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和嚴歌苓已從認識到鬧翻，她出爾反爾，從曾經答應協助我的人權宣傳活動、公共性的文化藝術事業，到無理由的拒絕履行諾言（據說是聽信與我有矛盾者的讒言等原因）。
嚴歌苓缺乏誠信，道德低下，良知殘缺。起碼是對不起我。但我不以人廢言，她寫的《陸犯焉識》還不錯。我和她鬧翻之前寫了這部書書評的三分之二，內容很長。連載於此，也是希望更多人了解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
繼續接續評論之前的內容（這一章節我自己深有體會，包括與嚴歌苓等人交往中）：
知識分子的相爭與文化人的陰險
當陸焉識度過了上次被大衛·韋攻擊的風波後，又來了新的風波。樹欲靜風不止。這次引發紛爭的，又是大衛·韋。而在大衛·韋的挑唆下，陸焉識新添了一個對手，就是在美國結識的淩博士。
抗戰，是那個時代中國輿論的焦點，是每個知識分子都避不開的話題。淩博士，其一些側麵的原型，有民國大師胡適的影子。胡適在全麵抗戰（1937年七七事變和八一三事變）爆發前，一直主張“低調”，反對過激的民族主義和反日情緒。而當時大多數學生、學者、國民，都激烈主張抗戰，要求國民政府對日強硬。於是就有了魯迅等激進派和胡適等溫和派的爭論。
陸焉識談不上是激進知識分子，但在抗日救亡運動大潮中，也並不落於人後。這就是他和主張和平的淩博士的分歧。但陸焉識也無意因爭論而破壞與淩博士的友誼。在陸焉識看來，爭論是正常的，人們完全可以和而不同、求同存異。
但不僅大衛·韋不這麽認為，淩博士也不這樣想。大衛·韋惡意挑撥矛盾、利用焉識，不惜扭曲的翻譯和發表陸焉識給他的私人信件。而陸焉識在曾經被大衛·韋坑害過的情況下，又一次輕信、放鬆警惕，讓他又一次吃了虧。這也能反映出陸焉識的善良。但正是這種善良讓他總是吃虧，經常被騙。
大衛·韋的煽風點火讓陸焉識陷入紛爭，淩博士不僅不能體諒陸焉識的困境，還道貌岸然的以文雅言辭報複了陸焉識。而且，這並不是終局。當時的陸焉識想不到，後來他兩次落難，本來算是陸焉識朋友的淩博士，都選擇了袖手旁觀（甚至可能參與了落井下石，但小說中沒有明說。不過落難時袖手旁觀，本身也是惡的）。
文人的無恥，很多時候更勝於武人、普羅大眾。因為他們可以將無恥鑲嵌在文雅的言辭裏，將謊言包裝的比真相還動人，在文質彬彬中讓對方難堪、難受、憤懣卻難以辯解。文人往往有心機，擅長挑撥離間。有些還會無中生有、栽贓陷害，將自己的惡栽給對手。
對於這類無恥，與前麵“人群的強大”一樣，我也曾親身領教，感觸很深。在我還不能意識到人多麽無恥和顛倒黑白之前，我頗為吃驚、憤怒、痛苦、受傷。經過一些曆練，少了驚訝，也會自我調節，減少受傷。但我仍然會對這些行為憤怒。我認為，不麻木不仁，不阿Q，比快樂安寧還要重要。對醜惡習以為常、一笑置之，是對良知的背叛。
即便陸焉識及早退出了文字之戰，大衛·韋和淩博士仍然不放過他，他們的筆戰裏總是把陸焉識當靶子，既攻擊對手，也把氣撒向陸焉識。陸焉識這次與淩博士結怨，影響到了若幹年後他的自由與生死，讓婉喻不得不付出更大代價去救焉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