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36）
（四十九）無政府主義泛濫
進入一九六八年以後還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就是一般的造反隊員對兩派之間的鬥爭大多都失去了興趣。他們不再熱心派性鬥爭，對工作也開始能偷懶就偷懶，而開始專注自己個人的生活興趣。當時對這種人有一個專門的名稱叫“逍遙派”，即他們“逍遙”於社會之外。文革自開始批判“資反路線”，群眾分裂成造反派和保守派時社會上就有“逍遙派”了。但那時候的“逍遙派”其實也是正常上班工作的，隻是因種種原因不參與兩派鬥爭而已。而現在新出現的“逍遙派”原來大多是造反派。從造反派變成逍遙派，是有原因的。
就我個人的感覺言，搞了一年多差不多兩年的文革至今還看不到盡頭，無休止的路線鬥爭，還有兩派鬥爭和武鬥讓我感到厭倦。文革剛開始的時候誰也沒有料到這場運動會進行這麽久，兩派的矛盾會演變得這麽惡劣，不少人在這種矛盾中會陷得這麽深，感到進退兩難。這都不是當初自己想要的。眼下青浦武鬥雖已暫停，但外省市的武鬥聽說越來越厲害，連坦克、大炮都出動了。革命革得連命也保不住了，再加上這一年多來政治上的反反複複，甜酸苦辣各自心中得知，很多人就開始對這種革命保持距離。這就是從造反派變逍遙派的原因。那個時候，我們一方麵厭倦這種不正常的生活，但另一方麵又都已習慣了這樣的生活：因為文革，不用下鄉，上班自由自在、無人管束，也無任何工作壓力，無論做與不做、做好做壞，反正工資照發；即使有時要集中學習文件，也是聊天的時間多。以前讀恩格斯的《論權威》，這位本身是資本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對無政府主義者狠狠地進行了批判，說他們是為反動派效勞的。然而我想，目前我們的生活就差不多是屬於無政府主義狀態的了，雖然“反動”了一點，但確實很舒服，難怪大作家巴金也向往這樣的主義。
當時在我們單位，有些人開始請長期病假呆在家中，也有的早上來報個到就回家去了。特別是一些女員工，早上來單位露個臉，與人閑聊幾句，能有人證明她今天來過，轉身就回家去生爐子、燒飯、洗衣服、帶孩子去了。而一些男職工則不論是單身的還是已婚的，早晨來辦公室裏坐一會就到集體宿舍去打撲克的打撲克，裝收音機的裝收音機。如許震彪、陸長魁等喜歡玩收音機的人，這時候不分日夜躲在宿舍裏自已動手裝落地收音機。他們自己去上海中央商場“淘”半導體零件，那裏有些零件如電阻等是論斤賣的，很便宜。他們自己裝的大喇叭播放低音音樂時，常常整座宿舍樓也為之震動，引來更多的人對裝收音機發生了興趣。如姚富康等幾個原來不懂收音機的人，就是在這段時間也學會了裝半導體收音機。
那時還流行自己做煤油爐，有幾個宿舍就成了做媒油爐的工場。當時社會上突然興起一股自己做煤油爐的風，原因是大慶油田開發後，買煤油不憑票證了。我們單位大多人單身在外，吃飯靠食堂。有時下鄉回來晚了食堂關了門，過去隻能到外麵飯店解決，現在有個煤油爐想自己煮點東西吃就方便好多。做多一個拿回家用也很好，不但可省生煤球爐的麻煩，還可補煤球供應的不足。那時候城鎮居民煮飯燒菜用的煤球也是憑證定量供應的，三人以下算小戶，每月供應一百斤煤球，四到五人算中戶，每月供應一百五十斤，六人以上算大戶每月二百斤。這一點量很多家庭不夠燒。有一段時間，我們單位集體宿舍樓裏“的的篤篤”都是敲洋鐵皮的聲音。一天中午，張宜到我們宿舍樓上來，發現好幾個宿舍如工場，不是在裝收音機，就是在敲煤油爐。老中醫金兆禎戴了一付眼鏡，書桌上一個爐子上正在煮東西，手裏拿著榔頭、鐵皮還正專心孜孜地在做另一個煤油爐。張宜站在門外看了一回，無奈地搖了搖頭，苦笑著自言自語說：“一個（爐子）在燒，一個（爐子）在敲。”金醫生聞聲抬起頭來見是張宜，顯得很尷尬，拿著榔頭的手不知往哪兒放才好。我剛好在傍邊經過，目睹了這一幕，差一點笑出聲來。金醫生的工作一向認真、負責，但現在全縣治療血吸蟲病工作都處於停頓狀態，他無病人可治，隻好“不務正業”做煤油爐打發時光。
那個時候我也做過一隻煤油爐。做成後拿回練塘家中供母親和幾個妹妹使用。接著我用廢鐵皮又做了一隻小日光燈枱燈。燈罩和燈座做好後請許震彪拿到他新婚夫人的廠裏烤漆加工，隻花了八分錢加工費。自己再去電器商店買一個鍍克羅米的蛇皮軟管，一個按鈕式開關，和一套光管燈座，共花了三元錢不到，做成的台燈式樣比商店買的還新穎，令我很有成就感。二十多年後我回大陸探親時看見這台燈還放在老丈人房間的五鬥櫃上，大約還在使用。
因為閑著無事，當時我還學過英文。學生時期，由於我讀的是非正規的初中，學校不設外語課，所以我從未受過外文教育。但是，我心中對外語一直有著一份企慕，覺得學多一種語言，就等於打開了一扇知識的大門。初中畢業失學後我待在家中，三姐曾教過我俄文的三十三個字母讀音，然後讓我照著她的高中俄語書自學。因為無人教，學習效果不理想，自己也失了興趣，學了一段時間就不學了。後來我又自學過英文。一個在上海讀大學的親戚假期回家時教會我識英語國際音標，並給了我一本中英文對照的簡易讀物。然後也是自己按著英漢詞典上標注的音標學單詞，按著英語語法書學語法。學了一段時間，讀音準不準也不知道，靠死記硬背學得十分吃力，後來也放棄了。現在是因為閑得無聊又想學，但找不到一本英文書可供學習。以前三哥二姐讀過的英文書和詞典抄家時都被抄去了。三姐知道我這個想法後問她同學借了一本一個美國作家寫的中英對照的小說給我，我又不知從哪裏找來一本簡易的英漢小詞典，就這樣開始了我第二次自學英文。那時國內還極少人敢學外文，電台廣播也沒有教外語的節目（廣播電台開設學英語節目是幾年後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後才有的），似乎誰學外文誰就是準備著裏通外國，做“美帝”“蘇修”特務的。雖然我不怕別人說我“裏通外國”，因為我有海外關係已經是裏通外國的“嫌疑犯”了，也不在乎多此一條“罪證”，但謹慎一些終歸是好的。為此，我將此書用牛皮紙包了一個外皮以遮人耳目，連同那本簡易英語小詞典放在枕頭底下，每晚睡覺前，人家打撲克，我獨坐在床上偷偷學上一小段。住在同一宿舍樓的同事都知道我喜歡看書，他們也不來幹涉我讀什麽書。但在這樣的政治氣候下學英語總歸有點“做賊心虛”，而且一個人學英語，無人能交流，隻會看，不會說，因此這次學了一段時間又沒有堅持住。
當時，這種員工無所事事、無政府主義泛濫的狀態，在我們單位斷斷續續至少有三、四年之久，一直到“林彪事件”後才逐漸正常。當然，不是所有單位員工都能如我們單位那樣“逍遙”的。以同是衛生單位來說，縣人民醫院因為每天有病人進來出去，除了門診還有住院的，正常業務不能停，員工得天天上班，所以他們的無政府主義就沒有我們單位嚴重。但在那種社會環境下多少也受一點影響。如護士、勤雜工工作不負責，工作中偷懶；醫生亂開藥、亂開病假都是普遍現象。聽說有些工廠的情形也差不多，工人上班不幹正事，不是聊天喝茶，就是躲在車間角落裏下棋打撲克，工效很低，次品率大升。有的工廠有不鏽鋼，工人們就用它來做開汽水、啤酒瓶蓋子的板子，設計成很多形狀。我見得最多的是設計成長波浪發型的女人頭像和一條女人腿的。這大多是一些青工的傑作。也有的工廠自己設計開模製造毛澤東像章。因此那時侯社會上各式各樣的毛澤東像章很多。還有不少人在家自己做家具，做沙發。那時商店供應家具數量極少，好多青年結婚買不到家具，隻好自己動手做或委托人幫他們做。那時最流行的家具式樣是捷克式 。這個式樣不知他們是從哪裏學來的。至於商店，售貨員態度惡劣是普遍現象。幾個售貨員聚在一起聊天，對顧客不理不睬，問多一句就惡聲惡氣。那時緊俏商品難買，她們就奇貨可居，“開後門”盛行，用以交換人情、好處。這些雖好像與無政府主義無關，其實也是無政府主義的一種表現。
當時社會上的這種無政府主義，據我觀察，越是機關單位越是厲害。原因是原來的黨政領導都被打倒了或靠邊站了，輔助他們工作的班子當然也停止了運轉。革委會成立後能夠進革委會工作的僅是少數。後來辦了“五七幹校”，把沒有分配工作的機關幹部和工作人員都集中到“幹校”中學習勞動，不知情況是否有改善。我們單位雖是衛生醫療機構，但因為很多工作如防治血吸蟲病，發動大規模的群眾衛生運動，都是要以黨政為主要動力才能開展的。黨政不動，我們也動不了，所以才出現上述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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