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38）
（五十）軍政府時代來臨和“楊、餘、傅事件”
一九六七年初上海爆發“一月革命”，毛澤東趁勢號召造反派聯合奪權並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以打開因各級黨政領導抵製文革、使文革無法進一步開展的困境。當時上海、黑龍江、山東、貴州等省市率先成立革委會，形成了一股成立革委會的潮流。然而正當全國造反派乘勝前進的時候，由於發生了“二月逆流”，造反派普遍遭到了“支左”軍隊的鎮壓。因此在四月二十日北京市勉強也成立了革委會後，這股潮流就再也無法前行了。接著，因為下達了“軍委十條”，造反派被平反、複起，但隨即又開始了武鬥。武漢發生的“七·二〇事件”是文革的一個轉折點。八月十二日青海省成立革命委員會也隻能說是爆了一個冷門。此後要到十一月份以後，各省、市、區建立革命委員會的步伐才又突然開動，而且速度越來越快。與此同時，在毛澤東大力促進“大聯合”的號召和“軍宣隊”的壓力下，地區和縣一級的革委會也紛紛籌備建立。當時，每當一個省、市、自治區的革委會成立，《人民日報》都要發表社論以示慶賀，仿佛文革的形勢又開始好轉。社論都會點幾個被打倒的“走資派”的名字，同時也公布新成立的革委會負責人的姓名。就在那時，我發現了一個既可說正常、但又覺得不正常的現象：即這些新成立的革委會的第一把手大多數都是現役軍人。當時我做過一個統計，一九六七年春季成立的六個省市革委會，擔任第一把手的有四個是原黨政幹部，一個是現役軍人，還有一個是軍人和幹部雙重身份。若將這個雙重身份的算半個幹部，那麽幹部擔任革委會第一把手的占了百分之七十五。而從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今年三月底成立的十二個省市革委會，擔任第一把手的有九個是軍人，是反過來的百分之七十五。這個對比十分顯眼。
這種現象引起了我的深思。說這種現象正常吧，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是因為當時各地都由軍隊的“支左”幹部掌控著政權，原來的黨政領導幹部因為群眾分裂成兩大派，這派認為的好幹部，另一派要堅決打倒；反之亦然。老幹部站不出來，因此成立革委會由軍人擔任第一把手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是我又認為：中國曆來是一個文人管理政府的社會。軍人隻管軍務，不涉地方政務。軍人管理地方政務叫“軍人幹政”。曆史上凡軍人幹政的社會都屬亂世。幹政的軍人不是軍閥就是野心家。因此，目前這種由軍人擔任地方政權最高領導的風氣，怎麽說也是不正常的。而且，毛澤東對黨和軍隊關係製定的原則是“黨指揮槍，不是槍指揮黨”。雖然，中共這個天下是軍隊打下來的。地方黨政領導幹部原來大多也是軍隊幹部。但中共建政後，軍隊幹部除非轉業成地方幹部，脫離軍隊編製，一般不會直接安排他們擔任地方黨政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製定這個原則，我想就是為了防止軍人權力太大，軍人幹政，甚至成為獨霸一方的新軍閥。文革中毛澤東派軍隊“支左”雖是控製亂世的暫時措施，但也不應違背這個“黨指揮槍”的原則。還有，毛澤東在號召成立革委會之初說過，革委會必須由群眾代表、革命幹部和軍隊代表 “三結合”組成。這三方在革委會中各起他們的作用：群眾代表表達民意並監督革委會，軍隊代表以槍杆子為革委會保駕護航，而安排革命幹部代表進革委會則是利用並發揮他們的領導經驗，去指導革委會開展各項工作，為革委會掌舵。所以革命幹部代表在革委會中不是可有可無，而是起著主要領導作用的。
所以綜合上述三點，我強烈感到目前這種由軍人掌握地方政權的傾向是不正常的。盡管由於群眾分裂成兩大派，要結合原領導幹部進革委會有一定困難。但無論怎樣困難，我認為中央若堅持要使用原黨政幹部擔任革委會主要領導，這個困難總是可以解決的。因為並不是所有當權派，群眾都認為他們是罪大惡極、必須打倒的壞人。我不信一個省、市、自治區，或一個地區、一個縣，有那麽多幹部，連一兩個好的或較好的幹部也找不出來。以我們單位為例，揭批“走資派”時張宜、錢國璽都被我們批判過，他們也確實有錯誤，但我們兩派都不認為他們就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了，必須打倒。
再說，中央對幹部有審查權也有使用權。中央行使這個權力並不需要群眾同意。這一點文革前如此，文革中也如此。比如中央成立文革小組，其成員的委任，派軍隊“支左”將地方政權一把抓，這些有哪一項是經過群眾同意的？都沒有嘛！還有此前各地在揭批“走資派”時，中央將許多省市的主要領導接到北京保護起來，群眾反對也沒有用。上海陳丕顯是因為張春橋作梗才沒有去的。所以，如果中央有心要使用某個幹部，即使部分群眾對他有意見，也有辦法如通過做思想工作來解決。即使在原地不能結合進革委會的，也可以上級黨委名義調他們到其他地方任職。不至於後來成立的革委會幾乎清一色是“支左”軍代表任一把手。所以中央不這樣做，我估計內裏還有我們不知道的原因，比如中央力不從心等等。
軍人霸占革委會權力的事實，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以後表露的更清楚。下麵我將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的成立時間和負責人姓名、身份列了一份清單。從這份清單中，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軍人權傾天下的程度，也可看出軍人權力膨脹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成立。負責人潘複生，幹部。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成立。負責人王效禹，幹部。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立。負責人張春橋，幹部。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負責人李再含，軍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山西省革命委員會成立。負責人劉格平，幹部。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負責人謝富治，幹部、軍人雙重身份。
這是第一批成立的六個省、市的革委會，第一把手有四個是幹部，一個現役軍人，一個是幹部和軍人雙重身份 。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青海省革命委員會成立。負責人劉賢權，軍人。
第二批成立革委會的省一個，第一把手是現役軍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負責人滕海清，軍人。
十二月六日，天津市革命委員會成立。負責人解學恭，幹部。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江西省革命委員會成立。負責人程世清，軍人。
一月二十四日，甘肅省革命委員會成立。負責人冼恒漢，軍人。
一月二十七日，河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負責人劉建勳，幹部。
二月三日，河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負責人李雪峰，幹部。
二月五日，湖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負責人曾思玉，軍人。
二月二十一日，廣東省和廣州市革命委員會同時成立。省革會負責人黃永勝，軍人。
三月六日，吉林省和長春市革命委員會同時成立。省革會負責人王淮湘，軍人。
三月二十三日，江蘇省革命委員會成立。負責人許世友，軍人。
三月二十四日，浙江省革命委員會成立。負責人南萍，軍人。
四月八日，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負責人黎原，軍人。
四月十日，寧夏回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負責人康建民，軍人。
四月十八日，安徽省和合肥市革命委員會同時成立。省革會負責人李德生，軍人。
五月一日，陝西省和西安市革命委員會同時成立。省革會負責人李瑞山，幹部。
五月十日，遼寧省和沈陽市革命委員會同時成立。省革會負責人陳錫聯，軍人。
五月三十一日，四川省革命委員會成立。負責人張國華，軍人。
這是第三批成立革委會的省、市、自治區，共有十七個。第一把手身份幹部四人，現役軍人十三人。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三日，雲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負責人譚甫仁，軍人。
八月十九日，福建省革命委員會成立。負責人韓先楚，軍人。
八月二十六日，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負責人韋國清，軍人。
九月五日，西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負責人曾雍雅，軍人。
九月五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負責人龍書金，軍人。
這最後一批成立革委會的省、自治區有五個，第一把手全部是現役軍人。
從上麵所列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時間和革委會負責人身份，不難看出一九六七年八月是條分界線，此後成立的革委會幾乎絕大部分都是軍人掌權。那麽為什麽一九六七年八月會成為軍人掌權的分界線呢？我以為這與軍隊“支左”有關，與當時全國普遍的武鬥有關，更與武漢“七·二〇事件”有關。
檢視一九六七年和六八年上半年的文革曆程，我們可以看到：“一月革命”時各地造反派氣勢如虹。雖有軍隊暗中支持地方當權派，但若中央嚴令軍隊不得幹涉地方文革，違者嚴懲，那麽軍隊這種偷偷摸摸的暗中支持也左右不了大局。所以當時毛澤東突然下令軍隊“支左”，其實並無這個必要。我十分懷疑毛澤東在這個時候突然下令軍隊“支左”，表麵說是為造反派撐腰，實際是借“支左”軍隊之手奪走群眾組織在革委會內的主導權。那時毛澤東不僅要借軍隊之手奪走造反派在革委會中的主導權，還想趁軍隊“支左”的機會清除混進造反派的“壞人”，因而他批準頒布了一個“軍委八條”。結果被軍隊領導和當權派們利用，以“八條”為尚方寶劍，發動“二月逆流”鎮壓了全國絕大多數的造反派組織。懷仁堂麵對麵的交鋒，也嚴重地打擊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氣焰。文革幾乎就此夭折。此後，雖然在毛澤東主持下又下達了“軍委十條”給造反派平了反，但軍隊和當權派以及保守派隨即發動武鬥，用“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希望用武力將主要集中在城鎮的造反派再次打垮。而這種混亂的局勢，使軍隊穩定社會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武漢“七·二〇事件”的爆發，使已經失去大多數黨政領導幹部支持、本就外強中幹、實質十分虛弱的毛澤東，在麵臨軍隊幹部也與他公開決裂的危險下，不得不采取屈服認錯退讓的態度。他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拋出來當替罪羊向軍頭們賠罪，就是這種虛弱的表現。而這種情況又進一步增長了軍隊的囂張氣焰。就這樣，軍隊一步步成了社會的特殊群體，成了中共體製中的天之驕子，成了尾大不掉之勢。如果說，造反派這個“魔鬼”是毛澤東放出來的，那麽軍隊這個“魔鬼”也是毛澤東放出來的。相比之下，造反派這個“魔鬼”容易處置，可軍隊這個“魔鬼”一旦放了出來，就不好處置了。當時我們在地方所見，那些“支左”的軍代表好多都是趾高氣揚，穿一身軍裝就能高人一等。縣革會中一切都是軍代表說了算。當時，我腦海中不由自主地出現了一個不祥的名詞：“軍政府”時代來臨了！
應該說，“七·二〇事件”後的那段時期，正是毛澤東權威最虛弱的時期。也正是在形勢下，軍隊開始更加肆無忌憚地搶奪地方政權。於是在軍隊的主導下，許多長期無法成立革委會的省、自治區都以極快的速度成立起來，而且幾乎清一色由軍人擔任革委會第一把手。而中央則不得不予以同意。試問這樣一種局麵，這樣的政權，難道還不是“軍政府”嗎？隻是我不清楚毛澤東看到這些新成立的革委會是這樣的結果，會是一種什麽樣的心情？所以檢視這一年半的文革過程，毛澤東其實是陰謀百出，失誤連連，遠不是中共所吹噓的那樣“偉大、光榮、正確”。而這些失誤中，最大的失誤是下令軍隊“支左”。
說到這裏，我順便說一下一個有關建立革委會的小插曲。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當新疆、西藏最後兩個自治區的革委會成立以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聯合發表社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麵勝利萬歲——熱烈慶祝西藏、新疆兩個自治區成立革命委員會》。文章稱這兩個革委會成立以後，就“全國一片紅”了。為了慶祝這個“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郵電部發行了一張紀念郵票。郵票圖案中的全國地形圖除了台灣外，都塗上了紅色，並用金色印了“全國山河一片紅”字樣。這張郵票剛發行，就有人指出這張郵票有極大的政治問題，說台灣省還沒有解放不能稱為“全國山河一片紅”，不然就是自己承認了台灣不是中國的領土。因此紀念郵票剛開售不久——有的說是半天，有的說是一天——就緊急下令停止出售，但已經有少量郵票流出市麵。文革後，這少數流落人間的郵票身價大漲，八十年代我在香港已經知道拍賣行開出的拍價高得嚇人，最近聽說拍賣出了七百三十萬人民幣的天價。一個錯誤不經意間竟讓某些人發了大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