的中央直屬單位大會，動員反特鬥爭，不斷有人被捕。這些人都是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被秘密逮捕的。康生有自己的邏輯：“有材料還需要審問嗎？先抓起來再說，正因為不清楚才關起來審問，審問就是為弄清問題。”先逮捕人，後逼供口供，這是康生慣用的伎倆。師哲作為當時參與逮捕行動的社會部人員，曾回憶康生是如何圈定被捕人員名單的：“康生手裏拿著名單，一邊同我們談話，一邊在名單上做記號、打圈點，嘴裏念叨：這個是‘複興’，這個是‘CC’‘漢奸’‘叛徒’‘日特’……”延安1萬多幹部中，審查出特務近千人，占10%。
康生將整風變成審幹，從審幹變成抓特務。 “搶救運動”變本加厲“搶救運動”是延安整風中一場重大的運動，然而匪夷所思的是，這場運動卻是康生搞起來的，是康生的“發明”。康生利用當時胡宗南進攻延安的緊張氣氛，誇大國民黨特務在邊區活動的事實，製造混亂，將延安弄得人心惶惶，人鬼莫辨。1943年7月15日中央機關召開“挽救失足者動員大會”，康生發表了《搶救失足者的運動報告》(印發各解放區)，掀起了所謂“搶救運動”。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弗拉基米爾的《延安日記》中這樣記載：……意外地邀請我們參加在楊家嶺舉行的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彭真宣布開會，他告訴共產黨員們，形勢十分嚴重，有一大批國民黨特務已經暴露，並遭逮捕。
彭真說：“特工部抓不盡充斥於延安的所有特務，因此我要求共產黨員們在這個事關重大的問題上給予幫助。”彭真講完話，一些悔悟的“特務”排隊上台自然是事先安排好的，他們懇求寬恕，發誓要在毛澤東領導下忠實工作。一共十二個人上台講了話……接著由康生作“搶救失足者”報告。這個情報局頭子怒氣衝衝。他咬牙切齒，發了瘋似的揮手叫喊：“你們十分清楚，你們有很多朋友被捕了！等你們一離開這個禮堂，就會發現你們之中又有很多人失蹤！要是今天在這裏參加會的許多人明天被關起來，你們不要大驚小怪。”然後，康生開始要求會議的參加者和延安的所有黨員行動起來清除特務，挽救特區。“你們所有在這裏的人都是替國民黨做特務！”康生大叫大喊，“你們幹嘛要搞破壞？我們什麽地方虧待了你們？你們什麽都有，有房子，有口糧……為什麽你們要置我們於死地？隻要悔過，我們就寬恕你們，但你們也必須記住，悔過不都是誠心誠意的！再教育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康生的講話起了嚇唬人的效果。一種令人窒息的寂靜籠罩著禮堂，聽眾顯然都嚇呆了。
令康生意想不到的是會議結束前，朱德上台發言。朱德以平靜的聲調問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說，開過會後，我就該不再信任我的朋友和戰友了？”“這是不是說，從現在起，我就該擔心自己被捕，或等著看我的朋友被捕？你怎麽敢用這種方式來對待黨的積極分子，對待黨的優秀分子和骨幹？”朱德講完掉頭就回到他座位上。俄國作家還引用了康生的報告：“現在的審幹就像搶救落水的人，不能從容地搞，要在緊迫的時間中去搶救。”康生宣稱，“延安各機關特務如麻，已逮捕了200多人”，號召所有“為敵人服務的內奸、特務迅速坦白”。會場氣氛十分恐怖，許多人“嚇得臉色蒼白，茫然失神”。
這個報告曾經被當時的延安青年稱為“恐怖的信號”，實際是一種誘騙高壓，使來到延安的廣大青年，特別是來自國統區的青年，人人自危，恐懼萬分。延安各機關、學校紛紛召開“搶救大會”，一時“坦白”成風，特務多如牛毛，任何機關單位都鑽進了各種各樣的“國特”“日特”“CC”“複興”“漢奸”“叛徒”“紅旗黨”等等。康生親自坐鎮集中了大批“七大”代表和地師級高級幹部的中央黨校“搶救”。
曾任中共四川省婦女部部長的曾淡如被誣蔑為“特務”“叛徒”，絕望自殺。河南省委“七大”代表、葉劍英夫人危拱之被扣上“特務”帽子，因悲憤難禁，手持剪刀猛刺喉嚨……。 在“搶救”中，還發生了許多啼笑皆非的事。艾思奇正要舉行婚禮的那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說他的對象有“特嫌”，艾思奇不能同她結婚。隻好派人去通知新娘說“艾思奇有緊急任務出去了，今晚不能回來”。然後安排艾思奇到別人的房間去睡覺。新娘在新郎的房間裏守了一夜空房，婚沒有結成，還莫名其妙地傻等著。隻要“坦白交代”，便會給你戴花，夥房犒勞一碗平時吃不到的麵條。於是有的勤雜工為了吃這碗麵條，主動要求“坦白”。
15歲即參加紅軍的劉熾（曾創作《我的祖國》《英雄讚歌》等歌曲），被打成“雙料特務”。他被迫承認了之後，獎勵了他一盤帶肉的菜。 有一所學校抓出的特務占到全校總人數的百分之七十，最小的一個小女孩才11歲，竟被康生派出的審訊者抓為特務，還強迫她寫了《我的墮落史》。綏德師範學校召開坦白大會，一個16歲的少年馬逢臣跳上主席台，大喊一聲“我交代”，接著說：“我是受過特務機關訓練的特務，任命我當石頭隊長。”說著他舉起一塊不知從哪裏撿來的石頭，“這就是我的物證。他們讓我用石頭殺人。”1943年初，毛澤東搬入戒備森嚴的棗園社會部機關所在地。
據當過延安交際處處長的金城回憶，“毛澤東每天起床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聽取康生對審幹、搶救的匯報。”有一次康生向林伯渠提出“以邊區政府的名義公審槍決人犯”。林趕緊向毛澤東匯報，毛否決了康生的提議，從而避免了一場屠殺。康生這個人心狠手辣，陸定一記得，《解放日報》報社有一位總務科科長，是河南人，挨整受不了，刎頸自殺，本來已經搶救過來，可康生還是說他是河南的“紅旗黨”，是死特務。這個同誌聽說後，把紗布扯掉，終於死掉了。 “搶救”運動如火如荼，僅僅半個月就在延安挖出1500多個“特嫌分子”。同時波及西北局、晉察冀、晉綏、太行、華中等根據地。
許多黨員幹部都很氣憤，向中央反映。張聞天曾當麵質問康生“怎麽這麽多反革命？”徐特立也多次質問康生，你說那麽多同誌都是特務，拿出證據來！劉少奇親自找毛澤東談話，問道：邊區這麽多特務，為什麽沒有發生大的泄密事件？周恩來和任弼時勸告毛澤東停止搶救運動……俄國作家評論道：其實毛“心裏也不相信延安有那麽多的特務，但要找一個適當的口實收場”。
1943年8月8日總學委宣布停止了這場給黨帶來巨大災難的運動。在延安召開的一次幹部大會上，毛澤東說：“這次運動中出現的問題，主要責任應該由我來承擔。”毛澤東平時不大戴軍帽，這天他戴著軍帽，把手舉到帽簷說：“我向受冤屈的同誌賠禮道歉，你們如果不能原諒，我的手就不放下來了。”在場的許多人含淚鼓掌。毛澤東還在中央黨校講話時說：“這兩年運動有許多錯誤，整個延安犯了許多錯誤。誰負責？我負責。因為發號施令的是我。” 令人深思的“康生現象”1943年3月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被推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書記處由7人縮減為3人（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王明、康生等不再擔任書記處書記。此時共產國際已經解散，但毛澤東在這年12月22日收到了共產國際前主席季米特洛夫以個人名義發來的電報。在這封“毛澤東親啟”的電報中，不僅談到王明，還談到康生：……我對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慮。清除黨內敵對分子和把黨團結起來的黨內正確措施，被康生及其機構扭曲得麵目全非，這樣做隻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緒，引起普通黨員群眾的無比憤怒，幫助敵人瓦解黨。
早在今年8月，我們就從重慶獲得完全可靠的消息說，國民黨決定派遣奸細混入延安挑動您同王明和黨內其他活動家爭吵，挑起敵對情緒以反對所有在莫斯科居留和學習過的人。關於國民黨的這一詭計，我已及時預先通知了您。國民黨秘而不宣的打算是，從內部瓦解共產黨，從而輕易把它摧毀。我毫不懷疑，康生的所作所為正在為這些奸細助長聲勢。毛澤東1944年1月2日給季回了一封電報，其中說：“康生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他的部門不負責審查幹部。他們隻調查證據確鑿的特務。”康生在整風中又狠狠地批了王明一頓，同時積極擁護毛澤東思想。在1945年6月召開的延安“七大”上，康生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俄國人說，作為“中國的貝利亞”，康生所做的每件事幾乎都與整人有關，而且心狠手辣。他從上世紀20年代上海時期就開始整人，一直整到“文化大革命”。如果說延安時期康生戕害的是一般幹部、革命青年，主要集中在邊區，那麽進京以後，他便將矛頭指向高級幹部，範圍也禍及全國範圍，可以說是“中國貝利亞”的“升級版”。上世紀60年代以後，隨著階級鬥爭觀念的強化，康生在思想、政治上進入空前活躍的時期。突出特點是“發現”。1962年，康生發現小說《劉誌丹》“完全為高崗翻案”，他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給毛澤東寫了一張條子：“利用小說搞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成立了由康生負責的專案委員會，習仲勳（國務院副總理）遭受長期關押，賈拓夫（國家經委副主任）被迫害致死，小說作者被逮捕、開除黨籍，受株連者達萬餘人。1964年，康生發現《海瑞罷官》是為彭德懷鳴冤叫屈，對毛澤東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這句話後來成了“語錄”，這句話後來成了“語錄”，也成為文革導火索——《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論證依據。
康生立的“第三功”，是臨死前狀告鄧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