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工資製度，發錢好歹有個標準了，省委書記們再跋扈蠻橫，也不會喊秘書“明天替我到銀行拿些錢了”，兒子到哈軍工讀書，每月還是老婆喊秘書“給三兒從書記的工資中寄多少元錢去”。
至於住房，一解放進城，那些喜歡蹲在板凳上捧著大海碗呼嚕呼嚕喝粥吃麵條的高級軍官，也知道比如上海高安路康平路的花園洋房真TM是舒服，除了蹲坑是一生的摯愛，外插一句， 王近山下放到黃泛區農場，因腿受過傷不能“蹲”而帶了一個“坐”架，而被革命群眾好一頓批判。
所以就定個規矩，住房由不得新貴們自由“選”擇，， 其實這還是建政初期執政者也想把部分“待遇”限製在“籠子”裏， 這就是一個例子。
但是，工資可以全國一個標準，住房卻無法指定統一標準，上海可以規定正局以上幹部多少多少平方的帶衛生設施的房子，這個標準完全無法落實到某些省份的省會，更沒法說到了地區一級的城市了。
但是， 省會地區局級住房的品質不能和上海比，住房麵積恐怕上海就不能和省會或地區比了。
1959-1962那三年幸福時光之前，普遍供應很好，隨便買，高級幹部的工資吃香喝辣不在話下，雖然已經有了“特供卡”， 但擁有者未必想得起來去用，隨著形勢一天比一天好，雞鴨魚肉似乎越來越少，高幹老婆（包括高知，那時， 老共還算對得起高知）想起那張卡了，作用之大，自己有數， 不過， 還在當時平頭老百姓很多真的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那張特供卡，一個忽悠傳聞著“毛主席開始不吃肉了”，於是阿狗阿貓自己沒肉吃也熱淚盈眶以為高級人物與“咱們同甘共苦”了，直到毛主席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揭發出那種特殊化， 老百姓恍然大悟， 揍他們！結果呢，揍得最厲害的張三李四，就成了三種人。
說白了， 咱不能和國外橫向比，要比也得與自己曆史比一比， 老共的高級幹部，也不比封建王朝的達官顯貴特殊到哪裏去。
也是文革揭發出來的， 李井泉同誌說：“哪朝哪代，沒有餓死人的”？
彭真也說過：“到哪兒我也得比別人多吃一些”。
陳雲同誌在延安說：“毛主席一天吃一隻雞，是中央交給毛主席的任務”。
這些都和工資差別沒有什麽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