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選整理自2024年寫的《在中國的一場噩夢 ---- 一名反動學生在文革中的經歷》】
唐雪英
2026年3月24日
話說戴寧生1971年4月底從紅廟坡監獄回到了西交大，5月初加入了二、三十名和他類似的“反動學生”的隊伍，一邊留校勞改，一邊等待結案分配工作。他在父親的規勸下學會了吸煙。7月一天的午飯後，戴寧生一時沒有香煙，打算去一村和二村間的商店裏買一包煙。夏日驕陽當空，本就行人寥寥的校園，因正值午睡時光，更顯得空寂無人。隻有知了不停地叫著，使炙熱的空氣顯得更加炎熱難擋。他走出東校門，走進了一村裏那條東西向的筆直的兩旁種有法國梧桐的林蔭路。
突然，林蔭路盡頭出現了一個身著淺藍色上衣的女性身影，正朝著戴寧生走來。戴寧生繼續向東，那女子繼續向西，兩人間的距離迅速縮短。戴寧生一眼便認了出來，她不是別人，正是那個當年不遺餘力將他整成“反動學生”的同班同學——唐雪英。
霎時間，一千一萬個問題湧進了戴寧生的腦海。他太想知道了，唐雪英和他本無冤無仇，為什麽要那樣不遺餘力地整他？1965年8月底開學之後，唐雪英和戴寧生、肖展祥和林瑞華等人同被分在無線電係計算51班的第三小組裏。她高挑身材，端莊清秀，剪一頭幹練的短發，口音中帶著動聽的吳語腔調，是班上五名女生中的姣姣者。革命的風暴來臨之前，戴寧生一心用在學業上，希望自己能成為有用的人，對唐雪英並無過多的注意，也沒有和她來往交談過。他隻是聽說唐雪英的學習成績非常好，屬於長相與學業俱佳。人品上也是一名典型的大學一年級的學生，用單純二字應不為過。在狼多肉少的工科學校裏，像唐雪英這樣的女生並不多。她被男生們仰慕追求實屬難免，聽說肖展祥和林瑞華都曾有所覬覦。
意想不到的是，當革命的風暴席卷西交大時，唐雪英變成了另一個人。她迅速成了一名活躍的紅衛兵。大概因為她出身好，符合當時革命的需要？是她性格人品中的另一麵在正常的學生生活中被壓抑和掩蓋了？而狂熱的革命浪潮正好使她的那另一麵得以發揮和張揚？而或，她出色的外表吸引了那些一夜崛起而成為主宰世事的造反派頭頭們？
記得所謂的五個字的“反標”事件發生後，在對待戴寧生的事上，唐雪英是一點也不含糊的，革命立場異常堅定。可是戴寧生並沒有和她交談過，更不用說向她暴露自己的思想了。1967年底，查抄戴寧生私人物品時，唐雪英是一員幹將。在1968年初計算51班批判戴寧生的批判會上，她的批判發言雖然振振有詞，但大都是些空洞的套話，最多也隻是列舉一些道聽途說的莫須有的東西，她所能極力表現的，無非是帶領全班，振臂高呼“打倒”一番。她的最大成功，應該說是她用脅迫和引誘的手段最終說服了對她有所覬覦的肖展祥揭發了戴寧生和肖展祥的一些談話和暴露的真實思想。
兩次去西安火車站把戴寧生抓回西交大來，當然也少不了她。她最出色的表演，莫過於1968年4月9日全校的批鬥戴寧生的會上了。做為大會上的主要發言人，她的聲音不但頻率而且分貝比往常都高出了許多：“現行反革命分子戴寧生書寫反動標語，惡毒攻擊我們的偉大領袖。他企圖叛國投敵，鐵證如山！”
“他企圖出賣國家機密！為帝國主義反動派效勞！”唐雪英把聲音再提高八度，“看！這些就是他收集的各種地圖！”
說著，她向會場展示了查抄戴寧生時得到的西安郵電大樓買到的英文《Peking Review（北京周報）》、澳大利亞親華共產黨出版的《Vanguard（先鋒報）》、日本親華共產黨出版的《赤旗報》，文具店裏買到的印有“Air Mail”字樣的信封和“Par Avion”字樣的郵簡，以及大串聯時在各地新華書店裏買到的地圖，還有一個壞掉了的指南針。
唐雪英義憤填膺地接著說：“他惡毒攻擊我們敬愛的江青同誌！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無恥地為資產階級司令部辯護！他還在同學中散布反動言論，說什麽’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也不能讀得太多。讀多了就會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修正主義。’是可忍，孰不可忍？！”
那時戴寧生記起來了，文化大革命前他確實有一次在小組會上引用過聖人1964年2月在“春節座談會”上說的那幾句話。可是那是聖人說的呀！現在被這位義憤填膺的紅衛兵女將當成反動言論來批判了。戴寧生當時感到滑稽得很，不免有點暗自高興。當時的會場出現了一些窸窸窣窣的議論聲。不過，這位品學兼優的唐雪英還是比其他人要聰敏一些，在後來人們告訴她那些話是聖人所說的後，她在幾個月後再次開會聲討批判戴寧生反動思想時就順勢把內容修改了一下，她鏗鏘有力地說：“現行反革命分子戴寧生散布反動言論，狗膽包天地說什麽’馬克思主義和偉大領袖的書根本就不能讀，他媽的，讀多了肯定是他媽的書呆子和教條主義！’是可忍，孰不可忍？！”
起初，戴寧生還不習慣地問自己：“這怎麽會是她呢？這個淑女一夜之間怎麽就變成了一個革命的惡魔，去整人，去歪曲事實，去捏造，去做完全不符合她以往的為人和性格的事情？是什麽魔力在驅使著她、改變著她？她在追求什麽？為什麽？為什麽？怎麽回事？怎麽回事？”再以後，唐雪英的聲音就被戴寧生的耳朵屏蔽了，無論她如何任意添油加醋、惡意歪曲或幹脆編造了什麽戴寧生的反動言論和思想，然後狠加批判，戴寧生一概充耳未聞。
兩年後的現在，他們倆狹路相逢了，除了他倆之外，隻有天和地，夏日午後的炎熱和不間斷的知了的鳴叫。唐雪英也早早認出了戴寧生，想躲過去是不可能的了，想掉頭退回去也是不可能的了。說時遲那時快，他倆麵對麵走過去了。她仍然是高挑的身材和一頭短發配著那件淺藍色的短袖衫，仍然看上去是一位端莊大方的淑女。她看了戴寧生一眼，似乎任何事情都沒有發生過，淡淡地微笑了一下就走過去了。戴寧生也條件反射地回應了一個淡淡的微笑。就這樣，他們各自繼續向前走了過去。
戴寧生回到宿舍裏，把剛剛發生的事情給一起勞動的其他留校的反動同學講述了一遍。這些同命相憐的反動同學各人的不幸遭遇中都碰到過唐雪英之類的人。大家聽後，異口同聲地氣憤地說：
“什麽！你就這樣放過了這個混蛋？”
戴寧生尷尬地為自己辯護道：“我，我，我，一時不知道第一句話應該說什麽，或者該問什麽。”
“那也不能一笑了之呀！”
“我是條件反射，我也覺得很不合適。”
“不行！我們得幫你找到她，把一切都問她個清楚。”
大家接著就七嘴八舌地討論起來到什麽地方去找她算賬去。聽說她畢業後分配到了蘭州。所以她這次來西安，一定是來出差，應該住在西交大在一村的招待所裏，在一村的教職工食堂吃飯。另外，夏天這麽熱，她下午很可能去遊泳池遊泳。大家決定幫助戴寧生分頭去找她。遺憾的是，直到晚上，沒有一個人找到她的蹤影。她是不是故意躲開了呢？還是天意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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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戴寧生聽說，唐雪英不可思議地嫁給了無線電係同年級一個叫韓叢愛的人。剛進交大時，在戴寧生年輕略微傲慢的眼裏，韓叢愛是個肮髒醜陋愚蠢的人。到了革命的瘋狂時期，韓叢愛一躍成了無線電係的係革委會主任。韓叢愛地位的巨變並沒有改變戴寧生對他的根本看法；如果有什麽不一樣的話，戴寧生更加鄙夷他了。韓叢愛後來把名字中的小資情調的“愛”字換成了無產階級的“艾”，也避開了“叢中之愛”的嫌疑。再後來，聽說唐雪英和韓叢愛被分配到了蘭州。韓叢愛官運甚佳，一路青雲直上。直到最後，和戴寧生一起留校勞改的另一名反動女學生在“四人幫”倒台之後給蘭州當局寫了一封信，列舉了韓叢愛的惡跡，屬於典型的“四種人”【見文末注一】，方才算終止了他的官運。2002年戴寧生去成都講學與老同學羅大江重逢時，談及往事，羅大江十分惋惜地說：“唐雪英怎麽嫁給了那個髒兮兮的韓叢愛了呢？這真是上天對她的懲罰呀！”
戴寧生再一次見到唐雪英，是38年後的2009年，戴寧生從美國回到中國探親訪友時第一次和西交大計算51班的老同學在上海再次相聚了【見文末注二】。記得那次戴寧生與林瑞華和肖展祥等重逢時，戴寧生開玩笑地對林瑞華說：“老兄當年也是追求過唐雪英的呀！”已經發了財、成了億萬富翁的林瑞華矢口否認：“怎麽可能！這樣的女人怎麽能做老婆！”
其實，2009年，2013年和2015年戴寧生三次在上海再見到唐雪英時，那個瘋狂時代的她已不複存在了。肖展祥以中肯公正的姿態說：“她現在在同學們中的為人，沒有話說。”2013年，戴寧生尋根到蘇州東山時，住在玲瓏湖邊的一個公寓裏，沒想到唐雪英正巧也住在那裏，戴寧生和他東山的一個親戚一起去她的住處拜訪了幾分鍾。最後一次，2015年，戴寧生在上海和在上海的當年的同學聚會時，還帶上了自己的老婆和女兒。席間，他用現代詞匯向老婆和女兒介紹了唐雪英，說：“她就是當年班上的美女班花。”
時代留給她的就是她的那位仍然為自己在瘋狂時代的輝煌而沾沾自喜的那個肮髒醜陋愚蠢的丈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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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個世紀後，戴寧生再次與當年那些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千萬隻腳”、“打入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翻身”的同班同學重逢時，沒有人再提及文革期間發生在每個人身上的事。到那時，戴寧生已經徹底把事情想清楚了。當年德國納粹殺戮猶太人時，想來那時很多德國有誌青年一定也是充滿激情的。他們一定認為自己是在做一件偉大的事業，在追逐一個偉大的理想。何其相似乃爾，隻要把猶太人換成階級敵人即可。“為了解放全人類，”“消滅一切階級敵人！”把同學變成敵人算得了什麽？為了偉大的理想，為了一個美好的未來，去仇恨你的同學、仇恨你的老師、仇恨你的朋友、仇恨你的親人、甚至仇恨你的親生父母，去仇恨一切和這個偉大理想不一致的人。就連那些不敢不認同這個偉大理想的人、那些不堅定的信仰者、還有那些潛在的可能動搖者也不要放過一個人，“徹底清理階級隊伍！”
2017年戴寧生讀了康拉德（Conrad）19世紀末寫的《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故事中的庫爾茲（Kurtz）深深地觸動了他。在罪惡的殖民主義的大環境下，一個來自“文明”社會的紳士庫爾茲在非洲變成了惡魔。
想來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在德國納粹主義的大環境下，一個單純的青年變成殺戮猶太人的劊子手應該不難想象。到了六十年代的中國，在空前偉大的理想指引下，還有什麽不可以去做的呢？就像希特勒納粹那樣，把社會上的一部分人指控為罪惡的一群，成為必須徹底消滅的對象。幾個當年的同學在那樣的大環境下反目成仇，應該是順理成章難以避免的。
可是，事情的另一麵是，在殖民主義盛行的時代，也有像馬洛（Marlow）那樣反殖民主義的人；在納粹主義彌漫整個德國的時候，也不乏反法西斯的德國青年。有大環境的決定因素，也有個人的因素。不是每一個戴寧生的同學都擠上來踢他一腳、打他一拳、或是編造一條他的罪狀的。更不用說他遇到的那些明裏暗裏同情他的人了。
唐雪英的故事是一個多麽好的文學題材。為什麽沒有人去寫一本小說呢？就寫一個純潔年輕的女學生如何變成了一個革命的惡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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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四種人指：1. “造反起家的人”，即，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打倒幹部而上台的人；2. “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即，搞小集團、小圈子，結黨營私、拉幫結派的人；3. “打砸搶分子”，即，在文革中參與打人、抄家、搶奪財物的人；4. “投機分子”，即，政治上投機、隨風倒、利用運動撈取好處的人。
【注二】見《“在中國的一場惡夢”附錄》一書中的附錄二十五，題為“四市之聚”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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