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城幾壇有網友出了一個係列，回憶起“解放”前死於非命的新聞人。
那麽，我們有必要，也必須看看，這些早年新聞人為之奮鬥為之獻身的中國新聞自由，是否有進步？
可令人失望的是，在現在的中國大陸，中共偽政權統治區的新聞自由，在全球180個國家的新聞自由排行榜上，居於178位，全球倒數第三，僅僅比名列179名的北朝鮮前列一名。
因此，我們也絕對有必要，看看中共偽政權是如何封殺中國新聞人，甚至剝奪他們的生命的，從而有效地將中國新聞自由拉到這倒數第三如此低的地步的。
今天，我就向大家介紹一位向往革命、投奔延安、投稿《解放日報》一篇《野百合花》而丟了性命的新聞人 - 王實味。
1937年、1938年，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懷著對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崇仰奔向延安，延安一時充滿年輕人的歡聲笑語。
這些熱血青年大約有四萬人，很多隻有十幾、二十歲，是中共以民主、抗日的名義把他們吸引到這塊“革命聖地”來的。
王實味就是投奔延安的其中一位知識青年。
他20歲就讀北京大學時就加入了中共，1937年10月來到延安後，他先進入魯迅藝術學院，後調入馬列學院編譯室，參與翻譯馬列作品。馬列研究院改名為中央研究院後，王實味轉入中國文藝研究室任特別研究員。
王實味，1906年4月5日生於河南潢川縣一個知書達禮的破落大戶人家，其兄妹有六人，王實味排行第三。他幼年曾隨父親熟讀了四書五經，因而有較深厚的國學根底。
1923年，17歲的王實味考取河南省留學歐美預備學校。
1924年因經濟所迫考取郵務，1925年考入北京大學文院預科，與後來同樣因慘遭磨難的胡風為同班同學。年底發表書信體小說《休息》。
他說：“我們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們的力去搗毀一切黑暗的淵窟，用我們的熱血去澆滅一切罪惡的魔火，拯救砧危的祖國，改造齷齪的社會，乃是我們應有的唯一的目標與責任。”
1942年2月始，王實味陸續在《穀雨》雜誌、《解放日報》及中研院《矢與的》壁報上發表著作，其中《野百合花》這篇文章最出名。
在文章中，王實味寫出了延安存在的階級製度和官僚作風，他以“揭露一切肮髒黑暗”的士大夫精神抨擊在延安“首長至上”、基層領導沒有文化素養、動輒用政治帽子壓製人的現象，並要求擴大黨內民主，建立友愛、平等精神。
知識分子的困局：說真話的代價
在整風運動前夕的延安，王實味就像希臘神話裏的卡桑德拉，明明看見了真相，卻注定不被相信。他知道自己的筆尖正在觸碰高壓線，卻依然在文章開頭寫下：”野百合不如家花香，但能治熱病。”這種近乎悲壯的清醒，讓每個字都成了投向體製的投槍。
他寫某些幹部”向上匯報時腰彎成蝦米，向下訓話時脖子梗得筆直”，寫機關大院”思想總結比子彈還多，會議記錄比糧倉還厚”。這些帶著體溫的細節，像X光片般照出了官僚主義的骨骼。更刺痛的是他對知識分子的刻畫：這些本該用筆杆子戰鬥的人，有的在權力門前排隊獻媚，有的抱著書本在寒窯裏瑟瑟發抖。
1942年3月23日文章見報時，王實味特意在窯洞前種下幾株野百合。同事問他為何不種牡丹，他笑答：”牡丹要人伺候，野百合自己就能活。”這話裏藏著知識分子的傲骨，也暗含對革命純粹性的期待。
可惜當時的延安，已經容不下這樣帶刺的真話。
王實味寫道：延安青年近來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勁，而且肚子裏裝得有不舒服。
為什麽？我們生活裏缺少什麽呢？有人會回答說：我們營養不良，我們缺少維他命，所以……。另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許多青年找不到愛人，所以……。還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生活太單調，太枯燥，缺少娛樂，所以……。這些回答都不是沒有道理的……但誰也不能不承認：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犧牲精神來從事革命，並不是來追求食色的滿足和生活的快樂。
那意思是，延安青年失望了，對等級製度失望了，對革命隊伍缺乏‘愛和熱’失望了。王實味又引用路上聽到的兩個青年女子的一段對話：‘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事都祇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麵同誌，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哼，到處烏鴉一般黑，我們底ⅹⅹ同誌還不也是一樣！’
“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什麽呀—-屁！好象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平常見人裝得笑嘻嘻，其實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擺出首長架子來訓人。 “
“大頭子是這樣，小頭子也是這樣。我們的科長，對上是畢恭畢敬的，對我們，卻是神氣活現，好幾次同誌病了，他連看都不伸頭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鷹抓了他一隻小雞，你看他多麽關心這件大事呀！以後每次看見老鷹飛來，他都嚎嚎的叫，扔土塊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夥！”
“我兩年來換了三四個工作機關，那些首長以及科長、主任之類，真正關心幹部愛護幹部的，實在太少了。”
通過這段對話，王實味說出了，延安青年知識分子中普遍存在的失望和激憤。
然後，他進一步指出，延安存在一些不合理的現象，比如”害病的同誌喝不到一口曲湯，青年學生一天隻得到兩餐稀粥”、”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食分五等，衣著三色”……
寫到這裏，王實味已經從表達年輕人的不滿，轉為批評延安的政治製度了。他得出結論：中國專製主義的舊傳統已嚴重侵蝕了中共的肌體，即使在延安，”舊中國的肮髒汙穢也沾染了我們自己，散布細菌，傳染疾病”。
仿佛還嫌這樣說不過癮，他筆鋒一轉，將批評的矛頭直指毛澤東獨創的名言”天塌不下來”論。
“有一種民族形式的理論，叫做’天塌不下來’。
是的，天是不會塌下來的。可是，我們的工作和事業，是否因為’天塌不下來’就不受損失呢？這一層，’大師’們的腦子絕少想到甚至從未想到。”
為什麽這段話闖了大禍：從四十年代初開始，毛澤東就愈來愈喜歡講”天塌不下來”，在形勢緊張，中共麵臨困境時，毛愛談”天塌不下來”；在聞知黨內外有不滿意見時，毛更愛說這句話：”有意見，你讓人家講嗎，天又不會塌下來！”，”有話就說，有屁就放，天塌不下來！”，”我勸同誌們硬著頭皮頂住，地球照轉，天塌不下來！”
王實味完全沒有意識到這樣直接批評的後果，繼續滿腔熱血地慷慨陳辭：
“我們須要以戰鬥的布爾什維克能動性，去防止黑暗的產生，削減黑暗的滋長……要想在今天，把我們的陣營裏一切黑暗消滅淨盡，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消滅至最小限度，卻不但可能，而且必要。
如果讓這樣發展下去，則天—-革命事業的天—-是’必然’要塌下來的。別那麽安心罷。”
最後，他還書生氣十足地聲明，自己放言直諫絕非為爭個人利益，甚至對延安的等級製度表現出善意的理解，認為”對那些健康上需特殊優待的重要負責者，予以特殊的優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負輕重要責任者，也可略予優待”。隻是處在當前”艱難困苦的革命過程中”，”許多人都失去最可寶貴的健康的時期”，為了”產生真正鐵一般的團結”，”負責任更大的人，倒更應該表現與下層同甘共苦（這倒是真正應該發揚的民族美德的精神）。”
《野百合花》發表後，在延安引起轟動。
各學校、機關紛紛仿效，辦起自己的內部刊物，說出人們真實的感想。王實味的工作單位中央研究院，95%的工作人員同情、支持王實味的觀點，研究院領導成為大家批評的目標。延安大學也出現了民主”一邊倒”的局勢。在3月26日全體黨員大會上，與會者控訴了”個別領導同誌，以主觀武斷的態度處理問題，缺少民主精神，以’尊重組織’、’尊重領導人的威信’等為借口變相地壓製民主，以致造成一部分同誌不敢講話和不願講話的現象”，會議”打破了過去大家畏縮不敢發言的空氣，充分發揚了民主”，有人甚至提議，應以清算的方式，明確責任問題，”是非屬誰。責任屬誰，根究到底，必須得出正確的結論”。
已經奉命停課，或即將停課轉入整風的各學校，和已轉入整風檢查階段的各機關，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動蕩的局麵，青年知識分子普遍要求”揭蓋子”和割領導的”尾巴”……
一時之間，延安的宣傳陣地有失控的跡象。
因為這些文章，後來《解放日報》報社受到整肅。
王實味把更直接的想法寫到牆報上，大聲疾呼人們要用自己的頭腦思考：“我們還需要首先檢查自己的骨頭，向自己發問：同誌，你的骨頭有毛病沒有？”“你是不是對大人物有話不敢說？要了解，軟骨頭病本身就是一種邪氣，我們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
可悲可歎！王實味不知道共產黨最想打擊的就是“硬骨頭”的知識分子，他秉持中國知識階層耿直敢言的精神給共產黨提出建言，哪裏知道這將引來殺身之禍！
毛澤東對《野百合花》是什麽態度呢？
一天晚上，毛澤東打著燈去看王實味的牆報文章，看到激動的人群邊看邊稱讚王實味，沒人看毛澤東一眼。
回來後毛馬上說，“王實味在延安掛帥……他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
據胡喬木回憶，毛澤東讀完《野百會花》後，氣憤地”猛拍辦公桌上的報紙”，厲聲問道，”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毛當即給《解放日報》打電話，要求作出深刻檢查。他感到情況不妙，擔心運動將失去控製，迅速改變原先製定的利用”自由主義”打擊”教條主義”的策略，決定拋出王實味作為靶子，先行將”自由化”打壓下去。
1942年3月31日，《野百合花》發表後一個星期，毛澤東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抓住”立場”、”絕對平均觀念”和”冷嘲暗箭”三個問題，向延安青年知識分子發出嚴厲警告：
“有些人是從不正確的立場說話的，這就是絕對平均的觀念和冷嘲暗箭的辦法。近來頗有些求絕對平均，但這是一種幻想，不能實現的。我們工作製度中確有許多缺點，應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絕對平均，則不但現在，將來也是辦不到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我們應該拒絕。……冷嘲暗箭，則是一種銷蝕劑，是對團結不利的。”
毛澤東的上述警告赫然刊登在4月2日《解放日報》的頭版。
第二天，1942年4月3日，中宣部正式發出有名的”四三決定”（即《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誌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這個決定是”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針對中研院整風出現的”自由化”傾向，特為”糾偏”而製定的。《決定》明確申明：整風必須在各部門的領導機關負責人領導下進行，不得以群眾選舉的方式，組織領導整風的檢查委員會；在檢查工作時，不僅隻檢查領導方麵的，而且要檢查下麵的和各個側麵的；每人都必須反省自己的全部曆史。”四三決定”的頒布不僅結束了短暫的延安之春，而且標誌著自1941年10月就秘密醞釀的幹部審查運動即將拉開帷幕（當時成立了以康生為首的”黨與非黨幹部審查委員會”），整風不久將轉入嚴酷的審幹肅反階段。
1942年4月5日，《解放日報》刊登胡喬木起草的《整頓三風必須正確進行》的社論，指斥整風已出現了”不正確的方法”，再次重複毛澤東3月31日發出的警告，不指名地抨擊王實味是”從不正確的立場來說話”，譴責王實味等的”錯誤的觀念，錯誤的辦法，不但對於整頓三風毫無補益，而且是有害的”。
至此，局勢完全轉變，暴風雨即將來臨。
4月7日，中央研究院開始批鬥王實味。院內原先支持、同情王實味的大多數人，很快轉變立場反對他。許多人被嚇得不知所措，紛紛反戈一擊，或痛哭流涕檢討自己立場不穩，上當受騙，或義憤填膺，控訴王實味一貫“反黨”、“反領導”。一些人甚至提出與王實味“勢不兩立”，要求組織嚴懲王實味。
王實味被控的罪名也不斷升級，先後戴上了三項”帽子”：反黨分子（不久又升格為”反黨集團頭目”）、托匪、國民黨特務（又稱”國民黨探子”）。
之後，中央研究院對王實味發動更加猛烈的批判，無限“上綱上線”。王實味藉病拒不與會，更不承認自己寫的那些文章有問題，後來被人用擔架抬到會場接受批鬥。這時的王實味，真正領教了共產黨是多麽殘忍，他灰心了，放棄了抵抗。
6月4日，王實味找上中央研究院黨委負責人，提出要退黨，要走“自己所要走的路”。但是，共產黨絕不會給他這種自由。
1942年6月6日，他被定為托派分子，並與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潘芳等其他4人，一起被打成”五人反黨集團”，被開除出黨。即使他痛哭流悌，收回褪黨聲明，承認自己的言論犯了彌天大罪，跪在中央組織部磕頭求饒，也絲毫無濟於事。
1942年10月23日，罪名上報並由毛親自批準，將王實味打成“隱藏在黨內的反革命分子”，開除他的黨籍。
1942年年底，王實味被隔離審查；1943年4月1日，康生的中央社會部正式逮捕了王實味，將其關進了社會部看守所。
一段時間後，一貫拒絕認錯的王實味，突然胡亂承認自己是托派中央委員兼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還參加過托派的“十月社”等。
審訊他的人說，王實味精神出問題了！
他的消息傳出來後，中共為了“辟謠”，放王實味出來見外麵的記者。一個記者的描述是：“一個臉色呈死灰色的青年……出來背書似地向記者們痛罵自己。”
另一記者寫道：“我在他眼神當中看見了無數的恐懼，看見了巨大的恐懼。”
當時王實味對記者反複說：“我攻擊毛主席應該被處死。我應當被槍斃一千次。但毛主席寬宏大量，他不希望我死。他讓我工作。我勤奮地工作，這才了解到勞工神聖的偉大。我對他的仁慈感激不盡。” -這就是後來的王實味。
是什麽把一個倔強有思想有個性的知識分子，轉變成奴顏婢膝、隻求苟延殘喘保命的奴兒？
如此迅速的轉變，哪怕是個傻子，都能從這中間清楚地看出：中共偽政權紅色專政工具的恐怖。
1947年7月1日夜晚，在山西興縣，一名中共保衛幹部將王實味帶到黃河邊的一處偏僻山隅，從他身後用大刀將他砍死。
因怕被認出，王實味被亂刀砍了近百次，確認臉部無法辨認後，血肉模糊的屍體丟在枯井內掩埋。終年四十一歲。
當時被中共處決的，並非僅僅王實味一人，延安保衛部門在轉移時，經康生批準，將王實味等“重刑犯”100多人，陸續於黃河邊全部處決。
王實味妻子31年後才知道丈夫被槍決
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中，時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王實味，在《解放日報》上陸續發表了《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花》及《硬骨頭和軟骨頭》等雜文，被當時中央社會部長康生上升為政治問題，隨著又居心險惡地給王實味羅織捏造了“反黨集團成員，國民黨特務，反革命托派分子”的罪名，最後又由他口頭發話，於1947年1月，將王實味在山西興縣槍決。這是一起莫大的冤假錯案，製造這起冤案的罪魁禍首就是康生。
王實味被處決後第二年，毛澤東才知道，當時發了脾氣，並氣憤地說：“賠我一個王實味!”1948年8月，李克農擔任了中央社會部部長（此時康生已離任）向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寫了書麵報告，對處決王實味的錯誤問題主動承擔了責任。李克農為顧全大局，維護團結，在報告中隻字未涉及康生，而康生裝作一無所知，沒說一句擔負責任的話。
王實味1906年生於河南省潢川縣。4歲喪母，6歲上小學，13歲小學畢業（當時小學7年製），17歲中學畢業（中學四年製）。他從小學到中學，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因受父親薰陶，古文功底較厚，他的老師曾誇他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
年輕的王實味，愛憎分明，追求真理，追求光明，欽敬和追隨中國共產黨，並於1926年1月，經人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但由於王實味個性強，脾氣拗，敢直言，常和黨支部書記鬧意見，敢爭吵，於是被黨支部書記開除了黨籍。後來又經過他再三努力，於1937年重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但給康生造下口實，說他是托派分子。
劉螢和王實味相知相識，又經過一年多的接觸，她深感實味是個堅信共產主義、是非分明的好青年，他們相互了解，加深了友誼，終於1930年1月結為夫妻。這期間，他在上海筆耕甚勤，發表許多評論文章和短篇小說。他的短篇小說《小長兒和荔枝罐頭》、《楊五奶奶》和中篇小說《休息》，曾受到胡適和徐誌摩的重視和讚許。當時王實味革命熱情很高，煥發出極大的政治熱情，經常與杜宏遠等人在一起忙於救亡工作（杜原是北大黨支部委員）。
1937年“七七”事變後，抗日救亡熱浪席卷全國，王實味和妻子劉螢一致認為應該馬上到延安去，因延安是他們向往已久的地方，那是革命的搖籃，是抗戰的策源地。當他們決定去延安時，妻子劉螢已是孕婦，一個孕婦再領兩個孩子，當時路途險惡如何去得延安?於是劉螢決定打胎。吃了兩副藥都不見效，怎麽辦呢?經過商量，決定讓王實味先去延安，劉螢暫時回長沙娘家。在長沙設法住院或手術，那裏有家人照顧，可以較好地休息，等身體恢複後再去延安。於是1937年9月，王實味送妻子和孩子到鄭州，之後，由她帶著兩個孩子回到長沙，王實味於當年10月去了延安。
王實味到了延安，不斷給妻子寫信，一是問打胎情況，二是問何時去延安?劉螢在長沙吃了幾劑藥仍不見效，情況異常。幸虧嫂子張羅，安排在德國一家醫院做了手術，取出死胎，總算沒丟掉性命，但身體虛弱，此時，日寇已漸向武漢推進，再經鐵路去陝西已不可能，隻好在長沙住下。
1938年7月，日寇大舉進攻武漢，長沙百姓也開始逃難，劉螢和姑母拖兒帶女逃到了湖南桃園縣。此時王實味的信由劉螢在省立四師教書的同學餘書雲轉給她（省立四師也在桃園），1938年10月，省立四師遷往辰溪，此時，劉螢想去延安，結果延安沒去成，與餘書雲也失去聯係，從此，劉螢與王實味斷絕了音信。
1940年，經友人來信要她經重慶去延安，並說到了重慶孩子由她安置在保育院，並寄來130元錢給她當路費。她帶著孩子經水路到了常雅，但因宜昌失守，水路不通。她們又從陸路到了沅陵，此時她手中的錢所剩無幾，無奈隻好由在桃園居住的一個鄰居介紹，來到了沅灃縣沅灃中學任教，直到1947年底才回到長沙。
1948年開始，劉螢在長沙市郊雲峰中學教書。1949年2月參加黨的地下工作，擔任了聯絡員。1949年8月，長沙解放了，他們的女兒和兒子分別念高中和初中，她們看到解放軍入城的隊伍，禁不住流下了喜悅的淚水。中國絕大部分地區解放了，劉螢和孩子們以為很快就可以看到爸爸了，特別是劉螢以為天天盼望全家團聚的日子就要到了，可她怎麽也沒想到全家的團聚已不可能了!
長沙解放後，劉螢一麵工作一麵到處打聽王實味的下落，但毫無結果。這使她焦急萬分，她曾寫信給中組部詢問王實味在哪裏?得到問答是：“王實味在敵人進攻延安時，要求到敵後工作，得到組織批準，從此失去聯係。”
後來，又有人說實味可能在東北，正好1950年4月，吉林省教育廳到湖南招聘教員，經十二兵團介紹，劉螢去了東北。到吉林省後分配到吉林市女中教書。1951年暑期劉螢參加思想改造運動，才得知王實味在延安整風時犯了錯誤，但沒有人告訴她詳情。1954年春，劉螢被下放到蛟河一中工作，兩年後，又從蛟河一中（縣城）下放到蛟河二中（新站鎮）工作，劉螢盡量不去想這一再調動的原因，甚至別人調工資她反而被降一級，她也不在乎。在蛟河二中工作時，她的工作態度和成績終於贏得當地政府、學校黨支部、老師和學生們高度評價，可有時一想到實味下落不明，她心裏像壓上一塊石頭。她女兒再次寫信到中組部詢問父親下落。這次回答是：“王實味到台灣去了。”她們還以為是派到台灣去做地下工作了呢?她懷疑中組部所說的情況是否可靠?左思右想，最後責怪自己：“應該相信組織”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全家團聚。
1962年，她已到了退休年齡，但學校應她要求又幹了三年義務工作（後來學校要給她補發工資，她說捐圖書室買毛主席著作吧），直到1965年她才依依不舍地離開她所熱愛的教育事業，開始了真正的退休生活，戶口遷到了長春，住在女兒家裏。為了照顧孫子，1970年她又將戶口轉到吉林伊通縣兒子家，1981年，她們又來到了湖北二汽與兒子、兒媳、孫子、孫女一起住在十堰。
直到1978年的一天，她和全家一起聽中央電台廣播，忽聽到播音員說出了王實味的名字，她頓時緊張起來，屏住呼吸仔細聽著：怎麽說實味是暗藏的國民黨特務，天哪!他竟被處決了!她頓時昏倒，待她清醒過來時，孩子們都守在她身邊流淚。她已經72歲了，豈能經得住如此巨大的打擊，後來得知王實味的罪名：反黨集團成員；國民黨特務；還是反革命托派分子。她聽後，萬分氣憤，憑著她對王實味為人極透徹的了解，她當即斷然肯定這些罪名是強加在他頭上的，純屬政治誣陷，這是千古奇冤，可何時能昭雪呢?
1979年冬，中央已在批兩個“凡是”。她決定去北京為實味申訴，要求中央為王實味平反，於是她為王實味清白而奔走呼號！十多年來，她與女兒不斷地給中央寫申訴信，並多次到北京上訪，她感到雖有黨內外各方麵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然而爭取為實味平反的路畢竟是漫長而艱難的。
事情終於有了進展，1982年2月，中組部否定了“反黨集團”的存在，1986年8月《毛澤東著作選讀》出版，有關王實味注釋改寫“關於他是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一事，據查不能成立。”1991年2月，公安部下達給王實味徹底平反的決定，將1萬元慰問金送給劉瑩，並以“同誌”相稱。劉螢終於得到了些許慰藉，但她的心裏始終存有說不出的滋味。
後來劉瑩把慰問金全部捐獻給當地文聯，作為青年文學獎勵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