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37）

我的文革（137）

 

在那段無政府主義泛濫的日子裏，有一件事我覺得需要特別記述一下。那就是因為我不用正常上班，有幸讀到了我此生認為最好的一部小說，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

那時候我四姐夫作為原縣委待分配幹部住在縣城老東門一號的一個院子裏。六十年代初劉少奇提出要從大學畢業生中培養一批幹部的計劃。我四姐夫他們一批人當時就是根據這個計劃從各大學畢業生中挑選出來的。他們畢業後先是參加了“四清”運動。如果不是因為發生了文化大革命，他們會被分配到基層擔任公社副書記、副社長以上的職務。然而“四清”後緊接著文革開始了，劉少奇被批判，他們這批人也被人視為“修正主義苗子”，雖沒有受批判，但很不得意。再後來縣委受衝擊自顧不暇也不管他們，他們無所事事，就作為待分配幹部呆在家中等待分配工作。而這一等，就是幾年。他不知從哪裏借來上下兩大本中譯本的《戰爭與和平》。文革前我讀過三姐借來的《複活》，深為作者的人道主義，以及書中主人翁南赫留脫夫自我拷問道德良知並勇於改過的精神、勇氣所震撼。在我以前讀過的幾十部中國小說中，我從來也沒有讀到過具有如此道德精神深度的小說，讓我受益匪淺，大大拓寬了我的人生視界。從此我深深愛上了托爾斯泰的作品。那時我就知道列夫·托爾斯泰的代表作除了《複活》，還有《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但一直無緣見到。文革開始以後，我原想這些書都是屬於“封、資、修”的“毒草”，恐怕今生今世也見不到這些書了，不料今日得見令我大喜若狂。因為四姐夫說要在一星期限期內看完還給人家，還不準我帶書到單位去看，怕出意外把書弄丟，我就每天去我四姐家裏看。好在那段時間單位既不要我們下鄉“促生產”，也不要集中學文件。由於要趕時間，我讀得很匆忙，沒太多時間仔細體會作者的意圖和文字的優美，有一些托翁純粹發議論的章節我就草草略過了，總算在一個星期內把全書看完。因為有此缺憾，文革後我又看了好幾遍，甚至還自己買了此書。

直至今日，我都認為《戰爭與和平》是人類曆史上迄今為止最偉大的一部小說。雖然我初次讀此書讀得很粗糙，但我已深深地喜愛上書中的主人翁安德烈·保爾康斯基公爵和彼埃爾，以及那個善良而單純的姑娘娜塔莎。我還喜歡那個善良、木訥而又勇敢的炮兵上尉圖申，甚至還喜歡和善、慷慨的老羅斯托夫伯爵。我欽佩大智若愚的俄軍統帥庫圖佐夫，是他和保爾康斯基、圖申，以及千千萬萬端著槍、唱著歌，冒著敵人的炮火、子彈勇往直前的士兵們，還有站在方陣前麵舉著指揮刀、邁著堅定的步伐、喊著口令倒退著前進的軍官們，是他們不惜犧牲自己，奮勇作戰，拯救了俄國。在此書中，世上的罪惡美醜是如此分明！我以前曾讀過《拿破侖傳》，該書將拿破侖評介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軍事家之一。我一度對他十分崇拜。但現在看了托爾斯泰的書，我感到那個偉大的軍事家、那個一度曾被保爾康斯基和彼埃爾都視為偉大革命者的法國皇帝，因為他恣意侵略別國，踐踏生命，在托翁筆下很快就黯然失色了。或許拿破侖確是個天才的軍事家，但從人道角度看，他就隻是一個屠夫和曆史小醜而已！而以托爾斯泰的觀點去觀察、衡量現在中國的這個所謂的“偉大領袖”的作為，我也很快發現了我們很多人的愚昧。不是所有的事情隻要打著“革命”的旗號就是合理的。罪與惡的區別，就如天上的銀河，似乎沒有明確的邊界，但其實它昭昭而左右分明。即使一時被烏雲遮蔽，人們看不到它，但不代表它不存在。烏雲終有散去的一天，而耿耿銀河如日月永在。

托爾斯泰在書的最後部分有幾段對拿破侖侵俄戰爭失敗原因的分析。老實說，我沒有全部讀懂它們。雖然我知道這幾段文字很重要，代表了托翁的曆史觀。以我不一定正確的理解，托爾斯泰的觀點是這樣的：曆史上任何重大事件的發生，無論其成功、失敗，都不是出於某個人或某幾個人個人的意誌，而是集合了各種原因，由許多必然性和偶然性湊合在一起共同造成的。這是一種否定“英雄創造曆史”的觀點。對於托爾斯泰的這個曆史觀，對照我自己對文革的認識，我是基本上認同這個觀點的。我認為文革之所以發生，不能僅僅歸結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和“發動”，認為這是毛澤東個人意誌的結果。文革之所以能發動起來，根本的原因是中共執政十多年來，黨內黨外已經累積了許許多多矛盾，這些矛盾平日就處在鬥爭狀態中，隻不過這種鬥爭大多以一種緩和的、分散的、因而也是比較隱蔽的方式進行著。而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則是將這許多矛盾集中起來加以激化，於是呈現了一種爆炸的形態。文革報刊上常說，“是偉大領袖毛主席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的確，文革的烈火是他點燃的；但是，倘若地上本沒有可供燃燒的幹柴，恐怕再怎麽點火也燃不起熊熊烈火的吧？

那末，個人的作用在曆史上完全是無關緊要的麽？當然也不是。法俄戰爭的發生，是因為法國出了一個拿破侖。文革的發生，是因為中共出了個毛澤東。不然，這些也不會發生。毛澤東對於文革的“功勞”，是他看到了黨內外這些矛盾的存在，並敢於利用這些矛盾來發動一場大政治運動，來為他的個人目的服務。這是他的大膽之處。他運用他手中的權力、地位和個人魅力，給這些矛盾製造了一個特殊的升溫環境，讓這各種矛盾在這個對於曆史來說是“偶然性”形成的環境中被激發、引爆，於是成就了這場轟轟烈烈的大政治運動。就這一點來說，若中國的最高掌權者不是毛澤東而是別的什麽人，他能否也像毛澤東那樣把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運動發動起來，是值得懷疑的。

毛澤東與拿破侖一樣，他們對曆史發揮過個人獨特的影響。那麽，拿破侖為什麽要發動侵俄戰爭呢？毛澤東為什麽要發動文革呢？當然，他們會說出一大堆這樣那樣的的理由。這些理由又構成他們行動的意誌。因此從表麵看，他們都是在按照他們的意誌在做事。但是，如果再深究一層，他們的意誌又是如何形成的呢？那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們的意誌是由他們所處的環境、曆史，所受的教育，以及他們的性格、經曆等等諸多因素結合而成的。所以，就實質而言，所謂拿破侖或毛澤東的“個人意誌”，其實也並不都是他們“自己的”“意誌”，其中有相當部分是環境、曆史等諸多因素匯集在他們身上所形成的、“別人”的意誌。在一定程度上，他們都不過是“別人”的代理人。

當然，還有一個問題：即事實上在同一個時期，同樣有意誌的人很多，為什麽有的人能實行他的意誌，有的就不能呢？為什麽有的人能湊全這些條件，而其他人就湊不全因而不能去實現他的意誌呢？一個人能否實行他的意誌是要許多條件配合的。我們或許說，拿破侖能夠發動侵俄戰爭是因為他有戰爭天才，毛澤東能發動文革是因為他有政治天才。確實，毛澤東和拿破侖，在他們同時代的同儕中都是佼佼者，比他們的同儕擁有更強的能力和智慧，因而別人失敗了而他們成功了。但是再偉大的戰爭天才拿破侖，在俄羅斯冬天這個大自然“敵人”麵前最終也敗下陣來了；再偉大的政治天才毛澤東也無法戰勝由他自己創造的“政治集團”——中國共產黨和解放軍。當這個“政治集團”決心反抗這個“締造者”時，毛澤東這個“政治天才”也就“江郎才盡”了。以此來觀察文革前途，則我們即使在現在就已可以預見到文革必然失敗的下場了。所以，所有那些所謂的“英雄”都不是萬能的，他們也是被一隻無形的巨手推動著，束縛著。這隻無形的巨手，或許是代表了曆史發展的方向，或許是代表了大自然的力量和規律，也或許是他們個人無法反抗的某種人性，比如對榮耀的追求，對權力的執著，對財富、女色的貪婪……等等等等。人總有一些自己也無法克服的弱點。如此看來，所謂“英雄創造曆史”也隻是一個假象。這些所謂的“英雄”，其實也是身不由己地服從著我們通常稱之為“上帝”或“命運”、那種神秘力量給他們的安排，去做“上帝”或“命運”要他們做的事情。至於眼下風靡一時的阿諛奉承之詞，什麽“英明偉大”、“戰無不勝”、“洞察一切”、“一句頂一萬句”、“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等等，都不過是白癡愚人的囈語而已。

然而，“上帝”、“命運”，或前麵說的“別人”又是什麽呢？祂像霧中之花，我好像隱隱約約能看到祂的輪廓或影子，但無法看清祂。中國唐代詩人羅隱有句詩的意思我以為與托翁的觀點有類似之處。他說：“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這個“時”與“運”，我們或許還可以“客觀規律”來解釋；但對決定這個“時”與“運”的神秘力量，就隻能以“上帝”或“命運”來解釋了。托爾斯泰說拿破侖的軍團前進到莫斯科，就像一個大雪球滾到莫斯科就停下不再前進了。拿破侖在克裏姆林宮裏無所事事，白白浪費著寶貴的時間。然後冬天來臨了。於是拿破侖及其軍隊就莫名其妙地驚慌起來，匆忙向法國退卻，但已經遲了。爭先恐後的奪路逃跑，使法國軍隊迅速崩潰。結果拿破侖失敗了。但是，為什麽這個雪球滾到莫斯科就停下來了呢？如果拿破侖的軍隊到了莫斯科後沒有停留下來而是繼續向前滾，如果拿破侖進了莫斯科後立即下令修築城防，準備好過冬的食物、燃料，又如果拿破侖進入莫斯科的時候是春季或初夏，結局又會如何呢？無人知曉。所以，所謂“人定勝天”也不過是一個過度自信的人發出的、不自量力的狂妄之言。

讀此書時，我還注意到書中的正麵人物，特別是有思想的正麵人物，基本上都是貴族。最典型的是保爾康斯基公爵一家，包括老公爵和保爾康斯基的妹妹。或許有人會這樣解釋：因為托爾斯泰本身是貴族，所以他在作品中美化了貴族。但是我以前曾見過一篇文章說，俄羅斯的偉大文學家、思想家大多出身於貴族，如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普希金、赫爾岑，都是貴族出身。而著名的哲學家、文學家車爾尼雪夫斯基則出身於一個神父家庭。即被奉為“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列寧也是貴族出身。這令我想起了中國古代的許多偉大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他們絕大多數也出身於貴族、官僚或地主等家庭。出現這種現象我以為是有道理的。第一，因為這樣家庭出身的人有較好的經濟條件和文化氛圍，才能從小就能接受良好的教育，長大後成為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第二，這種教育不僅指一般的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還有十分重要的家庭教育。這種教育也不僅僅是文化、學術方麵的，還包括思想和道德方麵的。這種教育的結果如要達到一定的高度，取得一定的成就，非得積數代人的傳承和發揚光大不可。中國人常說的“家學淵源”，指的就是這種情況。而要具備這樣的條件，在俄國若不是貴族家庭一般很難辦到。在中國，不是數代簪纓的官宦之家，或是“耕讀傳世”的地主家庭，一般的普通家庭也難辦到。他們如高山上的靈芝，老林中的人參，吸天地精華而生。這些人創造的文化，既是他們個人生命的結晶，也是全民族的財富。因為這些文化代表了一個民族文明的特色和高度。是全民族的精神、物質財富造就了他們；因此他們也就代表了全民族。倘若我們因為他們的出身，就簡單地給他們貼上“地主階級”、“奴隸主貴族”等標簽否定掉，這種做法既淺薄無知，也是對我們整個民族的褻瀆和戕害。在地球這個稱之為世界的星球上，有著眾多的國家和民族。但唯有具有高度文明、燦爛文化的民族，才會受到別的民族的尊敬，成為偉大的民族。因此，中共將世界各國的文學藝術、思想學術著作統統以“封、資、修毒草”的罪名否定，封殺，正暴露了毛澤東、中共的無知和野蠻。 而文革“破四舊”的大破壞、大毀滅，也正是中國青年一代接受了中共這種無知、野蠻教育造成的惡果。作為中國人，對此我既感到震驚，也為之羞愧。

一個民族如同一個人一樣，它要作為一個健全的人屹立於世界之林，不僅要有健康的皮膚、肌肉，還必須要有健康的骨骼；不僅要有健全的四肢，還必須有正常、聰明的大腦。光有皮膚、肌肉、四肢而沒有骨骼、大腦，這個人是站不起來也不成其為人的。在幾千年文明曆史中，這些貴族、地主、官僚和知識分子中的精英，其實就充當著民族骨骼和大腦的角色。所以，即使僅僅從這一個角度去看曆史上的貴族、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等所謂“剝削階級”，尤其是其中的精英分子，他們對民族也不是沒有貢獻的。以社會學的角度看，貴族與平民、地主和雇農、資本家與工人，亦是一種社會分工的不同。或許，“肌肉”對它依附於“骨骼”，“四肢”對於它要聽從“大腦”指令的“不平等”地位會有所不滿；但沒有辦法，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客觀世界的構造就是如此。或許，唯其不平等才成就了完美。關於這個道理我以為唐代的柳宗元在《梓人傳》中就表達過類似的意思。可是中共革命把這些社會分工汙蔑為階級分化和階級剝削，把這些社會精英統統作為“反動階級”打倒。這種革命對於我們自己的民族、國家，究竟是屬於為了新生的涅磐，還是愚蠢的自我毀滅呢？我認為這是值得每一個人深思的問題。

文化不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文化是講究傳承和積累的。我們總說中華五千年文明源遠流長，光輝燦爛。可是這五千年文明是靠誰傳承和發揚光大的呢？是靠普通的工人、農民，還是靠大多出身地主、官僚、資產階級家庭的知識分子？我想這一點大家隻要不被極左的偏見蒙蔽了眼睛，都會看得很清楚。當然，老祖宗傳下來的文明，其中肯定有部分是不適應現代社會了，但其中也肯定有許多是不僅過去適用，現在適用，將來仍能適用的。因為這些文明符合宇宙規律，符合“天道”，靠階級鬥爭和革命是推翻不了的。這些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還等著我們去繼續發揚光大呢！這些道理，中共理論上也講過要正確地看待過去的地主、資產階級在曆史上起過的進步作用，對於他們留下的文明要有批判地繼承。可是實際上，中共在所謂的階級鬥爭中，把地主、資產階級統統視為該死的“吸血鬼”，是必須徹底消滅的對象。對於曆史遺留下來的文化，他們統統斥之為“四舊”和“封、資、修毒草”。文革中毛澤東鼓動紅衛兵、學生燒典藉、砸文物、鬥老師。他自稱他焚書坑儒比秦始皇還要厲害一百倍。看當時那股架勢，毛澤東真想將一代代祖宗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統統鏟除幹淨。但我則懷疑：將草木的根都斬斷了，將水之源頭都堵塞了，還大言不慚地說“不破不立”，難道這樣就能創造出嶄新的無產階級文化來？到時恐怕隻能是一片文化荒漠吧！文革，文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究竟想要幹什麽？

我又想到中共奪取政權後，以改造北京為名把北京城牆拆了，一點也不惋惜。毛澤東對反對拆城牆、主張保留古跡者大扣政治帽子，說：“北京拆牌樓，城牆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但中共卻保留了紫禁城、頤和園和中南海。毛澤東等一批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雖不住在紫禁城裏，卻住到了清代皇帝、後妃更喜歡住的中南海。那裏比隻有幹巴巴幾座宮殿的紫禁城風景更秀麗。那裏過去是皇帝的禁苑，現在依然是平民的禁地。為什麽這些自稱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家，不是搬到無產階級聚居的胡同裏去與普通勞動人民“同生活”，反而一眼看中集封建帝皇文化精華的中南海呢？文化大革命把文革以前出版的所有書籍，無論古今中外，幾乎統統燒了、禁了，可是毛澤東的床頭、書房都是古代的線裝書。我在文革前不久買的《紅樓夢》，文革破“四舊”時作為誨淫的“毒草”被紅衛兵學生收繳了。毛澤東卻對他手下的高級幹部們大談《紅樓夢》的好處，說可以作為階級鬥爭教科書來讀。此外他還說《金瓶梅》也寫得很好，還特準內部印刷發行給某級以上幹部閱讀。這些，讓人實在懷疑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真意。他們是真破“四舊”，還是以“破四舊”為名，實行愚民政策？

以上這些，是我讀了《戰爭與和平》以後發生的一些感想。也是我在那個無政府主義泛濫時期個人讀書的一點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