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九月的一個夜裏，周圍的情況正和我七年來在華北的其他早秋夜裏情形差不多。我還是做著同樣工作，過著一向習慣的生活，隻是我每天的工作在逐漸增加了，因為自從日本軍隊入侵後，逃難的人民一天天地在增多。從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後，到現在是兩個半月了，難民不斷地向南逃來，隻是我們在安國縣城西門外的教堂收容所裏，便收容了三千多名難民。

安國縣在北平南一百英裏，日本的飛機每天飛來轟炸。來到這裏的中國難民，許多都帶了傷，更有些嚇得生病，大都是囊中一文不名。我們隻有少量的糧食，隻有中國籍的修士修女，主教和我自己，但是我們一直維持得很好。

我相信情勢會改善，我那時候還是個樂觀主義者，因為我才三十二歲，我自己抱有無限的信心。在那天夜裏，如果我能夠預料到日本的侵略恐怖僅是開端，如果我能預料到這種恐怖會造成共產黨的絕頂野蠻，（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間，當我生活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並和他們來往時，我曾一再目睹這種野蠻行動）我那時的信心便會整個動搖。

在這幾年內，除去被日本人拘禁的兩年半外，我看到共產黨的行動沒有一項不是為了推展共產主義而采取的。那時候有少數人曾看出，共產黨和中國國民政府的「聯合陣線」乃是由於莫斯科的命令。它所宣稱的目的是對抗「共同敵人──日本」。從我的經驗裏看來，這項宣稱的目的全是次要的，甚至是臨時偶然的，他們的真正主要目的，在於滲透進華中地區，進而在最後攫取全部土地及政權，並利用人民的愛國熱情，以期用陰謀和武力強使國民接受這種野蠻的思想。

但是在那年九月涼爽的秋分節夜間，我對這些事還都茫然不解。我沒有先見之明，我預想不到在將來會發生什麽情事。我也絕沒有想到那天夜裏發生的一件小事竟改變了我定型的生活。

那天經過整日的辛苦工作後，身體備感疲勞，我很早地便上床就寢。這時候是萬籟俱靜了。教堂裏麵所有的聲音都沈寂下去。但那晚又是那樣地充滿刺激性，使我無法安眠。所有紛紜的思想和舊日的回憶都一齊湧上心頭。七年前，當我搭船離開歐洲的時候，我便看到我不僅是拋開我的舊日生活，並且離棄了我的家庭和朋友，棄絕了我祖先和我青年時期所生活的西方世界。在中國，我已經投身於一個新的生活，我雖然是此地教會裏的唯一歐洲人，方圓幾十哩內的唯一外國人，但我一些不感覺孤獨和陌生。我好像生來就是注定渡這種生活和職業的；漸漸地，我完全熟習東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了。

那天晚上，我心情擾攘不能安眠的情形，還是極少有的現象；我回想起在比利時的孩提時期和第一次大戰中在英國的童年時期，舊日的情景都清晰地像一連串圖畫般地映上心頭。我忽然想到兩星期前──九月十三日──是我的生日，這樣一個可紀念的日子竟忽略過去了。我在一九零五年降生於科特萊(Vervios)城。我的父親是一位采礦工程師，在三十八歲時逝世，丟下我的母親和五個孩子。我是最大的孩子。母親自然便讓我做了「這家裏的小家長」。

父親死後一個月，戰爭爆發了，母親帶著我們到了倫敦。我和弟弟法蘭克在倫敦進小學讀書。兩個妹妹和另一個弟弟由母親在家庭施以教導。後來有幾個比利時耶穌教會教士在哈斯丁開設一所學校，我和法蘭克便到那裏讀書。

我們曾看到德國的徐柏林式飛機襲擊倫敦，我們害怕得不得了，因為我們是遠離祖國的孩子，我們曉得家鄉已被敵人蹂躪殆盡了。但直到停戰後我們在一九一丸年返回比利時的時候，才看到房屋毀於炮火，家產全歸一燼。外祖母家住在東部邊境的小城裏，是比利時與德國交界的第一個城市，她帶著一群孩子們回到那裏，我們家庭已經沒有什麽錢。但是母親還把我和法蘭克送到佛維爾(Verviers)的取穌教會學校讀書。她時常說：「我們可以在旁處省錢，但不能犧牲教育」。

一九二零年，常我才十五歲的時候，我遇到了雷鳴遠神父，他剛剛從中國回來，他在中國已經住了許多年。那時他正在歐洲協助二千多名由於中法銀行倒閉而斷絕經濟來源的中國溜學生。中法銀行便是在法國支持共產黨組織的銀行。在所謂「毛澤東計畫」下來法國留學的中國學生，不再能從法國的社會主義黨及共產黨手裏獲到金錢，雖然法國社會主義黨和共產黨曾歡迎甚至鼓勵他們來法國；他們也無法從國內家庭方麵獲到接濟，因為那時的中國正陷於軍閥的混戰，孫中山先生建立民國，剛剛開始九年，從製到民國的演變正在進行中。那時我年紀還青，對一切事情的意義還很模糊。共產主義已經用暴力方式在俄國成功三年了，正在向中國和亞洲伸張；一位北京大學的學生毛澤東擬訂一個計畫，使他的同學們留學法國，研究社會主義革命及共產主義的哲學和方法，而形成他在日後赤化中國的龐大計畫下的核心份子，這項計畫竟在三十年後實現了。（注）　　雷鳴遠神父照顧著這些留學生，當他看到他們已經陷於政治陰謀的圈套時，他便設法盡力拯救他們。他在思想和精神上都是最進步的人，關心中國的進步與改善，關心中國人民的物質及精神幸幅。他那種偉大不自私的獻身精神，使人人都曉得他是一個「已經成為中國人的外國人」了。他曉得這些斷絕經濟來源的中國學生，大部份都是具有愛國熱忱及正直思想的青年，他們留學歐洲，是希望在返國後對建設新中國的工作有所貢獻，他開始旅行於法國，比利時及荷蘭，設法對他們加以協助，他越遇到困難時，他越是使出全副精神加以克服。

第二章紅軍到了

　當我們聽到共產黨軍隊北上的消息時，我便召集縣城裏的紳商開會，這些人便是最初請我出任縣長的人，他們曾在臨時委員會裏麵協助我推進縣政。我建議歡迎這些共產黨軍隊。但是他們已經聽到共產黨占領其他縣城及鄉村的情形，他們深感驚駭，表示不讚成我的意見。實話講來，我本人也不大熱中於我自己的建議，但因為我是個代理縣長，我覺得應該陳述一些意見；除此以外，我更認為友誼的表示或許是很好的政策。「讓我們試試看」，我這樣主張說。「讓我們歡迎他們一下，看一看我們能否同他們合作。」

這些人嘴裏嘟嘟囔囔地搖了搖頭。

「我相信任何一支中國軍隊都比日本人好得多，」我說。「讓我們看看他們是不是像他們自己說的那樣抗日。如果他們真是抗日的，我們就幫助他們打日本」。我這樣主張。

中國人的天然保守思想，由於他們聽到旁人的身曆經驗，和他們逐漸了解共產黨軍隊的性質與行為，而愈形強烈。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間國民黨和共產黨間的衝突，乃是近代史上記載最不清晰的一段史話，我正在這段時期的中間來到中國，一直在努力學習中國語言以準備傳教工作，我對中國當前政治情況的了解，遠不如我對中國舊日生活方式與習慣及中國上古史與中古史的知識。

在舊日戰爭中，地方居民照例是歡迎任何打進來的軍隊，獻納禮品和大米，以後再有任一派軍隊占領該地時，他們仍是照例歡迎。我告訴與會的神商們說，我想把這種慣例應用到這一次。

我這幾位中國朋友們會意地默默頭。

「共產黨把那些慣例都改了」，一位老年人冷淡淡地說。「當他們剛到江西某地的時候，當地的老百姓曾經歡迎他們。後來他們被國軍趕出，但隨後又回來了。這次回來後，便把那些曾經歡迎國民黨軍隊的老百姓掃數殺掉」。

「江西遭遇過最慘痛的戰禍」，另一位老年人說。「江西人口本來很稠密，在共產黨占領前全省人口有二千五百萬。但後來人口竟減少了一半」。

「神父，那太危險了」！當我沈思他們的講話時另一個人又講道。「如果我們準備歡迎時，他們會停在這裏搶走我們的所有財物。我以為還是看看風頭再說」。　　他們的辯論把我說服了。於是我也決定看看風頭再說。

大約過了一個禮拜，在十月二十一日那天，一個年輕的共產黨官員到教堂來拜訪我。「我代表呂正操將軍」，他說，一麵遞過這位共產黨將軍的名片。「我是他的副官」。我們點頭致敬，並講了幾句中國的客套話。

「呂將軍今晚要到達這裏」，那位副官說。「他將在安國縣設司令部。他想請你一同吃晚飯」。

我道著謝接受了邀請，副官隨即談到正事。

「我們曉得你有一部印刷機」，他說。「我們想請你替我們印一些圖片──立刻就印」，他補充了一句。他說話時很有禮貌，但不容我有所考慮與選擇。他把圖片的樣子遞給我，立正敬禮，轉身走出。

到了晚上，我騎著碉d踏車到了呂正操的臨時司令部。那棟房子是用灰磚造成的，中國人一般都喜歡用灰磚建造住房。像天津、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紅磚房屋，乃是「西式住房」。華北一帶的大部住房都是平屋頂。這棟房子卻是起脊的瓦房，這無疑地是大戶人家的住宅。

大門兩旁有兩個石獅子。據中國神話所載，這兩頭獅子是住宅的衛士。但這位共產黨將軍卻有兩個荷槍裝刺刀的門崗做他的真正衛士。

門崗正在等著我，立刻把我領進第一層院子。在這裏我遇到他的親隨衛兵。他們向我敬禮，帶著我穿過第二層和第三層院子，走到呂正操的私人住房。

中國家庭生活的歡悅談話聲消逝了，滿院荒涼灰黯。在大朗氣清的十月裏，中國人經常喜歡在院子裏種上幾盆紫苑或菊花或其他種花草用作裝飾，現在卻都不見了。這些東西已被視為無用的累贅品而被移開。但當我被引進呂正操的私人住房後，我發現房間裏還掛滿許多匾額。我迅速地把眼光向匾額掃去，發現那都是送給這所住宅的前任主人的榮譽品。這位共產黨「將軍」並沒有下令像移除花盆那樣地立即拆除這些匾額。許多中國人雖然不識字，但縱使目不識丁的人，也曉得匾的意義。

呂正操立即接見我，很有禮貌。我們在一起吃飯，同桌的有他的參謀長，和另外幾名官員，呂正操年紀很輕，瘦高身材，麵色灰白。他很健談，講一口好官話。他有一套共產主義哲學，但對另一方麵的東西也知道得很多。他開始軍旅生活時，任職於東北萬福麟的第五十三軍。當五十三軍被日本軍隊打垮時，他正在西安；因為他老早便庇護共產黨份子，他便加入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張學良所發動的「西安事變」中的叛軍。張學良之駐防□西，是受命剿滅該地區的共產黨。但是自從張學良的軍隊被日本人從東北驅出後，共產黨在東北軍隊裏的宣傳已經日趨活躍。共產黨的口號是結束內戰，對抗日本。　　結果製壓共產黨的運動，實際入於停頓，這樣使蔣委員長親自飛到□西。張學良隨而劫持了蔣委員長和他的高級官員。兩周後蔣委員長才告脫難。

這次事變的結果，國民政府與共產黨又有另一次「聯合陣線」，雖然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間國共首次聯合的契約，早已經共產黨無情地背棄。

如果呂正操不向我詳細敘述他個人的經曆，我仍會曉得他剛加入共產黨不久，沒有受過真正「老」共產黨員的馴練，所謂老黨員是指那些在一九二零年時代初葉便加入共產黨的人們。那天晚上我看他隻吃了一管鴉片煙，這便就明了一切事實。老共產黨員不準他們的高級官員吃鴉片。他們認為一個人如果染上鴉片或酒色嗜好，或任要他純物質享樂時，便不會成為一個可信賴的好黨員。中國共產黨「三巨頭」之一的朱德，以前曾是個鴉片鬼。他拋棄了鴉片而不拋棄共產主義。

第三章初期經驗

　　共產主義是一種自行滋生的罪惡，用幾何級數速度擴展。共產主義在一個新體上的初步移植稱為「細胞」。共產黨組織的理論，係采取生物的形態；在生物中，細胞是植物及動物有機體的基本及組織單位。包括有原形質。當生長過程開始前，人民，像土壤或培養媒一樣，必須予以準備。

呂正操和他的軍隊立即開始組訓安國縣民。他成立超「鄉村近代化協會」，他強調地聲稱這協會的目的隻有一個：抗拒日本侵略，將各縣人民形成一個公民愛國組織。

宣傳工作開始推動起來。為能讀書的人製印圖書和小冊子，向不識字的人演說，總不外在宣揚一項主旨──人民軍會保護他們，對抗共同的敵人日本。共產黨一方麵在宣傳抗日的主張，但呂正操和他手下的人們卻秘密地遵守著毛澤東的命令，利用抗戰和人民仇日的心理，擴展並鞏固共產黨的權勢。

呂正操用很簡單的方法控製住每個人的行動，並詳細地調查好當地的人口。

「為了防止漢奸進入計」，他說：「我們必須簽發護照」。大部份中國人在任何情形下都是安土重遷，在戰亂時更不願遠遊，於是都到指定處所去登記，甚至到鄰村探親時都請領護照。同時，他們的名字都被共產黨登入名冊，許多人的命運在那時就注定了。在戶口調查時，姓名、年齡、職業，和其他詳細情形都一一登記，當一旦決定那個人須予以清算，那個人尚須留用時，這都是些毒惡的有用資料。

同時，呂正操的軍隊更推行一項重要的指示，使共產軍隊「造成人們對它的好印象，使他們相信人民軍和中國共產黨是良善而和靄的人」。

在這種訓練和命令下，共產黨軍隊最初非常有禮貌。共產黨在江西的暴行、隻有幾個消息靈通的人知道和記憶著；安國縣的大部人民，在遙遠的時間和距離下，都不曾親身□受江西的浩劫，無法把那些共產黨和這次自稱為抗日的人民軍隊聯到一起。

年輕的兵士們態度很好。他們不曾搶掠。也沒有盜竊案件發生。如果有人犯法時，立刻便受到呂正操的懲罰。

年輕婦女也無須畏懼軍人。她們聽慣了那些彬彬有禮的兵士喚她們「大嫂」或「大娘」。兵士們時常走到老百姓門前叩門問道：「有什麽事要我們幫幫忙嗎？大娘，我們替你掃掃場院好嗎？大嫂，我們替你挑水好嗎」？

到了秋收的季節，共產黨官員更派他們的兵士協助農人收割糧食。中國的農民都受寵若驚了，兵士們對他們有禮貌的幫忙，給他們留下極好的印象。以前的軍隊和他們記憶中所聽到的滿清隊伍，都不是這漾。

兵士們自己說：「我們是人民的軍隊；我們不是滿清政府的軍隊」。他們極力以行動和言語使老百姓來做比較。

這是共產黨的標準行動。這種伎倆現在還在推行著。我在美國曾經看到一本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六日的《人民世界》（共產黨英文雜誌〕，裏麵刊載著笑容可掬的農夫和露齒獰笑的共產兵士正在田裏一起做工的照片，標題裏解釋著紅軍是真正的人民軍隊，受著人民的敬愛，他們走到田裏和廚房裏幫助男女同誌們做工。一個標題這樣寫道：「人民解放軍戰士協助農民」。

共產黨很曉得獲取人民好評的重要性，隻有用這種方法他們才能獲到人民的信任。一旦他們贏到人民的信心及人民的擁戴，農民們便會和他們山南海北的隨便聊天，他們可以回答許多問題，多少事情都可以在談話裏得到，因為在中國農村裏，每個人都曉得其他任何人的身世和為人。這些談話都可以利用。這樣搜集起來的事實便可以做細胞生長的準備。

「今天早晨我在市場上碰見了小販老王。那人怎麽樣」？一個兵士在幫助農夫在田間做工的時候可以這樣隨便問起。

「噢，老王是個好人」，那位農夫會這樣回答。「他很有骨氣，是條硬漢子」。

「我喜歡老卓」，這位兵士繼續說下去：「那位兌換銀元鈔票的老卓。他真是個好人」。

「噢，不，他不是好人。他是個壞蛋。你認識清楚他以後，你就不會喜歡他。他根本不是好人」。農夫這樣回答，同時心裏覺得很著急，以為這樣一位好的年輕兵士如何會受到那樣一個人盡唾棄的壞東西的影響。

日子不多，呂正操的政工人員和老卓接近了，使他加入了他們的工作，而那位好人老王卻被處死了。

利用這種方法和其他方法，共產黨在教育，警察和其他方麵的重要職位上，都安置上自己的工作人員。

替共軍搜集這些情報的兵士，並不都是共產黨員，他們隻是接受獲取情報的訓練，官員們並不告訴他們如何利用這些情報。等到農民們曉得事情的真象時，已經來不及了。　　兵士們和老百姓的隨便談話中，又可以探詢出本地私藏槍枝和軍火的情形。每個薄有財產的中國農家，都想有一枝槍。一槍在手便等於有了保障。有時幾個農家合購一枝來福槍，富有的農家和地主，有的擁有幾枝來福槍。實在說來，來福槍是極好出手的商品，在戰亂時間，人民寧願要槍而不願要錢。

共產黨想要增加力量和人數，必須攫取到所有的槍枝。人們常因一些罪名遭受逮捕，並被迫交付若幹枝來福槍。每個被捕的人必須交出若幹槍枝，否則便被槍決。人民無論觸犯輕微過失，重大罪名，或甚至莫須有的錯失，都被罰以現金折付槍價；這是共產黨的一種標準伎倆，也是共產黨完成嚴格控製鄉民的一部策略。

當共產黨剛剛到達並在努力爭取人民的好印象時，他們經常在強調抗日救國的決心。他們要求人民繳納超過正稅的攤費，作為「戰費」以「協助政府」。許多有錢的人們想討好共產當局，當他們捐出金錢時便等於決定了命運；若幹守法的農民也常在重大犧牲下捐出款項。共產黨隻在靜候時機成熟便下毒手。

第四章　反共的力量

　　共產黨何以能蹂躪了中國大陸呢？其中的一個原因是一般人都不相信有此可能性。根據曆史記載，中國永遠能同化外來的侵略者或征服者，一般人對共產黨的看法，都受這一點曆史事實的影響。許多中國商人，新聞記者，作家和學生（不是學者也不是曆史學家），時常在中國的酒吧間俱樂部，歐洲的會客室和沙龍，美國的會議場和餐會中談論到這一點，並在最後加上一句難以駁倒的結論：「連猶太人也被中國人同化了！你想一想看」！　　他們會告訴那些旅行者和有成見在懷的人，猶太民族如何在唐朝時代來到中國，而現在那當初他們定居的地區上已經沒有猶太人，而隻是一些略具希伯來人血統的中國人。　　猶太人的種族純粹，個人主義，及尊重自己的宗教和文化精神，乃是猶太人在兩千年間被遭迫害及流逐下而仍予堅決保守的，但到了中國卻完全丟光，那足以證實這段曆史記載，中國人具有戰勝其他種族和民族的獨特性格。

但是，這些人卻忘記了一件事實，這次征服中國的人並不是外來的民族而是中國人，澈底受過一種野蠻的外國思想所訓練的中國人。他們狂熱地吸收了這種在根源和性質上都是外國形式的思想，這裏麵便產生一項使人難解的問題，中國人如何能擁護這種思想呢？我們就在這奇怪的現象下找到難題的答案。共產主義敗壞了中國人的天性，但不曾把中國人的天性消滅，中國的共產主義日後必為中國人的天性所擊滅。

反抗共產主義的因素，遠較歡迎共產主義滲透中國的因素為強大。共產黨比任何人都更明晰地了解此點。宗教，家庭，宗族，秘密結社，文明的道德及權利法典，個人的榮譽及禮儀，都一致受到共產黨的攻擊。他們更集中力量毀滅所有宗教影響，因為宗教是強烈反對共產主義的。

佛教本身是一種消極的宗教，他勸導一個人應該忍耐製欲，因為欲望乃是痛苦的根源。他是一種神秘性的宗教──主張明內心，以清靜，默坐及祈禱來實現靈魂的永生。中國佛教徒大多數都信淨土宗。淨土宗是紀元四世紀間一位山西人所創立的。觀世音和阿彌陀佛最受人們的膜拜。這個宗派的佛教和其他宗派一樣，其主要特色為消極，出世和忍耐。

共產主義正與佛教相反。它是積極的，活躍的和好侵略的。兩者的各趨極端是共產黨所不能容忍的。

當他們攫取到一塊鄉村地區後，便開始打擊佛教。他們的第一步行動是把和尚驅出廟寺，並攫取過他倆的財產供自己使用。我親眼看到共產黨軍隊在山西省五台山上紮營。聶榮臻把這裏做成共產黨的基地和訓練中心，把若幹愛國份子，遊擊隊和盜匪都收集到部下。佛教聖地一般都設在山裏或山頂。中國有四處佛教徒的朝拜聖地，其中以五台山為最享名。聶榮臻的總司令部便設在道裏。聶榮臻是一個「老牌共產黨」，是法國和比利時的留學生，第一次大戰後曾在查理洛大學讀書。現在是晉冀察軍區司令。他在這裏訓練新共產黨員並再訓練老共產黨員。

我看見到共產黨所到之處，一定是沒收佛教財產，殺戮和尚，或將他們驅逐出廟淪為乞丐，使人民失掉千百年來的精神安慰。他們所以敢對佛教肆行無忌，完全因為中國的佛教是個沒有組織的宗教。每個教派或每個廟院是各自為政，因此共產黨可以把他們逐一推毀，把和尚殺戮或驅出。

但是那些佛教徒在目睹佛教被迫害下，將不會忘卻共產黨的暴行。自從紀元前二百十七年以來，由於曆代統治者的嗜愛或政治需要的不同而迭有興衰，但從沒有像這一次遭到這樣殘暴的壓迫與仇恨。

一九四八年，當我在北平的時候，做地下工作的各佛教組織代表秘密來拜訪我，商研是否有團結一致對抗共產主義的可能性。我們談得時間很長，他們告訴我說，他們決心對共產主義作戰。在那次談話中，一位虔誠而勇敢的佛教徒曾鼓勵其他教徒堅定信心，團結努力。聽說這位佛教徒目前正在大陸上從事反共運動。實在說來，曆千百年而不變的佛教哲學，現在已因環境的不同而產生顯著的改變；從古老的默念的神秘主義，一變而成為積極反共的動的哲學。我敢說，共產黨決沒有想到一個闡揚和平主義及出世的宗教竟在麵臨毀滅的威脅下而變成反共產主義的堅強份子。但這確是實在的情形。佛教徒的地下運動，乃是對抗所有共產主義教條及行為的強大作戰力量。

儒學自始便使共產黨感覺頭疼，因為它有一套積極的倫理信條，以王道及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為基礎。這又和共產主義恰好相反。共產主義教條是反倫理反家庭的；它反對任何權勢，隻有共產黨權勢除外。

儒學雖然被稱為具有宗教及哲學的兩種性質，但若幹外國批評家及中國學者都否認它是宗教。但孔孟學說中的若幹點已經發展出西洋人所謂的宗教的意義。無論如何，儒學已經成為千百萬人的宗教代替物。

但是孔子實際並沒有一套哲學係統或宗教，他隻著重於一項哲學課題──倫理──並把倫理主張實用在政府事務上麵。毫無疑問地，共產黨也要毀滅儒學。

黨共產黨占領安國不久，我曾參加共產黨一個全麵攻擊孔子的大會，當地縣民也有許多參加。當共產黨狂號怒吼的時候，聽眾們都心驚膽戰地靜坐不勤。主要講演人是一個弩著眼睛的年鞋人，顯然他是個老資格的共產黨員，已經受過重要階段的共產黨訓練。後來我才曉得，他已經逐步完成村，區，縣的訓練中心階段，並將被派到延安「大學」受訓，然後再派到莫斯科「研究院」攻讀，那裏乃是若幹特殊選拔的中國青年接受一連串文化奴役訓練中的最後地點。

「中國要滅亡了」！他喊著稅：「中國成為帝國主義者的俎上肉，中國已經被洋鬼子榨取枯竭了，現在日本小鬼子就在這裏用槍炮飛機炸彈轟轟地殺害我們！中國何以這樣衰弱呢？我可以告訴你們原因！那全因為中國人追隨孔子，而孔子的思想是落伍的。他不像今日共產黨那樣眼光遠大和前進。儒學已經使中國人成為奴隸，在近代世界裏把他們束縛在舊的思想上麵。共產主義是今天的進步思想。它可以把你們從奴隸狀態下解放出來。它可以使你們在近代世界裏更有權勢更受尊重，因為近代世界隻尊重權勢和力量！

第五章破壞中國道德傳統

共產黨一方麵摧毀宗教，另一主要目的便是毀滅中國家庭生活，他們拆散夫婦，分離父母子女，企圖擊毀家庭製度的力量。他們鼓勵年輕人嘲弄年長人，並戲謔傳統的家庭習慣。這雖使人發生反感，但還是比較緩和的初步手段。更嚴厲的步驟隨後就來。　　最初，他們特別嘲弄「孝道」，及孝道的一切精蘊。「孝道」一詞，在中國社會史和政治史上占有極重要的地位。孝是人倫之本，推廣而及於人類的行為規則，並且是政治結構的基礎。從中國四千年前有史以來，孝道一直是齊家治國之本。　　

古代的精神生活，起於崇拜及奉祀各種重要的自然現象。除去龍王，風神，水神等以外，最高的神便是「皇天」（即上帝）。與「皇天」相對的是「後土」。神和人之間沒有什麽顯著的劃界，人死後都成神，都受著後代子孫的膜拜。社會學家認為這種奉祀祖先的風俗，起於孝的推廣，但逐漸地含義縮小，奉祀祖先是想祈求死者的保佑。

許多中國人都沒有正式的宗教信仰。他們既不是佛教套b，也不是道教徒；不是回教徒，也不是基督教徒。但極少有中國人不信仰先聖孔子，不把崇拜祖先做為生活中一部的中國人，更屬鳳毛麟角。在共產黨未以文字及暴力宣傳以前。幾乎沒有一個中國人（極少的下流忤逆子除外）是不具有孝道觀念的。

中國人承繼下最重要的活的文化，時間可以追溯到石器時代。幾千年來傳襲下的道德遺產，乃是文明道德的寶藏和個人禮儀的法典。最低賤的中國人，縱使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也分有一部這樣的遺產。

中國家庭是中國文明的骨斡。它本身就是一個整體，在舊日帝製時代，皇帝便是所有中國家庭的家長。中國人給他們廉正的地方官吏一個美名──父母官。中國的「家庭」是指整個家庭而言──父親，母親，兒子，兒媳婦。若幹家庭合成一個宗族，一縣裏的若幹宗族不僅構成一種良好的互助體係，並且是好政府的保障。一個人或一個家庭也許不敢控告一個貪汙的縣長，但若幹宗族聯合起來便可以向政府訴願請求撤換縣長。

在中國家庭裏麵，權力是自上而下的。一家裏年歲最高的人──不管是男人或女人──是老家長。這位老家長也許是一位老祖母。所有兒子，孫子，兒媳婦都須聽從她的命令。

家庭製度具有多年來累積起的龐大力量。這種製度剛好和共產主義的理想相衝突。因此共產黨便運用他「分而治之」的手段來摧毀家庭製度。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當我活在共產黨統治下的時候，我親眼看到他們繼續斫伐家庭製度的枝幹和根。

有一天，我在裏上村聽到一件故事。村子裏有一位年輕的媳婦孟淑蘭，年紀不過二十四五歲，性情活潑而有大誌。這兩點個性引起了一位共產黨工作人員對她的注意，他立刻看出她可以替共產黨拉到一個新黨員並摧毀一個家庭。最初，他僅是花言巧語地諂媚她。然後又設法在她和她的公婆之間製造□紛，而使她和她丈夫之間發生裂痕。　　他有時問她說：「你為什麽要把你的一生和你的天才浪費在那些老頑固的身上呢？他們從來也不關心你的一切。你不應該像他們或村子裏人們那樣守舊。你不像他們那樣愚蠢。你很有本事！你可以成為新中國的一名婦女領袖」。

他誇獎她生得很漂亮，因為中國共產黨引誘婦女的方法是先獲到她的好感。然後他再舉出其他國家共產黨婦女的「成功史」，和懷有大誌的中國婦女──如孟淑蘭──相比。例如西班牙的帕新娜拉是一位早期的女英雄，中國也有一位附從共產黨的女英雄宋慶齡。

共產黨主張愛情已經走過幾個曆史階段。第一階段是「封建式的愛情」，婦女聽命於丈夫，依賴丈夫，「成為他的一部份財產」。他們輕蔑地認為「資本主義愛情」是人類關係的一種交易市場，「婦女出賣她們的容貌，青春和肉體以換取男人所供給的享受和舒適」。共產黨藐視西方人在婚禮時所贈的珠寶，貴重禮品，和物質享受的允諾，更看不起文明社會中男人在求婚時所附帶的倏件──優良品格，勤勉和負責的天性，願意接受保護一位女人的責任，他們所希望建立起來的家，和所希望的孩子。在共產黨世界裏，男人追求女人時是允許使她成為「婦女領袖」，並且如果她的思想堅強而殘忍時，更可成為「世界革命中的重要人物」。這實在是一種奇怪的刺激物，但是它在孟淑蘭身上卻發生了效力。

當那位工作人員看到時機成熟時，他便把孟淑蘭帶走。最初，孟淑蘭對他們的事還感到一些內疚。以前她對她丈夫並沒有什麽不忠實的地方，但漸漸便有些心意活勤。她的愛人替她想好一個逃奔的妙計。在他的指導下，她表示出特別懼怕日本人；當那年日本軍隊發動春季攻勢的時候，安國四鄉再度淪為戰場，她借「逃難」為名而脫離了她的丈夫和家庭。

她離開家鄉三年，並且加入了共產黨。當她再回到村中的時候，她已經成為她那區的共產黨婦女協會主席。當中日戰爭結束共產黨公然發動他們攫取中國的運動時，她已經成了正定，　城和無極三縣的共產黨婦女協會主席。

自然她要棄絕她的第一位丈夫和家庭，在共產黨當局麵前公開控訴他們，看著他們「以反動份子」罪名──這是在莫須有罪名下懲罰犯人的最好藉口──當場受到懲處，並且做出一個榜樣給其他婦女們看：一個中國共產黨婦女應該怎樣「帶頭前進」。

在無極城西郊，我還看到共產黨施用狡計毀掉一個家庭的實例。這一次他們是努力誘使一個少女和父母脫離關係。他們選擇了一個生活最美滿的家庭──父親，母親，兩個兒子和一個溫柔美麗的姑娘。一個共產黨農會的青年委員何春山，選中了這位十九歲的姑娘劉維琴是他發泄色情的對象和政治目標。劉家非常保守，具有中國舊式家庭的最優傳統習慣。這位年輕的姑娘不準白天到大街閑逛，黃昏後便不準走出街門。一般中國舊式家庭的年輕婦女，大部受到這樣謹慎的監護，在兵荒馬亂的中國社會中，可以免去許多不測。何春山決心要討她作老婆。他無法在街頭上和她碰麵，並且他也不能隨便走進她的家裏。但是他藉著共產黨軍隊來撐腰，畢竟在她的父母反對之下走進家裏去訪問劉維琴。

第二編赤禍洪潮施孽

第六章日本侵略促進了中國赤化

中國共產黨老早就看清，他們必須與國內阻礙他們的自然因素作繼續不斷的搏鬥，同時他們更曉得還有若幹其他因素是有利他們的滲透和進展的。一方麵他們假借著「愛國主義」和「戰爭努力」等美名來繼續推進他們的思想，政治經濟戰術。另一方麵，當時的人民正在極端慘酷的艱難中。日本軍隊正在蹂躪著中國，日本人的每一次新勝利，便等於一個獸行與恐怖的新周期。人們已經長時期沒嚐到和平滋味了，極切地相信紅軍的愛國主義高調，和驅逐日本侵略者的決心。這種情形使共產黨有隙可乘。人民不相信一個中國人──任何中國人──會像任何日本人那樣壞。在初期戰爭中，日本人的敵對行動，使單純而和平的中國農民變成強烈激奮的愛國者，對任何其他中國人所告訴他們的任何事情，都會相信。

這時所形成的表麵聯合陣線，共產黨給蔣委員長及國民政府所保證的忠誠與合作，使人們誤信中國軍隊已真正團結一致，保衛祖國，保護人民，驅逐日軍。共產黨對日本人的作戰，隻是他們征服中國運動的一部份。他們不僅是做軍事戰爭，實際上他們利用戰爭機會為擴建本身軍事力量的藉口，他們特別注意其他方麵的成功──不僅是軍事勝利。他們在思想方麵，政治方麵，經濟方麵，宣傳及外交方麵，都像在軍事陣線上一樣的作戰。軍事行動在他們的全麵運動中僅是最不重要的一部份。

我記得當呂正操到安國縣後五個月，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我會去拜訪他，要求他釋放玉縣長。那時呂正操是河北省中部共產軍司令。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他駐安平的司令部去商談某些問題。呂正操曾到高陽去過三個月。在這期間裏和呂正操返同後的一個月內，王縣長曾良好地服務於安國縣民。我們還會記得，王縣長是共軍抵達安國不久後經人民合法選出的，但是呂正操對他的當選極感不快，準備由自己的腹心人出任此職。實際上，呂正操已經選出十五個部下，準備在他離開的三個月內替他執行縣政。但由於王縣長的勇敢和技巧，和縣裏士紳的合作，在呂正　還未離開之前，這十五個人已被削減成四個人。這四個人的工作也被有效地控製住，直到一月間呂正操返回後，他才揭開假麵具，偽造罪狀把玉縣長逮捕。現在王縣長已經身陷縲絏，我深知他的被處死刑隻是時間問題。

三月二十四日我去看呂正操。我這次去看他，不僅是為了學校和捐稅問題──這些問題我已經向他提出，作為首要事項──而也是為王縣長說項。但這件事必須以最漠然的樣子透露出來──一種隨便問問的態度。呂正操以熱誠的態度歡迎我。「同誌，上次會麵以後一切如何」？他問道。

像往常一樣，他還是香煙不離嘴，一支支地抽下去。副官們一麵走出走進。在我們談話中，經常有人不斷地來來往往。一位副官拿進幾本雜台，做出一陣強烈的新鮮油墨味，顯然是剛剛印好的。呂正操拿一本遞給我。

「同誌，你真不錯，當我們初到安國時，你曾讓我們使用你的印刷機。我很高興送給你這本「紅星雜台」，呂正操說。

他拿起毛筆，沾好墨水，在封麵上用大字題上我的中國姓名。我笑著向他道謝。當我回想起去年十月間他的一位勤務兵跑到我的房裏，要我印刷他的宣傳圖片和告示，宣布他的抵達及決心抗日的愛國行動時，我的笑容便變成憂鬱的強笑。

我以極大的好奇心和真正的興趣研究那份雜台。那是一種職業性的作品，印刷精美，從頭到尾都是讚揚共黨的文章。我不曾發問，因為我知道都是在河間的共產黨印刷所印的。現在那所印刷所已經成為共產黨的機構。他們在那裏沒收了一所耶穌會的報館，因此能夠印刷日報，書籍，和這本雜台──我首次看到的中共雜台。在內地的縣份裏，這種工作乃是對他們工作效率的一個貢獻。

我隨便作一些空泛的批評，並道謝他贈我的雜台。我正想向他提起王縣長的事，他好像是料到我的心事，他搖一下鈴說：「我請唐縣長來。你和他會個麵。你會多方協助縣政，你又熟習這裏的民情，我相信你願意把你的經驗告訴他」。

幾分鍾後，呂正操的腹心人，王縣長的繼任人露麵了。

呂正　介紹我們相見。他談到日軍已經逼近，安國可能立即遭受襲擊。他顯然是不願意給我充份時間討論我要提出的問題。我提到學校和捐稅問題，他建議我和唐某商討。於是我又提到王縣長被囚禁的問題。因為我是他的顧問，在他離開安國時我又曾被派為縣視察，所以我能極力利用這點權力討論這項問題。

呂正操很感困惱，但是顯然的，他認為表示出不悅乃是不智之舉。他同意「考慮」王縣長的案件。他允許我的請求，讓我當天去探視王縣長，同時，就我來此之便，邀請我參觀安平的軍事學校，在那裏有三百多名共軍後備青年軍官在受訓。

如果這個軍事學校有什麽特色的話，我恐怕我並沒有特別看出。因為在這個河北省縣份裏，我會以溫暖親切的心情，把它當我自己家一樣的看待，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敵人麵孔的展覽──列寧、馬克斯和史達林的像片。同時我又看到一張從未看過──以後也再沒在任何中共區看過──的列寧夫人像片！

稍後，當我到獄裏看望王縣長時，我把這情形告訴他，他搖了搖頭。「中國共產黨將毀滅中國。他們將利用日本的侵略來追求他們的目的。他們所殺的中國人，會比所殺的日本人多。你會看到這些情景」，他淒慘的說道。

王縣長所說的都是實話。如果不是日本侵略，共產黨在中國決不會成功。日軍的暴行，燃起了中國人愛國的火　，壓迫愈甚火　也越熾熱。在華北一帶，當戰爭初起時，在日本人控製下的人們，比那些沒有受過敵人暴行經驗的人們，更具愛國熱忱。華南在未領受日本殘暴經驗之前，還未懷有與華北人民同一之感。共產黨很快地看清此點，便利用這機會來爭取自己的利益。

第七章共黨深深滲透

現在我和共產黨的戰鬥展開了。那是一種智鬥。呂正操和我都曉得，我們彼此間無論如何閃避敷衍，微笑掩飾，我們都無法成為「同誌」──不論就共產黨意義來看，或就基督四海兄弟的意義來看。呂正操對這點是欣然接受無甚痛苦的，因為他既知道德觀念，又無倫理觀念，僅效忠於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又是爭取勝利不擇手段的。我必須牢記，他雖不可救藥，但總是上帝的子女。我不能寬容自己而仇視此人。我隻能仇視共產主義，並誓證以全力把它消滅。

呂正操在各方麵都比我占優勢，但我的精神資產與資源，和我對上帝的堅定信仰，是他無法比上的。他有軍隊，他可以施用殘暴無情的手段。我卻也有少許用途──呂正操有時候還需要我。但是我們彼此之間，對我的立場從未誤解。從開始我就告訴他說，共產主義是我所厭惡的，我僅能在他們抗日的時候才能協助他們。我強調向他說明，我不許可他們用我教會裏的印刷機作為宣傳共產主義教條的工具。

「我隨時準備成仁」，我告訴他說。「我寧願死，不願作任何違背天良的事」。

我第一次和他會麵的時候便曾向他這樣表示。那時我是以民選縣長的身分去見他，要求辭卻臨時縣長的職務。他發覺縣長竟是一位天主教神父時，曾大吃一驚。當我告訴他我隻是暫代縣長以待移交於中國當局時，他更覺驚奇。他想不到我會承認共產政權，因為他知道我曉得，不管他自稱為「人民軍隊」將軍或「抗日軍隊」將軍，都不能改變他共產主義的特質。

但是現在他也曉得我看出他們是偽裝愛國抗日。對我來說，這等於賭鬥的開始。我現在必須發展出一雙「夜眼」──這是共產黨士兵應具的三大要件之一。（我已具有其他兩件：「鐵腳」能做長征，和一個能挨餓的肚子）。我曉得從此以後要出現一幕貓追耗子的遊戲。我不但開始對任何事情更加留意，並且將聽到見到的事物都記錄下來加以審慎分析。隨時有機會便把我的法文筆記寄給北平的一位朋友，托他轉郵給比利時的一位友人。後來我被迫從中共區逃出後，在一九五零年把這些日記收回，日記裏所載的，是我初期和共產黨相處的經驗。一九四三年我被日本人逮捕，來不及把較近的筆記和手稿藏到教堂的牆裏。當我被禁兩年多被釋返回安國時，曉得收藏的地方已被發覺，因為那些筆記和手稿都不翼而飛。所幸我能回憶自己寫過的東西，使我能重新把人名、地名、時間都一一重寫出來。更因這些經驗是如此慘痛，使我畢生難忘。

我第一部份詳細的研究，是關於共產黨使用莫斯科主子所授與的藍圖，用各種邪e手段，滲透中國的方法。第一步是「階級鬥爭」。中國共產主義主要是用階級鬥爭來完成目的，中國像蘇聯一樣，是以農為主的國家，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都是農民。工業中的貧苦階級，集中在上海、漢口、太原、瀋陽、天津等幾個大城市裏，僅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一。在農民裏麵，實際沒有什麽顯明的階級存在，因此共產黨必須造出階級的分別，以便煽動階級鬥爭。這是共產黨藉辭攫取人民財產或殺害人民的最有效手段，不管他是不順從，不合作，或被認為是無用的分子。共產黨把農民分成五類，按照計畫使他們變為五個階級。即富農、小康、中農、貧農及雇農。決定一個人的階級並沒有確定標準，一個村莊上田地最多的便被列入「富農」。其他按照比例劃分。劃分的尺度，伸縮性很大，按各地情形而不同，這個村莊上的「富農」，在另一村莊上可能就是「中農」。

貧農和雇農被選作組織裏的基幹，從此點發動對其他階級的攻擊。攻擊其他階級的方法是依照共產黨的一項理論：財富僅能由勞力產生，因此「榨取」貧農及雇農而獲到的財產必須由黨方用武力收回。財產之攫回必須予以完成，甚至得使用暴力或流血。達成此目的的重要方法共有四種。第一是翻身會。把工人和雇農聯合起來，變成他們原來主人的主人。第二是複仇會。使窮人向富人報仇。第三是清算會。用「償還舊債」的方法，共產黨找到一個搶掠富人的最好藉口。每一個活著的人或他的祖先所曾做過的任何「壞事」，都須累積利息償還。一件真正的壞事或莫須有的壞事，自然永遠可以找到。第四，貧苦農會，即窮人和雇農的組織。這部份人比其他任何人都享有優先權，直屬於共產黨中央政府行政機構的指揮。

第二項和第三項辦法有極相似處。因為共產黨非常講求表麵的公平與合理，和事事物物的「適當麵目」。這兩種方法的區分，表現出共產黨心理的無微不至，經常策謀把實際情形隱藏在偽造形式的背後。階級鬥爭的手段。僅用來對付非共產黨和反共產黨分子。共產黨利用「公審」或「人民公審」打垮中立者和反對派。以期使他們變成黨裏的有用分子。在推行這一方法時，共黨對他們加以監視、調查、刺探，並指使旁人對他們加以刺探，隻在對他們的家世、背景、習慣，生活方式和思想獲取充份情報。常情報搜集齊備後，便開始以各種不同方法對這些被犧牲者進行工作──說服、恫嚇，公開攻訐及汙。任何方法都可以加在一個人的身上，目的隻在使他變成共產黨。共產黨屈服一個人所用的方法，猶如訓練一集狗似的用盡耐心。他們無情的效率令人戰栗。

經過這一階段而贏到馴順與服從時，被犧牲者便可幸免一死而開始為共產黨馳驅。但共產黨還對他監視態度。實際上他們將是水遠監視他的。反之，無法轉變成共產黨的人們便會遭受誅戮，外國人則被驅逐出境，最後並被驅逐出國。如果他們發現某人有危險性時，不僅把他殺掉並且屠滅他的全家。這些及是共產黨的邏輯，說起來很簡單：對共產黨沒用的人都須除掉。

第八章第一次被捕

共產黨所用的恐怖政治，是一種暴行製度，從早期對日戰爭時，共產黨便開始加於其自己國人，這一點我在上麵已經談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開始使用在在中國的外國人身上。當共產黨擴充速度逐年加速，直到最後控製全部中國大陸，他們更使用出極端的恐怖政策──大規模屠殺──作為他們黨的政策。但直到一九五一年春夏季之前，美國的報紙雜台，尚未詳細報導共產黨大量屠殺中國人的新聞。在若幹情形下，共產黨開始利用所謂「合法辯護」的滑稽劇，將被犧牲者定罪，而完成了千百萬人的誅戮。他們對被逮捕的人，都加以「反革命」的銜頭，予以處決。

那時候美國的兵士與陸戰隊，在韓國的激烈戰爭中負起重大責任已逾一年。聯合國最初是以「警察行動」去製止北韓共黨侵略新興的大韓民國，直到毛澤東看到北韓麵臨慘敗而自中共大陸衝下後，這場戰爭就變成全麵戰爭。

恐怖政策，開始是用蚊子吸血的戰術，如匿名信及恐嚇等，然後發展到階級鬥爭的各種恐怖手段。實際上，用階級鬥爭所維持的共產統治，因恐怖氣氛的彌漫而鞏固。最初，共產黨努力造成人民不敢觸犯共產黨規律的恐懼。然後，當黨裏的黨員在執行黨的職責與任務顯出疏忽或冷淡時，便每年舉行幾次整肅。這種整肅有雙重作用：把領袖認為有危害於主義的一些「弱點」予以移除，同時使人民不斷地增加恐懼心。這樣，在恐怖之潮的起伏下，使人民變成微弱馴服而易於控製。

起初，共產黨在鄉間比在都市裏更為殘暴無情，不與他們合作的人，被消滅得比城裏要快。他們在逮捕或處死人犯前，總是先捏造出一些假仁假義的口實；但有時也突然闖進一個曾經發表過反共言論的人的家裏，立即予以處決。

在我常去講道的一個望梅小村子裏，有一個心直口快的人叫王立貞。他雖然常給共產黨很大幫忙，但卻時常批評共產黨。比較謹慎的朋友們勸他慎重一些，他隻是一笑置之。

「你不必過慮」，他說。「我和共產黨關係很好。我幫助他們。我們彼此了解。我是一個獨立份子而有獨立思想的人。我覺得有必要時便對他們加以批評。」他說。

「你的獨立思想正是共產黨所不能容忍的」。一位聰明的朋友告訴他。「隱蔽起你的思想。不要多言多語」。

但是王立貞是一個頑強而自恃的人。他聳聳肩說：「我還要說，我沒有可怕的。他們曉得我協助他們，我們的關係非常好。我可以批評他們」。

在一天夜裏，幾個共產黨跑到他門前，用高聲而友好的口吻喚他出來。他的直覺警告他，他靜悄悄地聽著，沒敢到門口去開門。

外麵領頭的人開始責罵他失禮。他對此僅作冷笑，同時，他開始懷疑他以前的行為是否聰明，他決心不去開門。他總以為過一會這些人便疲倦了，那時便會雲消霧散。他的驚慌並非無理。

外麵的喜笑聲和花言巧語愈來愈甚，王某已經把手放上門上準備開門。他的妻子將他推開，倒在他的腳下。用力把他雙腳抱住。她恐懼得戰栗，請求丈夫不要開門。

王某和共產黨的戰鬥繼續了多時，最後他被說服，讓步開門。王某微笑著同他們打招呼。他們的態度也很和靄。突然兩個人捉著他的臂，這群人蜂擁而上將他帶走。後麵傳來他妻子的嚎啕聲，他絕望地回頭看了一下，因為他曉得他再不會看到妻子、家和孩子了。

一路上共產黨取笑他，汙辱他。全村人都躲在家裏，不敢出頭。有幾個人曾經偷看，當抵達村外郊野時，騷鬧取笑聲變成拳打腳踢和棍打。他們看到王某被拖走的方向。

稍後，在黑暗中共產黨又走回來，王某已經不在了。消息傳出後，王某的朋友跑去找他。離村不遠，發現到他的屍身。他倒在血泊裏，死在亂刀之下。兩位朋友把屍體翻過來。另一位朋友用一件衣服蓋上他被砍下的頭，死人頭的眼睛放出恐怖的凶　，顯然是他還未即閉眼便死在利刃之下。

王某不是共產黨，他曾和他們友好，並對他們予以協助。他的罪名是由於他頑強地保持他批評的權利。王某的被謀殺僅因他堅守著中國人傳統的獨立自由的談話，所以他的慘死深深影響到鄰人。共產黨對非共產黨或反共產黨的恐怖手段，有時他用於黨內的同誌，作為製壓黨內叛逆的有效方法。我熟記一件這類的事情。

戰前，在一九三○年代初期，安國縣一位地方監獄所長，是一個不拘小節的人，為人不算很好，也不算很壞。他的最大缺點是酷愛杯中物和懶散舒適的生活。後來丟掉了工作，跑到其他地方，此後我有好多年沒看見他。

一九四一年，當安國和河北的大部份都淪於共產黨控製時，我開始特別小心，在那時我又碰見他。

某天清晨二時，我正在教區內一個小村莊上的教友家裏聽取懺悔。幾個人跑來告訴我共產黨已經曉得我在這裏，鎮上的警察所長正在跑來看我。

「告訴他們我在睡覺，等一會我見他們」我說，因為我還需要時間完成職務，並須集中精力準備鬥智，但在不旋踵間，一位沒有武裝的共產黨已經追蹤而至。主人隻好請他進來見我。我認出是老相識──以前安國縣的監獄所長。我們熱誠地打著招呼，但我的朋友都感覺懷疑。他們立刻擁進我和那位共產黨談話的房間裏。一個人拿進茶杯，另一個人開始掃地，慢慢地小心地掃來掃去，第三個人又拿進衝好的茶水，另一個又在忙著整理桌椅。這些行動自然都是為拖延時間，中國人作事常需要充足時間以考慮行動方法，當我這些朋友作這些多餘的小事時，他們正在分別計畫，如果這位共產黨對我的安全有任何陰謀時，怎樣使我逃脫。

最後這位共產黨發怒了，命令每個人都出去。他們緩緩地勉強提步走出，用悲憫的眼色偷看我，我神色自若地向他們微笑。

第九章死人複活

我在回安國的路上，追憶著我所看到和所經曆的一切，追憶著我所認識的這個野蠻主義。我回憶所有我和共產黨官員各委員的談話，各反對共產黨及接受共產黨的中國人的談話。我特別想起呂正操的嚴厲警告，假如璦現我再從日本屠夫手中拯救任何中國人的話，便要把我槍斃。我開始驚駭，假如這要是中國的新生活方式時，我將何以自處，我特別想到將如何應付眼前的處境。我一麵想一麵禱告，因為我知道如果沒有上帝的幫助，我便無法應付麵前的困難。上帝在這裏回答我了。　顯示我，要我在這痛苦的屠場中，須像一個外科醫生，在所有情形下應做堅決敏捷的決定。我必須決定，變成一個澈底的客觀的外科醫生，抑製住對人類趨於墮落所生的恐懼與羞憤的反應。我看清我必須以全副精力和共產黨周旋。我必須這樣做，這不僅是為了冷靜的心情快慰，和智勝共產黨拯救他人和自己生命的滿足，而是為了心裏的一個意旨，一個正當和道德的意旨墓──在道德淪亡的沙漠中扶植起一個端莊的綠洲，建立起反抗共產主義爭取善良的有組織力量。

我的心情現在已較安適。我知道不管麵臨如何困難，我可以使自己像銅鐵一樣堅強。由周圍的跡象和緊張的事件，我已看出從今以後恐怖將成我的日常生活。所幸我已經決定培養出一種與共產黨冷淡相處的外表，同時堅強我的精神，因為兩位與我親近的年青人，在恐怖政策之潮泛濫時，已成早期的犧牲者。

王其森曾在四存學校讀書，四存是以反共著名的學校。當戰爭開始時，王某便參加了政府軍隊。早期對日戰爭中受傷，成為終身跛足。他有堅定的精神和助人的熱忱。他曾問我做些什麽事業好，我建議他在村莊上開辦一所學校。他極熱心地同意，不久之後，便有了十七個年青學生在他的諄諄教導下讀書。他不收學費，村民們自然都極為快慰。當他的學校正在蒸蒸日上時，我聽到共產黨在搜殺四存畢業生的消息。在一個縣份裏，共產黨曾處死三百多名該校的畢業生。這消息使我很感焦慮，我便勸告王其森加倍小心。

「可不必怕」，他說。「全村的人都愛戴我，不管怎樣不會有危險」。

我告訴他另一位王某的故事，那人曾堅信他不會遭受危害，就是王立貞。他有頑強獨立的精神，他相信與共產黨的良好關係可以保護他不會遭到就地處決。王其森自信地微笑著，告訴我不必擔憂。

不久以後，他告訴我將要和同村的一位十八歲姑娘結婚，那是我的一位教友。那時王某是二十五歲。自然我很高興，並為他們倆人快樂，但我再次警告他，危險還沒有消滅。我現在對四存的消息知道得很多，我確知共產黨計晝消滅該校的全部畢業生和學生，那學校乃是反共的最強堡壘。

「你結婚後就不是單身了」，我說。「你將有家庭的負擔」。

他一再請我安心。後來我在安國教會替他們主持婚禮。他們當天下午回到家去，臨走時麵帶笑容，快樂的情緒充溢眉稍，我向他們握手道別。

緊接著第二天，新婚的太太痛哭著跑來。他告訴我說當天晚上他們回到家裏時，許多親友們已經聚集那裏祝賀他們的婚禮。宴席已經擺好，樂隊都已到齊，全村人都來參加慶祝。

共產黨對王某的一切都已注意：王某的決定結婚，他的快樂，輕鬆心情，他一心專注於未來計畫。共產黨在等待時間。

當王氏夫婦從安國返回村莊時，共產黨也混進祝賀的人群裏，在大家還未發覺時，已把王某逮走。

新娘悲痛驚恐得發狂。我把她送到修道院，交修女看顧。我當時情感激動，準備立即到該村去，看看能否有辦法。但我曉得我必須慎重。我沒有希望找到活著的王某，我很清楚地知道他被注定的命運，我僅能痛恨地遺憾未曾堅持請他離開家鄉到自由中國去。我派了一位教友到該村二十哩半徑內訪問各村，是否誰能知道那天夜裏有人被活埋，或者曾有特殊事件發生。

這位教友每天跑出去訪問不同的地方，三個星期過去了，我開始看到這是一個無結果的搜求。後來有一天，這位教友和來自我們搜尋半徑十哩外的農民談話中間，講到共產黨曾在他的耕地旁邊處死一個人。幾星期前的一個清晨，他沿著地邊散步時，發現一條新翻過的地麵已被踏平，附近留有許冬腳印。

這道消息已經足夠了，我要自己去看看。離王某被捕的地方三十哩以外，我找到了他的屍身，在一個六尺深的狹長壕裏，活活被埋死。

一九四○年五月、六月和七月，在博野有三百六十人被殺，在定縣有一千七百人被殺，在安平死一千二百人，在深縣死兩千人。被害的都是老百姓。他們被屠殺的理由很多，但主要原因是共產黨恐怕這些地方的人民會起來反抗他們。在這三個月裏，不僅是這幾個地方舉行大屠殺，因為這些地方靠近安國而為我熟知，所以我能作下正確的數字記錄。更有多少人在別處被殺，我不曉得。

在一般情形下，共產黨常常借用某個事件，來完成他們的目的。一九四零年二月，日本在這一帶曾發動攻勢，於是又給共產黨一個屠殺反共人士的藉口。一位袁曉岩先生被控給日本軍隊做向導。他確實不曾做過這種事。實際上他是一個熱烈的愛國分子。他和另一位陳褸秋及陳妻及陳妻的叔父都彼活埋。這些都是忠誠的農民，住在離齊村很遠的地方。他們都是老式的中國人，不喜歡共產主義，因此被殺。在這同一小村莊內，賀龍曾在三個星期裏活埋七十多人。這些事並非根據傳聞，賀龍在齊村屠殺以後，我曾走過這個村莊和其他村莊，曾親眼看到野狗嚼死屍的慘劇。

數以千計的中國人，在早期幾年裏都遭受同一命運，因為活埋和砍頭是共產黨所喜歡用的兩種死刑。

僅有一個人曾從死裏逃生，他已被迫為自己掘好墳墓，然後爬進去，共產黨開始鏟土把他活埋。那是房村的村長張樂康，一位體格健壯的農民。那時日本人有一條軍用公路通過離房村不遠的地方。該路原擬穿行房村，但因村民常對日本侵略者加以打擊，日軍放棄了這條線路。這條軍路由許多堡壘保護，沿路每隔濕二三哩便有一處堡壘。此種堡壘是一個塔樓，外麵掘著深壕並圍起鐵絲網。壕溝與塔樓之間設有吊橋，在夜間吊起，由守衛輪流監視。每一堡壘約有二十至二十五人防守，內中通常有十至十二名日本人，其他是中國偽軍，並且有共產黨混進。這條公路橫穿過紅軍的占領區。日本人建築此等公路，企圖把鄉鎮據點聯絡起來，從而控製全省。當聽到有人走近軍路時，他們的機槍便可以密集掃射，這樣，他們可以利用軍路來運輸供應品。他們對此地區的紅軍並不太在意，因為他們主要在於為主力軍事行動運輸供應品，自然也擱下去。

第十章暴刑

一天，我在陳魯集一個我所轄的教區裏悲傷地完成早課，因為主持這教區的神父已經被共產黨逮去了。村裏的大鍾響起來，以前那位神父的仆人驚慌失措地跑來告訴我，共產黨已經使村長傳命，召集村民在一個廣場上集合，這廣場原是孩子們的遊戲場。「神父，你也得去」，那年青人說。「每個人都須在十點鍾到達那裏」。

鍾聲又響起來，那沉重惡兆的鍾聲，使我憂鬱。我再問那個年青人時，他已經驚恐得講不出話。我決定自己去看看共產黨又要搞什麽花樣。

我到達廣場時，全村的人都已集合在那裏，年老的，年青的，男的，女的，以及小孩子們。小孩子們同他們的先生站在前排。我打聽一下共產黨把我們喚來有什麽事。一個人對我耳語說：「要我們來看出紅差──砍頭」。

他的同伴靠近我的肩膀，用手掩口低聲說：「這是一次大紅差，聽說受刑的很多，有十個，還許多」。

「他們犯甚麽罪？」我問。「他們沒犯罪」，那人辛酸地說，「他們是學生，在張村的反共學校的學生」。

「四存學校」？我問。我必須要振作，停止戰栗。

「是的」，那人說，他推一下我的肩膀，「看，他們來啦！你看那些孩子們，那些畜生們要孩子們親眼看這種可怕的事！」那人抖戰起來，用腳恨恨踢地地顯得憤怒而痛惡。

我的記憶又湧上心頭，我年青的朋友王君也是那個學校畢業，當共產黨有計畫地捕殺該校畢業生時，他曾被活埋。我禱告上帝賦我力量；我必須像一個冷靜的客觀的外科醫生，我必須不讓情感和激動所征服。我必須注意觀察，不讓那些混在人群裏作刺探工作的紅色魔鬼懷疑我已由於情感的突變而陷於病態。

我後麵的那人已經說過，「他們來啦！」我現在看去，一隊年青人，多數穿著農裝，雙手背捆著，被領向這塊空場。他們是如此年青，如此年青！

一位共產黨向他們狂叫發令，他們被迫跪下，麵向著人群。共產黨又下令這些年青人跪著彼此移近，直到每人相距不到一尺遠。我數了一下，一共是十三個人在晨光中跪在那裏。北方原野吹來的風，掃過他們年青的麵孔。

這些是純良的中國青年，是優良剛直的，他們之被清算，就因為他們剛直。守衛的民兵，開始後退。一個共產黨官員高讀一篇冗長的罪狀，「叛逆」一詞不斷從口中跳出。

人們沉靜無聲，麵孔顯出不恥的樣子。每人都清楚這些青年，知道他們不是叛逆。四存學校是一個最民主的學校，校長具有新思想，實行半工半讀製，是一種新的訓練方法，使無力出外就讀的學生，至少可以獲得一些知識，學習一些讀和寫。這種教學曾獲到很大成就，如果不這樣給青年農民一點知識，他們將永遠毫無所知。如假以時間，將可使廣大的不識字地區，普遍獲到一些教育。

人們聽到這些捏造的罪名，知道即使這些青年想做賣國賊也沒有機會，因為在這區域裏並沒有日本人。

由於這種奇怪的意識存在，他們曉得何時停止長篇漫罵的胡說八道，共產黨首領開始同時發布兩個命令。他令已嚇得麵白發抖的教員們叫小孩子唱愛國歌。同時作手式叫劊子手開刀。劊子手是一個凶恨結實的年青共兵，膂力很足。那共兵來到第一個犧牲者後麵，雙手舉起寬大銳利的大刀快如閃電般的砍下，第一顆頭應聲落地，在地下滾滾轉，鮮血像湧泉般噴出。

孩子們近於歇斯替裏的歌聲，變成了不協調雜亂的啼叫聲。教員們想打著拍子將喧囂的音調領上秩序，雜亂中我又聽到鍾聲。

我們看著那劊子手像閃電一樣，自右而左，一刀一個，跪著的學生們迅速都變成了刀下鬼。那劊子手砍完一個再砍第二個時，看也不看前一個，毫無意思去看看砍得結果如何。他雙千把刀揮動了十三次。陽光反映在刀片上，最初是耀眼發光，隨即被鮮血沾汙而失掉閃爍。那劊子手揮刀十三次，每次都準確地把鋼刀從頸間兩塊小骨之間砍下，從無一次失手。他頭也不轉地揮動大刀，當砍完最後一個──第十三個人頭時，他把刀扔在地上，頭也不回地揚長而去。

當我用迷蒙的眼看到這一幕時，我冷靜地想，那劊子手雖然這樣沒有人性，他仍舊相信古老的中國迷信：如果劊子手在犯人死去的一霎那去看那犯人時，死者的鬼魂便在頭斷時從軀殼裏飛到劊子手的身上而使刀子手終生不得安寧。那個謹慎地共黨劊子手緊緊地遵守些迷信，所以不敢去看死者。幾個在場的觀眾，跑上去用饅頭吸取犯人頭中湧出的鮮血。有些中國人認為染存鮮血的饅頭可以醫治胃病。舊時，犯人在中國常被砍頭，現在還常發生，但真正吃染血饅頭的中國人還很少有。現在，共產黨竟這樣鼓勵人們來破除迷信！不過，共產黨並沒有放任人們盡量拿饅頭去沾血，他們自己還隨著有新花樣搞出來。

我驚奇地看著共黨士兵們動手。

幾個強壯凶猛的家夥衝上前去，把死人翻轉過來，然後我恐懼地看見他們彎下身去，每人用尖刀在死人胸前挖一個洞，接著用雙腳或一腳蹬踩，使死者的心從洞中外湧，然後捉住拉出。

他們把十三顆心放在一起，用柔軟的蘆葦穿成一串。

兩個靠近我的觀眾苦笑看著那些離去的共產黨。

「他們把心拿去作什麽」？我問那較年長的一位說。

「他們將在今夜把那些心吃掉，他們相信那樣可以增加力量」。他說完後恨恨地咀咒著走開。

「看那些孩子們」，另一個說，「可憐的孩子們」！他悲痛地搖著頭。小孩子們嚇得麵孔灰白，有幾個已經嘔吐，教員們責罵著他們，一麵集合列隊返校。

這是我首次看到小孩子們被迫觀看血刑。這是共產黨使孩子們變成凶野無清的計畫之一，想使他們變得喪心病狂而能作出一樣的野蠻殘暴行為。並利用共產黨的暴力使他們震服。從此，我常常看到孩子們被迫去看殺人。第一次他們受到驚嚇，情緒擾動，常常刺激出胃病。第二次情形便較好，到了第三次，有些孩子們便對這種可怖的局麵發生興趣。

第三編赤禍洪潮泛濫

第十一章共黨的組織

共黨的恐怖政策以連續波浪式的暴行打擊中國人民，當浪頭達到高潮，暴風雨已至停止時，人民已聲嘶力竭。但不要認為中國的人民僅是一群因循的群眾。在暴風雨過後，他們乃像水上的漂浮物一樣被選擇一遍，有的被選出，有的被丟掉，選出的即被訓練，以使紅色政權能繼續不斷地永久維持下去。

清算共產主義的天然敵人，壓製智識份子及天生領袖人才，在猛烈地進行著。同時自各地募集青年，進行其長久的龐雜的教育共黨領袖的工作，並且開始組織全體人民的工作。全部人民，從小的到老的，都得為共黨工作，否則便被消滅。年邁的祖母再也不能在刺槐樹下溫暖的陽光裏休息一下她那乾老的骨架了，她奉命去工作，去作鞋子。當地那枯弱戰栗的雙手已經疲於操作時，她也不能退到她那草屋中休息一下。她雖年已古稀，但她仍得企求一點食物，爭取一點憐憫。共黨為了講求效率，認為她是多餘的，是經濟上的一個負擔。所以她必被淫除，她以及像她一樣的那些年邁的男人女人，那些可尊敬的祖宗，都注定要被消滅。

共產黨永不停止，永不滿足地去整理他們的收獲。他們像是毒瘤細胞，不斷地滋生蔓延。每天我都要去研究共產黨的新技術方式。他們在地下秘密的無聲的活動，也像表麵活動一樣地頻繁，因為共產黨確似魔鬼，他們從來一點也不承認真理，也不明白真理。由於經常的訓練掩飾，秘密，隱藏他們的真實感情，他們變成習於作偽和說謊，以致對任何事都不講實話，甚至在黨員與黨員間的談話也是如此。很多次我與一個共產黨黨員約定在某時會見，當我依時到達約會地點，則發覺另一個人在那裏，這種情形千篇一律地很少變更。這位黨員總會漠然地說我所約會的那位黨員今天不能踐約，他為了不願使我久候所以代替前來。於是他便龐雜冗長地問我一些問題：那一個失約的黨員曾告訴我些什麽，我怎樣碰到他的，我要看他作什麽，同時問我的這個黨員又去與那個失約的人對證這些問題。不用說，我有責任回答他的問題。自然，我回答他時我也知道他隨後會向那一個黨員對證，最後他迅速地明悉並把握住我與另一個共產黨員所討論的事務。

當我參加一連串地方事務會議的最後一次時，以為可以看到在前幾次會議中經常看到的許多相同麵孔，但相反地每一個麵孔都是陌生而與以前不同的。在任何自由的社會裏發生這種事，人們會自然的間，「那些人那裏去了？」「這是怎麽回事？」但在共產黨中沒有問題可以問；且須表現出沒有什麽希奇，不能驚訝。必須拿這些當作是完全固定的事實一樣的接受，而與那些陌生者繼續會議，就像與他們是老相交的熟人一樣。

共黨細胞的組織與活動就是共黨集團內各階層中互相猜疑的一個例子，同時也說明了這些細胞組織怎樣形成得如此有效率，怎樣能有效的防止被發現，防止被消滅。他們像是條蟲一段段的身子，隻要頭腦未被消滅，身子割去一段，二段或很多段，它們會很快的又長出來。

每一個共產黨員僅對上司一人負責，接受命令，在自己所組織的細胞內工作。這個黨員便是這個細胞的指導員。他們的活動是這樣的：人民委員甲選拔出一個可資信任的共產黨員乙，令乙在某村莊發動細胞活動。乙受命後第一步先在該村找到一份小的工作。通常找這份工作並沒有什麽困難，因為乙有禮貌，和悅，極刻苦耐勞並能講一些動聽又似真實的故事，此外他索取工資很低，較任何人都低。有了這些主要條件，所以乙順利地找到工作。

於是他便報告人民委員甲，並開始自其接近的人們中間吸收份子以組織細胞。他所吸收的這些細胞份子沒有一個知道他是共產黨，也不知道他活動的目的，隻有人民委員和這個細胞指導員知道。同時人民委員甲的上司主任人民委員可能令甲再在該村另設一個細胞，甲奉命辦理，派黨員丙主持。丙用乙同樣的方法組織細胞，但乙對此一新細胞的事一無所知，而仍僅向甲報告其個人活動的情形，新指導員丙亦僅向甲報告其活動情形。主任委員可能令共產黨在一地設立十個或一打細胞，彼此活動完全獨立而秘密。最後這些細胞便控製了村長，副村長，並設立各組：農業組，合作組，教育組，婦女組，交通組及郵政組等。

當我活在共產黨控製區時，看到他們的郵政組是共產黨用作各村通訊的一個特別機構。共產黨在一九三八年設立他們自己的郵政局，雖然那時國民政府的郵務機構仍在優良地服務著，並未因戰時的危險困難而少停。共產黨也用政府的郵政服務，也用自己的。他們同時設立特種郵政服務。奇怪的是他們也讓非共產黨使用他們的郵政服務。此外另有秘密郵務組，是專為最秘密的共產黨員作機密通訊之用。

我早先曾有一次機會經驗到共產黨郵件傳遞的迅速。一九三九年華北遭受一次最嚴重的水災。求救的信件發出後，西方國家像往常一樣地慷慨援助。倫敦市長，國際委員會及其他公共或私人慈善單位都給安國縣教會送來救濟基金。我必須將我們這一區的鄉村和戶口作一調查，損失作一統計，計算一下，我們所需要的救濟。我發了許多信給該區散處各地的官員，要求他們供給一些必需的情報，在信發出後當天每一封信都抵達目的地。次日便接獲各村長的覆函詳述一切。在被戰爭破壞的中國，在洪水的區域，各個分散遙遠的縣鄉之間又難得有交通工具，僅有一雙飛快的人腿在工作。平常小鄉村定期郵件一星期一次，較大的兩次。但這次所有信件都經共黨所謂「公共郵務」組傳遞，每封信上都貼有一片雞毛，表示「速遞不得延擱」。事實上信件的迅速乃是細胞作用的結果。人們曉得一封經由共黨郵務組的信，如不迅速傳送給收信人，全村都將遭受災難，甚或人頭落地。任何集權政治的濫觴，都由於普遍處刑的威嚇而造成效率。

第十二章共產主義的文化工具

國民政府在大陸時，共產黨在各個大學裏便有堅強的細胞組織，他們對教授和學生使用特別科學的宣傳方法。共產黨更有若幹「職業學生」在各大學內全力從事於共產黨宣傳，發售共產黨書籍，吸收分子。一個「職業學生」是已經從某大學畢業的學生，受命進入另一大學，專作推進共產主義的活動。他雖然是學校的學生，但不讀書，專以宣傳誘人加入共產黨為目的。為了掩飾起見，他也按班上課並參加考試。他們的工作方法極為簡單，更因其簡單而極易生效。他們的情形是這樣的：假定一個在上海已經畢業的青年名叫呂希元，跑到北京大學讀大一。改名為呂哲元。買一個假證件或偽造一個證件，混進學校。雖然報名的學生很多，並需要入學考試，但由於呂已從大學畢業出來，考取是比較容易的。每一個這種騙子式的「職業學生」之進入大學都奪掉了一個真正要去大學讀書青年的機會。共黨此種奸計的另一不幸副產品，是當時國民政府為鼓勵向學，在各大學普設獎學金獎勵成績優良的學生，由於這些破壞政府的騙子曾讀過四年大學，很多數的獎學金就被他們用種種方法得去。

北京大學的共黨另有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盡量在學校裏出壁報，但不透露壁報的來源。中國各大學裏的壁報，是由學生編出的，用毛筆抄寫小字，報上充滿著新聞和文章，貼在注目的地方。一般說來，好像美國大學裏貼在布告欄上學生所寫的宣言。所不同的是中國學生的壁報並非僅是宣言，而是真正的報紙。在那時北京大學裏有三十種壁報，其中有十九種是共產黨指導撰寫發行的。整個學校裏僅有一種壁報是反對共產黨的。事實上這十九個壁報每天都由那幾個相同的共產黨編寫出來；像一個單獨的單位或共產黨細胞一樣，每日進行其預定的工作。每一壁報都有不同的名子，都有新聞，但原本都是一個來源，隻不過略為改頭換麵以使人相信學校裏有十九個共黨組織。

大多數的學生對共產黨的工作和詭計僅有極少的認識，尤其是像這種表演，自然會使人相信學校裏具有十九個不同的組織，每人在作這種龐大的工作。一個新學生把這種情形，深深的印入心中，以為學校中充滿著共產黨，因為全校僅有卅個壁報，共黨竟占去十九個。那時是一九四八年。我用了長久的時間探求這十九份壁報，盡數月的時間研究它們，用觀察，研究，訪問所得來的結果，自己作統計。我經常以深度的興趣與思慮閱讀它們。那些消息全是共產黨的消息，包括軍事，政治，和經濟。偶然有一點不重要和微小的普通項目，亦僅是不連貫的評論，就連這一點調劑項目也是共產黨式的漫罵。

當一個人仔細研究了這些壁報，並熟悉了共產黨的技巧，他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所有新聞都是一樣的，隻不過是換湯不換藥而已。但新學生是看不出來的，經由這些壁報，及其他種種手段，有數的幾個職業學生便把學校的空氣攪壞，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共黨占據北平前，北大的共產黨在學生比率上總還是少數，但許多學生為了表示「前進」和「適合新時代」而為共黨工作。假如一個學生對共產主義表示無興趣，便彼人視為「腐敗」。令人難過的是，在中國以及世界其他各地，智識份子把當共產黨員看作了時髦。

為了加深工作，共產黨分子在學校裏更占據一間房子，專門出售共產黨及左傾的書籍，小冊子及報紙。他們賣弄地叫做「學生圖書館」，而忽視學校當局圖書館的重要。他們堅持自己經營這不正當的書店。利用國民政府的資產建立純共產黨的宣傳中心，這是一個橫蠻侮辱政府的表示，這種行為在日後當他們堅強起來時，成了他們的政治資本。當政府與共產黨作全麵戰爭時，他們的行為便成為純粹的叛逆。

但假如當局設法幹涉這種傲慢的侮辱政府的行為時，他們便號召罷課，造成不利於政府的宣傳。共產黨集中力量於反蔣總統和反政府的宣傳，不僅在國內而且擴及國外，尤其是對美國。學校當局深知這種情形，但共產黨逼使教育家們經常陷於恐懼的包圍中，癱瘓教育家們的力量，使不能對搗亂者作有力的決定性的行動。教員們的待遇太差，他們的不滿情緒也被利用。

北京大學的職業學生發動一個反非共黨教授的運動，特別著重於兩三個意誌堅強勇敢經常打擊共產黨的教授。這成了一個無休止的戰鬥，但共黨們並不能得勝。這數十個共黨在課堂上吵鬧搗亂，反對先生，和先生辯爭，煽惑其他學生，挑動不滿和叛亂的情緒。經常地，像是時鍾運動一樣，共產黨員及被其所愚騙的學生，每次一個，或兩個輪流著向先生發難。他們到校長辦公室去，以一種極有禮貌的態度向胡適報告那些先生太不成，他們不合格作先生，使學生們得不到合適的教育，學校的名譽將蒙受損失，學生們對此極不慰快，極不滿意，因為學生們深欲得到良好的教育以為國家服務。

不多時他們的戰術便影響到那些過激派的學生，於是三十個職業學生每人都有了追隨者。這些追隨者很快地被介紹入黨，於是他們的初步陣容便形成了。此後他們開始組織第二集團，一些同情者和親共份子易於接受共黨意見，在相當範圍內可加以訓練，但還不能使他們成為共黨黨員。這集團內許多學生由於政治見解的幼稚和過份的理想主義而相信共黨的諾言，以為將使中國變成東方的烏托邦。有許多中國天主教徒都參加了這一集團，我和這些參加此集團的天主教學生若幹次談話中，使我逐漸了解共黨在各龐大的國立大學中所用的方法。

第十三章訓練的力量

共黨力量之泉源的秘密，在於他們對各份子的絕對控製和使用間諜，秘密警察，恐嚇，威脅及殘暴，更有他們精心計畫強製的「現代化計畫」以獲取控製。黨甚至緊緊地控製紅軍，雖然軍官們都是黨員。紅軍將領們經常都有政治指導員在他的左右，美其名曰「指導」他們，實際上在監視他們，我曾親眼看到這種情形。一個中國神父勞蓋布，是一個老好人，由於過份粗心大膽，被共黨逮捕，我聽到後即時趕到該村盡力收集事實，以便設法營救勞神父。該村村長是一個女共產黨員，她宣稱勞神父是一個「帝國主義者」，他曾「鞭打人民」，我不能從她那裏得到協助。她叫我去看縣長，縣長根本否認勞神父被捕。我自己已得到消息知道神父被監禁的地方，但我看到在地方官員這裏得不到什麽結果，我必須找到本區的共黨將領，向他解決此事。

因為共黨軍隊不時移動以躲避日本軍隊，所以我費了許多時間經過許多困難才獲知他們司令部所在地，並得知通行時必須知道的口令。一切都妥當後，我經過兩天的跋涉到達了俞泉真（譯音）的根據地。他是共黨第二戰區司令，我與他多年相識，頗有交往，因為他常常駐在安國教會裏，經常請我為他作點小的服務，我都一一照辦。

由於獲得通行口令，我沒有遭遇困難便進入找到俞泉真。當我走進時，他正坐在桌旁與旁邊一個人談話。我立時走向前去，伸出手來招呼，他不但不伸手還禮，反而直視我，冷冷的說，「我們從來沒見過，我不認得你，你怎麽進來的？」

自然我非常窘困，當時我真以為這不是俞泉真，而是一個麵貌與他相似的人，但我終於決定他是俞泉真。他不認我，也許有他自己的原因。

我微笑著說也許是我看錯人。我告訴他我是一個堅強的抗日分子，這次走過這裏，聽說將軍在，此順便作禮貌上的拜訪。我似乎看到他眼睛極微弱的閃爍著，表示大難已經解除，他接受了我的解釋，將手一擺請我坐下。把我介紹給另外那一位。我已明了他為何起初顯出躊躇的情形，因為旁邊坐著的是他的指導員。

那位指導員立刻窮迫我。

「原來同誌你是一位天主教神父，那真是糟透了，你們天主教全完蛋了。」他粗野的說。

「我不明白你所說的」我說，「天主教為什麽都完蛋了？」

「因為法國已經打敗了，所以天主教教會完蛋了。」他不耐煩地說。我自旅行兩天以來，這是第一次聽到法國淪陷的消息，這使我震驚，但我無意在這個愚昧自命不凡的共黨麵前表露我的情感。同時我在想法對他這種不合邏輯的推斷予以指責。

我斷定他很少與外國人接觸，恐怕在這個廣大區域內分散的各教會他所接觸的都是法國神父。假如是這樣，他會假定所有的法國人都是天主教，所有天主教都是法國人，所以法國之陷入希特勒手中即是所有教堂完蛋。

我確認我判斷無誤，因此我用一種漠不關心的口氣說：

「但是法國並沒有那麽多的天主教徒，有更多的天主教在其他各國，意大利有好幾百萬，西班牙也有幾百萬。還有愛爾蘭，美國和南美各國，和墨西哥都有幾百萬。所以即使法國淪陷，天主教也沒有完蛋，差的遠呢，」

他倒想不到被反打了一棒。這就是我和共產黨對敵時所經常使用的手段。每當我被他們突襲時，我便設法回擊。指導員的受窘俞泉真並未表示不悅，但是改變話題乃是聰明的辦法，我乃改變題目。

驟然地指導員站起來走了。俞泉真與我開始獨處一室。

俞氏低身向前，態度立刻完全改變，由敵對不關心變作非常親熱。

「快點神父，你來作什麽，來看我為了什麽事？」

我立刻明了他並未忘記我，我猜想的不錯，他的所謂「助手」在身旁，那位方才出去的就是他的「助手」，是他的指導員，是俞氏所屬黨方麵的上司的警犬。

我盡快地從驚奇中恢複鎮定，我將勞神父被捕事說了一遍。他記下名字和地址及他能與我通訊的地方名字。他以極快的速度作這些事，一方麵聳起一個耳朵的注意著指導員的回來。他好像是感覺到而不是聽到指導員的腳步，他正說話中忽然中斷，當指導員輕步走進門時，他和我已在裝模作樣，高聲的說懷疑以前在什麽地方碰到過我。

「起初我認不出你，」他說，「但現在，我們交談後，我聽你的聲音，審視你的外表；好像我們過去在什麽地方見過。你能提醒我嗎？」

「也許在安國吧」我也假裝著說，「我相信你曾和你的官佐們經過那裏兩三次，但我已記不起是什麽時候了。」

「安國！對了！我現在想起了，」他說，「但那是很早以前了，有兩年或者三年了，的確。」

指導員不屑地直視著我的眼，這比逼視的一瞥還要蠻橫無禮。

「同誌，你怎麽知道他在這裏？」他問。

他的問題並未把我難倒。我經過了多少的周折寸得悉他的所在地。我曾得到前教會的一個苦力的幫助，他由於殺死一個日本哨兵而受獎勵升作安國共黨的秘密警察。他跑到離我們那區很遠的兩個共黨據點及情報站才得到一點線索。最後他通知我叫我隨著他一齊走，我們靜靜地潛行，橫過村野走了兩天，他不斷地打聽偵查。這就是我怎樣知道俞泉真的地方和怎麽得到通行口令的情形。

我直視著指導員的眼睛，我在盡指導員所能滿意的情形下說出真實的情形。

「我正在訪問附近的天主教村莊，老百姓告訴我附近駐滿了軍隊。因為共產黨的將軍們我多半認識，所以我想我應該到司令部致敬一下。」

顯然的指導員並不相信我，但他接受我的解釋。我可以看出他麵部懷疑的表情。我很高興我過去用的苦力變成共黨秘密警察，他使我們的追蹤保持得如此的謹慎，而我在與他同行的旅途中也非常細心謹慎。

第十四章共黨的訓練

當我在華北日本陣線後方共黨區域內旅行時，曾親眼看到共黨的教育「青年領袖」，經過所有的階段後將中國青年變成俄國的傀儡。這事通常很公開，但有時為了需要而保守秘密。自然我並未能立刻得悉全部的情形，但經數年與共黨的密切接觸，我將所獲得的情報及觀察所得的零零碎碎事實湊合起來，已能完成一個完整的藍圖。我記得我第一次看到這種率直的澈底的選擇教育製度，是共黨在我所轄教區的三十個村莊裏選取一個未來的「年青領袖」的時候。

他是一個年青的警官，他的工作非常有效率以至把轄區內的土匪完全肅清。他非常嚴格公正，又有溫和的個性，這使他成為人所喜愛的人物。雖然他沒有得到什麽特別的教育，但他有敏捷的智慧和熟認他人的能力，他並且曾建立一個優良的警衛隊非常忠誠地服從他的指揮。共黨注意到他所有的這些優點，而選取了他加以特殊的訓練。

他是一個沒經世故，沒有經驗的青年人，他的理想主義和缺乏世界智識，極容易受共產黨愛國主義的號召。共黨問他是不是願打日本人──自然他懇切感動地說要打日本人。於是共黨供給他一個打日本人的機會──接受共黨的訓練。共黨對他說，他不用幫助，也沒有多少經驗就能撲滅土匪。如果有了經驗再加上共黨們所給他的協助，他很快地就能作偉大的愛國工作，掃除外國土匪──日本人。他被說服，被共黨送到村訓練站去，和其他一些青年在一起受訓。

當共黨發現這位年青警官學習敏快，熱心並有野心時，共黨就把他送到分區學校去。那裏他碰到其他一些各村送來的青年。大約有七十個村莊的二百個被選送的青年在那裏由共黨教員指導。這些青年再加以淘汰，將可以接受更堅強教練的選取以參加第三步訓練。教員把二百人分作許多小組，在他們學習共黨教科書時，教員們細心察看他們的反應，以斷定每個學生的優劣。

在某一天教員便向一個青年提出一個問題。

「你如看到一個日本人打中國人，你怎樣感覺？」

這個問題那青年可以說出很多的滿意回答，但他須說：「這是帝國主義！我們要製止它！」才能得到好分數。於是從這個假定推到主觀的分析一直問下去。

「你父親是一個老式的人，」教員平靜地假定說。他沒有改造過他的腦筋，如果他命你作一件事。你作不作？」

青年多半隨口答稱：「是的，我要作，因為我總是尊從父母的。」

於是教員就要就這一題目追問下去，以試驗這個青年家庭觀念的深淺。

經過各種變化的問答，各種方法的問答，多次的重複，以求能發現該青年能否改變求思想，如果他的回答仍舊不變，教員對上層便作不良的報告，這個青年便被刷掉。較為可訓練的青年們再經過數月的訓練即疲送到共黨的縣學校去，與附近四五個區的受訓者一齊再受訓。四五個區內的千餘候選青年僅約有五百人能被選入縣校。縣校的訓練更為嚴格，一旦自此校畢業後便送入第四級學校。

第四級學校已成為純粹的共產黨員，因為縣校的畢業生必須已經是完全共黨化，而成為黨的外層人物。原有的青年僅有極少數，約百分之三十五或更少的人們能參加這種在河北，察哈爾，山西三省設立的學校內的訓練。為延安訓練所選取的青年被共黨視為優良的精選品。共黨用「抗戰大學」號召，向全國各地及外國宣傳，實際上即是延安的幾個共黨訓練中心，用毛澤東的課本作為基本課程。到此的學生已成為羽毛豐滿的共產黨，可以接受共黨的秘密書籍。有多少學生印多少本書，並且每一本書都有號碼，以附合學生的登記號碼而登入記錄。這些書籍經常被查核，如在緊急搜查中發現某員的書有遺失時，該員即被認為叛逆而加以嚴重的處罰，決無幸免。

當學生們離開延安經外蒙古去西伯利亞時，那是已完成了國內的最後訓練。延安被認作是一去不複返的起點，因為從那裏出發就要離開自己的國家，在西伯利亞他們處在俄國人的領土內，訓練營由俄國人主持，大部份的教員都是俄國人。

假如延安是地理上的不返點，那麽當這些青年的中國共產黨到達西伯利亞時，他們是進入了真正的異國地獄之邊緣。在西伯利亞訓練營青年們完全與外界的影響隔離，一點也不能與西伯利亞的人民接觸。即使最前進的中國共黨也反對這一點，並訴述他們沒有「自由」，他們在國內受中國教員訓練時尚無此種訴苦。西伯利亞是最後一個鏈環，將中國的青年與他們的國家聯係著，但當他們折斷此一鏈環而開始十一日旅行乘西個利亞大鐵路火車去莫斯科時，他們已永久地離開了中國的傳統。這最後的精選人員，為莫斯科所選的最堅強，最狂熱的共黨，最後到了遙遠的俄國首都，也就是到了他們心靈上的不返點。

莫斯科有三個專為中國人設立的「大學」。第一個叫孫中山大學，於一九二五年設立，是俄國煽動中國革命和發展列寧赤化亞洲的長遠計畫中的一部。另外兩個大學設立較晚。

在這三所學校裏，那些經過六個共黨教育過程，自中國小鄉村經西伯利亞訓練營而來的中國青年將接受特別指示，以為共黨在中國實際工作的方針。

這些中國人回到中國時，他們體質上的外型顯然沒有變更，隻是一雙眼睛反映出內心的轉變。那些人初看上去像中國人，但加細心觀察，便發覺他們已完全脫胎換骨，人性盡失。他們完全失掉了中國中庸之道的特性。他們殘暴地反對宗教，他們痛恨宗教，從天主教以至所有的東方宗教。他們的風度情調立時表示出他們的身份，他們在人群裏是可以被鑒別出的人物，即使他們與一堆人混在一起，也立刻可以被挑用來。他們變化無常，隨時會驟拈發作。我熟知的共黨們承認這些莫斯科返來的人們死於肺病及心髒病的很多，雖然他們比在未成共黨前吃的住的都好得多。

第十五章不擇手段

在我與中國共產黨的許多次討論中，他們常常解述他們的目標和哲學。我對他們的哲學較有興趣，因為不管怎樣講，他們的目標隻有一個──獲取所有的力量，以保證中國的完全極權控製。共黨的哲學是最實用的，是標準的目的決定手段學派。當他們需要時，他們便極坦白清楚地拿出來，所以在我與他們幾次交談中他們透露出來，他們使用詭辯作為不流血的武器，以適合他們的目的；在另外的情況下，則使用恐怖政策及嚴厲處刑。

共黨對老少的訓練都是一樣，特別是對選拔年青人培育成領袖者，更基於三點哲學原則而加以訓練。

（一）為達到目標，所有手段都可以使用，甚至用法律明定出來。（二）為保衛，保存及促進共產黨，任何事物或任何人都可以犧牲。（三）不管什麽人，或為了什麽理由，隻要是反對共黨的革命便須予以壓製一位張國勤先生有一天碰到我，他告訴我他曾說服國民政府的官員，表示他這一生隻有一件事要作到，就是與可恨的日本人打仗。他得到信任，政府給他官方證明，並給以旅途的方便，自新嘉坡乘船到一個中國的自由口岸，再送到華北，通過國軍的戰線送到河北。他說，他在那裏可以發生很大作用。他把這些事安排得天衣無縫，因為事實上他是一個老共產黨。那真是一個諷刺，他在戰爭中竟是共產黨河北全省的警察長。他給我找了許多的麻煩，我們彼此不斷的戰鬥與鬥智。由於國際上的經驗使他的狡奸更為尖銳，由於他與華北共黨方麵的官員及共黨有聯係，由於他和新嘉坡的華僑有淵源，所以他對共黨貢獻極大。

有一天張國勤用辯證法告訴我一個故事，意思是指示我一種道德。他述說「偉大的平行原則」。

「你是教徒，你崇拜十字架，我是共產黨，我崇拜斧頭與鐮刀。我知道你們的耶穌到人間來，自己死於十字架以挽救人類。你宣揚他為所有的人犧牲了自己。好，我們共黨的目標也是一樣的，但有一不同之點，基督教們講天堂，我們不講天堂，共黨要把勞工自資本主義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將社會變成一個快樂的社會。我們的方法和你們不同，基督教已經失敗，我們將會成功。基督教勸解人們使得內心的了解，而得不到成功。共黨以政治，軍事，經濟的方法說服人們以達到目的，而決不會失敗。」

自然我和他辯論，尤其是他強調使用說服。而我也得到一點滿意的，是使他承認自實際的觀點看來，共黨的說服並不能發生效力，隻有用力量才能達到世界的共產化。

張國勤是一個有趣的人，他有時是一個共黨理論家，有時他又能柔順，他的精明的心計可以作出有伸縮性的婉言殷勤，而不是錘砧相對的技術。他的態度激烈，又配上一付粗野冷酷醜惡的麵孔。他原籍廣東，矮胖而堅實，但他沒有南方人所有的迷朦眼，他有一對機警，敏銳，尖利的眼睛──一種殺人不霎眼的眼睛。

有一次他問我給多少人施過洗禮。我想了一會，計算了一下，當我用正確的數字回答他時，我感覺到驕傲與感恩。

他重覆一句那個數字狂然大笑起來。

「三千，十年工作得到三千信仰者──真是開玩笑！」他嘲笑的叫著，移動他的肥胖屁股，笑得搖擺起來。「一生的努力得到這點悲慘的紀錄！」他繼續說。

他使我發起火來，我冷冷地告訴他我不以為十年就是一生，我以為這個紀錄是不錯的，我還有許多年可以工作，我還不及四十歲，以上帝的幫助，我將二倍三倍這個數字。

他一點也沒有注意我，僅是侮辱地狂笑，他的小豬眼不再尖銳了，由於激動搖擺而閉成一條縫。

「三千！多可笑！怎麽，你將看到數年之內共黨將囊括全中國，所有億萬的人民！」

我站起來走了，但我感到困惱與不適。我已看到共產黨在這裏暗暗地逐漸擴展起來。我可以猜想到共產黨在其他的地方一定也這樣作。他們的信仰者一定是不情願與不熱誠，因為他們是被武力「說服」，是在恐懼下依附。在共產黨長期的監視下，人們知道稍有反對的行為即被處死，或最少也是不斷的困擾，麻煩與不寧。恐懼是一種毒瘤，它把人民都吃掉。外來的參觀者，尤其是外國人，還有來共產區采訪的新聞記者，都被表麵上人民的馴良，共軍的紀律所欺騙。每一個人都像是完全自由，每一個人都說自己是完全自由，因為每個人都知道，如不這樣說便將被處以嚴刑，也許就是死刑。

因為我長時期和共區的人民接觸所以我能知道他們真正的感覺，我能完全理解到他們大多數都是赤匪的奴隸。共黨控製一地區幾年後人民便被統治得極堅固，常常集團移動，沒有方法擺脫出來。外國人和新聞記者所看到的便是這種似乎是自願的自由活動。技巧的共產黨宣傳，在這些人尚未親眼看到事實前，先給他們一個先入為主的心理。他們所能看到的都是好的。但他們實際上看不到什麽共黨的宣傳是巧妙的，掩避了黨及政權的缺點，而僅將有利於黨的好的方麵呈獻出來。同時共產黨隻呈獻出那些經得住記者們采訪分析及鑒定為確實的事實。不準記者們采訪的事實，或巧妙地掩住記者耳目的事實，都是錯誤不真實的。他們隻能發現共黨所要他們看或聽的東西。共黨永不讓共區的人民和士兵閱讀或保有非共區來的書籍，小冊子或報紙。保定東魯村的教友，有一次從非共區返來，帶了一本蔣委員長所著的《中國之命運》，那時共產黨正表麵上尊蔣委員長為全國黨然領袖，而暗地裏卻背叛他。一個共黨報告警察說他曾看到那教友腋下一本《中國之命運》。立時那教友便被捕殺。在處死前對人民說他是「漢奸」，是國民黨的特務。對黨裏的報告及對莫斯科的報告也是這樣。

第四編赤禍洪潮吞噬了中國

第十六章戰爭的序幕

中國共產黨問題從開始便有許多誤說及爭論。這種現象並不是偶然的，共產黨是有計畫這樣做的。

蔣委員長的真正的目的是全國統一。這是他一向的目的，到了自由中國台灣，他的目的仍是如此。但是在我從中共區逃出的兩年間，我曾旅行於東南亞，歐洲和美國，共產黨宣傳的成就，使我頗覺驚駭，他們攻擊蔣委員長是反對國家統一的。甚至到了一九五一年八月四日羅斯福夫人還在她的專欄裏寫稱：

「因為蔣介石未能建立起一個統一政府，共產黨才能夠擴展強大而完全攫取過中國。其他在政府中已經有共產黨參加的國家都生存得很好……」

這自然是和當代曆史事實不合的，但我願就我自己的經驗和見聞直接加以敘述。一九四○年我曾看到太行山共產黨大規模施用的軍事陰謀。他們有計畫地消滅了六萬眾的三軍國軍，但卻不去襲擊五十哩外的兩萬名日本軍主力。

每當我讀到蔣介石「未能」建立一個「統一政府」而使共產黨攫取到中國一語時，或當我聽到其他的邪e謊yan攻擊蔣委員長一意對抗中國共產黨而不抗日的時候．我便希望所有那些不明真像或遭受朦騙的人們，應該到中共占領的中國鄉村裏住一下，親眼看看他們的行為；或者應該同我一起作那一次穿過三省，曆程一千二百哩，登山涉水，騎腳踏車或徒步的六周旅行，沿途並須躲避日本和共產黨的戰線。那時他們也許會看出，二十五年來中國之未能統一，全由於共產黨少數黨堅持著要在國內自己單獨組織政府及擁有私人軍隊。堅持這個問題的是共產黨而不是國民政府。世界上任何一個自尊的政府，都不會允許一個少數黨團體對自家權勢作如此的輕侮。林肯曾經勇敢地麵對著這樣一個問題，並使美國從事內戰以維持聯邦在憲法下的統一。

國民政府與共產黨的紛爭，到一九四○年及一九四一年間爆發，其間背景可以加以簡單敘述。前此我曾經談到在那些環境和壓力下蔣委員長接受與共產黨組成聯合戰線，及共產黨之如何發布秘密命令不守誓言，此間我願再敘述一下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初期的幾件重大事件。

一九三七年九月間，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一項決議案，與共產黨從事調解以謀全國統一。並特別規定如下的調解的條件：（一）取消共軍編成國軍；（二）解散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及其他類似的分裂組織；（三）共產黨停止宣傳，並接受三民主義；（四）停止階級鬥爭。

這些條件都經共產黨「欣然」接受，政府也認為共產黨有此誠意。

七個月後，一九三八年四月，軍事改組開始。朱德與彭德懷所統率的八路軍，改編成中國國軍第十八集團軍派駐第二戰區，在山西北部對日作戰。

一九四○年共軍又增編一個新四軍。由葉挺任軍長，在南京及武漢地區對日軍作遊擊戰。總計當時十八集團軍兵力為四萬五千，新四軍兵力為一萬。

最有趣的事是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呂正操曾約我作一位共軍將領。他向我提出這項請求已非一次。他常這樣說：「我們會獲到勝利，你最好加入我們這一方麵。」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蔣委員長坦白地告訴周恩來說，他希望共產黨的兩個軍都聽從政府命令。他聲稱政府必能堅定保持對所有軍隊的公正態度，如果共產黨接受並執行政府命令，他們的軍隊便會接受到與其他部隊的同樣待遇。但他又指明，他對共產黨之堅持要求自主，不能容忍。

當安徽的新四軍違背了誓言，侵入政府軍隊的戰區內時，首次的紛爭便發生了。這次事件發生在一九四○年一月，剛好在新四軍改組完成之後。後來據新四軍的官員們說，新四軍根本不想服從委員長的命令，而隻打算擴充共產黨的控製區。共軍和政府軍的衝突造成了一項危機。政府為了維持軍紀計，隻有采取唯一措施──解散抗命的軍隊並逮捕葉挺。這件事發生在一九四一年一月。試觀察新四軍在這一年裏的行動，可以看出他們完全藐視誓言，並利用與政府的合作來擴張勢力。新四軍在一年前整編時僅有五千人。後來以偷襲國軍及強迫國軍兵士加入共軍的方法，半年後人數擴充三倍。它便利用這些殘暴不法的軍隊來擴充新控製區。強徵人力以協助新控製區的擴展，一向是共產黨的主要目的。

但是蔣委員長不願意把中國的叛逆事件傳到國外。他認為這是一項純粹的國內問題，如果在國外廣泛討論或刊載起來的時候，便有失全中自的體麵。因此這項消息就未予發布。

共產黨曉得所有外國特派員一定已經獲曉這項消息，便先聲奪人發表出他們自己的新聞。以後政府再做解釋時，自然要受到懷疑心理的判斷了。共產黨在宣傳上很有技巧，他們老早便計畫好他們的策略，若幹年來一直在發動宣傳，贏取到外國特派員的友誼，邀請外人到延安參觀，並且周密地布置好參觀路線。他們優渥地接待著這些作家和觀察家，安排起極有利的環境，等報導刊載出以後，自然是對他們有利的。

特派員們參觀的路線都經過審慎地檢查，一切都經過極小心的安排。塵土掃在地毯下麵，院子收拾得很整齊，訪問人員所看到聽到的東西，都是共產黨希望他們所看到聽到的東西。

一九三八年當哈都翰遜在呂正　的導遊人陪同到安國參觀的時候，我曾告訴他說：在被保護下旅行中共區，你所聽到的「是」便是「非」，「黑」就是「紅」；中共區內的外國人，還很少有機會能對參觀的外國人講這樣話。

第十七章太行山之行

當我離開順德波蘭教會後，我感到有些害怕。這並不因為我們在離開順德後立刻便要深入太行山而開始一段艱苦的旅行，乃是因為太行山是被共產黨的一位最粗暴將領所盤據的緣故。這位將領便是劉伯誠。劉伯誠曾在莫斯科紅軍軍校攻讀三年，是中共第一位受徹底俄國式訓練的將領。他以每戰負傷享名，混名「獨眼龍」或「劉獨眼」，因為在某次戰役中負傷，瞎了一蘋眼睛。劉伯誠在二十幾歲上的時候便是一個道地的共產黨員，一九二九年，曾加入俄國軍隊與張學良的東北軍作戰。中國共產黨中第一個投入外軍殘害自己同胞的就是他。我真不想碰到「獨眼龍」。

在旅行途中我化名為六安佛蘭克教會的楊神父，但我總擔心會無意中　露出真像。我記住許多六安的人名，並準備在沿途受盤問時講出關於六安的情形。這一切都不像我預料得那樣困難。我們一路走得很快。

太行山雄偉壯麗，峭峰高聳，直入雲霄，真像宋代人所繪的山水畫。我們既要趕路，又要時常警戒，來不及有多餘的時間欣賞這美麗的景色。在一天之內，我們曾經走過九十多華裏的路程。這一趟山路旅行，我穿壞了幾雙山西草鞋。

我們走了五六天的光景，到了河南境內，一頭騾子替我們駝著行李雜物──裏麵有雷鳴遠神父的書籍──另有一位山裏人替我們領路。突然間在一個夜晚，山路裏昏黑得不辨方向。

我們走到武安的時間，找了這個領路人，因為當地人告訴我們，前麵的山路最難辨認，本地人有時還迷失方向，外人走進後更難望走出。

我認為我不應該貪圖趕路忘記了日已西沉。黑暗突然在一霎那間籠罩住整個山穀，我們隻好在僅通一人的澗道上摸索前進。澗道一旁是直插入雲的峭壁，一旁是幾百尺深的山澗，澗底流著激蕩湍急的山水。隻要一步走錯，或腳下偶一不慎踏上一塊小圓石子．便會葬身澗底。

我走在最前麵。我喊著那位領路人，告訴他看不清前麵的路徑。領路人回答說，他也有些害怕，他準知道再往前不遠澗路便會寬一些。

我們一寸一寸地向前摸索，時間走得很長，但路途卻走得不遠，漸漸地澗路寬一些了。這隻是在感覺中如此，實際還是昏黑得不辨一物。

「讓騾子在前麵走」，領路人向我喊著。我們稍微轉動一下，□走到前麵。

「拉住它的尾巴」，領路人從後麵喊過來。「我們拉緊，不要走散。」

我緊緊地拉住騾子的尾巴，安森尼拉住我們長袍，領路人拉住安森尼的長袍。這樣，由騾子前導，我們小心翼翼地循路而進。騾子一麵嗅著，一麵在澗道上踏著安全的地麵。

我們這樣走了三小時。那正是二月天氣，氣候冷得很。沿途有冰雪的地方，更使我們備感艱困；終於在當晚十點鍾安然趕到口鎮的外郊。口鎮是山西路上的一個市鎮。

這個山城地位險要，共產黨派有重兵防禦。總部設在山頭，居高臨下，正俯視著這條孔道。哨兵從老遠便聽到騾蹄踏在岩石上的聲音，其中一個高聲喝住我們問口令。我不曉得這區的口令，便舉起手來答道，「天主教會的」。上麵停了一下然後說道：「先來一個人。」

我讓那位山裏人走上去用本地話解釋。隨後他們喊我們上去走進村莊。那時天色已近深夜，我們已經凍得半僵，肚裏又饑，但還須經過共產黨官員長時間的盤問和談話，然後我們才被準進入當地的教堂。

第二天是星期日，恰好教堂的教士不在，我便向村民講道。當我吃飯休息的時候，他們走進來和我談話，他們對我所講的話都很感覺興趣，並且都有強烈的反共情緒。但當我們都聚在一起時，他們就很少談共產主義，隻當以後他們個別和我談話時，我才發現他們都希望國軍趕快進來。在這裏照例地我又向人們打聽雷鳴遠神父的下落。像猜十字謎似的我把各處打聽的消息湊到一起，漸漸找出一些端倪。據這裏的人們說，兩三個星期以前，他們看到過他，聽說他目前正在一個河北省的村莊鬧子村。

幸喜我現在所到的地方是河北與河南犬牙子交錯的地區，我可以很容易地走到雷鳴遠神父所在的地方。我聽到這項消息後，大喜過望，立刻想兼程趕去不再想多事休息。當我把消息告訴安森尼時，他也立刻精神振發起來，吃過早飯後，我們立刻動身仍循原路向鬧子村出發。和我們一齊來的那位領路人，指著山頭上國軍所建的堡壘告訴我們，朱懷冰的第九十七軍也駐防在這山上。

「但是共產黨對這件事不高興，」他說。「他們不希望國軍駐在這裏。他們想把這座山據為己有，作為一個根據地。」

我向他詳細地詢問一切，因為那時候共產黨的違反誓約，還未演成政府與共產黨領袖間的公開破裂。但是我從我的經驗中看出，不管共產黨如何在說仇恨日本，不管共產黨如何在宣傳抗日「必勝」，但是表麵上和骨子裏完全是兩回事。當時已經在謠傳說，共產黨縱使不和日本人合謀，至少他們在行動上是和日本取得默契的。這種懷疑很快地便變成悲慘的事實。

這地方的人民都看到戰爭會很快地爆發，我的那位領路人並且囑咐我特別小心。我在穿行山路的時候，一旁是政府軍隊，另一旁是共產黨軍隊。到雷鳴遠神父所在的鬧子村，必須穿過河南省，這一帶正由國軍駐防。

我還能回憶起，當我到了國軍駐區又看到三年來所從未看見的政府標語時的歡悅情形。這幾年來一直住在共產黨控製的地區，當我看到村子裏的牆壁上貼滿「一個國家，一個精神，一個領袖」的標語，和街上飄揚的「蔣委員長萬歲」的旗幟時，不禁萬分興奮。

我們在一天傍晚抵達鬧子村，但雷鳴遠神父已經在幾天前離開了。我當時深覺失望，但是我立刻又定下心來，這條線路我畢竟是走對了。

第十八章濰縣集中營（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

雷鳴遠神父死後，我計畫到重慶去接替他在軍隊裏的工作。但是我等候得時間過久，終於有一天被日本軍隊把我捉去。珍珠港事變後，日本人便開始拘捕在中國的外國人，但直到一九四三年三月，他們才來到教會把我送到一個集中營裏麵。他們隻允許我隨身帶些東西和十本書。我包起幾件衣服，四本每日祈禱書、一本中國字典和五本中國古書。我坐著軍車由警察押解到定縣，然後又搭上一列從太原開來的專車。這是一列搭載山西及河北南部「外國敵人」的車輛。車開得很慢，沿路還解上其他的俘虜，經過一整天的工夫到了北平。

日本占領北平已有五年，但和西方國家才宣戰十五個月，這乃是他們作反外宣傳的絕好機會。我從車窗看去，許多日本攝影員正在站台上拿著照像機東跑西跑地拍照，還有些用電影攝片機攝取北平外國人扛運自己行李的鏡頭。每個人都帶著行李，提包，有些女人還推著小車。停車的時間很長，以期使攝影員多費幾百尺膠片，向中國人顯示日本人的勢力，並使這些白種人「丟麵子」。有些中國的阿媽，當要和她們從小照顧起的外國孩子分離時，竟止不住的啜泣，孩子的爸爸媽媽也隻好忍著心從他們可愛的中國　姆懷中，把孩子接過。

我們看著站台上這一幕幕的戲劇，悲痛而驚駭；我們曉得我們換車的時間到了。果然不出所料，我們隨即被驅下去，換乘兩節開往天津的車輛。到天津又換車一次。其實換車是不必要的，這隻是為了做給中國人看，並且故意給我們添麻煩。

到了天津，又搭上一批外國人，然後向南開往濟南，再換車，又是一些人來站台拍電影，隨後又走了一整天抵達濰縣。濰縣在濟南和青島中間，美國在中國的最大長老會便設在這理。長老會地址距濰縣城兩哩半路，有許多美麗的建築物，一所醫院和一個學校。美國最著名的出版商魯斯，便生在這個教會裏麵。

當我們從濰縣車站搭上卡車時，，我便猜想到我們的目的地，因為我很熟悉這裏的長老會，我曉得它的大小設備正好是一個理想的集中營。除此，長老會四周還有很高的磚牆，自然提高虍做為監獄的價值。日本人隻須在牆頭上添設幾個哨兵監視台便可以了。後來他們在磚牆四周掘起極深的溝，並在外麵圈起電網。

我們在薄暮中走進監獄的幾層大門，誰都不曉得那天能再走出來，直到盟軍勝利將我們救出之前，這裏一直就是我們的家。我們不曉得什麽時候獲釋，但我們都確信有這一天。

我們一共有一千七百名被禁，其中一千英國人，三百美國人，其餘四百人是比利時人，荷蘭人，挪威人，及若幹南美人。有的是全家老少，也有單身男女。也有像我這樣的神父，此外還有些法　克教士，那穌會教士和瑪麗諾爾的教士。

這些散居在華北和華中各地的外籍人士，多年來總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他們住著舒適的大房子或宿舍，雇用著訓練有素的中國傭人，又忠誠，又可靠。每天坐著黃包車或汽車上下班。家裏的孩子有　姆代為照顧，公事房的零星瑣事，有買辦代為安排。現在的生活卻完全變了。

日本人的組織是極端可怕的。我們必須從被投進的混亂中製造出秩序。

人都是能適應環境而有機智的，我們這一批人也不會例外。一千七百人組成一個小城市。領袖從眾人中出現了，有技巧的人開始組織起夥食團，一切都安排得整潔而有秩序。

所有日本人在中國及亞洲各地控製的地區，如上海，馬尼剌及荷屬東印度群島，被拘的外國人都有同樣的行動。所有男女老幼都在用嚐試錯誤法來學習如何適存。

起初我們覺得非常困難，因為大家都不曉得怎樣做，但是我們慢慢地適應了環境，我們成立起委員會，開始合諧地工作來謀求自己福利。

我比其他一般人都能適應這種環境，因為我過慣貧苦的生活，並且習於勞苦的操作和戶內工作。實際說來，我在集中營住著反倒比外麵更為舒適。在安國我們每星期隻吃兩次麵包，在這裏我們卻每天有麵包吃。在安國時從來沒吃夠麵包，到了集中營後，我立刻誌願地作廚房工作，這種情形在日後回想起來還很覺可笑。我從來不會烤麵包，其他的外國人都是受人伺候慣了，也都不懂廚房的工作。

我們必須一麵做一麵學，於是有許多錯誤發生。進集中營不久的一天，我在湯裏放上一大把鹽，我深恐沒有人能喝得下去。但每個人都喝得津津有味，因為我們沒有旁的東西可吃。有時候麵包烤焦，有時候湯調得太稀。但是我們必須這樣吃下去，否則便要餓肚皮，每個到廚房工作的人，慢慢都學會了用配到的東西弄出些可口的食品。

日本人配給的食物，不合胃口，特別是母親們為孩子們頭疼。他們曉得，如果他們能和中國人取到某種聯係後，他們便可以從附近村莊裏弄到些雞蛋或其他食品。我想方法和集中營裏的中國工人拉擺，並詳細計畫一切。

有五位天主教士所住的房間，恰好靠近圍牆，這是做黑市生意的很好地點。其中有一位神父叫斯坎蘭，願意作走私食品的首領。斯坎蘭是澳洲人，原籍愛爾蘭，禿頭頂，紅頭發，講話柔和而緩慢，一舉一動都有尺寸。但他的意誌卻堅強果斷，因此集中營人便選他為首。

負責在集中營外麵聯絡走私雞蛋工作的是一位康太太（中國基督教徒），也是一位心細贍壯的人。

五位天主教士所住的房間，靠近一條　水的水溝。水溝從地下通到集中營外麵，出口地方用鐵欄擋住。斯坎蘭便利用這條水溝做為走私雞蛋香煙和食品的孔道。他盡量爬到水溝的盡端，康太太或她的小孩子從外麵隔著鐵欄把雞蛋或小包遞進。我時常跑去幫忙，特別是當大批貨品遞進的時候。作這件事經常是在夜間──黑暗裏摸索著做。

第十九章功敗垂成

集中營遣送工作幾乎用了兩個月的時間，但這並不是魏因貝格上校的過失。魏氏是親眼看到中共施用阻撓破壞陰謀的第一批美國軍官之一，日軍在這帶地區剛剛投降後，中共的陰謀便開始；當全世界在歡悅慶祝時，共軍的破壞更形變本加厲，而使勝利走入悲慘的失敗之途。日本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投降，共產黨在當月便向自己的政府公然開戰。魏上校看慣了美國有效率的迅速方法。美國飛機從澳洲海麵到　厘把板間轟炸日軍時，在運輸工作中魏上校出力很大。

他認為他可以製定一個好計畫在極短期間內遣送集中營人士；美國人已經完成許多偉大而艱钜的工作，這件事在他看來等於一件輕而易舉的兒童遊戲。

他費了幾小時工夫擬定一項周密而詳細的計畫。他的計算是根據集中營的人數，和一列車車輛能向北平輸運的人和行李。

他計算著他能在一天之內用三列車把整個集中營人都撤走。他相信他能弄到這許多車輛，並且在需要時再多加些輛。我們很明曉此間的鐵路情形，並預料到共產黨的不合作，便告訴他說，這倒不是一個需要多少車輛的問題，而是目前還有多少車輛的問題。但是魏上校認為我們是悲觀論者，在長期拘禁下，誌氣已經消沉了。除此，我們這些外國人住在行動遲緩的東方國家時間過久，難怪我們已經不了解迅速有效率的美國方法。魏上校的熱心很快地就冷下去了，當他把紙上計畫付諸施行時，他發現到不僅找不到三列車，連一列車的車輛也湊不齊。他獲知這條路線是單軌線，需要多少次的搬閘和調車。他覺得事情不像開始想像的那樣容易了。他並沒有失望，還繼續推動。集中營裏的幾位中國通和我共同與共產黨將領商妥一項約定，如果我們能在十五天內撤離集中營時，他們便不加幹擾。

以前魏上校是時刻緊張忙迫，我們曾勸他不必著急，現在由於情勢的複雜，他開始隨處小心，我們便看出我們無法在約定的十五天裏騰空集中營。

我們現在卻要勸他加緊推動了，因為他對共產黨的認識不像我們那樣清楚，他不太介意這十五天的限期，隻是按部就班，慢慢耐心地審慎而行。十五天過去了，我們隻撤走兩列車的人和行李，不到集中營全體的半數。共產黨開始炸毀郊外的鐵橋，使單線鐵路無法通行。

到了一九四五年九月各方麵證實共產黨正在有計畫地破壞政府財產，合作的允諾一直就是個騙局。對日戰爭現在已經結束了，他們不再偷偷摸摸。而開始公然活動。於是在公開戰爭中再加上宣傳。他們拚命在宣傳一項理想，自稱中國共產黨隻是愛國的「土地改革者」，企圖把中國人民從「貪汙無能的政府」下拯救出來。對那些在歐洲及太平洋擊敗法西斯國家後已經厭戰的世界來說，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內戰」乃是他們自己的事而與盟國軍隊無關。他們唯一的希望是回家過日子。這種自然而正當的情緒，便為共產黨宣傳家所利用。他們在各處都有工作人員，發動出「我們想回家」的運動。

當我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到了北平時，我驚駭地看到了這一切事項。集中營最後是經空運撤走的，我離開得最晚，那時距日本投降已經兩個月了。

行動重獲自由是頂開心的事，我把北平作了我的傳教中心，因為我的主教要求我住在北平照料各地來的難民，戰時飄流在後方的人士，這時正有許多都取途北平回家。我沒有時間享受這良辰美景，因為我每天從早忙到晚，工作完畢後還閱讀新聞，推測時局的發展。

當時北平各方的推測，都集中於馬歇爾使華的問題，馬歇爾將於十二月來中國調處停戰，以期使中國獲致永久和平。這消息是魏德邁將軍在上海宣布的，魏氏曾協助中國政府阻止住日本軍的最後一次攻擊。

我也像一般人似地，認為在美國調處下中國會獲到和平。但是我一向懷疑共產黨的詭計。我檢討最近的事實。九月，俄國人攫取了東北（違反了八月十四日的中蘇友好條約），並且與叛逆的中共政府成立聯合陣線。十月，中共在芝罘挫抑了美國海軍上將巴比。隨後毛澤東和周恩來與蔣委員長的談判破裂而離開重慶。十一月，巴比（當時正率領美國船蘋將國軍運往東北）在與蘇俄代表商談並視察在俄國保護下掘壕備戰的數千名共軍後，便自營口撒出。巴比的軍艦在葫蘆島遭到了共軍的炮擊，被追撤退。俄國人占領了旅順和大連。漸漸地，我們聽到了許多驚駭的事件和共軍的拖延詭計，當國軍跋涉北上到了東北時，發現已由俄國所裝備的中共軍隊作有計畫的占領。

十一月十一日蔣委員長夫婦抵達北平作十日視察。這是他們十年來首次回到這個可愛的古城，他們此次的凱旋回歸，象徵著對日戰爭的勝利。飽嚐八年淪陷痛苦的北平人民，歡悅若狂地在大街上列隊歡迎，遊行隊伍直擺到他在東城所住的官邸。

幾天後，他派信差給我送來一封書信，邀我到他的官邸。十七日，委員長秘書沈昌煥接我到官邸晉謁。

蔣委員長的官邸，是以前一位傀儡政府首長的住宅。日本投降後這位傀儡首長被捕，由政府接管為官舍。這所住宅並不華麗，在一條胡同裏麵。沈昌煥告訴我說，他們選擇這裏給委員長作官邸，是因為這裏環境幽靜，容易保衛，起居工作都極舒適。我們走到大門，衛兵雄糾糾地敬禮，領著我們穿過花園。十一時我們被導入內宅，正如沈先生所稱，房屋舒適寬敞。委員長正在參加軍事會議，留下話請我寬坐暫候。在等候的時間，我和沈先生閑談著話，彼此交換戰時的經曆，他告訴我在重慶時的情形。我告訴他在河北省共產黨占領下及兩年半濰縣集中營裏的情形。不一會，一位副官走進。告訴我們會議已經結束，領我們穿過走廊。走進一個大客廳。從客廳可以俯視前麵的花園和胡同。

第二十章馬歇爾使團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在上海方麵已經獲悉美國前任參謀長馬歇爾將軍將以杜魯門總統特使身分來到中國。他的使命是調解──使中國獲致渴望而必需的和平。馬歇爾於十二月飛抵上海江灣機場，在搭車赴外灘附近南京路的華美飯店時，沿途受到熱烈的歡迎。當時上海市曾謠傳戰後的和平已告消逝，但在學生、店員、民眾和政府官員的歡呼慶祝下，這種惡耗一時沉寂下去。中國政府在八月十四日日本無條件投降那天和俄國簽訂一項條約。但俄國隨即把它撕毀。它參加太平洋戰爭不過六天。在這期間內，它把軍隊從西伯利亞調入東北，靜待時機。甚至日本投降後，俄國軍隊依然先國軍而湧入東北。然後便開始勒索。隻有中國國民政府允許和俄國共有東北的富源和工業時，它才允許國軍開入東北。

任何政府都不會容忍這種勒索行為。中國政府自然也不示退讓。俄國人早有計畫像餓狼樸食似地準備立即攫取東北的工廠，軍火庫和礦產。他們搶走了各項設備，運走整個工廠，拆毀礦廠，並以閃電速度擄掠價值八億美元的工業設施。他們把從日本軍隊擄獲到的大量武器交給中共，他們不僅「允許」中共進入東北，並且竭誠歡迎，因為這是莫斯科的命令。當蘇俄紅軍從東北退出時。中共已經占領了東北，並獲到充足的武器。

西方國家的人也許覺得奇怪，何以這樣嚴重的罪行竟沒有使世人周知，他沒有引起公憤。中國領域太大，東北又與外界不相接觸，縱使在正常情形下，新聞的發生也須在很久以後才能傳出。東北曾被日本占領十四年；華北也大部在共產黨控製下，共產黨準曉得新聞不會　露出來。日本投降後所修複的鐵路，一再為共產黨破壞，他們決心想擴展他們所能控製的地區。

中蘇條約中明白的規定，俄國在東北的軍隊，最遲須於十一月十四日撤出。但是十一月十二月過去以後，蘇俄絲毫未表示出遵守中美的要求，提出行動上的報告。莫斯科從未就東北問題與重慶或華盛頓商討。擄掠的消息與日俱增，人們並在恐懼，一旦共產黨允許中國或美國代表進入東北時，他們會發現如何可怕的景象。那時錦縣駐有國民政府的軍事官員和觀察員，有些消息可以從這裏透出，但直到有些英美特派員不耐煩等候許可而逕直北上F新聞時，俄國人擄掠東北的情形才大白於世。他們帶回來許多蘇俄在東北暴行的實況，大規模破壞財產，移走機器及原料，和俄國人與中共的合作情形。

美國沒有向蘇俄提出抗議，美國在十月間並且表示讓步從東北及華北海麵撤出海軍。隨後杜魯門總統又派遣馬歇爾來華調處政府與共產黨間的糾紛。

馬歇爾到重慶時，與委員長和周恩來晤麵，這位在朋友和敵人眼裏都是傳奇人物的周恩來，在馬歇爾身上也沒失掉魔力，馬歇爾自始便沒有真正了解共產主義的真疋性質，也不了解共產黨像周恩來那樣的雙重人格，周恩來能夠就環境的需要隨時擺出一副學者的姿態。馬歇爾使團之造成悲劇，在於若幹美國政策決定者都有意無意地認為中國共產黨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及「土地改革者」，隻希望把「民主政治」帶到中國。馬歇爾所奉到的指示的一部，是當時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交給陸軍部的一件備忘錄，其中指稱中國共產黨為「所謂共產黨」，這句名詞的本身便足以證明出當時美國總統，國務卿及其他官員對中國共產黨的誤解，其實中國共產黨一直便名符其實地真正是莫斯科所稱的共產黨。幾年以後，當時機成熟時那位天字第一號的中國共產黨頭子毛澤東便強調宣稱拋棄了「土地改革者」的偽裝。

在重慶，馬歇爾擬定了雙方停戰的辦法，並且成立三人委員會，由政府、中共及美方各派代表一名。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簽訂停戰令，並規定立即在北平設立軍事調處都，執行停戰協定。美國代辦羅伯遜任軍調都美方委員，鄭介民代表政府，葉劍英代表中共。白魯德準將下設執行組，他把美國式的迅速效率帶到中國。白魯德於一月十一日抵達北平設立軍調部，十四日便開始工作。

執行組開始組成包括三大麵代表的停戰小組，由美國軍機搭運各衝突地區或有衝突威脅的地區，阻止或防止戰事發生。每個代表都有同等的決定權。所有問題必須交到軍調部，由三人委員會以一致同意方式獲取決定。

政府與共產黨所同意的一項重要問題，是中共軍隊與政府軍隊的合並。蔣委員長已經看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發生時的聯合陣線是如何被共產黨所藐視。但是美國深信聯合政府可以組成，並認為這是應該做的事，因此蔣委員長也極願再試一次。共產黨拿出一貫的手段，接受這項意見，但拒絕簽訂任何協定。馬歇爾環繞中國，飛行了三萬五千哩，視察停戰小組的工作情形。他在三月一日出發，五日返回漢口，然後對四位美國新聞記者說，各地停戰小組的工作情形很良好。他的視察旅行在第二天結束，對一切都表示欣快。當晚又對這四位記者以輕鬆的態度透露了一項不得發表的消息說，他已經研討一項計畫，並擬立即付諸實施。擬定的計畫是在張家口設立一個「小西點軍校」來訓練共產黨的軍官。

馬歇爾也認為周恩來對合並軍隊問題采取延宕手段。但他又認為共產黨之所以遲遲不決，是由於周恩來恐怕「丟麵子」，服裝不整的中共軍隊，在製服鮮明、裝備良好，受過美式訓練的國軍相形之下，便極為難堪。馬歇爾既然有了這點看法，於是想出一個方法來維持周恩來的自尊心和敏感。他說，他已經告訴周恩來，美國打算在張家口開辦一個學校訓練中共軍官。美國軍官不僅把美國軍事方法訓練中共高級軍官，並將訓練他們美國武器的使用，在訓練中，美國自然會提供些武器。

當時竟有一件巧合的事件發生，當馬歇爾向周恩來建議成立共產黨軍官訓練學校後，周恩來便在二月二十八日簽字合並軍隊的協定。當馬歇爾把他如何「說服」周恩來的情形告訴這四位美國記者後，有一位記者竟不顧這項是非正式談話，也不顧馬歇爾的禁止發表，便用電報把這項新聞拍回國內的報館。但是為了某種原因，這個「小西點」始終沒有成立，不過已經有若幹美國上校陸續抵達北平，準備在這軍校裏擔任教職，直到初夏時，至少已經有三十名上校儲備在軍調部的大樓裏了。

軍調部設在北平協和醫院裏麵。戰時被日本強占為軍醫院，大部份設備都被折除，必須加以大規模的修理才能恢複。但仍是軍調部辦公的理想地方。當時，美方人員住一樓，共產黨住二樓，政府人員住三樓。

當這些上校抵達北平準備首途張家口時，他們沒想到會長期耽擱下去。後來人數越多，時間越拖越長，他們仍然留在北平等待命令；於是他們把他們所住的那角樓房命名為「一萬名睡覺上校的廟。」

同時，共產黨的阻撓伎倆開始表麵化，內亂又形熾烈，主要原因是共產黨背棄它不阻止國民政府接收東北的諾言。

停戰小組也開始陷入難境，美國官員發覺到視察戰場工作無法進行。美方提出一項議案，主張修改一致讚同的規定以謀打破僵局，中國政府表示讚成，中共代表反對。

五月初，軍調部的視察小組工作，阻礙愈形增加，共產黨小組代表一再拒絕小組的活動，於是美方再度建議，視察活動應取決於多數可決票。中國政府再表示讚成，中共代表又予以拒絕。

黨軍調小組到各地調查時，也發生了許多事件。至少有兩次中共軍隊曾開槍射死政府方麵的小組調查員，另一次一位美方戰地調查員為中共狙擊兵所槍傷。

三月十二曰，馬歇爾返國報告，四月十八日再返回中國，隨即壓迫國民政府停戰，並使中共保持他們所占領的東北地區。駐守在錦縣的國軍一直在等候俄國人遵守證言撤退出境後進駐他們自己的領土，但他們現在已經發現，隻有擊敗中共才能收複失地。他們開始進攻，很為得勢；但國民政府在馬歇爾的壓力下退讓，國軍的前進便告停止。

馬歇爾從美國返回中國後的行動，使有識見人感到驚駭，他們看出馬歇爾是在執行美國政府的政策。中共的陰謀，逐日有驚人的暴露，馬歇爾的政策和行動，卻是令人匪夷所思。

一九四六年五月六日，由瀋陽方麵傳出一項特別使人驚駭的消息。芝加哥每日新聞特派員韋勒，揭露出蘇聯高級統帥與中共的一項秘密協定，俄國保證以五千名軍隊及官員協助共產黨對抗國軍，中共軍隊由俄國人指揮。協定簽字日期為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剛好是共產黨在重慶簽訂停戰協定後的九天。

馬歇爾使國在華的期間，共產黨完成了極大的進展，並且奠定起他們日後攫取中國的基礎，因為他們在軍調部裏，享有與國民政府及美國同等代表的地位。他們特別努力爭取美國官員的好感，不斷邀請美國軍官參加舞會，談話間總是攻擊政府。一位美國上校經常把共產黨的策略和陰謀告訴我。我也告訴他我在河北省和共產黨相處的經驗。他慫恿我去見馬歇爾，把六年多的經驗向他詳細報告。我對這件事並不太積極，但上校告訴我，這種資料一定會受歡迎，第二天我便到軍調部，設法和馬歇爾約定一個晤談期間。

我在軍調部會到格蘭特上尉。格蘭特的哥哥和我一起住過濰縣集中營。他們的父親是協和醫院熱帶病專家，都是十足的中國通。他們都能講流利的國語，在華北各地住過家。

格蘭特上尉和我閑談了一會，最後我和他講出來意。

「馬歇爾將軍很容易見麵」，上尉對我說。「你還有很好的資料，他更會願意見你。讓我先替你安排一個時間，然後在一天前通知你。」

我走回去搜集起一些我認為是馬歇爾特別感覺興趣的資料，然後靜候格蘭特的通知。兩天三天過去了，沒有得到消息，從報紙上我看到馬歇爾即將離北平的消息。我決定親自到軍調部看看時間安排的情形。

格蘭特上尉不在部裏，我打聽出在那天我和他會麵後一小時，他接到緊急命令派赴瀋陽，立即搭機出發，來不及給我送信。我被領到馬歇爾將軍辦公室的前會客廳裏麵。一個中國人坐在那裏，態度粗野無禮，完全不是老派中國人的作風，一望便知是標準共產黨神氣，特別是剛爬上重要地位的人，也是如此。但是從樣子看去，我必須和他接洽事情。於是我便告訴他格蘭特上尉曾答應我代為安排會晤馬歇爾將軍的時間，但因緊急奉命離開，沒能辦妥。我並且又解釋說，他也許替我安排了時間，但來不及通知我。我又告訴他，我願意在馬歇爾將軍離平前找個適當時間和他會麵。

他看著我，露出滿臉不屑的驕傲神態。

「將軍太忙，他不能見你」，他帶著蔑視的口氣。「再有，你想和他說的話，他都知道。」

這種無理取鬧的態度，使我非常光火。

「你怎樣曉得我心裏的事？」我向他道。「我並沒有裝作曉得你心裏的事」。

他諷刺地答覆我一句，我們起了一場小爭辯。我看出他根本不想替我查一查格蘭特是否代我安排好時間，也不願替我做任何其他幫忙；又因為馬歇爾很快地就要離開北平，我便不曾再做會晤的計畫。

一般說來，會晤任何美國官員都是極容易的事；我在到北平後辦理難民救濟工作中，幾乎經常和他們來往。我真不曉得軍調部裏的那位中國人（雖然認為他是個共產黨）何以竟是那樣態度，直到後來我遇到軍調部美方委員羅伯遜談起這件事的時候，他才告訴我此中的原因。那是在中國樞機主教田耕莘的宴會上。曰耕莘剛受任北平總主教職，初到時人地生疏，在準備宴客前，我曾幫助他擬定中外賓宴的名單。我和羅伯遜走到一個清靜的角落開始長談。他對我在共區的經驗極感興趣，他說，「你應該去會一會馬歇爾將軍。」於是我告訴他那一次的經過。羅伯遜皺起眉頭搖搖頭。

「我曾經聽到許多人對我這樣抱怨──他們也和你一樣碰到這種事情」。他說。「也許是馬歇爾周圍有些人有意地不使某些人和他晤麵」。

我們沒把這問題繼續討論下去，因為他已經很覺不快。當時馬歇爾所用的一名最重要中國人員──翻譯兼秘書長，是景紐奇（譯音），一位美國留學生。景曾經寫過一本書，一九四九年四月由香港新民印書局出版。書名是「美國與蔣介石陰謀的秘密報告」。

我在一九四八年初逃出中共區，臨時暫住香港避難，就在那時看到那本書。一九五○年初抵達美國後，有一天我接到諾蘭參議員於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在參院內就美國對華政策演講的謄印本。在演講中，諾蘭告訴參議員及美國人民稱，他有充份證明，確證美國在華反共政策的重大變化起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的莫斯科會議。他在景紐奇的書裏發現到他連續證據中所失落的一部份。他提出景氏原書的照像。諾蘭認為這是「在中國的希斯──陳伯倫文件」，他說，「這項文件對美國人民極端有關」。諾蘭繼稱：原著人是共產黨的支持者。他在中國政府檔件保管處獲到秘書主任的職位。負責處理各項美國文件及翻譯工作。魏德邁及馬歇爾使華時的有關文件，也由他處理。

從這本書裏我獲得了我連續證據中失落的一部份，使我確證我們對華政策發生重大變化的日期。這裏我提出原書中關於這項問題的照像。這是用中文寫成的。我請一個美國政府機構把它譯成英文，並把全書譯本交給國務院及國防部。

書中附錄一裏麵包括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魏德邁致達蔣介石的C-62──「號最機密備忘錄。那是魏德邁送達給中國的文件。魏德邁在返美謁見總統、國務卿及參謀長會商後，再返回中國晉謁中國總統。下麵是他在備忘錄中所提出的：

「下麵是我返華府述職的經過」：

「與總統會商」。

「他保證對閣下及國民政府繼續予以支持」。

這是一段極重要的資料。我以美國參議員的資格，首次獲悉，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時，美國總統杜魯門還曾致書中國總統「保證對閣下及國民政府繼續予以支持」。這是一個毫無保留條件的保證。

這是一項極重要的資料，如果政府對美國國會及國民坦白相對的話，這應該包括在對華政策白皮書裏。不然，白皮書隻是洗白國務院悲慘錯誤的公文嗎？

像景紐奇那樣據守要津的人，自然曉得魏德邁和馬歇爾使華的全部秘密。他很聰明地隱藏起他的真正行跡，但當南京陷於共軍手中後，他並未隨政府撤到廣州，立即北上到北平加入共黨組織。四五年間，他一直獲著美國官方的信任，並且竊到許多有價值的情報。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杜魯門總統曾公開發表聲明，主張在聯合政府內中國共產黨的「公正及有效的代表權」。像景紐奇那樣的共產黨工作人員，很曉得他們可以憑籍著各板已獲到的利益來進行內戰，而不懼怕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聯合，並不等於揉合一致，也不等於兩黨的臨時合並。這乃是共產黨滲透及侵略的機會，最後造成完全控製，毀滅所有自由及民主因素，建立起強大的極權政體。

試以聯合國救濟總署剛到中國時共產黨的行動為例。中華民國政府是與聯合國訂約的國家，也是聯合國裏的會員國，它從不想把聯總救濟物資不發給中共占領區，也沒有共產黨或非共產黨的歧視。

中國認為把中、美和聯合國機構合並起來後，推行工作將更形順利，於是聯合國救濟總署便組成中國行政院救濟總署。

但是共產黨立刻便插進腳來，攻擊行總的工作都為國民黨把持，要求共產黨應該參與此事。當馬歇爾來華的前數周內，國民政府正在與馬歇爾熱誠合作時，共產黨特別強調這一點。共產黨的計畫，一直在企圖與國民政府的同等地位，強迫承認他們是政府的地位，而不是一個政黨，並堅持享受政府的看待。

在中國的聯絡，有許多優越而公正的職員。裏麵也有許多共產黨工作人員，左派份子和投機主義者。共產黨又自己組織起一個「共產黨解放區救濟總署」，一切都依照行政院救濟總璁的組織。

聯總和行總中有各教派的外國教士，中國教徒和中國教士。共產黨的救濟總署裏不容留這些人，用各種藉口把他們排擠出去，使他們的機構中完全成為清一色的共產黨。

一個聯總的中國職員曾被派至河北省中部視察。他回到總署後提出報告──需要救濟品的人數和救濟品的種類等。聯總對報告研討後予以通過，這位職員再返回河北省中部監視救濟品的分配。但因其中一部物品是注明配給中共地區的，一位共產黨救濟總署的共產黨代表便堅持同行。

當他們抵達區界時，這位共產黨代表要求和這位聯總職員談幾句話。

「談什麽呢？」這位聯總職員問道。

「你必須告訴那些接受救濟品的人民說，所有這些好東西都是從蘇聯來的」。

「為什麽要那樣說呢？」這位聯總職員反對道。

「為什麽？」那位共產黨說。「因為蘇聯是聯合國的會員國。聯總是一個聯合國組織。因此俄國是這些物資的供應者。」

這位聯總職員反對這種辯證法的詭辯。他的這位共產黨同伴已經顯明地表現出，和一位「同誌」辯論是無用的。這位聯總職員非常機警，他想了一會，聳了聳肩表示接受。這位共產黨員走到工作地區後，集合起老百姓演說，解釋這些救濟品的來源。在指定的時間，老百姓都聚齊到卸貨的地點，這位聯總職員請他們參觀外國友人送來的贈品。

「諸位請看，這些箱子桶子和匣子上麵都印有「在美國製造」的字樣」，這位聯總職員在依照中國習慣講了一套話後說。「但是你們不能相信你們所看的這幾個字。因為這些東西上雖然印著「在美國製造，」但實際並不是從美國來的。那是從蘇俄來的，蘇俄是特別關切中國人民的國家。」

講到這裏，他抬起眼來看看天空，隨後又用諷刺口吻強調這句話，那位沒有受過教有的共產黨根本不懂這話的含義，反而洋洋得意麵露笑容。但老百姓們都曉得他的意思。他們在戰爭期間曾經嚐到共產黨的統治，他們曉得共產黨不會關切他們，他們更明了那位聯總職員對他們這番話的真正用意。

共產黨一直在使用諸如此類的伎倆，來破壞從事和平的真誠努力。

此間尚須提及，共產黨在一九四六si月十五日曾宣布東北入於戰爭情況；馬歇爾在四月十八日回到中國後便對國民政府施用壓力，使共產黨保持他們在東北占領的地區。直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前，馬歇爾一直在堅持中國的國內和平。阻礙和平實現的乃是共產黨。他們對世界高談和平，但實際則從事戰爭。

一九四七年一月，馬歇爾放棄了他做調人的努力，並且發表了一篇批評政府及共產黨的聲明，馬歇爾使華的工作結束，從此以後，美國便接受了中國入於內戰情況的事實。

第二十一章逃出中共區（注）

當我在北平從事難民救濟工作時，我曾設法改善我們在安國的經濟情形，但未能成功。我們在安國的教會。曾受日本人擄掠兩次，日本投降後，又全部為共產黨所蹂躪，從我過去的經驗，我曉得隻要共產黨把東西搶走後便很難追索回來。

我曾幾次用我的主教的名義，設法請求軍調部的協助，因為我希望從有力方麵收回我們的財產，或至少收回使用權。他們回答說，共產黨已經把他們第七中學的五百多名男女學生，移到我們的教會，把我們的教會改成「教育」中國青年「師資」的地方。

我每次到軍調部拜訪中共代表葉劍英的時候，都趕上他「生病。」他身體非常健康，我曾在軍調部附近看見過他和幾位軍調部官員在一起，因此我曉得他的生病乃是一種政治病。

我堅持著要見他，最後，一位較低級的共產黨顧柏年（譯音）和一位叫喬治哈泰（GeorgeHatem）的負責接見我。

關於喬治哈泰博士的情形，我知道得從少，他一直用一個中國姓名來掩飾他的身分。遠在戰爭初期，一位波蘭女人雷夫蘇絲曾旅行延安，並且在一九四四年寫一本書「鯊魚鰭和小米」替中共辯護。她在書裏麵曾敘述到在延安晤見毛澤東、周恩來和其他中共領袖，其中包括哈泰博士在內。

她在書中寫稱，「各方麵的人都加入我們的工作，協助我們的計畫。最初一位是馬海德博士，雖然是中國姓名卻是外國人。他年紀有三十幾歲，身體不高，但很健壯，走起路來有些彎腰。臉色梭黑，深眼窩，眉毛濃重，態度很和靄。他講起英語來像美國人，講起法語來像法國人，講中國話像中國人，還會說些近東國家話。我們問他難解的問題時，他總是一笑置之，我們便認為他是個美國土耳其人或敘利亞央岐人，但是他不願意我們問他的籍貫和真實姓名。有一次他曾對我說，『在我沒入八路軍之前，我是個一無所長的人』………」

哈泰博士是一個很奇男人。他是北加羅林納州格林維裏的美國醫師，父母是美國敘利亞人。一九三七年他開始世界旅行，到中國停留下來，直入內地，住在中共地區，在延安用馬海德的假名，並且娶了一位漂亮的中國女伶人。他早已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直在中共的衛生部裏服務。

一九四五年春季，哈泰住在張家口，那時剛好有一批美國特派員去訪問共產黨的「晉冀察邊區司令」聶榮臻，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後一日）蘇聯飛機轟炸張家口，八路軍突入張家口市，造成大混亂的局麵，隨即被蒙古軍及俄國軍隊所驅出。俄國人忙於拆運軍火廠和工廠及移運日本人所儲藏的彈藥。但當俄國人在十一月撤離後，八路軍再度返回，把張家口作為他們臨時的首都。

哈泰堅信共產主義，他曾經對美國記者莫拉德說，他認為共產主義是對的，俄國人應該留駐東北，因為「他們的用意是良善的。」

哈泰和我會麵時態度非常客氣，以後各次會談時，大部都由他發言，顧柏年隻是偶爾插入一兩句話而已。

我要求歸還我們在安國的財產，並且爭持我們土地被沒收的事件。在一九三九年，共產黨曾在河北中部一帶再分配土地，每人隻準有三英畝多耕地，並須付些地租。在理論上來說，這些土地足夠維持一個農民和他家庭的一年生活。超過三英畝以上的田地，租稅加重，結果倒不如放棄耕地合算。安國的教會裏，包括有主教，神學院，孤兒院，修道院的修士修女教友等，總計有二百七十多人。我們一共有七十多英畝土地，遠不及共產黨的規定。共產黨為了要防止我們日後購買土地起見，宣布除少數孤兒外，我們都是寄生份子；就孤兒數目算來，我們的土地超過了規定量，於是把其餘土地予以沒收。這便是他們攫取大部教會財產的方法。共產黨摧殘教會的另一方法是宣布薪給製度為不合理。他們規定出薪給標準，然後根據這標準計算應還的拖欠款項。

他們很容易地可以證明出義和團以後的免稅規定是不合法的，根據該項標準，應要求教會向共產黨償付欠款。他們並且認為追加利息也是極正當的。在這數目上再加上钜額的罰款，並要求立即償付，總數常超過教會財產的總值，因此縱使教會傾家蕩產也無法清償這筆債務。他們用類似的陰險手段，希望毀滅教會的聲譽，破壞教會存立的憑藉，阻止教會推行工作；總之，不外迫使教會離開共產地區。當他們覺得在某地區的力量已經足夠強大的時候，他們便揭開假仁假義的麵目，聲稱教士都是國民黨的秘密工作份子，並沒收他們的全部財產。如果這些手段還不足以實現陰謀時，便進而控訴教士是日本人的合作者。這是一個極便當的方法。進一步他們便可以製壓每個地區內的反共產黨份子。

我開始和顧柏年、哈泰討綸我們土地被沒收的問題。我老早便預料到他們的答覆。

他們滔滔不絕地用辯證法解釋共產黨的目的，冠冕堂皇地講述他們關心人民「幸福，」狡猾地堅稱他們擁護平等與自由。

「你們不是真正那樣窮困」，哈泰說，「實際說來，如果我們想壓製天主教的話，我們便有力量那樣做。但是我們允許你們有宗教自由。」

我用我自己的一套話來回答他。

「一位共產黨軍人要求占用我們的一部房產，」我對他說。」我向他提出抗議。『我們不是也亟需要這些房子嗎？』我問他道。『自然，』他會這樣回答。『但是神父也許看到這支手槍了吧？』

「自然，我看見手槍了，」我對顧柏年和哈泰說□「在這種情形下，」我諷刺地講道，「我們承認共產黨統治我們的絕對必要性。他有紅軍作後盾。我們隻憑借正義和公道，這些美麗而有意義的詞句，並不能感動共產黨。這就是你們所說的平等嗎？」

這兩個人祗笑了笑，討論就此結束。

另有一次我去拜訪葉劍英，又碰到顧柏年和哈泰。這一次，我向他們訴述共產黨占領安國教會的事。

「你怎麽能說你們的房產是被非法占據的呢？」哈泰問我說。「我們隻是占用了你們所放棄的房子。如果你們的教會跑掉，使房子空下來而無人照料時，自然我們就要占用你們拋掉的房子。不這樣便是違法的浪費。」他狡辯著說。

「但是神父們為什麽要逃走呢」？我問道。「再有，基督新教的教士們也都逃走了。為什麽他們離開教會，拋掉工作，放棄一生的事業呢？這裏一定有個原因，是不是？這原因還不就是共產黨？」

他們兩人都承認這或許是教士們逃亡的充足原因。

「你們不曉得共產黨在江西的行為嗎」？我問道。「一九三一年我在上海碰到幾位法國和義大利的神父，當共產黨占領江西時，他們正在那裏。他們曾被共軍逮捕，予以拘禁。後來被國軍釋放出來。他們告訴我很多的事情」。我隨即講出許多事隔十五載而記憶猶新的事實。

「那因為是戰爭，」他們倆人齊聲說道。「我們不能對佛朗克的間諜有任何考慮」。當我聽到這種不合邏輯的推論時，我有些莫明其妙，我隨即想到在延安有一個西班牙天主教堂（裏麵的神父都是西班牙人），於是恍然大悟。幾年前在共產黨俞泉真（譯音）司令部裏，一位政治委員曾認為所有天主教徒都是法國人，因為他隻看見過法國教士；顧柏年和哈泰隻曉得延安的西班牙天主教教士，他們也就認為天主敬教士都是西班牙人。因此，所有西班牙教士都是佛朗克的間諜，因為佛朗克是打共產黨的，而天主教也是反共產主義的。這種推論想起來還是十分有趣，因為西班牙內亂還在一九三一年後五年，那時候佛朗克還是一個無名的軍官。

像哈泰博士那樣受過良好教育的美國人竟講出這種荒唐話，實在使人不解。

我正想向他駁辯時，他說，「如果他們是美國人的話，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我對共產黨爭取美國好感的事實，殊覺好笑。熟習個中情形的人，都曉得莫斯科已經訓示中國共產黨用各種方法來爭取美國人的好感，使他們認為共產主義乃是中國空前的福星。馬歇爾使團來中國的期間。他們始終保持這項策略，使美國人認為共產黨乃是真正的安善良民。這兩個人何以要在我的身上空費這番唇舌呢，我不曉得原因，但我卻抓到這個機會。

「如果是中國神父呢？你們是否對一位中國神父更會多加考慮」，我問道。

「自然如此」，哈泰順口答出。

「那麽你們何以在勝利後一直占用著安國一位神父的房產呢？」

他們猶豫了一下。「那因為是打仗。我們現在做的事，將來便不會那樣做。那隻是臨時性的占用」，哈泰說，顧柏年頻頻點首表示同意。

我們的曆次交涉，永遠是這樣地告一段落。我一直地這樣往返商談，終歸沒有頭緒，正如從磚瓦裏找麵包一樣地困難。

春夏季過去了，九月間，我到山東省濟南去，並旅行該省中部各地，因為那裏有許多難民等待救濟。十月，我又去歸綏（綏遠省會），繼續難民救濟工作。綏遠位於高原，天則氣爽，景色宜人。在整年間不會有七十天陰天的日子。

我極想和傅作義主席會談一下，但當我抵達歸綏時，我才曉得他正在張家口附近和共軍作戰。於是我轉往張家口，準備和他晤麵。當我離歸綏前，我看到許多受過蘇聯訓練的蒙古人間諜，從外蒙古解來。這是我一生看到的真正間諜。他們在工作時愚笨而無經驗，立刻暴露出真正身分。張家口在歸綏東麵稍南，我先搭火車到集寧，然後隨軍用卡車隊首途張家口。這些卡車是從緬甸運到蒙古的，經過多少艱苦，才完成了這樣被認為是幾不可能的工作。共產黨已經把張家口向東通港口的補給線予以遮斷，使在該地區作戰的國軍無法從附近的東麵港口獲到補給或軍火。這一隊八十輛大卡車的運輸隊，完全裝滿補給品，從緬甸經滇緬公路越過喜馬拉雅山抵達昆明。然後穿過重山到重慶，再向北取途成都到西安。到西安後又須曲折西北行（因為那裏的黃河無法渡過），抵達蘭州後再轉向東北直抵歸綏。這條路程約有三千四百英裏，需時四五個月。整個路程大部是崎嘔不平的艱險難通山地。司機們時常要停下車來修理道路。中國在抗戰期間，西南部已經發展，並且建設了許多公路；這八十輛卡車的涉險故事，乃是中國人堅忍卓絕的非常例證，且足以說明政府在初期剿共戰爭中所遭逢的艱钜困難。

我在集寧遇到卡車隊，並且聽到這段經過。因為共產黨遮斷交通，我無法再搭火車前進，我便拜訪黃維將軍，要求他準我隨卡車隊前往。他告訴我說。他正押隊前往張家口，歡迎我隨隊同往。那時天已降雪，我和黃將軍站在停車場上談話時，雪下得正緊，停車場位於城中心區，建築物已被炮火夷平，卡車停在這塊空場上比排列在街道上容易防衛敵人的襲擊。

當我和黃將軍站在雪地裏談話時，我們忽然聽到可怕的爆烈和軋軋的聲音，我們開始尋找聲音的來源，發現卡車正在慢幔下陷，輪胎陷進地裏幾寸。

立刻一陣喊叫呼哨聲從四方傳來，人們都聚起來把這些下陷的卡車從這帶危險地區拖出。誰都沒有功夫去調查原因；每個人都跑過來協助把卡車開到安全地帶，當發動引擎無法開動時，再加上人力的推拖。這些人在幾千哩的跋涉中，穿過緬甸叢林地，越過峙嶇山嶺，從來沒有被任何困難所阻礙。不大會的工夫，全部卡車八十輛都移到馬路上排列起來。當秩序恢複，哨兵重就防位後，他們在筋疲力竭下點數一下卡車──一輛都不短。

黃將軍和他的參謀人員們與我再回到廣場，在狼藉不平的地麵發現出這次混亂的可怕原因。這塊被選為安全停車場的空地，實際上乃是共產黨的萬人塚，在九月間九天血戰中死亡的一萬多名共軍兵士，在被傅作義擊敗撒退前都埋在這個大墳墓裏。落雪融化使地麵無法支持載重的卡車。

卡車向張家口出發後，我親身領略到這些勇敢的司機們是如何走過這幾千哩路的艱钜路程。從集寧到張家口沒有一條合適的直通大路，我們隻有穿山越嶺或駛行於草原。最困難的是我們必須涉過許多小溪。那時候河麵凍冰還無法支持重載卡車。幸喜這些小河都很淺，大部都可以涉過；遇到不能涉行的河流時，我們使用鐵索把卡車拖過。我們曲折前進，藉著地圖和本能的判斷，尋找最容易的路途，終於抵達張家口。我們到張家口時，正是傅作義將軍在三天血戰（一九四六年十月八日至十一日）擊敗共軍克複張垣市後幾個星期。從日本軍投降後，張家口一直便被共產黨占領者。

共產黨失掉張家口後，聲勢大挫，若幹極具經驗的美國特派員，以前曾對我預測國軍將永遠無法克複該市。我在張家口停留了一個短時期，幾次與傅作義晤談，我非常佩服他勝而不驕的態度。共軍撒退時縱火焚燒市區，傅作義立刻把城市重建起來。

傅作義對我絕口不談他的勝利和他的軍事成就。他隻談到人民在複興國家中的合作，傅氏的偉大處在於樸質單純，沒想到後日竟為他的一位僚屬所出賣，而使他在一九四六年的聲名付諸流水。

我在張家口的工作結束後，我乘馬北上到西灣子。這村莊是察北教區（西灣子教區）的中心，崇禮縣縣治，居民幾乎都是基督教徒。這裏是華北最重要最悠久的基督教中心，教堂建築有二百五十年的曆史。像長城外的大部村莊一樣，西灣子的居民幾乎都是小農。除一兩個農家外，在村內根本沒有富人，隻有十幾家可以稱得起是「大戶」。

我在十一月的最後一周抵達西灣子，發覺住民都在驚恐不安。西灣子在日本投降後便被共產黨所占領，隨即對這個中國基督教堡壘加以殘酷的統治。十四個月間，他們沒有過一天太平日子，直到國軍克複張家口後才乘勝追擊，把共產黨趕出西灣子。村民告訴我說，他們惟恐共軍的撒退隻是極短暫的休息，因為共軍在撒退後，曾分成若幹小股在深夜潛入村莊，搶刺紮死抵抗共產暴政及酷刑的反共村民。他們認為傅作義下令所組織的自衛民團，不久便須拚死作戰。

這種看法很快地變成事實。十二月六日，在我離開西灣子後十天，共產軍包圍了西灣子，及西灣子和張家口交通孔道中間國軍將要增援的幾個村莊，包圍三天後，共軍開始攻擊。住民驚惶失措地逃往山裏，民團中千餘名英勇但未受過訓練的騎兵隊雖然奮力作戰，但實力未足與共軍相抗。共軍捉住逃亡的材民，當俘虜押回。西灣子在焚燒下抵抗了一天，終於在夜間失陷，共軍立即開始有計畫的破壞和屠殺。祟禮全縣被掠一室，幾百名兵士和平民被殺戮，另幾百人被俘。該基督教中心被屠殺焚燒的消息，傳遍國內外各地，被稱為「崇禮血案」，各地人士，對這項消息都驚疑參半。但我們這些明了共產黨行為的人看來，共產黨在西灣子的燒殺搶掠，乃是他們在占領一地方以後的必然結果。

共產黨一向熟練用裏應外合的方法來攻陷城市。他們事先在西灣子村內組織起流氓惡棍；在較大城市中，基本策略大都相同，但計畫則更為詳盡繁複。城內人民有組織的擾亂和暴動，都經過詳細計畫，靜待時機成熟起事，城外的「行動」，隻是給城內暴勳的信號。從表麵看來，人民的暴動好像是出於自發，是表示人民對冤苦及不公義的反感。實際上，這種「自發」的暴動，是經過共產黨秘密工作人員幾個月乃至幾年的準備。

一九四七年共產黨之占領石家莊，及一九四八年之占領濟南，都是共產黨運用這種陰謀的顯著實例。

一九四七年一月我曾前往石家莊，工作結束後，我搭火車赴定縣，但是火車始終不曾到達。共產黨在鐵路下埋起地雷，客車和鐵軌全被炸毀，死傷若幹旅客。共產黨的計畫是集中炸毀交通線，使這裏的鐵軌炸掉，那裏的機車無法運轉，政府在繼續一再修理下，直到軌道、枕木、機車和車輛消耗罄盡時，大部地區便會因鐵路不通而陷於隔絕。

他們一直地采取這種計畫，把一個城隔斷起來，然後以雄厚兵力突擊而把該城及鄰近地區攫到，使國軍逐漸困處於較狄小的地區。當我坐的火車被炸毀時，我看到周圍都是共軍堡壘。堡壘是屹立不動的，但炸車的地方永遠在他們的射擊範圍之內，直等到沒有火車通行為止。這年冬天我看出有許多不好的預兆，當火車橋梁被炸毀時，國軍隻能把鐵軌鋪在冰麵上通車。等到春季解凍時再想另外辦法。他們因為過於倉促，隻要火車能通行就好，沒有時間精力再去考慮幾個月以後的事。

二月，我又到了石家莊，隨即搭火車赴太原。這班火車是正太路間最後的一次班車。正太路曾經屢遭破壞，旅客隻有一段坐車一段走路，等到我到太原去的時候，那已是最後一次能夠開行的班車了。

我到了太原以後，心情愈加沉重。九月，石家莊陷落，這次又是城內第五縱隊與城外共軍裏應外合的結果。

石家莊位於河北中部，日本占領時期曾以此為軍事重地。西麵的太原和東麵的德縣，乃是兩個重要的交通補給中心。山西的煤經正太路由太原運往石家莊，日本人又修築一條德石路（由石家莊通到德縣）與天津相聯絡。他們在石家莊駐有重兵，以備隨時向各地補充增防。石家莊的重要性可以從下麵的事實看出：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入華北時，這裏人口僅有三萬；到一九四五年日軍被驅出時人口竟增到五十萬，新的工廠，軍火廠，軍營和工業設備都建立起來。

共產黨完全了解這些重要性。蔣委員長也曉得這裏的重大軍事及戰略價值。但是歐美人卻不知道這地方的重要形勢。

一人四五年，國軍從日軍手中收回這個城市和周圍地區，控製住半徑一百英裏內的區域。共產黨分布在半徑內外的鄉村地帶，但繼續像荊棘似地滋生起來。他們從半徑之外逐漸向內潛進；一村一鎮地漸漸滲透。國軍無法在各地都駐防軍隊，小的城市裏，隻能駐守千八百名軍隊和幾百名民團。

共產黨采取一項確定的計畫，判斷好駐防國軍的實力，然後采取萬無一失的行動。當他們發現某地有一千名駐軍時，他們便組織起潛藏的隊伍，用五千名的兵力發動突擊而攫取該城。因為國軍分駐在全國各地，無法迅速集結組織，也無法在被破壞的鐵路上靈活調動以應付共軍的遊擊戰術。後來，政府也看到這種情勢和這種不可免的結果，他們會被共產黨逐漸吃掉，而隻剩下幾個大城市。這種情形最後終於發生了。等到政府發覺後，為時已晚；不過，縱使政府能盡早發覺這種情形時，蔣委員長能否克服共軍的策略也很成問題，因為他一方麵必須保持交通線的暢達以便運輸軍事補給，一方麵又須努力恢複國家的正常經濟。這便是政府所麵臨的雙重困難問題。反之，共產黨則企圖破壞國軍的交通線，孤立所有城市，因為這樣他們便可以劫獲軍事補給，並且箝製住鄉村的食糧。這樣便不難看出，政府所要解決的問題，正是共產黨給他們製造出來的。而且共產黨認為如果他們能夠完全封閉起政府的供應來源，政府便勢必用飛機從鄉村向城市輸運食糧。共產黨又曉得政府的飛機不多，隻能供應一部軍需而無法顧及民需。很自然地這樣便會造成人民的仇怨政府而歡迎共產黨，因為共產黨在控製著食糧的供應，並能決定人民的生存或餓死。

共產黨詳細地計畫一切，並付諸實行。若幹小城市都被割斷食糧供應，人民對長期慘痛戰爭後所獲到的勝利，感到失望；他們懷疑著這場戰爭何以還要繼續，不是中國人對日本人的戰爭，而是中國人和中國人的戰爭。沒有人告訴他們這乃是共產黨所計畫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