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22）
“武漢兵變”發生後，全國造反派都在看中央怎樣處理這件事，等待中央號令“揪軍內一小撮”。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名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發了一封公開信。中央四個單位聯名發信，這樣的規格隻有“一月革命”時有過。因此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了“七·二〇事件”的嚴重。據說此信是印成傳單由空軍用飛機在武漢上空散發的。我想中央采用這樣的方式撒傳單，主要還是因為武漢地區仍控製在“百萬雄師”手裏的緣故，中央的聲音不易傳達給廣大武漢市民。這封信我在上海時沒有看到，也是回到了青浦後才看到的。
信中說：“近幾日來，你們為著保衛毛主席親自領導、親自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創造出非常巨大的業績。你們英勇地打敗了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極端狂妄的進攻。你們的大無畏精神和果斷手段，已經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為，一敗塗地。我們毛主席、黨中央為解決武漢問題派出的代表謝富治、王力、餘立金等同誌，他們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他們已經勝利地回到北京了。”“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漲開始了”。
信中又說：“武漢軍區個別負責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他們解散‘工總’這個革命組織，並且把它打成‘反革命’；他們逮捕很多革命組織的群眾，也把他們打成‘反革命’。這些都是絕對不容許的，應當堅決平反，一律釋放。”“武漢軍區個別負責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抗中央軍委的正確指示，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反對中央，反對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蠻手段，圍攻、綁架、毆打中央代表。”“ 對於策劃這一嚴重政治事件的一小撮壞人和打人凶手，必須立即追查，依法查辦。”
在看這張傳單時，我特別注意到信中提到了“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以及對“武漢事件”的性質使用了十分罕見的“叛逆”兩字。當時人們都稱“七·二〇事件”為“武漢兵變”。現在中央信中使用了“叛逆”這個詞，則“兵變”的性質已是確鑿無疑的了。至於信中說的“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漲開始了”一句所傳達的信息，按我的理解是以“武漢事件”為契機，中央要著手解決“軍內一小撮”的問題了。中央這樣做，我認為是中央終於肯正視“軍隊走資派”的問題了。
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提前發表了本應在八月一日發行的《紅旗》第十二期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杆子——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四十周年》。社論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要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鬥臭。同樣，也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鬥臭。這些家夥，還在垂死掙紮。不久以前，武漢地區黨內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勾結起來對無產階級革命派進行鎮壓。事實證明，我們必須進一步地開展革命的大批判，把黨內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徹底乾淨地掃進垃圾堆裏去。隻有這樣，才能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第二天，《人民日報》又提前發表了《紅旗》第十二期的另一篇社論《向人民的主要敵人猛烈開火》。文章也號召全國軍民“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揪出來”。
所以，中央在那時傳達的信息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我們必須進一步地開展革命的大批判，把黨內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徹底乾淨地掃進垃圾堆裏去。隻有這樣，才能防止資本主義複辟。”而作為青浦造反派的一份子，我的願望第一就是要把青浦地區“二月逆流”的罪魁禍首、縣武裝部政委顧仲良揪出來鬥倒鬥臭，把他清除出軍隊，不能再讓這種人利用竊取的軍權鎮壓造反派！
七月三十日，北京公布消息，任命前沈陽軍區副司令曾思玉為武漢軍區司令，前武漢空軍副司令劉豐為武漢軍區政委。這應是改組武漢軍區的第一步。看來，揭發批判“軍內一小撮”正在按部就班地進行。
但是，也是在這個時候有人給了我一個不太好的信息。那天葉青貿似乎有點心事重重地對我說：聽說武漢“七·二〇事件”後，毛主席下令將陳再道、鍾漢華，還有8201部隊的師長、政委等人都送到北京京西賓館隔離審查，實質是保護起來。毛主席在一個批示中還將陳再道稱為“同誌”。葉青貿有個高中同學在上海機械學院讀書，關係很好，是青浦鎮上人，每次回青浦總會帶給他一些別人還不知道的消息，因此他的消息總是比別人靈通。當時我聽後的反應是“兵變”頭子怎麽還能稱“同誌”？若陳再道仍然可以是“同誌”，則軍隊就沒有走資派了。若一個搞“叛逆”的人仍然可以稱同誌，則以前揭發批判的那些“叛徒”、“自首變節分子”，豈不也都可稱同誌？無論如何，即使是叛徒，出賣過黨的機密、同誌，其罪行性質也沒有“叛逆”嚴重吧！若軍隊有走資派不整，光整黨內、政府內的走資派，這樣的“反修”能徹底嗎？這樣的文革有什麽搞頭？中央給武漢軍民的公開信稱陳再道他們是“叛逆”，而毛澤東私下稱陳再道“同誌”，我不知這個消息可靠不可靠，也猜不透毛澤東這樣做的用意。因此內心也起了一道陰影，自己給自己當時有點狂熱的腦袋澆了一瓢冷水：不要太衝動，中央的事複雜著那！但還不相信事情會起大變化。
然而，所有造反派、也包括我在內的想法都錯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竟是風雲突變，事情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八月十日和十一日連續兩天，中央文革召集北京大專院校紅代會、中學紅代會下屬各組織開大會，說“揪軍內一小撮”的提法是錯誤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軍。
八月二十日，《紅旗》發表第十四期社論《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文章說：“無產階級革命派應該熱愛解放軍，擁護解放軍，相信和依靠解放軍，同時也要熱情幫助解放軍。”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小組又聯名發布了一個《關於展開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看到這個號召我感到這與當前“揪軍內一小撮”的氣氛格格不入，但還心存幻想。因為“擁軍愛民”是中共一貫的政策，因此我還一廂情願地認為：中央出台這些輿論，可能是因為“武漢事件”發生後軍隊的威信受到了損害，但解放軍對中共政權來說仍是無可取代的支柱，所以中央要采取一些補救措施恢複解放軍的威信。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 就是這個做法。自欺欺人，到了可笑的地步。
但很快現實就叫我們清醒清醒了。九月初，青浦大街上突然刷出許多大標語：“打倒亂軍小醜王力、關鋒！” “打倒‘變色龍’！打倒 ‘小爬蟲’！” 一個月前因武漢兵變被綁架受傷而大紅大紫的“大英雄”王力，突然成了“亂軍小醜”。這是怎麽一回事呢？怎麽會有這樣突然的變化？我一時難以理解。緊接著有小道消息傳來，說是毛主席看了最近一期《紅旗》社論，在上麵批了四個字：“還我長城”。意思是這篇社論毀了長城。社論是王力、關鋒起草的。而所謂“長城”，大家都明白是指解放軍。我想，若然一篇文章措辭不當，也不足以改變整個形勢啊！當時我們都稀裏糊塗，隻知道毛澤東的不滿是針對“揪軍內一小撮”這個提法來的。至於毛澤東批的是哪一篇社論也不甚清楚。當時還有一個說法，是說王力在八月七日有一個講話，幹擾了外交工作。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後毛很惱火。這也是王力迅速下台的原因之一。
九月十日左右，基層單位組織大家學習江青“九五講話”，其中說到革命群眾要堅決擁護人民解放軍，“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是錯誤的，大家不要上這個當。又知道了前述關於毛澤東仍稱陳再道為“同誌”這個消息是確實的，是毛澤東在代黨中央草擬的一份給武漢軍區常委的複電中這樣寫的。但是，當時我仍然不太明白這個大轉變其中的奧妙。我仍然認為“揪軍內一小撮”從理論上講並沒有錯，如果一定要說它錯，除非毛澤東公開宣布軍隊內沒有階級鬥爭，收回他在《五·一六通知》中說的“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主義分子” 的那段話。但這不就與劉少奇的“階級鬥爭熄滅論”唱了一個調子了嗎？而如果承認軍內也有階級鬥爭，有走資派，卻又不準揪，反而把揪軍內一小撮的人抓起來，這算怎麽一回事呢？這不是包庇階級敵人了麽！難道“七·二〇兵變”不是事實？中央給“武漢事件”定性的“叛逆”不算數了？後文革還要不要繼續搞下去？怎麽會出現這樣黑白顛倒、滑稽的事情呢？
當時，我對這個問題一直感到不可思議。但後來冷靜下來再一想，我突然有一種恐懼的懷疑，懷疑毛澤東是不是發現了一種非常危險的傾向，這才促使毛澤東突然刹車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的？這個危險主要地已不是武漢軍區，而是在其他地方，其他軍區。就文化大革命來說，幾乎所有軍區都不支持文革，有的軍區鎮壓造反派比武漢軍區還厲害。雖然現在最先反叛的是武漢軍區，那麽其他軍區究竟什麽態度；中央如果嚴厲處理陳再道，其他軍隊頭頭會是什麽反應呢？他們會不會繼武漢軍區後也起而公開反叛？我想，毛澤東擔心的恐怕就是這個。不然很難解釋這種突然的大變化。
我又想：大概毛澤東這次在武漢是實實在在地踢到了一塊鐵板，頭撞“長城”也撞得起了一個大包。他可以肆無忌憚地搞亂黨、政係統，但不敢搞亂軍隊；他可以肆無忌憚地打倒一大批黨政幹部，但對手握軍權的軍隊幹部他就不敢隨意打倒。“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有槍便是草頭王”，這真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啊！他將王力、關鋒拋出來當替罪羊，不過是要平息軍頭們心中的怒火。這樣一想，我似乎看到了這尊被人稱為“戰無不勝”的“神”的真麵目，他其實也不是常常戰無不勝的，有時也是很虛弱的。我還隱約地感到，當前的局勢一定十分凶險，具有兵變危險的可能遠不止武漢軍區一個。毛澤東麵對軍隊的反文革局麵，硬鬥沒有勝算。他已得罪了黨、政係統絕大部分幹部，若再得罪軍隊幹部，他就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因此，他隻得向軍頭們屈服。
而這樣一想，我又替王力、關鋒抱起屈來。我想王、關這些人不過是文革小組中具體做事情的人，並不是真正的掌權者。沒有陳伯達、江青、康生這批人指使，單憑王力、關鋒他們就敢“反軍”？再說，王力、關鋒他們寫的文章難道不需要經過他們審閱、同意就能發表？怎麽這些人個個都沒有責任，就他們有責任？從王力、關鋒的遭遇裏，我對一切與他們的工作性質類似、所謂“在首長身邊”的工作產生了警惕。不要看這種工作跟著“首長”很風光，其實說到底，在“主子”眼裏他們終究還是“奴才”。盡管有時候他們也會狐假虎威地似乎很神氣，但隻要那一天主子看他們不入眼了，立馬能將他們打回原形；哪一天需要他們去做替罪羊，立即會將他們拋出來喂狼。其實，憑他們的聰明才幹，不做“奴才”，在別的地方他們也會有不俗的表現，何必一定要去追求這份虛榮？這個認識，後來對我很有幫助，讓我時時警惕工作職責和自己身份之間的界限，看淡一些暫時的“榮辱”，保持自己起碼的尊嚴。但這是後話，此處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