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44）
（五十一）軍宣隊說我不愛國
一九六八年的春天，有一支“支左”部隊進駐我們縣衛生係統。這支部隊是什麽時候來的，因為沒有明確的宣布，也沒有即時進駐我們單位，而是隻進駐了縣人民醫院，所以我實在說不清。當時隻聽人說，因為他們進駐的是知識分子單位，所以派出的軍宣隊員也都具有一定文化水平，且至少是副排級的幹部。因此人未來，已是先聲奪人，讓我對他們起了幾分敬意。但不久就從人民醫院傳來消息，說這批軍宣隊都是“土包子”，什麽也不懂，連打個電話也不會。電話軍隊也有，怎麽他們連電話也不會打了呢？原來，那時我們縣的電話機剛“升了級”，從原來手搖發訊號接總機，再由總機接線員將電話接到我們要打的電話機上，改為不用手搖，隻要拿起話筒就接通總機了，後麵的順序與以前一樣。當時我們稱這種電話機為半自動電話機，市區那種轉盤撥號、不用總機轉接的叫自動電話機。而軍隊用的都是手搖的。就這麽一點小變化，因為軍宣隊員初來不懂，見電話機沒有手搖柄，就不知怎樣打電話了。聽人民醫院的人形容，說他們抓頭撓耳，不知所措，出盡洋相。我卻不這樣認為，覺得這是一點小技巧，隻要有人告訴他們，他們也立刻會用，不能因此看不起他們。當時在我們這樣的小縣城，縣人民醫院、高級中學等單位，都被人目為知識分子單位，雖然社會上不少人稱他們為“臭老九”，但在他們自己仍自視很高，看不起其他文化低的人。也許是我學曆不高，沒有自傲的本錢，隻認為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陋習，不值得計較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但後來軍宣隊的一連串表演，真的使我大失所望，想尊敬他們也尊敬不起來。
且說軍宣隊進駐縣人民醫院後，他們做了些什麽我並不關心，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他們也不來我們單位，因此我甚至忘記了他們。後來有一天，我們都分組在辦公室裏學習文件，我看到窗外有兩名軍人經過，我才想到軍宣隊的事，並猜他們大概就是進駐我們縣衛生係統的軍宣隊了。這次這兩名軍人來我們單位不知為什麽事，也不同大家說話就走了。又過了一段日子，血防站突然成立了“大聯合委員會”這兩派是怎麽聯合的，我們很多造反隊員根本不知道，是有一天張宜突然以大聯合委員會召集人身份召開全站工作人員大會，分配我們下鄉去“促生產”，我才知道原來我們單位也已經大聯合了。這樣離譜的事，我想應該就是軍宣隊的傑作。不通過群眾，暗箱作業，這個做法與縣兩大派聯合時的情形簡直一模一樣，不愧是一個“師傅”教出來的。隻是這時候已非一九六六、六七年造反時期了，因此沒有人對此提出責問或異議。經過這幾年現實的“教育”，很多人都已明白所謂的“群眾路線”不過是一件“展覽品”，隻有在特定的時候才會拿出來展覽一下，而且是隻看不用的。過去，是黨委、黨支部說了算；現在則一切都是軍宣隊說了算。這次下鄉“促生產”，也許因為我以前在趙屯公社工作過，於是被分派到了趙屯。
趙屯是青浦縣最西北的一個公社。據說因南宋時趙構曾在此屯兵抗金而得名。從青浦到趙屯小輪船需行兩個半小時。西大盈江從青浦縣城經城西和新橋兩個公社後，在趙屯公社北部注入吳淞江。江的北岸就是江蘇昆山縣了。這西大盈江是當時聯係縣城和趙屯的唯一通道，每天有兩班輪船經過趙屯往來青浦和昆山之間。趙屯是一個極小的鄉村小集鎮，有一條“T”字形的石板小街，全部街道不足百米。街兩旁除了民居還開著十來家商店。文革前這裏有家白切羊肉店，旁邊有家麵館兼售白酒，早市上街來喝酒吃羊肉或吃羊肉麵的農民很多，因此早上小鎮也顯得很熱鬧。我是在趙屯第一次吃到白切羊肉的，從此就喜歡上了它，在這家羊肉店也買過幾次來吃。但這次去，小街依舊，羊肉店已沒有，麵店也沒有了，市麵冷清好多，令我很失望。中國的平民飲食在毛澤東時代發生過兩次大變化：一次在一九五六年工商業合作化以後，許多原本做飲食的個體戶被組織起來開合作飯店或點心店，許多特色小吃被取消。一次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服務行業“破四舊”，提倡要麵向“工、農、兵”，飯店辦成了食堂模樣，價錢大眾化，但菜色也普通化了。這種風氣當時連上海國際飯店的餐廳也不例外。我不知取消供應羊肉是否也屬於“大眾化”的措施，因為對於當時當地的農民來說，勞動一天的收益也不過幾毛錢人民幣，吃一次羊肉麵至少要人民幣三角多，喝一次羊肉酒差不多要五角以上，相等於大半天甚至一天的工分值，太“不大眾化”了。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文革前趙屯農民吃羊肉麵、羊肉酒，並不表示那時農民收入高，而是因為農村重男輕女風氣嚴重。男子抽煙、上街吃頓羊肉酒，一是男子特權，二是男子的麵子。許多農村婦女其實除了一日三餐，青菜蘿卜幹，一年四季也不亂花一分錢的。
我們這次下鄉，與文革以前下鄉的情況已有些不同，下麵實際工作的展開，與我們去不去已關係不大。那時連黨政機構的威信都大不如前了，我們業務部門又能怎樣？不同季節應做哪些工作，我們對公社隻能是客氣地“建議”一下，不能硬性要求。這一點單位領導也清楚，所以我們工作壓力不大。公社將我安排在公社院子的一間空房內，吃飯就搭夥在公社食堂。一個人住一大間空房，雖然寂寞但也自在，晚上關了門一個人看書不受幹擾。在趙屯的日子，隻要不下雨，我就與公社血防組的人去各個大隊轉轉，看看大隊滅螺員們的查滅螺工作和各種衛生工作開展情況。我自己對工作的態度基本上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以我觀察，公社血防組的人對大隊也是這樣的態度，都不像文革前那麽認真了。公社血防組組員老沈是我以前在趙屯時結識的朋友。這次下鄉很多時候就是他陪同我。有老友相伴，又正值暮春時節，田野一片綠色，天藍雲白，風輕日暖，氣清景明，下鄉倒像是去春遊 。尤其離開那個兩派爭鬥不已的縣城，來到這個偏遠小鎮，也不卷入當地的兩派鬥爭，那種放鬆的心情讓人如去了世外桃源。
那天我同老沈上午去了江家、蔡家兩個大隊，下午去南山大隊。當時我們正走在一條大“龍溝”上天南地北聊得十分起勁，突然老沈停住腳步，指著西麵二百來米外竹樹掩映下的一個村子問我：“你還記不記得這個大隊的婦女幹部？”我仔細想了一下，腦海裏浮現出了幾張臉，卻無法肯定哪一張是南山大隊的婦女幹部。那時侯很多大隊負責血防工作的都是大隊婦女主任兼任的，她們年紀一般都在三十多四十歲左右，打扮也差不多，一律齊頸的短發，連衣服的式樣也差別不大，沒有現在那樣多姿多彩，因此除非很熟悉，常常分不清誰是誰。而我又素來是一個不太認人的人，離上次來趙屯又已隔了兩年多，現在如何記得起來？我原以為他要告訴我這個大隊血防工作的一些情況，不料他接著說的是：“這個婦女幹部是個寡婦！”我聞言感到奇怪，她寡婦不寡婦與工作有什麽相幹？老沈見我一臉疑惑，接著解釋說：“她們這條村上像她那樣年紀的婦女基本上個個是寡婦！前幾年‘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這個村上三十歲以上的男人差不多都餓死了。她老公也是餓死的！”聽聞此言，就如前兩年我聽楊桃源評論毛澤東書法造詣一樣，猶如平地起了一個響雷，把我驚得突然失去了反應。我怔怔地望著老沈，一時竟想不出答什話才適宜，心中卻在驚呼：“啊呀，這麽犯忌的話你也敢說！難道你不怕成為反革命？”老沈見我驚惶不答話，很快也醒悟過來，於是也不再說話，兩人悶頭走路。到了南山大隊，我們也不去找那個婦女主任了，在村裏胡亂轉了一圈就打道回府。一路上，我內心對老沈充滿了愧疚。我知道他對我說這些是因為信任我；而我卻沒有搭理他。我想對他進行解釋，因為我與他身份不同，他是農民又是黨員，說錯話可能還不會有事，但我們說錯話，即使成分好也很有可能會受到嚴厲的政治懲罰，所以我不敢接他的話題。但轉而一想還是不要解釋，當它根本沒有發生過最好，反正沒有第三人知道。
關於這場這場大饑荒的情形和造成這場的大饑荒的原因，我在本文開始部分已經說過一些。當年中共的說法是因為“連續三年的特大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造成的。但這個說法從一開始很多人就不相信。我也是不信的人之一。我在本文前麵就說到過，一九六〇年春天我們那個交通閉塞的小鎮上突然出現了一群又一群難民，個個麵黃肌瘦，沿街問人要吃的。他們的衣著並不很破爛，所以不是叫花子。其中還有人將隨身帶的衣物與鎮上居民換糧食的。我就親眼看見一個青年女子當場將身上穿的一件紅色絨線衣脫下來跟人換吃的東西。有人問他們是哪裏來的，他們回答是嘉善的。嘉善縣與青浦縣毗鄰，離練塘更是隻有二三十裏遠。那裏曆來也是魚米之鄉，富庶之地，若說那邊遭了嚴重天災，何以我們這裏一點影響也沒有？若說是“蘇修逼債”造成的，那也應該全國一個樣，這債不能光叫嘉善的人還，為什麽我們這裏沒有人因被“蘇修逼債”而逃荒？當時我實在想不出是什麽原因讓嘉善的饑荒這麽嚴重，但反正就是不信。不信這是天災造成的。也不信這是“蘇修逼債”造成的。在這場大饑荒中，我們鎮上有一些老弱病殘的提早死了。但青壯年大規模死亡的好像沒聽說過。文革開始後，關於大饑荒造成大規模死亡的事我已經有所聽聞。這主要是在揭發批判“走資派”的罪行時作為具體罪行披露出來的。如河南信陽等地的災民餓得將樹皮草根也吃盡了，最後是吃“觀音土”死的。但那時我還以為這是發生在別的地方的事，在我家鄉沒有大批餓死人的事發生。因此老沈說南山大隊有大批三十多歲壯年死掉，使我很吃驚，原來在我們家鄉也有這樣的事發生。後來我曾多次後悔當時為什麽不趁機向老沈了解更多一些關於南山大隊餓死人的情況。但同時又反問自己：當時你有這樣的膽量嗎？是的，我沒有這個膽量。相比老沈，我隻是個懦夫。
關於嘉善和南山的事，直到過了幾十年後我才明白發生這些慘事的原因。十多年前我看到金衝及編撰的《毛澤東傳1949-1976》，裏邊說到一九六一年毛澤東要陳伯達、田家英、胡喬木分率三個調查組去廣東、湖南、浙江調查饑荒情形和發生饑荒的原因。田家英去了浙江。他與浙江省委商量後選擇了兩個縣做調查，一個是較好的，一個是較差的，其中一個就是嘉善縣。《毛澤東傳》沒有說明嘉善縣是較好的還是較差的縣，但看到這裏我就明白了當年嘉善何以會有那麽多災民出來逃荒了。因為如果嘉善縣的災情是天災造成的，田家英根本不需再去調查。所以很明顯嘉善的大饑荒是人禍造成的。這才需要調查究竟是那些人禍造成了這場災難。那時我還看到不少有關災荒的回憶。其中如甘肅省，因為在大饑荒中、又在天寒地凍的季節，省委號召大搞水利建設，結果死了不少人。回想起老沈對我說的南山大隊死了許多青壯年，使他們村成為“寡婦村”，我就猜想南山大隊死的人，極可能也是因為在饑寒交迫情形下，還被逼著要去做極沉重的開河勞動，於是身體透支太甚而死亡。因為冬季開河“重新安排山河”，抽調的都是青壯勞力。於是死的不是老弱病殘反而是青壯年了。而造成這些青壯死亡的，當然是因為他們帶隊的幹部是個極左分子。否則凡帶隊的稍有幾分人性，也不至於此。所以這不是人禍又是什麽？
說到這裏我要順便解釋一下，為什麽趙屯南山大規模餓死人的事就發生在我們縣裏，而且文革前我也在趙屯工作過，卻都不知道有這件事？原因很簡單，知道的人都不敢說，非十分知心的人也不敢對他說。當時的人即使自己家裏有人餓死了，或知道有親朋戚友餓死了，一般也不敢對外說是餓死的，而隻敢說是病死的、老死的。尤其像我們家鄉那樣的江南魚米之鄉，很多人的死不是由於突然的斷糧，而是長期營養不良慢慢導致死亡的；也沒有像河南信陽那樣，饑民不僅吃光了糧食，還吃光了樹皮、草根，隻得吃明知吃了會死的“觀音土”，也就是說大饑荒明明白白無可隱諱也無可狡辯，所以究竟是“病死”還是“餓死”的還真的很難分清這界限。如果一定說是餓死的，很容易被人說是“造謠”、“汙蔑社會主義”和“攻擊三麵紅旗”，弄不好就給你頂“反革命分子”帽子戴。麵對善於巧辯而又擁有“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黨，死者已矣，生者尚要偷生，有幾個敢與他們爭辯？而且這種爭辯有用嗎？走筆至此，我越覺老沈對我情誼的深厚，對老沈的思念也油然而起，於今四十多年不見了，不知他還健在否？他從部隊退伍時就患有白血球減少症。我真心祝願他健康長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