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41）
再以我們上海隔壁的江蘇省為例。江蘇省的造反派出現得非常早。還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反對學校工作組的鬥爭中，南京大學就出現了第一個造反派群眾組織“南京大學紅色造反隊”，負責人是南大青年教師文風來。八月二十七日，另一個造反派群眾組織“南京大學八·二七革命串聯會”成立，負責人是南大數學係青年教師曾邦元和學生張建山、葛忠龍等。此後，這兩個組織在批判江蘇省委“資反路線”的鬥爭中常常並肩作戰，在社會上享有很高威望。隨著批判資反路線鬥爭的深入，造反派隊伍不斷壯大、集結，到“一月革命”前以“南京大學紅色造反隊”為核心的“江蘇省紅色造反總司令部”（簡稱“紅總”）和以“南京大學八·二七”為核心的“南京八·二七革命串聯會”（簡稱“八·二七”），已成為南京最負聲望的兩大造反派組織。
當時江蘇省委為了自保，向上海市委“取經”後組織南京、無錫、常州等地工人也成立了“赤衛隊”，並在六六年的年底下令向南京集結，意圖一舉擊垮造反派。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被省委安置在江蘇飯店內的赤衛隊首先發起挑戰，他們抓了幾個“紅總”成員囚禁在飯店裏。“紅總”知道後立即調集人馬包圍飯店要求放人。但赤衛隊不肯放人。最後雙方發生了武鬥。武鬥持續了三天，雙方共傷了幾百人。“一·三事件”消息傳到中央，中央嚴厲批評了江蘇省委挑動群眾鬥群眾的錯誤。可省委卻把責任推卸給“赤衛隊”等保守組織，結果造成保守派人心渙散，組織迅速瓦解。
在這樣的形勢下，一月二十二日，以文風來為首的“紅總”召集南京市大部分造反組織頭頭開會，商討大聯合和奪權問題。然而，由於“紅總”和“八·二七”在大聯合以誰為主問題上談不攏，會議不歡而散。第二天，“紅總”撇開“八·二七”召開第二次會議，決定成立“江蘇省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文風來任主任委員。二十六日淩晨，“江蘇省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宣布奪了省委的權。由於奪權沒有得到“八·二七”等組織的同意，因此立即遭到“八·二七”等沒有參與奪權的組織反對。造反派開始分裂為支持奪權的“好派”和認為“一·二六奪權好個屁！”的“屁派”。兩派爭鋒相對開始了造反派的內鬥。此後，“南大八·二七”的張建山、葛忠龍因與曾邦元意見不合，從“八·二七”中分裂出來投向“紅總”，這種做法更加深了“八·二七”與“紅總”的矛盾。於是南京造反派原本大好的形勢開始變得前途莫測。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以“紅總”為首參與奪權的造反派開會討論“掌權方案”，擬定了掌權核心組人員“由學生四人、工人四人、農民二人、省級機關一人、解放軍一人、新華社記者一人”組成。對於這個奪權，因為沒有“八·二七”的參與，顯然是缺乏代表性的。而這個“掌權方案”中學生、群眾的代表相對太多，而革命幹部和解放軍的代表太少，也不符合中央的“三結合”應以革命幹部為主的意圖，因此中央對這個奪權一直沒有表態。事後我們以冷眼觀之，顯然文鳳來等人對於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和奪權，想得過於理想化了。而且，群眾代表一當與權力沾上邊就產生了政治野心，也給了別人可乘之機。
在“紅總”和“八·二七”從聯合戰鬥到相互內鬥的過程中，南京軍區對江蘇省委的態度非常微妙。與一般地方軍區與所在地黨委的關係十分密切不同，以許世友為首的南京軍區對江蘇省委的態度十分冷談。與造反派的關係也十分曖昧。從表麵看，許世友與造反派的關係似乎比與省委的關係更要親密些。但這是假象。後來我知道，上海“一月革命”發生後最先向中央提出解放軍“支左”的就是許世友。所以，許世友絕對不是支持文革、支持造反派的。許世友親近造反派的真正用意是要找出造反派的弱點，讓造反派內鬥，然後伺機將造反派鎮壓下去，同時奪取江蘇省的文革大權，獨霸江蘇省的黨政軍大權。有些人以為這個滿臉橫肉的“許和尚”僅是一介武夫，這個看法大錯特錯。以我看，他的心機、手段，比之武漢陳再道、廣西韋國清、廣州黃永勝有過之而無不及。
許世友獨霸江蘇的野心，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中央下令江蘇實行軍管後就表現得更加明顯了。江蘇的實行軍管，以及之後對廣東、雲南的軍管，都與周恩來有密切關係。周恩來表麵支持造反派奪權，實際是反對造反派奪權的。在原地方黨政幹部基本上被打倒或“靠邊站”的情況下，他是寧願讓軍隊來掌握地方政權的。在這一點上毛澤東與他有相同的考慮，但也有不同之處。據我觀察，毛澤東對造反派掌權也不放心，因此他在“一月革命”奪權風潮風起雲湧之際，先是拋出“公安六條”，接著又命令軍隊“支左” 和批準“軍委八條”，就是明顯的證據。但毛澤東對造反派進入革委會的態度與周恩來還是有差別的。毛澤東除了革委會要以革命幹部和軍隊“支左”代表為主，也允許部分政治可靠的造反派代表進革委會，既作為新幹部來培養，也將他們作為“密切聯係群眾”的橋梁。但周恩來內心是十分排斥造反派的。他在外交部策劃假奪權就是明顯例子。文革中大家都知道許世友與周恩來的關係十分友好，是見麵就要在一起飲酒的“酒友”。周恩來藉口為保障沿海邊疆省份的治安提出了對部分省區實行軍管的建議，以許世友的機靈不難明白周恩來對造反派的真正態度。所以當江蘇實行軍管以後，他大權在握，他就開始在江蘇大膽鎮壓造反派，同時排擠原省委、省人委的幹部，企圖獨占江蘇權力。
“一·二六奪權”前後，原江蘇省委領導幹部紛紛被造反派批鬥和監禁。其中隻有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因得到中央保護在二月份去了北京。三月五日實行軍管後，這批幹部被移交到軍隊手中。按一般人想像，這批省委領導過去與軍區領導同在一城為官，多少有些交情，他們既已被轉交到軍區，待遇相對要比在造反派看管時好一點，然而實際情況恰恰相反。軍隊對他們的看管比造反派還嚴厲。據知情者說，許世友原打算要將這些人一直囚禁到死的。即使對已被中央保護起來的江渭清，許世友他們也不放過，先是企圖將江打成“走資派”，後又試圖將他打成江蘇“五·一六”的“總後台”。
南京軍區對待江蘇省委領導的態度是這樣，對待省機關中下層幹部也是極盡排擠打擊之能事。實行軍管後不久，軍管當局就將近七千名省級機關幹部集體下放到金壇農村勞動。對於那些有這樣那樣問題的幹部，長期進行審查不予解放。一九六八年秋“上山下鄉”運動開展後，軍管當局又將大批反對派成員連同其家屬強令下放到農村去務農。“五七幹校”出現後，軍管當局在南京周邊建了六個“幹校”，把其餘剩下的幹部也統統趕到“幹校”去。六所“幹校”的學員超過一萬，而當時全省級機關的幹部也隻有二萬多。我不清楚這一萬多去“幹校”的幹部中是否也包括了之前下放到金壇農村勞動的這七千省級機關幹部；如果不包括，則全部二萬多省級幹部中有一萬七千多被許世友的軍管會趕到了農村和“幹校”去了。
許世友除了打擊、苛待原省委、省人委的幹部，對待少數被結合進各級革委會的幹部和群眾組織代表，軍區也以各種名目不斷予以打擊、排擠和清洗。清查“五·一六”原本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姚文元的《評陶鑄兩本書》中提出來的。當時姚文元為什麽突然提這個問題，很多人至今不明所以。據我個人推測，可能與“武漢七·二〇事件”後毛澤東虛弱的地位有關，為了討好、拉攏周恩來，於是把曾經反周恩來的這個紅衛兵學生組織拿出來批判。但這個組織其實隻存在於北京外語學院等少數幾個大學的極少部分學生中。據我曾經就讀北京第二外語學院的一個小學同學告訴我，這個組織總共也隻有幾十人。所以當時批“五·一六”批了沒有多少時間就停止了。想不到隔了兩年多許世友在江蘇又以“清查五·一六”的名義搞了一個運動。清查開展後，省革會組、局以上負責幹部有百分之五十五點五，科室負責人有百分之四十二，一般工作人員有百分之三十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大聯合”時期經中央批準的二十八個省革委會常委，有二十一個說是“五·一六”。其中群眾代表十二人除了三名來自基層的工農代表，其餘全部被隔離審查。又據一份由許世友在一九七〇年“廬山會議”期間炮製的、準備上報中央的材料，說“原省、專、市領導班子中有大批壞人。省一級幹部中有重大政治問題的占百分之七十二；部委廳局幹部中有重大問題的占百分之二十八；十五個專市級幹部中有重大問題的占四十點九；原省、專、市第一把手有重大問題的占百分之六十九。”總之，原江蘇省各級黨政幹部大多不可靠，文革新進入革委會的幹部、群眾代表也大多有問題。俗話說“一朝天子一朝臣”。許世友把這麽多新老幹部以“五·一六分子”等罪名打下去，目的何在，相信再笨的人也看得出來！
這裏有必要特別說一下“紅總”頭頭文鳳來和“八·二七”頭頭曾邦元的下場。南京這兩個最大的造反派因為“一·二六奪權”鬧翻後，矛盾越來越深，最後成了“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由於“屁派”不同意奪權，不同意成立革委會，無異給了當時還沒有機會插手革委會的許世友一個機會，因此許世友在南京兩派群眾組織中最初是支持曾邦元的“屁派”的。許世友老婆田普曾公開支持“屁派”。這就引起了“好派”的反對。一九六七年夏季“好派”曾發起過一個“倒許”運動。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江蘇省革委會成立，許世友如願以償擔任了省革會主任。接下來在清查“五·一六”的運動中，時任省革會副主任的文鳳來就成了“五·一六分子”。在殘酷的、不間斷的批鬥中，文鳳來被整的精神失常，最後在一九七六年以自殺結束自己的生命。“好派”另一些頭頭，如當時已經被分配到外地工作的南京大學學生張建山、葛忠龍，新華社南京分社記者戴國強，都被抓回南京隔離審查。至於“屁派”頭頭曾邦元，他在省革會成立時當了常委，在清查“五·一六”運動中，開始他趁機打擊異己，把許多昔日戰友、後來因意見分歧而分道揚鑣的人打成“五·一六分子”。因此這些被整者對他恨之入骨。為了報複他，他們故意將曾邦元也拖下水，說他也是“五·一六分子”，結果也被關押起來，一度整得很慘。文革結束後，曾邦元又被作為“四人幫”“搞亂江蘇”的爪牙判處有期徒刑十六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所以，江蘇省的文革造反派兩派都沒有落個好下場。當然相對來說，“好派”的下場更慘。
許世友對原黨政幹部和造反派的態度是如此，可用“心狠手辣”四字來概括，在軍區內部也以人劃線，打擊異己。一九六七年夏季曾卷入“倒許”風潮的軍區領導人王必成（中將，時任南京軍區副司令）、林維先（中將，時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兼參謀長）、鮑先誌（中將，南京軍區副政委）、史景班（少將，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杜方平（大校，南京軍區國防工業部部長）以及省軍區領導幹部趙俊、陳茂輝，軍區空軍領導幹部江騰蛟、王紹淵、高浩平等都遭到他的打擊報複。在清查“五·一六”期間，南京軍區政委、副司令中有十個人被整了材料。一九六七年三月成立的省“軍管會”中，軍以上幹部全部被整了材料。
所以回顧江蘇省文革的曆史，許世友實際是以“支左”和“軍管”為插手地方政權的機會，打擊、排擠所有一切非我勢力，企圖獨占南京軍區和江蘇省的黨政軍權力。這種情況到一九七〇年初重建各級地方黨委時，全省十五個地、市委一把手，仍沒有一個是幹部身份的，全省六十八個縣一把手，隻有八個是幹部身份，其餘全部都是軍隊幹部，而這些軍隊幹部也都是許世友認為可靠的部下。所以，許世友通過文革中的一頓操作，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的一個新軍閥。這種狀況一直到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毛澤東聽從鄧小平建議，將八大軍區司令對調，且規定隻能光身一人赴任，不準帶工作班子，才有了根本的改變。當時全國有十一大軍區，對調的有八個。有些司令在當地一呆就是十幾二十年，其勢力 “根深葉茂” 、 盤根錯節，可知情況的嚴重。
許世友為了達到他在江蘇說一不二、絕對權威的目的，在江蘇整了數以百萬計的人。一九六九年“清隊”運動中，全省因“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等問題受到審查和迫害的人就超過一百萬。在一九六九年至七〇年的“我們也有一雙手，不在城裏吃閑飯”的“上山下鄉”運動中，全省有三十五萬城鎮居民被下放到蘇北農村務農，其中南京市下放的就有十三萬多。在持續三年的“清查五·一六分子”運動中，全省有十三萬多人受到審查，其中被折磨致死致殘的有六千多。而實際數字據說至少兩倍以上。當時我因工作關係，常有機會去江蘇的吳江、昆山、太倉等縣出差，曾親眼見到被迫下鄉務農的城鎮居民在離開老家時呼天搶地、哭聲震天的淒慘場景；也曾親耳聽到那邊的同事告訴我的、他們單位的某位同事在一次運動中自殺的經過。他們還告訴我老百姓對許世友的畏懼，說小孩子不聽話夜哭，隻要大人說一句“當心被許司令聽見”，小孩就嚇得不敢再哭了。
上海警備區屬於南京軍區管轄。當時的上海警備區司令廖政國在許世友的影響下，雖不敢明目張膽反對張春橋、姚文元和以“工總司”為首的造反派，但在警備區內部卻打擊異己，批鬥並一度關押支持造反派的副司令張宜愛。一九七〇年四月廖振國調任南京軍區炮兵司令後，繼任司令周純麟與上海市革委的關係才稍有改善。
許世友與張春橋關係不好在上海是人盡皆知的事。他曾公開警告江蘇的造反派不要“東張西望”，意思是不要學上海的樣，與上海造反派有勾搭。但實際上他又是一個兩麵派。因為他與張春橋關係不好受到了毛澤東批評，於是他就特意去打了一個豹子送給張春橋，對外卻說他送給張春橋的隻是一隻兔子。王洪文剛當上黨中央副主席時，他積極向王獻媚，知道王洪文有個造反“小兄弟”馬振龍還沒有女朋友，就主動對王洪文說他有兩個女兒可以介紹一個給馬，還說兩個隨他挑。後因知道馬振龍已經有了女朋友才作罷。鄧小平第二次複出後，他看到王洪文接班毛澤東的機會已不大，於是公開藐視王洪文。中央軍委開會毛澤東委托王洪文點名，許世友就是不理他還發了脾氣。“四人幫”垮台後，他又以反“四人幫”英雄自居。所以，許世友這個人其實品質十分惡劣，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投機取巧，與北洋軍閥時期的一些軍閥並無多大差別。在“楊、餘、傅事件”中空軍政委餘立金以“叛徒”罪名突然被抓捕，就是許世友告的密。林彪垮台後，餘立金在一九七四年複出任中國民航總局第一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第二政治委員，即此就已可證實其“叛徒”罪名的不實。
以上三例，都是地方軍頭為了攫取更多權力，不惜禍害地方，濫殺無辜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