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24）
（四十五）一九六七年夏秋青浦的形勢
“七·二一”武鬥過去了，但青浦兩派對立的形勢依舊。武鬥雖然在縣城沒有再發生，但在一些公社、鎮卻表現得更頻繁了。八月一日，青浦縣第二大鎮朱家角兩派發生武鬥，持續了三天，打死一人，五人重傷。武鬥發生時我還在上海並不知道。但是趙屯公社衛生院的一位外科醫生陳嘉偉參加了。當時，一些在“紅色”占絕對優勢的公社、鎮的造反派，由於處境險惡，紛紛逃到縣城來。這些人中除了趙屯公社衛生院的陳嘉偉，還有商塌衛生院一個姓楊的醫生，金澤公社一個姓金的小學老師，逃到縣城後晚上不知宿在何處，白天都常來我們單位與我們聊天。大約在八月中旬的一天，陳嘉偉告訴我，因為朱家角鎮保守派打死了“上工司”一方一個人，“火線”組織了一次突襲去報複。那天他正在“火線”指揮部內瞎悠轉，有人知道他是外科醫生，就問他願不願參加突襲行動。那時陳嘉偉也隻有二十七、八歲年紀，還在衝動時期，聞言欣然接受。那天半夜十二時左右，他們七、八十人分乘兩輛大卡車，到了朱家角後在當地造反派接應下襲擊了幾個保守派的據點。因為他是負責救護工作的醫生，指揮部給了他一支小手槍防身。由此我知道了在那時候造反派一方也有了槍了，隻是數量可能不多。八月二十五日，青滬公路上的趙巷公社兩派武鬥，打死了兩人，打傷數十人。
在這樣的形勢下，縣城兩派不約而同地在城中各占據了兩座大樓，作為一旦發生武鬥存身的據點。造反派一方占據了中山公園對麵、青浦橋邊的縣委招待所，和青浦去白鶴、安亭公路邊青浦縣中學兩幢教學大樓中北邊的一幢。“紅色”一邊占據的是青浦劇院旁邊的手工業大樓和青滬公路邊的青浦一中大樓。這幾座樓都是三層樓房，當時在縣城算是最高樓了。從地利上講，保守派占據的青浦一中扼守了青滬公路。這是青浦對外最主要的交通要道。手工業大樓可以控製縣城向西向南的交通。至於至於造反派占據的縣委招待所，位據城區中央地段；而青浦縣中在青浦通往白鶴、安亭的公路旁。兩座樓距離比較近，有事可以相互呼應。這是四座大樓大概的地利形勢。整體來說，保守派占據的據點地利比較有利。這些武鬥據點據我親眼所見，“紅色”占據的手工業大樓，原來沿街的玻璃櫥窗部分用磚砌沒了，沒有砌沒的也有鐵條做的拉門保護，一般很難衝得進去。造反派占據的縣委招待所大樓外原有一道圍牆，最初造反派隻在圍牆大門處拉了一道鐵絲網，堆了幾個沙包，門口立了一個哨棚警衛。這樣的防衛根本不到位。所以稍後就把圍牆的木門拆掉換了鐵皮門，招待所一樓向街房間的玻璃窗也都用磚頭砌沒。還用一輛拖拉機四周焊上鐵板，成了一輛裝甲車，停在大門口，作為機動戰鬥堡壘。至於兩座中學大樓都無險可守。
當時，雙方都成立了專業武鬥隊。造反派的武鬥專業隊成員大多是工交係統的青年工人，由縣航運局一個姓張的造反派頭頭充任武鬥隊負責人，每天早晨帶人在招待所門前的馬路上操練。武鬥隊員一律頭戴柳條帽，武器是清一色長矛，據說是由青浦鐵床廠用鋼管製造的。至於對方“紅色”，聽說他們已有步槍和機槍、手榴彈，大多是文革初期收繳的武裝民兵的武器，在縣人武部默許下被“搶去”。 但武鬥人員公開使用的武器仍都是長矛之類。
除此之外，兩派為了宣傳各自的觀點，在各自占據的大樓頂上用粗毛竹搭建井字形高塔，高塔頂端四麵各安裝了十多個高音喇叭。這樣，一座樓就有四五十個高音喇叭，四座大樓就有一百六七十隻高音喇叭。這些喇叭白天不廣播，一到晚上八點就開始，一直要播放到半夜十二點，甚至一、二點。開播時照例是先播放《東方紅》樂曲。當一百多隻高音喇叭差不多同時開播時，巨大的聲浪像滾雷一樣在空中滾動，震得屋頂都會顫動，擾得人晚上難以入睡，即使用棉花塞住耳朵也無用。這引起了城中居民的抗議。造反派一方馬上接受了抗議，一般播放到晚上十點就停止了。但“紅色”一方不予理睬，照播不誤。有一段時間，因為“紅色”在朱家角武鬥中死了一個人，他們就將死者家屬的哭訴錄了音，天天晚上在高音喇叭中播放，一直播放到子夜後兩點、三點。淒慘的哭聲開始聽了令人有些同情；但時間久了，就覺得心煩、討厭。後來我們就稱這“紅色”廣播為“半夜雞叫”，每當播音開始大家就說“半夜雞叫”開始了。
那時正是盛夏。文革前，城裏居民就有晚飯後到中山公園邊的青浦橋上乘涼的習慣。因為橋下是潺潺不絕的流水，旁邊公園裏有大片綠蔭，所以這裏比其他地方要更涼快些。這時來乘涼的人就更多了，當然來者大多是造反派觀點的人。大家搖著扇子，或坐在橋欄杆上，或倚欄杆而立，交流各自聽來的小道消息，交換對形勢的看法，往往要到半夜人才散盡，成了文革中一道特殊的風景。
又那時全國各地武鬥，常有造反派派人來上海向“工總司”求援。同來的還往往有一支文藝小分隊。由於上海地區武鬥青浦最激烈，為了慰問青浦造反派，“工總司”就派這些小分隊來青浦演出。因此這一年八、九月間，青浦劇院常有免費的文藝演出。那個時候的文藝活動被禁得最厲害，電影不準放映，劇團不準演出，文藝書不準看，過去的老歌也不準唱，唯有紅衛兵的文藝小分隊可以演出。所以每次演出，盡管各個小分隊的節目都差不多，都是歌頌毛澤東的歌，都是“草原上的紅衛兵見到了毛主席”，“亞非拉人民團結起來”等舞蹈，水準也有限，但次次觀者如潮，能坐一千多人的劇院估計擠了二千人也不止。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劇院就在“紅色”武鬥據點手工業大樓旁，演出倒是從來沒有被騷擾過。我估計有很多“紅色”也來觀看，因為患“文藝饑渴症”的人雙方都有。記得有一次觀看新疆建設兵團造反派的文藝小分隊演出，當看著這些“兵團戰士”的演出時我突然想起，如果去年十月我也被迫去了新疆，說不定現在我也和他們一樣會逃亡在外。演出中有一個女的明顯已經懷孕，還挺著肚子跳舞，思想起來這也是出於無奈。否則何以至此？聽說新疆建設兵團造反派被打壓的很厲害，已經死了很多人。今年年初發生的石河子武鬥曾震動全國。我很懷疑造反派一方的槍就是這些文藝小分隊偷偷送的。聽說這些小分隊從外地來上海，一路上要防身自衛，都是帶了槍的。
當時外省市的武鬥已經非常厲害了。很多地方兩派都是真刀真槍上陣。其中武鬥最厲害的是四川。因為四川有許多兵工廠，據說有些新式武器正規解放軍還沒有用上，兩派武鬥卻用上了。那時四川武鬥不僅有機槍大炮，還有坦克、兵艦，隻差沒有出動飛機。還有的地方解放軍也加入武鬥。我曾聽一個人說浙江的情況，浙江兩派“省聯總”和“紅暴”各有軍隊支持。兩派武鬥時白天是群眾打，到了晚上天黑後就有軍隊悄悄上來替換了再打。解放軍若把對方陣地打下來了，在天亮前又讓給群眾組織來守衛。這種武鬥的死傷那就厲害了。
相比之下，青浦的武鬥還是“小兒科”。但青浦那時開始出現了一個很不好的現象，那就是在那些保守派占優勢的鄉鎮，如朱家角、練塘、金澤等，他們派人半夜偷偷去參加了造反派的人家裏綁架人。這種做法當地人叫做“摸雞棚”。這些人被綁架後往往都要遭一頓毒打。也有因此被打死的。比如我家鄉練塘有一個家住在李華港裏、參加了“上工司”的造反派隊員，半夜被人“摸雞棚”抓去後就活活被打死了。這種現象說明了兩派鬥爭已經發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而且連最起碼的道德也都不管了。兩軍交戰尚且不殺俘虜，現在卻因觀點不一致而半夜去“摸雞棚”將人打死，那真是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毒已經深入骨髓，毒得讓人完全喪失了理智。
當時還有一種情況我們不知道，是文革後才知道的。那就是湖南零陵地區道縣，在一九六七年八至十月間，在當地黨委、政府和武裝部門指揮下，由大隊幹部和民兵為行刑隊，以槍殺、刀砍、沉水、活埋、用鋤頭、木棍打死、繩子勒死、摔死、燒死、和火藥炸死等種種血腥殘酷手段，有計劃地集體屠殺地富反壞右等所謂階級敵人及其子女。這場大屠殺前後曆時六十多天，共計被殺7696人，被逼自殺1397人，另有2146人雖被殺未死但終身致殘。總計受害人達11239人。被殺的人年齡最大的七十八歲，最小的出生僅十天。有一萬四千多人參與了這場大屠殺。殺這些人的理由，據說是因為他們與城裏的造反派是一丘之貉，都要造共產黨的反。他們謊稱城裏的造反派揚言要“先殺黨（員），後殺幹（部），貧下中農一掃光”；因此我們要先下手為強，“斬盡殺絕黑四類，永保江山萬代紅”。為了殺人合法，他們還成立了所謂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由法院宣判這些人死刑。
當時除了道縣，還有十多個縣市也有同樣的大屠殺情況。 “道縣事件”發生後的一九六八年七至九月，湖南邵縣又發生了類似事件，受害者達千人以上。而廣西的情形更為恐怖。在廣西軍區司令韋國清的支持下，廣西軍隊和保守派“聯指”聯合圍剿造反派“四·二二”派，在六七至六八年武鬥高峰期間，共屠殺了十萬至十五萬人。其殺戮方法除了砍頭、棒打、活埋、水淹、剖腹、挖心、掏肝等酷刑，還大量發生吃人肉的野蠻行徑。據有名有姓統計，被吃掉的人至少有四百多。而參與吃人肉者則至少有五萬多，其中一萬八千多還是國家幹部。關於廣西吃人事件，作家鄭義寫過一本《紅色紀念碑》，對此有詳細的調查和記錄。
顯然，發生這樣的極端情況與當時武鬥的激烈形勢有關，與“一月革命”後奪權和反奪權的鬥爭有關。文化大革命搞到這種地步已經完全走樣了。而且，這樣的大屠殺也已經不是用“階級鬥爭”四個字就能解釋得了的了，這是赤裸裸的種族滅絕了！毛澤東以為憑他的那套“為人民服務”和“防修反修”的說教，就能使幾千萬黨員幹部乖乖接受文化大革命，乖乖接受被造反派衝擊、批判，乖乖接受先被奪權，然後再看情況是否恢複你的職權的安排。其實他完全估計錯了。當年他為奪權對蔣介石說“寸權不讓”。現在他的那些黨員幹部也以實際行動告訴他：打共產黨的天下他們也有功勞。打天下，坐天下。因此他們手中的權也是“寸權不放”的。造反派要來奪他們的權，那就要他們的命！ “六四事件” 發生後，據說陳雲曾這樣說：當年共產黨從國民黨手中奪權犧牲了三千萬生命，現在民主派要從共產黨手中奪權，讓他們拿三千萬條命來換（大意）。我以為當年文革反對派心中想的，與陳雲說的，其實都是一個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