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43）
在“楊、餘、傅事件”剛發生時，中央高層的鬥爭如雲霧籠罩的山林，隻見到些山尖樹梢卻看不清楚這下邊究竟還藏了些啥，覺得有些事不合常理卻不明所以。“林彪事件”發生後，中央發發林彪罪行材料要大家批判，從中卻透露了一些以前保密不說的東西，讓我知道了這些過去不知道和想不明白的事，尤其是毛澤東與林彪的真實關係，以及林彪為什麽要整肅楊成武的原因。
一九六七年武漢“七·二〇事件”發生後，毛澤東連夜乘飛機轉移上海，即使不說是倉皇出逃，至少也是狼狽不堪。但毛到了上海後驚魂初定就開始耍花招。他要楊成武回北京向周恩來傳達他的指示，但規定不傳達給林彪。當時林彪是黨中央副主席，而且是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毛澤東唯一的“親密戰友”，地位在周恩來之上，所以毛這種做法於情於理都是說不過去的。再說當時全國飛機包括民航都屬軍管，而空軍司令吳法憲正是林彪愛將，楊成武乘專機從上海到北京，吳法憲不可能不知道。吳法憲知道，林彪必然也會知道。毛澤東不會不清楚他這樣做對林彪意味著什麽。所以，毛澤東這樣做實際是在主動挑起林彪對他的不滿。然而，他要挑起林彪對他的不滿，目的又是什麽呢？難道不是為了製造矛盾，然後在矛盾發展中找到打擊林彪的機會，最後達到廢除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甚至徹底打倒林彪的目的嗎？這是毛澤東將打運動戰的方法運用到了政治鬥爭中。所以這件事讓我明白到，早在“武漢七·二〇事件”發生時、甚至更早，毛澤東就已嚴重地對林彪不信任了。“武漢事件”後毛澤東立即主動製造與林彪的矛盾，同時對“武漢事件”的罪魁禍首陳再道等人卻表現出一種寬宏大量的姿態，這都是經過毛澤東深思熟慮的。所以就在此時，毛就已在布局準備解決他與林彪的矛盾了。所以，毛、林矛盾絕對不是開始於中共說的“九屆二中全會”。
再說林彪與楊成武的矛盾。據說楊成武原來也是林彪的愛將。按理，楊成武回北京隻向周恩來傳達毛的指示而不向林彪傳達，是奉命行事。楊不可能違背毛命而私下向林彪通氣。對這一點，作為林彪應予諒解。但是，楊成武本人對此又有什麽想法呢？他有沒有覺得毛澤東這樣做不對？或者事後找機會向林彪表示歉意，作適當解釋呢？我以為如果楊成武對林彪還有起碼的敬意的話，這是該做的事。但是，在文革後楊成武寫的回憶錄裏我沒有看到這種心理描寫，也沒有過這種舉動。相反，他在六七年十一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大樹特樹”的文章。據中共後來解釋，說這是別人寫的文章，陳伯達為了增加權威性，借用楊成武的名義發表的。但此說很難讓人信服。因為這是具名文章，不得楊成武本人同意是不能發表的。如果發表這篇文章不是楊成武的本意，我想陳伯達也沒有這膽量敢擅自“借用”楊成武的大名。既然楊成武同意以他名義發表，文章當然也代表了他的觀點、立場。吹捧毛澤東在當時是沒有問題的。但林彪是如何靠吹捧毛澤東一步步爬上高位的，楊成武不會不清楚。他發表這樣的文章，恐怕也不會不知道這有與林彪在毛澤東麵前爭寵之嫌。所以，將這些事情連在一起，在林彪看來難免就有背叛他的味道了。一個軍委的代總參謀長，目前又是毛澤東身邊的寵臣，對於林彪地位的威脅有多大可想而知。於是幾個月之後林彪就找了一些理由將楊除掉了。林彪此舉明是打擊楊成武，實是在打毛澤東的臉。而且打倒楊成武是一石二鳥之計。打倒了楊成武，總參謀長位置就空了出來。這個時候他提議讓黃永勝到中央當總參謀長和軍委辦事組組長，如果毛澤東同意，那他對軍隊的控製就更進了一步。當時毛澤東權力地位十分虛弱，我以為林彪是算定毛澤東無力反對的。由此我更肯定毛澤東到打倒楊、餘、傅大會上亮相，是毛澤東對林彪屈服的一種表征。
在那次大會上，林彪打倒楊成武，還順便打倒了餘立金，讓吳法憲全麵掌控了空軍大權；而江青則打倒傅崇碧，發泄了一下幾個月來積壓的悶氣、怒氣，也算是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因此對這次會議也不妨看成是毛林雙方達成的一次權力交易。當然，林彪從中得到的好處，要遠遠超過毛澤東。
前些年邱會作出版了他的《回憶錄》，內中說黃永勝、溫玉成進中央是毛澤東提議的，林彪是被動同意的；說毛澤東考慮來考慮去，覺得還是黃永勝好，畢竟黃永勝是追隨毛澤東秋收起義後上了井岡山的老兵。這或許部分是事實，但決不是事實的全部。我查了當時全國十一大軍區司令名單，發現不少大軍區司令是林彪四野出身的，但也有不是四野的。其中不是四野出身的，而資曆、聲望與黃永勝不相上下的還有南京軍區許世友、沈陽軍區陳錫聯、濟南軍區楊得誌等數人。此外，還有好幾個元帥和大將、上將也可供毛澤東選擇。是否這些人都比不上黃永勝好？恐怕很難這樣說。我以為毛澤東之所以同意讓黃永勝出任總參謀長，是因為在當時形勢下，總參謀長這個人選除了要毛澤東能接受，恐怕更要看林彪同意不同意。既然林彪提出了黃永勝這個人選，毛澤東權衡各種利弊後想不同意也難，這才同意由黃永勝出任新的總參謀長。這好比下棋，自己已經處在劣勢，在對手步步緊逼下除非你有別人意想不到的高招殺出重圍，否則隻能按對方留下的路走。
邱會作在回憶錄裏還說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情況。他說林彪從文革一開始就堅決不讓江青插手軍隊。楊成武當了代總參謀長以後，成了林彪最重要的助手。但後來林彪發覺楊成武腳踏兩隻船，投靠了江青，就堅決將楊成武“拿下”。邱會作還舉了溫玉成的事情，說林彪發現溫玉成到北京後不久就與江青搭上了關係，於是溫玉成很快在中央消聲匿跡。我認為邱會作說的這個情況應該是事實。因為像楊成武這樣一位高級幹部，若僅僅因為女兒不當戀愛事而導致下台，那是無稽之談。至於溫玉成，當時溫從廣州軍區副司令任上與黃永勝一起進中央，擔任北京衛戍區司令，進軍委辦事組，一時之間也是大眾矚目的政治明星。“九大”公布政治局成員名單前，我們曾猜測溫玉成也會進政治局卻沒有進。後來竟離開北京去了成都軍區當了個副司令。一直不明其被貶原因，是邱會作的此書替我解開了這個謎團。
黃永勝到中央後，軍人在中央幹政的跡象也逐漸明顯了。當時凡毛澤東接見外賓，黃永勝例必“陪同”，也例必有照片登出來。黃永勝一時成了報上出鏡率最高的中央領導人之一。漸漸地我發現許多與軍事無關的接見，他也從不缺席。有幾次甚至就他一個人陪同毛澤東接見外賓，連外交部的官員也沒有。這就引起我的注意。慢慢地，一個模糊的、不敢告人的想法浮現我的腦海：黃永勝這是陪同接見呢，還是在監視毛澤東？我又一次將這種現象與“軍閥”、“軍政府”一詞聯係起來。文革結束後我去了香港。一次與一位久居香港的朋友聊起文革往事，他說：“當時我們看報紙上登的照片，毛澤東每次接見外賓，黃永勝就虎視眈眈地站立一旁。這是董卓見漢獻帝啊！”真是一語驚醒了夢中人。看來我當年的感覺沒有錯。當然，毛澤東絕不是漢獻帝。但無可否認，“武漢兵變”以後，毛澤東的確威信掃地，政治上一度虛弱到與漢獻帝幾乎相同的地步也是事實。文革後各種分析毛、林關係的文章多如牛毛，但我很少見分析黃永勝到中央後表現的文章。毛、林火拚的真相至今沒有全部揭開。然則我以為在考察毛、林關係這段曆史時，若缺乏對黃永勝等人的研究考察，恐怕答案會是不會完美的。
綜上所述，我認為“楊、餘、傅事件”的實質是林彪在中央一級擴張軍權的行動。它的發生與“武漢七·二〇”後，軍隊在整個中國幾乎權傾一切的政治形勢有關。而林彪的行為與各地軍頭趁機抓地方政權的行為也沒有本質的差別。當然，毛、林之間在這場鬧劇中間既有鬥爭，也有交易和合作。但基本上林彪是處於主動進攻的態勢，而毛澤東是被動退卻的守勢。“楊、餘、傅事件”鮮明地反映出了當時“軍政府”的時代特征，也標誌著林彪達到了他一生中權勢的最高點。這個最高點一直維持到中共召開“九大”。此後林彪就逐步走下坡路了。毛澤東對林彪施展了“摻沙子”、“挖牆腳”、主動取消“四個偉大” 為“崇毛熱”降溫，提出不設國家主席主張，以及“批陳整風”等一係列手段，步步緊逼，最終聯合周恩來將林彪逼得“叛國投敵”、“折戟沉沙”。
此外有一件事情發生在“楊、餘、傅事件”不久，我認為也值得一記。大約是六八年五月左右，一天我們單位一批“老血幹” 不知要了解什麽事，忽然想起要去上海拜訪當年的“四清”工作隊隊長李德。我因閑著無事，聽到他們去上海就也跟著一起去了。那時李德在華山醫院辦公，好像正擔任醫院管理處的負責人，隻不清楚這醫院管理處是指華山醫院的管理處，還是整個第一醫學院所屬醫院的管理處。他見我們十來人突然來到，也不明我們的來意，可能覺得在醫院辦公室內談事情不方便，就邀請我們去第一醫學院他的家中小坐。我們問了他一些“四清”中的事情，他也將所知的盡量作了回答，大家客客氣氣。末了，李德說今天剛好文化廣場有一個大會，他有入場券，問我們想不想去聽聽？文化廣場當時是上海最大的室內會場，可坐一萬多人，我們中有好幾個人還沒有見識過，因此盡管不知開什麽會，也欣然接受了邀請。
文化廣場的會場是圓形的，靠一邊設了一個主席台，與會者就麵對主席台坐在一級級高起來的梯級一樣的座位上。我們到達時會議已經開始，前麵的座位已經沒有空位，我們就坐在最後也是最高的幾排座位上，雖遠一點，倒也居高臨下看得清楚。隻見市革會的主要負責人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王洪文都坐在台上。張春橋和姚文元都穿了一身草綠色的新軍裝。他們在大會上先後講了話。我記得姚文元穿了軍裝顯得很臃腫，講話結結巴巴的。張春橋講話速度很緩慢，但口齒很清楚，看得出是字斟句酌，講得很慎重。他的頭在轉動時，眼鏡片閃出一股寒光，加上他那嚴肅瘦削的臉容，令人不由自主地感到緊張。他的講話與我以前聽其他幹部作報告，要麽捧著稿子照唸，要麽“嗯啊”、“這個”、“那個”的話搭頭不斷，風格完全不同，因此印象很深。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現場親耳聽張春橋講話。當時“楊、餘、傅事件”發生後不久，張春橋在講話中很自然也講到此事。按當時開大會的慣例，發言者在講到楊、餘、傅名字時要振臂高呼“打倒楊、餘、傅”的口號，會場內的與會者則跟隨著喊口號。可是這次講話，張春橋喊了“打倒楊成武”的口號以後，接下來應該是喊“打倒餘立金”，但他卻喊了“打倒吳法憲”。吳法憲那時是中央軍委辦事組副組長、空軍司令，正紅著呢，怎麽可能打倒呢？頓時，會場內寂靜無聲，非但沒有一個人跟著喊，連開會常有的“嗡嗡”聲也停止了。張春橋站著的身子不動了，蒼白無血色的臉僵住了，會場的空氣也仿佛凝固了。等了片刻，張春橋才恢複神態，輕輕咳嗽一聲，說：“唔，剛才喊錯了。”隨後抓著《毛主席語錄》本又舉起手臂來喊：“打倒餘立金！”“打倒餘立金！”會場內轟然響應。講話進行下去。這件事當時我們很多人以為是張春橋一時口誤。但林彪事件發生後，我則頗懷疑這可能不是口誤，倒是張內心真情一時不慎的流露。如果這個猜測不錯，則這件事也表明了就在“楊、餘、傅”事件爆發時，江青集團的人與林彪集團的人就已經水火不相容，心中念茲在茲，一心想要打倒林彪的一夥幹將了。
軍人在地方獨攬大權的狀況，總的來說，從一九六七年初軍隊奉命“支左”開始，一直到文革結束才得到改正。青浦的情形也是如此。一九六七年二月以後，有一段時間縣武裝部代替了原縣委的權威，在社會上發號司令。一九六八年一月，由佘山部隊派來支左部隊以後，支左部隊掌控了全縣各部門的權力。先是由支左部隊郭永山擔任大聯合委員會召集人。一九六九年九月，軍代表溫耀新來青浦“支左”，溫就成了青浦縣新的最高領導人。同年十一月，中共青浦縣核心小組成立，正副組長分別由溫耀新和郭永山擔任，兩人都是軍人。一九七〇年五月上旬，青浦召開第四屆黨代會，溫耀新成為文革中新一屆的縣委書記，潘烈、劉玉山為副書記。潘、劉都是資格很老的黨政老幹部。潘烈在解放初即任青浦縣長、縣委書記，後調華東局工作。將潘烈重新調回青浦，聽說是因為青浦大量的中層幹部至今頑固站在保守派立場，市委想借潘烈“老上司”的權威去“收服”這批人。而溫耀新到文革才隻是部隊團政委，論資曆和幹部級別比潘烈，甚至劉玉山都要低。但此時潘烈、劉玉山也隻能屈居副手地位。後來潘烈走了，市委調文革前市人委副秘書長劉冠英來青浦負責全麵工作，可職位仍排在溫耀新之後。溫耀新一直到一九七六年二月中旬才被免去縣委書記、縣革會主任職務，由副書記劉冠英擔正，青浦才名義上、實際上都結束了軍人主政的局麵。
在軍人主政那段時間，特別是“軍宣隊”剛進駐時，軍人勢焰熏天的表現在我們青浦也是令人難以忘懷的。郭永山在部隊不過是一個副團級軍官，有一段時間他上街後麵要有一個排的武裝士兵“保護”。那時青浦縣城內兩派武鬥據點雖還沒有拆除，但自六七年“十·一七大武鬥”以後就沒有大規模武鬥發生了。如說要保護“首長”安全（按：以前對當官的都習慣稱某書記、某長、某主任等。但自軍隊“支左”開始以後，因為軍隊興稱長官為“首長”，於是民間也開始對軍隊幹部和革委會幹部稱“首長”），有幾個武裝士兵已足夠。這樣幾十個全副武裝士兵跟在後麵，嚇唬誰，向誰擺威風不是很清楚嗎！還有，縣革會成立以後名義上有正副三位“召集人”，然而真正有權召集大家開會、代表縣革會發號司令的隻有軍隊表郭永山一人。兩位群眾組織代表的召集人楊寶才、何關林不過是個擺設。若說他們也是召集人，恐怕隻有縣革會開會時通知本派委員來參加會議的權力。而與此同時，縣人武部也有幾位正副部長、政委列在縣革會領導人名單中。他們雖非“召集人”，權力卻比楊寶才、何關林大得多。他們分管縣革會各組室，實權都操控在他們手中，什麽事情都要請示他們，得到他們同意才可行動。
總之，當時的情形，讓我感到與我在史書上看到的民初軍閥統治時期，很有一點相似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