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39）
說實話，當時我對很多省市區成立革委會的具體經過並不很清楚，原因是缺少資訊。因此所謂“軍政府時代來臨”這個感念，基本上是以軍人占據革委會第一把手為多這一點得到的感覺。但是，從以後得到的各種小道消息看，我認為我對“軍隊趁機奪取地方政權”這個判斷大致是不錯的。一九六七年九月中央傳達毛澤東巡視大江南北的講話，強調兩派停止武鬥，實現大聯合，在不少省市區實際上並沒真正得到執行。各地武鬥仍是頻繁發生，而且規模越來越大，使用的武器也越來越精良，根本的原因就是軍隊在背後操縱。這些軍頭的目的：在革委會未成立前，盡力打擊異己，搞亂治安，為爭取自己進入革委會、掌控革委會製造理由；在奪取革委會權力後，則為鞏固自己在革委會的權力、地位繼續鎮壓異己。
如當時武鬥十分激烈的廣西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廣西自治區的文革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發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號召後不久，造反派就已有了相當的發展。一九六七年上海發生“一月革命”，廣西造反派在形勢帶動下更加壯大，保守派組織幾乎完全瓦解。一月十九日，時任廣西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的韋國清，因為執行資反路線鎮壓造反派的原因，被桂林造反派連續三天召開萬人大會批判。一月二十二日，南寧市二十二個造反派組織成立“廣西革命造反派奪權行動委員會”宣布奪權。當時，廣西軍區曾在三十一日召開“接受軍委（支左）命令和支持廣大群眾誓師大會”，表明立場支持造反派奪權。二月十九日，原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賀希明等十二名領導幹部聯名發表聲明支持造反派。三月六日，廣西各造反派、解放軍支左部隊、以及“革命幹部”三方代表，共同協商成立了“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這是革委會正式成立前的臨時權力機構。當時廣西的革命形勢看來一片大好，成立“三結合”革命委員會的條件基本具備。但是，由於韋國清還沒得到造反派的諒解而無法進入革委會，於是他就利用軍隊“支左”機會指使軍區部分幹部向造反派發難。他們先是以南寧造反派“工總”組織不純為由砸了“工總”，逮捕了“工總”一名領導人。接著，又以學校班級實行大聯合為名，強行解散各學校原來的學生組織。軍區的這種行為激起造反派強烈不滿。南寧造反派在三月十九日公開發表聲明，率先提出了“打倒韋國清，解放全廣西”的口號。當時，以黃永勝為首的廣州軍區是支持韋國清的。三月二十一日廣州軍區派副政委陳發紅到廣西軍區傳達“中央的看法”，說“韋國清是有功的，是好同誌，要支持他站出來”，實際是對軍區施加壓力，要軍區站到韋國清一邊來支持韋國清進革委會。但造反派不買賬，他們對軍區表態：“韋國清是硬抬出來的，是違背人民意願的。”這樣，軍區與造反派就在韋國清進不進革委會問題上造成了嚴重對立。四月十九日，原廣西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伍晉南、賀希明和候補書記霍泛三人聯名發表聲明，支持造反派。而軍區黨委則在二十六日非法撤銷了賀希明的“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副主任職務。在這樣針鋒相對鬥爭的背景下，廣西造反派在四月二十二日成立了“四·二二火線指揮部”，統一指揮造反派的行動，對軍區開展鬥爭。而軍區則將在“一月革命”中垮台的保守派重新扶植起來，在五月十一日成立了“南寧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後又擴大為“廣西聯指”，與“四·二二”對著幹。至此，廣西兩大派正式形成。
當時全國都開始發生武鬥，廣西自然也不例外。六月十三日兩派首場武鬥在南寧爆發。然後武鬥迅速擴大到整個自治區。由於“聯指”一派得到省軍區和各地軍分區、人武部的支持，他們不僅獲得軍隊供給的槍支彈藥，還可以調動工廠工人和郊區農民進城武鬥。而“四·二二”派在開始一段時間，由於獲得一支駐紮西寧的、直屬北京的野戰部隊的支持，還可勉強抗衡“聯指”。但到了一九六八年春，這支野戰部隊調出廣西後，“四·二二”派就開始明顯處於劣勢，處處挨打。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中央曾將兩派代表召到北京談判，簽訂了《廣西兩派促進革命大聯合的十條協議》、《關於立即停止武鬥的協議》和《關於全麵上繳槍支彈藥的七點協議》。但這些協議由於沒有思想基礎，是中央強迫簽訂的，再加上軍區陽奉陰違，背後操縱“聯指”，這些協議都沒有被執行。相反，軍區趁著“武漢七·二〇事件”後中央權威弱化的形勢，變本加厲地鎮壓“四·二二”派。軍區除了公然派部隊配合“聯指”圍剿“四·二二”派，還縱容地方成立所謂的“貧下中農最高法庭”，非法抓捕殺害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和“四·二二”成員。據官方統計，僅在一九六八年一月至六月這段時間，被殺害的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和“四·二二”成員，總數就有三萬人左右。在殺人過程中，許多地方還發生了極其野蠻的吃人肉事件。
一九六八年二月，廣西公安機關聲稱破獲了一個“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案件。據公安部門報告，說這次行動抓捕了六十三人，隻有三人漏網。所以即使這個案件屬實，也已無繼續大規模追查的必要。但韋國清為了進一步鎮壓造反派，向中央謊報說這個組織在全廣西已發展了兩千多人。六月十七日，韋以廣西軍區和單方麵成立的“區革籌”名義發布《關於繼續深入偵破“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問題的指示》，稱“這個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混入了某些群眾組織，有的還當上了頭頭，打著造反的旗號，狡猾地利用群眾組織掩護他們進行反革命活動”，說“現在這個反革命組織並沒有完全摧毀，必須徹底追查組織，緝拿漏網主犯歸案”，號召要“組織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主動地、不停頓地向階級敵人發動全麵的、猛烈的進攻”。最後，也是據官方統計，在這個“反共救國團”冤案中，全廣西被殺者達三萬七千四百多人。僅南寧地區因此案被打死、逼死的就有四千九百四十三人。百色地區批鬥了九千三百九十六人，打死一千零七十四人，打傷致殘的有二千一百三十五人。而被害者大多是“四·二二”派成員。
在這樣麵臨生死存亡威脅的情況下，“四·二二”派為了自保不得不搶奪武器武裝自己。但軍區的武器不是那麽容易搶得到的。最後“四·二二”派不得不將腦筋動到中共運送“援越抗美”武器彈藥的列車上。這就犯了中央的大忌。軍區趁機向中央告狀。當時廣西是“抗美援越”的後方基地，不知中共中央是真信了韋國清的報告還是怕了韋國清這些軍頭，又或是為了保證“援越抗美”的大局不受影響，當然更有可能是毛澤東本就急於要兩派停止武鬥盡快結束文革，而“四·二二”派既不聽話又無力對抗“聯指”，總之，在這麽多重因素下，七月三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名下發了矛頭明顯針對“四·二二”派的“七·三布告”。“布告”除要求立即停止武鬥，無條件交還搶奪的援越物資和解放軍武器裝備，還要對“確有證據”的反革命分子“依法懲辦”。所以這個布告實際是毛澤東拋棄廣西造反派，聯手韋國清鎮壓廣西造反派的“死刑宣告書”。當時從這個“布告”我更進一步看清了毛澤東對造反派純粹利用的心態。當他覺得沒有利用價值時，他會毫不猶豫地將他們拋棄，甚至毀滅他們。
“七·三布告”下達後，韋國清又以這個布告為“尚方寶劍”，配合當時正在全國開展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出動軍隊在全省範圍清剿“四·二二”。八月八日，“四·二二”派在南寧市的最後一個據點被攻克。大批被俘者遭到軍隊和“聯指”公開處決。據中共官方“當代中國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當代中國的廣西》一書披露，廣西在文革中“無辜濫殺了八萬多人”。而據當年參加廣西清查的公安幹部晏樂賓在《炎黃春秋》上發表的文章透露，“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數有八點九七萬人，”“另外全區失蹤者二萬餘人，無名無姓的死者三萬多人”，總計十四萬人以上。而據民間的調查統計，“非正常死亡者”近二十萬。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韋國清如願以償當上了革委員主任。而從韋國清身上，也讓我見識到這批軍頭為了一己之私利，是可以怎樣翻雲覆雨搞亂時局，不惜殺人如麻，以便亂中奪權的。過去讀史書說“安史之亂”，軍閥濫殺無辜殺得十室九空。文革亂況雖還不到這一步，但性質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