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34）
一九六八年一月中旬，青浦的解放軍“支左”部隊又換人了。以前的支左部隊好像也換過幾潑，至於是哪個部隊我們也搞不清楚。新來的“6399部隊”聽人說就是佘山部隊的番號。由於這支部隊對青浦的文革介入很深，立場明顯站在當權派和保守派一邊，批資反路線時他們替青浦縣委窩藏整群眾的黑材料，“二月逆流”時出麵鎮壓造反派的是青浦人武部而背後支持人武部的就是佘山部隊。現在由這支部隊來青浦“支左”，我們造反派都持強烈的懷疑態度，隻是不能公開反對而已。對此，我模模糊糊有種感覺，覺得現在的情形與去年“二月逆流”時的情形有些相似。去年這個時候，毛澤東命令軍隊支持左派，結果他們支持了保守派，把造反派統統鎮壓下去；現在軍隊又來支左了，雖然經過了一年的風雨反複，但這支部隊估計他們的立場、感情，仍在保守派一邊沒有變。所以，軍隊來“支左”，對造反派來說基本上不是好事。當然，今年與去年相比畢竟也有一些不同了。不同的是現在支左部隊口頭上承認兩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了，不再說造反派是“反革命組織”了。這樣，造反派雖不服氣，卻也暫時解除了被再次打成反革命的擔憂。不過總的形勢擺在那裏，造反派今後的日子估計不會很樂觀。至於以後的發展到底會怎樣，也隻好走一步看一步了！
“6399部隊”來了後，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將青浦兩大派主要頭頭集中到上海市區的一個叫朝陽飯店的地方，隔離起來談大聯合問題，名曰“辦學習班”。當時毛澤東有個“最新指示”，說“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很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得到解決。”一月二十六日，兩派頭頭在“學習班”中達成聯合“協議”。二十八日，兩派成立了“青浦縣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
兩派頭頭集中談大聯合這件事，我們造反派群眾很多是事後才知道的。“談判”結束後，據參與談判者透露的情況，整個談判過程保密，大聯合是被迫的。他們都是突然接到通知被集中到上海朝陽飯店去的。到了飯點後，大門和各樓層之間、甚至飯店的外圍一定區域，都由軍隊把守，不準人擅自出入、靠近。軍宣隊規定：凡參與談判者嚴禁與外界有任何聯絡，更不準有絲毫的泄密，違者一概以“嚴重違紀”論處。所以參與談判者形同囚犯，隻能在一個狹小的、規定的範圍內活動，而且有人監視，不能亂說亂動。而所謂“談判”，其實就是“談判”主持者要兩派頭頭反複讀毛澤東“巡視大江南北的講話”， 強迫他們無條件地執行毛澤東關於大聯合的指示，說“忠不忠，看行動”，誰是真正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革命派，就看你們的行動。主持者毫不掩飾地威脅大家，說“今天把大家集中到這裏來，不解決好大聯合問題，大家休想回家。”在“談判”過程中，過去雙方都堅持並為之爭論不休的“革命原則”，此時在會議主持者口中都成了“反動的派性”。主持者根據毛澤東“兩派要相互少講別人的缺點、錯誤”的“最高指示”，不準雙方再提對方的錯誤，不準雙方再糾纏誰是造反派，誰是保守派，路線鬥爭站隊誰站對了誰站錯了等問題。主持者警告大家：“誰還一定要分誰是造反派，誰是保守派，誰就是破壞大聯合、挑動群眾鬥群眾，誰就是‘混入群眾組織的壞人’！”學習班主持者還要大家“鬥私批修”，主動端出本派中的“壞人”來。在軍宣隊強大壓力下，“火線”一方端出了一個“壞人”，是一個當過記者、文革前從西安倒流回滬的人。所以形勢擺得很清楚：誰仍不肯聯合，誰就準備著去坐牢吧！
據參與談判者說，主持大聯合的軍代表嘴上說對兩派“一碗水要端平”，但壓力主要針對著造反派。因為堅持要分清路線是非的是造反派。不過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參加學習班的造反派頭頭大多也“放棄執念”“看破紅塵”了，覺得再堅持原則下去已沒有意思，什麽“毛主席革命路線”， 什麽“東風”“西風”，這“路線”和“東風”毛澤東他自己都不堅持了，我們還要去堅持，豈非傻得可笑？若然硬頂下去，真的被戴上一頂“壞頭頭”的帽子，豈不冤哉枉也？這樣一想，人就變得豁達起來，什麽事都懶得去爭了，反正軍代表說什麽就是什麽。過去見了對立派如仇人一樣，現在至少是表麵上客氣了起來。有幾個玩世不恭的還常常與對方混在一起嘻嘻哈哈地相互開玩笑，倒真有一點“一笑泯恩仇”的味道。
聽了這些，我覺得所謂“促大聯合”，所謂“毛主席巡視大江南北的講話”，統統不過是騙人的屁話，所謂文革也不過是鬧了一場笑話而已。文革開始時毛澤東把搞不搞文革提到關係到紅色江山變不變色的高度，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現在文革搞得不湯不水，兩派鬥得你死我活，他卻說“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強迫兩派“大聯合”，翻雲覆雨，全是他的道理。這種“學習班”，哪是什麽“學習班”？這種“學習班”是比“鴻門宴”還下流的土匪式綁架！至此，我認識到所謂的“路線鬥爭”全然是騙人的鬼話。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過是又一場肮髒的權力鬥爭而已。
對於這批參加了“學習班”的“火線”頭頭們，竟然在軍宣隊壓力下自己“端出”一個“壞人”、一個幾天前還是在同一條戰壕中戰鬥的戰友，我感到悲哀和無奈。因為此例一開，造反派內部難免會相互猜疑，相互揭發，這樣下去敵人不攻自垮。然而這樣的結果很難預防。中共有的是手段。“火線”的頭頭們雖然在一起造反也有一段日子了，但畢竟都來自“五湖四海”，彼此並不真了解對方。但正因為不真了解，一到形勢險惡的時候，再聽人一挑撥，往往就會上當。這種情形與當初揭批“走資派”相似。其實紅衛兵和造反派群眾也不真了解那些領導幹部的曆史，尤其是全部曆史，很多是聽人一麵之詞就信以為真，認為他們是“走資派”了。
在青浦兩大派達成大聯合協議後，成立縣革命委員會的事情也“水到渠成”了。整個籌備過程也是高度保密的。三月二十五日，青浦縣革命委員會突然宣布成立。至於這個縣革委會究竟有哪些人員組成，老百姓絕大多數都不太清楚。我雖在縣城，也僅知道縣革會的三名召集人：一個是軍宣隊負責人郭永山，聽說他是佘山部隊一個副團級軍官；一個是代表造反派“火線”一方的楊寶才；再有一個是代表保守派一方的何關林。
楊寶才原來是縣房管所工人，房管所造反派頭頭之一。但他不是主要頭頭。主要頭頭叫黃進軍，是房管所的原黨支部書記。據說黃進軍解放前就參加革命，是隨解放軍南下部隊來到青浦的。單位黨支部書記參加造反，這在青浦全縣屬鳳毛麟角。而他之所以會造反，起因是“四清”時“四清工作隊”對他整得太厲害，強加了他許多沒有根據的罪名，與縣委結了怨。工作隊的負責人姓顧，是縣委一個副書記的老婆，地主家庭出身，是解放後嫁了這個“南下幹部”的丈夫後才參加革命入黨的。這個情況使房管所很多工人不服氣，為書記打抱不平，認為這是“地主階級在整共產黨”。文革開始後，當社會上刮起一股“揪鬥四清工作組”風時，房管所很多工人也起來揪鬥“四清工作隊”，結果遭到縣委鎮壓。當時這件事在縣城鬧得很厲害。對於黃進軍的情況我也是在那時知道的。到了批判資反路線時，房管所成立造反隊，黃進軍也參加了造反隊並成了造反隊的主要頭頭。所以黃進軍造反其實是屬於“逼上梁山”的。在縣城內，房管所造反隊以造反早、立場堅定著名。成立“火線”時由於黃進軍是當權派身份，不適宜擔任“火線”造反派一派的頭頭，所以就推了楊寶才出來作為房管所代表參與“火線”領導層。到了成立縣革會時，“火線”一方的主要負責人如“工青聯”的負責人陳恩伯，還有原“聯總”的負責人洪國鈞等人，不知因為什麽原因不能代表“火線”一方進縣革會領導班子，於是楊寶才就脫穎而出。其實楊寶才沒有多少文化，也沒有很強的組織能力，不及洪國鈞、陳恩伯遠甚，由他出任造反派一方的代表，大出造反派群眾的意料。猜想起來，可能是因為他的出身成分較好，而陳恩伯、洪國鈞都不如他。
何關林的情況也差不多。他原來是重固公社的農民，“四清”發展的預備黨員。“一月革命”大潮中，有部分農民也趁勢起來造反，成立了好幾個組織。最大的叫“青浦縣農民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農革司”。何關林他們成立的“農村紅衛兵”是其中之一。這些農民成立的組織當時也打著“造反”旗號，但與城裏的造反派有本質區別。城裏的造反派是從批判資反路線開始的，農民沒有受過資反路線迫害，他們起來造反大多是仗著出身好，抱著“看渾水中能不能摸到幾條魚”，趁機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條件這樣的心態參加造反派的。所以極易被人收買。“二·一七”鎮壓造反派，人武部就是收買他們充當打手的。“農村紅衛兵”在保守派組織中屬於“小弟弟”，一直依附“農革司”行動。“農革司”的頭頭徐家珍，名氣要比他響得多。但徐家珍當過大隊幹部，文革前曾因為打人和經濟不清等事下台，算是有過“政治汙點”的，因此成立縣革委會時徐家珍就通不過“政審”，結果讓何關林占了個便宜。
嚴格說來，這兩個人都不能真正代表兩派。兩派中都還有一些人是真正在本派中起核心作用的，卻因為種種原因都不能在成立革委會時脫穎而出。因而我想一個人能不能當官也真是要講一點“運氣”的。同時我也懷疑是不是上級領導就專挑這樣的人來做代表，名義上是貫徹階級路線，實際是為了容易控製。“寧要庸才，不要幹才”，這是曆代當權者都會玩的權術把戲，中共也不例外。當然，挑選這兩個人進入革委會還有一個明顯的原因，那就是他們一個可以代表工人，一個可以代表農民。加上軍宣隊代表郭永山，就是“工農兵”“三結合”，充分體現了政權的階級性。
縣革委會的成立標誌著青浦曆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但我們造反派對這個革委會根本不感興趣，感覺上這個革委會與我們無關似的。這與去年上海市革委會成立時大家對它關注、期盼的心情簡直有天淵之別。那麽保守派對這個結果是否高興呢？從我們單位的那批保守派臉上，好像也看不出高興的表情。我不知是否因為他們過去拚命死保的老當權派，包括那個曾經的革委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孫全福，沒有一個被“解放”結合進革委會而感到失望？至少，去年上海市革委會成立時，除了張春橋，還有馬天水、王少庸這些老幹部被結合進革委會。總之，這個縣革會的成立隻是滿足了上級領導的要求，而非兩派群眾願望的產物，大家對它沒有感覺也是很自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