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獄後第一次回家探親

【摘選整理自2024年寫的《在中國的一場噩夢 ---- 一名反動學生在文革中的經歷》】

 

出獄後第一次回家探親

 

2026年4月24日

 

戴寧生自從1968年年初短暫地回家了幾天，見到父母和剛剛在南京生了兒子坐月子的三姐之後，三年半已經過去了。家中的每一個成員都經曆了天翻地覆的人生。他父母當然是萬分想念他們的獨兒子。母親為此還患上了嚴重的青光眼病，醫生說她是“七情挫傷”造成的。戴寧生出獄後，他三姐正好也因病在南京看病就醫和父母住在一起。父母提出的第一個要求是讓戴寧生立刻去照相館照一張相片寄回家去。去照相館照相本是戴寧生最不願做的事之一，但想到他對父母的傷害，不得不遵命照了一張頭像給家裏寄去了。

 

說也奇怪，本來戴寧生自認為幾年的牢獄之災並沒有打倒他，反而是感到更加堅強了。出獄之後，他雖然仍被視為反動學生，在造磚廠勞動改造，可是他一如既往，仍然對未來充滿了美好的憧憬，他年輕的生命力已經戰勝了人世間的妖魔鬼怪。然而，這張頭像卻明明白白地顯示了一個剛剛從監獄裏釋放出來的囚犯。

 

南京的家裏收到相片後也表示不滿意。倒不是因為那張剛剛釋放的囚犯臉，他們抱怨的是這張相片隻是一個頭像，而不是全身的。他們要求戴寧生再去照相館拍一張全身的相片寄回去。這次戴寧生沒有遵命，他認為這個要求太過分了。他當時當然不會知道家裏人的苦心。1969年初，當戴寧生跳樓後逃回南京被抓獲並關進南京大學專政隊時，看到他的人知道他已經是個跛子了。那情況經過添油加醋地傳播，到了父母的耳朵裏時，他們已無法判斷情況到底嚴重到什麽程度。現在，他們急於知道的是，寶貝獨生子是否已經是個終生殘疾的人了。

 

戴寧生四月份出獄後，家裏和他本人都一直沒敢提出回家探親的請求。那時，不但戴寧生在造磚廠勞動改造，他父親也在幾年的文革經曆後在南京大學的一個食堂裏當燒火的火夫。母親仍然在南京大學溧陽的農場裏的一個食堂裏勞動。到了1971年9月份，戴寧生出獄後已經勞動了近半年了，文革的形勢正在變化著。戴寧生父親終於從火夫提升為食堂的材料保管員了。最為關鍵的因素是戴寧生三姐的病情在不斷地惡化，已經住進了南京工人醫院。戴寧生和南京的父母商量後，認為是可以請假回家探親的時候了。果然，他的申請被批準了。

 

沒有在那個時代生活過的人也許無法理解。那時，不但不是每個人都有上學的權利，也不是每個上了學的人有不上學的權利。其實這個道理和邏輯是很簡單的：一個專製社會的公民是永遠沒有任何權利的。

 

終於，戴寧生於1971年9月8日又乘上了熟悉的開往南京的火車。

 

戴寧生貪婪地盯著窗外熟悉的景致。火車從西安沿著隴海線向東開到了徐州，然後轉京浦線向南。一路上看不出什麽變化，髒髒的，亂亂的，滿目貧困。文革高峰期的瘋狂沒有了，但破敗的各種文革標語仍無處不在地點綴著沿線的大小城鎮。田野裏半死不活地長著莊稼。農民們懶洋洋地在地裏幹著活，甚至能看到有些地方的農民是坐在小板凳上一邊聊天一邊幹活的。戴寧生知道，這些農民得省著力氣，在收工之後到自留地上好好地精耕細作去。

 

此行不同的是，火車到了長江北岸的重鎮浦口，稍停之後就通過新建成的長江大橋越過長江，到了南京的下關火車站。在過去，一列火車要分成幾段，開上一艘專門的輪渡船把火車運過江去，再接起來開往南京的下關火車站，總共要花時一個多小時。現在火車呼嘯而過，隻要幾分鍾就從浦口站到了下關火車站。戴寧生當時和全國的老百姓不可能知道這座橋的修建中也有他老父老母為改造思想而出的苦力。古老的下關火車站和1968年冬末戴寧生從西安跳樓後逃到南京時沒有多大的差別，隻是更加陳舊破敗了。一切都是老樣子，沒有什麽不同，他老馬識途地擠上公共汽車。汽車穿過挹江門，沿著老家著名的林蔭大道中山北路向南駛去。路的兩邊是那些熟悉的店鋪，山西路小廣場，鼓樓大廣場，還有他的出生地，鼓樓醫院。

 

戴寧生在珠江路站下了車。走過他小學和中學時天天上學放學時要走過的廣州路和小粉橋。他從父母的來信中知道，他父母已不住在原先的小粉橋5號附15號了。那個聯棟屋已失火燒掉了。他從小粉橋西轉到漢口路，走進了南京大學的南園。

 

南園本是南京大學的生活區，所有的學生宿舍都在這裏，還有單身的教職工宿舍，以及配套的幾個食堂。和西安交大一樣，南京大學在所有原大學生畢業後也多年沒有招生了。當年熙熙攘攘的南園現在看不見幾個人了。一進南園大門的大字報欄還在，還有一些過時的大字報，大多數已經不完整了，有些已經退了色，有氣無力地貼在那裏並無人問津。革命高潮時的瘋狂沒有了。偶爾見到的行人也個個麵無表情。人們疲憊了、厭倦了，人們都接受了新現實，過著沒有意義的生活。

 

戴寧生知道，父親正在南京大學500食堂【見文末注一】上班，幫廚當火夫。他問明了500食堂的所在地，就去500食堂找到了久別的父親。父親看上去比文革剛開始後的那段時間要精神多了。他既不像當年的數學係係主任或者一名教授學者，也不像一名貨真價實的火夫。見到戴寧生，父親的眼裏遏製不住地流露出重逢的喜悅。因為仍然是上班的時間，戴寧生擔心地提醒父親是否應該留在食堂繼續幹活。父親搖搖手，說：“不用了，我們回家去！”顯然，他事先已經和食堂的“革命領導”說了，坐了兩年牢房的兒子今天要回來了。“革命領導”深表同情和理解，讓他提前下班和兒子一起回家去。

 

父母在原小粉橋5號附15號失火後於1969年3月搬進了現在的新住處，在南京大學南園裏的一棟筒子樓13舍一樓，是一間朝北的房間，119室。這個原先的單身教職工宿舍現在每間房間住著一家人。然後把一間房間變成廚房，供四五家人共同使用。戴寧生和父親回到家時，小姐姐已經因病情惡化住進了工人醫院。母親雖然仍然在南京大學溧陽農場的廚房裏幫廚，現在請了假暫時回到了南京，一則是因為小女兒重病在身，二則當然也是因為知道兒子要回來了。農場的人也都表示同情和理解。

 

母親見到了她日思夜想的兒子，當然是喜形於色【見文末注二】。她正在幾家共用的廚房裏忙著燒飯做菜，準備為好吃的兒子做一桌他喜愛的菜肴。她上上下下把兒子打量了一番，確認兒子沒有跛腳殘廢。非但如此，她還發現戴寧生經過幾個月在造磚廠的重體力勞動，身體更壯實了，胸前還長出來兩塊胸肌，肩上也有兩塊小小的二頭肌。更讓母親欣慰的是兒子的精神狀態很好，一如既往，樂觀，開朗，向上。

 

文革最黑暗的時期已經過去，母親已恢複了工資，父親每月也有50元的生活費了。母親買了戴寧生愛吃的南京鹽水鴨又買了燒鴨，做了紅燒魚又做了清蒸魚，還做了冰糖肘子和重油蝦，等等，等等，整整擺滿了一桌。他們一家三口坐下來，一邊大吃大嚼，一邊聊起這些年來發生的事情。父親摸出一根煙來，戴寧生放肆地說：“我也來一根吧！”那是他第一次在父母麵前吸煙，也是第一次感覺到已經從父母的羽翼下成長了起來。這個夜晚注定將是一個不眠之夜。他們有太多的話要講了。

 

【注一】南京大學1970年響應“深挖洞”的號召，開始修建南京市人防工程通過南大的500米坑道，簡稱500工程。其實這個食堂就是原先的教工食堂，為了應景，改名為500食堂。

【注二】見附錄四十一戴寧生寫的一篇懷念他母親的文章（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