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校辦監獄”
～兼憶與匡亞明和路慧明同牢共監
2026年3月3日
1969年2月9日晚，戴寧生擠上烏魯木齊至上海的52次加班車，車上擠漫了回家探親過春節的人。他找到了一個空隙，在一個車廂口的地上坐了下來。火車在寒冷黑暗中駛出了西安。戴寧生緊繃著的神經一下鬆弛了下來，腦子裏一片空白。“下一步該怎麽辦呢？”他努力頓促著自己麻木的頭腦再運轉起來。南京有他爸爸媽媽和二姐的家，但西交大一定已經通知南大戴寧生逃跑了。爸爸媽媽和二姐的家肯定已經被盯上了，他一時是絕不能去的。他必須要再得到一點錢和糧票。然後他可以去安徽當塗，聽說大姨媽在那裏；還有二姨媽，聽說她在當塗附近的農村。西交大和南大應該都不知道她們。“再說吧，再說吧，到南京後再說吧。”他沒法集中注意力去思考，隻想讓麻木的頭腦繼續麻木下去。
已經是深夜了。車廂裏，一個少婦抱著一個兩三歲的嬰兒站在那裏哄孩子睡覺。她有座位，但她不想坐，更不想去休息睡覺。她站著，興奮地向半個車廂的陌生人敘述著她的故事：
“10年前，我隻有15歲就離開了上海。那時我還是個孩子呀！這次，用我積攢了10年的錢才買得起這張回上海的火車票，第一次回家看爸爸媽媽。我都有自己的孩子了！”她滔滔不絕地說著，周圍的人同情地聽著。“偉大領袖說的話當然不會錯。可是，我們是給騙到新疆去的呀！”她開始向大家描述起10年前他們那些15歲的小小男女青年是如何被從上海騙到新疆去的。
戴寧生盯著她，專注地聽她說著，不覺心裏一陣酸楚，眼睛就濕潤了起來。
2月10日星期一晚，戴寧生順利到達了南京下關火車站。因為沒有票，他沒敢從出站口出站，而是沿著鐵軌走，一直走到鐵軌和一條馬路相交的地方才走出車站的。家鄉沒有刺骨的寒風，空氣非常的清新、濕潤、甚至有一點初春的暖意。
勝利衝昏了他的頭腦。
***
有一個童話故事，講的是一隻一抬腳就忘事的小老鼠。它躲在安全的洞裏，本能地告誡自己：外麵有隻貓在等著它，很不安全！所以不能到外麵去。可是它一抬腳，就忘了自己剛剛的告誡。它鑽出洞來，立刻就被那隻等著它的貓抓住了。
現在戴寧生急需要的是錢和糧票。他逃離西安交大時僅有的兩塊五毛錢和一斤糧票，2月9日的早飯花掉了五分錢二兩糧票，革命公園的門票花掉了五分錢，午飯和晚飯各花了一毛五分錢三兩糧票，一頂帽子是七毛錢買的，購買去窯村的火車票花了三毛錢，2月10日在火車上吃了兩次盒飯每個盒飯三毛錢，共計花銷了兩元，口袋裏隻剩下一張整五毛錢的人民幣票子和二兩糧票了。
如果有了錢和糧票，他就可到安徽的馬鞍山、當塗一帶去找他的大姨媽或二姨媽，在她們那兒躲避躲避風頭。她們是母親的表妹，西交大和南大應該都不知道她們的存在。大姨媽是馬鞍山市一所小學校裏的語文老師，二姨媽嫁給一名當塗農民。她們都是極為善良的人，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她們看著戴寧生出生、長大，是絕對可以信賴的人。
誰能給他這急需要的錢呢？老家南京的親戚朋友很多，但當此特殊時刻能給他錢和糧票的人大概為數就不多了。事隔多年後回過頭去看，他當時並沒有把所有在寧的親戚朋友梳理一遍，慎重考慮權衡利弊一下。他隻簡單地想到他的父母和二姐。毫無疑問，父母那兒是斷然不可去的。他們的那個三層樓聯棟屋又住進了數學係三家年輕人【見篇末注一】。窗外有周伯勳兩個壞兒子偷聽不說，現在南京大學肯定在知道戴寧生逃跑後又加強了對他父母的監視。
在戴寧生的腦子裏，在南京大學物理係做教師的二姐那裏是唯一的可能性了。但是，他知道，二姐家也是不安全、不可以去的。南京大學在得知他逃跑了之後，也一定會把二姐家監視起來的。戴寧生盤算著等到第二天早上，他到鼓樓廣場那一帶，看看能不能碰上從家裏去南大上班的二姐。鼓樓廣場那裏行人很多，應該是二姐去南大的必由之路。（多年後，戴寧生和他二姐談及此事，他二姐說：“你一跑，西交大就通知南大了。物理係和數學係都來警告了我們。我知道你當時最需要的就是錢和糧票，所以把錢和糧票都在身上放好了，隻等碰上你給你了！”）
小老鼠告誡著自己。不幸的是，它一抬腳，就忘了這些正確的自我的告誡。戴寧生並不知道二姐家現在到底在哪裏。他想他明早想要在二姐去南大的路上遇上她，他最好先弄清二姐家現在在哪裏。本來，二姐家是在離玄武湖不遠的峨嵋路上的，二姐夫的父親孫光遠【見篇末注二】，中國幾名第一代近代數學家之一，還請戴寧生去那裏吃過飯。戴寧生的印象中，他們有自己的一個不小的院子和一棟維多利亞式的樓房。後來，那個院子和房子被附近哪個單位征收了，又給了他們附近高樓門路上的一小塊地讓他們再修蓋一棟小洋樓。孫光遠老教授的大兒子正好是南京工學院建築設計係的。聽說這座新的小洋樓就是這個大兒子設計的，戴寧生二姐向他描述過這棟小洋樓的設計特點。二姐的這個新家他沒有去過，但可以想象出大概是個什麽樣子，小小的院子裏有一棟二層的小樓房。他隱隱約約地記得郵寄地址好像是高樓門79號。
摔斷了骨頭的腳任然在做痛，但與兩天前剛剛斷了的時候相比，能忍受多了。雖然他跛著腳，每走一步，斷了骨頭的地方都要疼痛一下，但不是那麽鑽心難忍了。他一瘸一拐地從下關火車站走進挹江門，然後沿著中山北路向南走，經過察哈爾路，再經過三牌樓。這些路以前他在南京生活時從來沒有走過，每次去下關火車站都是乘坐公共汽車。在他的心目中，三牌樓和察哈爾路都是些離家很遙遠很遙遠的地方，步行是去不了的。現在為了省錢，拖著斷了骨頭的腳走起來，沒想到卻顯得並不那麽遙不可及了。走了一個多小時後，終於走到了通往玄武湖公園的大方巷和湖南路交口的地方，從這裏向東轉，就應該可以找到傅厚崗、峨嵋路和高樓門那些街道了。
不一會兒，他就站在了高樓門79號的外麵了。一堵十米左右長的牆中間有一扇門，牆和門看上去都挺新的，不是那種陳舊的使用了多年的。院子裏有一棟小小的二層樓房。這完全符合他想象中二姐的新家。小老鼠告誡自己：那裏有隻貓在等著它，很不安全！所以它不能到那裏去。可是它一抬腳，就忘了剛剛的告誡。
戴寧生向79號走了過去。小老鼠又告誡自己：裏麵有隻貓在等著它，很不安全！所以它不能去敲那扇門。可是它一抬腳，就忘了剛剛的告誡。戴寧生舉手按了一下門上的電鈴。
***
等了不一會兒，出現了一群人的腳步聲，聽上去是一群人走出了那棟小樓房。一個人打開了門，正撞上了戴寧生。戴寧生戴著一個大口罩和那頂在西安買的帽子，用四川話問到：“這兒是戴蓉生家嗎？”那人嗯了一聲，走出了那扇門。其他人也一邊和主人告別，一邊依次從戴寧生眼前走了出去。戴寧生進了這個小院子，關上那扇門，麵前是剛剛把客人送走的二姐和二姐夫。
二姐夫一把抓住戴寧生的右手腕，堅定地說：“你和我一起去南京大學吧！”戴寧生想掙脫那隻被緊緊抓住的手腕，說：
“你不用這樣抓著我，我的腿瘸了。我需要一點時間考慮一下。”
“沒有什麽可以考慮的，我們走吧！”
“讓我先給他倒杯水喝一下吧。”戴寧生的二姐在一旁抹著眼淚說，她挺著一個大肚子，肚子裏是她的大兒子。
“不用了，我們走吧！”
戴寧生不肯聽從，他腦子飛速地旋轉著：“怎麽辦？”他想，當務之急是離開這裏，“讓我考慮一下！”
“不行！我們走吧！”戴寧生和他的二姐夫在那兒僵持住了幾分鍾。
“咚，咚，咚！”那扇被關上的門又被敲響。
二姐夫抓著戴寧生的手腕，示意他二姐去開門，二姐順從地走過去打開了門。很清楚，那群被送走的訪客本來就是為戴寧生逃跑之事而來的。他們並沒有離開，而是在院子外麵站著聽著，最後決定再敲門進來。
這一群人大約有四五個人，都是陌生的麵孔。他們不會是二姐夫和戴寧生父親所屬的南京大學數學係的人。因為他們如果來自南大數學係，那麽好歹會有一個比較熟悉的麵孔。看來他們都是他二姐所在的南京大學物理係的人了。
“走吧！”這群人中一個顯然是個小頭目的人說。
事到如此，沒有什麽說的了。二姐夫依然緊緊地抓著戴寧生的右手腕，戴寧生沒有再企圖掙脫。他一瘸一拐地和這群人離開了二姐家，在略有寒意的深夜裏，在空曠的街道上，繞過鼓樓公園，再沿北京西路向西走，進了南京大學的西校門，來到了南京大學戊己庚樓。戊己庚樓的側門上掛著一個牌子，上麵寫著“南京大學無產階級專政隊。”
14年後，戴寧生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經濟係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為了不忘記1966年至1972年那段在中國的經曆，他抽出1983年夏天錄製了十來盤錄音帶，每盤90分鍾，去回憶講述那段往事。當他敘述到1969年2月10日晚在南京高樓門79號的情節時，他發現自己的記憶有清楚的部分也有模糊的部分，甚至有些部分是空白的。
近半個世紀後，再回想起這段往事，他除了自責，實在沒有也不應該有任何其它的想法。他的幼稚、魯莽、愚蠢和自私給二姐和二姐的一家帶來了不可置信的災難，以致禍及下一代。他二姐那時肚子裏懷著她的大兒子，那算是一種什麽樣的胎教？他當時在西安站如果不是正巧撞上了一趟烏魯木齊去上海的春節加班車到了南京，而是撞上了一趟去北京的車次，他也許就會到北京了。他的幼稚、魯莽、愚蠢和自私就會不可避免地給他在北京的大姐或三姐以及他們的家庭帶去難以置信的災難。（多年後大姐後來告訴他，那時西安交大事實上通知了北大，北大化學係文革組要求也正在受難的大姐就她弟弟的問題寫了交代材料。）他的二姐夫為了保護他的家庭，做了他必須做的事，在當時的環境下，其實沒有更多的選擇。
戴寧生為什麽完全沒有為他的父母和姐姐們以及姐姐們的家庭去考慮他去尋求他們幫助時會給他們帶來的嚴重後果？他是家中的獨生子，是因為他從小給父母和幾個老大的姐姐寵慣了？是因為他太自我中心了？太自私了？
再說戴寧生那天晚上到了南京下關火車站，他為什麽不考慮在火車站過夜？南京火車站和西安火車站不一樣，西安火車站當時對他是絕對不安全的，可是南京火車站應該是比較安全的。也許，南京火車站之外，還可以尋找其他過夜的地方？他為什麽當晚就進入市區，而不是耐心地等到第二天的早晨？而或，他為什根本就沒有考慮直接去安徽馬鞍山或當塗？馬鞍山和當塗離南京隻有一箭之遙，慢車走不到半天也就到了。他身上好歹還有五毛錢二兩糧票呀（當然，他並不知道那裏他大姨媽和二姨媽的確切地址）。還有他那些住在城南深巷子裏的遠房的親戚們，他們都是些看著戴寧生從出生到長大成人的極為善良的市民。他怎麽壓根兒就沒有掂量考慮一下呢？
唯一的答案隻能是戴寧生自己的幼稚、魯莽、愚蠢和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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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寧生被帶進一間燈光明亮的會議室。幾個帶他來的人似乎離開了，換成了另外一批人。這些新換來的人中好像有幾個模樣不那麽陌生。想來他們是南京大學數學係的人了。他模模糊糊能辨認出其中一個人叫黃炳生，外號“黃小二”。
“日媽媽的！你還想偽裝！”兩個蘇北佬中的一個人用勁一把撕掉了戴寧生戴的口罩。戴寧生的耳朵一陣劇痛，幸好那時的口罩帶子是棉線做的，用勁一拽就斷了；否則撕下來的可能就不僅僅是口罩，還要加上他的耳朵了。戴寧生瞥了他一眼，似乎看見他的左邊太陽穴那裏有一塊銅板大小的圓疤痕。
三年後1972年秋天，戴寧生出獄後因小姐姐病重第一次回寧探親。那時在小粉橋五號附15號的家、那棟聯棟屋已經失火燒掉了，父母住在南京大學集體宿舍13舍119室。幾家人共用一間寢室為做飯用的廚房。當時父母都在學校的食堂裏“勞動改造”著，一個當夥夫一個當幫廚。戴寧生向父母講述了那天晚上的故事。母親說：
“那個太陽穴上有個疤的蘇北佬是數學係的一個教輔，叫張德富。”
母親還給戴寧生講敘一段她和那兩個蘇北佬打交道的故事。母親說，這兩個蘇北佬後來來審問她，張德富把一隻腳踩在椅子上，用手指著母親的鼻子要母親老實交代。
母親回答說：“你講的話我聽不懂。我不知道你要問我什麽事情。”
另一個蘇北佬態度比較緩和，母親說：“他說的話我比較能聽得懂些。”
“日媽媽的！他是我的老鄉！”
母親平靜地說：“他的話好懂一點。你的話我聽不懂。”
從此，戴寧生和他母親就給張德富起一個外號叫“一個疤”。戴寧生心裏還另外給他起了個外號叫“日媽媽的”，不過因為太粗俗了，不便使用。
到了1973年春天，戴寧生父母雖然依舊住在南大13舍119室，但他父親已確定要恢複數學係的領導工作了。那時戴寧生正好有一個在南京工學院機械係進修半年的機會，所以和父母住在一起。他父親多年的惡習是吸煙有癮，特別是愛吸好香煙。那時最好的香煙牌子是中華牌，但據說那是專門供應中央首長的，極難弄到手。老百姓能吸到的最高級的牌子是上海卷煙廠生產的牡丹牌。可是牡丹牌香煙也很不容易買到。南京偶爾有賣的，五毛錢一包，但一般都被售貨員開了後門賣給熟人了。上海則要好買一些，而且是四毛九分錢一包。為了父親能抽上牡丹牌，他們幾個做子女的，還有父母的親朋好友們可真是沒少花力氣。
話說有天中午，戴寧生父親不在家，他母親在隔壁公用的廚房裏做午飯，戴寧生一人坐在119房間裏，房門是半掩著的。有人輕輕地敲了一下門。戴寧生走到房門口打開門來，隻見一個猥瑣的人，手裏攥著一個舊報紙包著的東西，小心翼翼地問：
“戴先生在家嗎？”他是來找戴寧生父親的。
“不在，有什麽事嗎？”
那人說：“沒事，沒事！我托人給他買了兩包牡丹香煙。”說著，他打開舊報紙包，拿出兩包牡丹香煙遞給了戴寧生。戴寧生一邊謝謝他，一邊從口袋裏掏出了一塊錢給他。那人順手把準備好的兩分錢放在戴寧生的手上，戰戰兢兢地說：“上海買的，四毛九一包。”
戴寧生說：“母親就在隔壁做飯，我去叫她。”說著就喊了一聲：“媽！來客人了！”
那人慌忙地接連說：“不用了！不用了！”他一邊說，一邊往後退。戴寧生母親走出那間公用廚房，那人見了他母親，轉過身去，猶如耗子見了貓似的，一溜煙跑了。
母親看著那人消失的背影，轉過身來，氣憤地厲聲責問戴寧生：
“他來幹什麽？”
戴寧生一時莫名其妙，不知母親為何如此生氣，說：“他給爸爸送來了兩包牡丹煙，還找了我兩分錢。”
母親質問道：“你不認識他？”
戴寧生回答說：“不認識。”
母親狠狠地指著戴寧生左邊的太陽穴問：“你沒看見那一個疤？”戴寧生頓時醒悟過來，但他仍然有困難把這個可憐巴巴的人和那個“日媽媽的”人聯係起來。
又過了很多很多年，從南京大學數學係裏分出了一個計算機科學係來。戴寧生的父親算是該係的創始人。再以後，戴寧生父母相繼去世了。他的二姐夫成了計算機係的係主任後來又退休了。到了2010年，南京大學計算機係紀念戴寧生父親誕辰100周年時，計算機科學係裏有一名叫張德富的老人跑前跑後地張羅著，熱心誠肯地操辦著各種相關事宜，可能還攥寫了紀念戴寧生父親的文章。戴寧生開始懷疑起自己的記憶了。難道是他把哪個人的名字搞錯了？難不成數學係和其後分出來的計算機科學係有兩個同名同姓的蘇北人張德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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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過頭來說1969年2月10日戴寧生被關進了南大專政隊。戊己庚樓是金陵大學時期蓋的甲乙丙丁等四棟樓中之一。它蓋在大運動場東麵的坡上。樓的東麵在坡上，西麵在坡下。所以從東麵看最下一層是地下室，從西麵看，最下一層可以算作第一層。南京大學無產階級專政隊就設在庚字樓的最下一層。這是個理想中貨真價實的監獄。因為這層樓本質上是個地下室，隻在接近天花板的地方有個小小的窗戶。這窗戶又高又小，用這些房間當牢房就不用擔心“犯人”們逃跑了。另外，據心理學家的研究，這種昏暗潮濕壓抑的地下室，是最容易摧毀一個正常人的精神和意誌的，它使被羈押的人感到低人一等、軟弱無助而滋生自認罪孽深重的心理狀態。
這最下一層在其南端有一扇門，就是掛著“南京大學無產階級專政隊”牌子的地方，算是這個監獄的進口。進口的第一個房間大概是供看守人員使用的，接著就是關押女“犯人”的，然後都是關押男“犯人”的房間。有一間房間裏放著幾張桌子，大概算是審訊室。想來當初金陵大學的設計師們設計這戊己庚樓時，該樓分為三段分別稱為戊字樓己字樓和庚字樓，各個樓在東麵的坡上都有一扇門，可供下到地下室或走進地麵上的那一層。如今這些門為了確保最下一層是個完美的監獄，統統都被封死了。
戴寧生被安排在很裏麵的一間房間，應該是正對著庚字樓那扇堵死的門下麵的那間房間裏。革命風暴淹沒南京大學前，這間地下室可能是一間暗室，所有牆壁都是漆成黑色的，還有一個水池和水籠頭可能是供在暗室裏做試驗或衝洗相片用的。房內空無一物。陰暗潮濕的水泥地上鋪了一些稻草算是供睡覺的地方。讓被關押的人睡在地上鋪的一層稻草上這個安排，太像戴寧生在什麽電影上看到過的牢房了。想來為了模仿一個真牢房，有人還真花了點心思和力氣，為這個城裏的房間裏弄來了些稻草。
第二天（也就是2月11日）一早，看守們打開了每間牢房的房門，開始做各種早上要例行做的事情。戴寧生發現，他這間暗室的對麵，是那個通往堵死了門的樓梯肚；樓梯肚的空間呈三角形，又矮又小，除了靠近門的那小部分，成人在裏麵無法直立，當然更不可能有窗戶。他驚奇地看到，住在裏麵的是大名鼎鼎的匡亞明【見篇末注三】。樓梯肚裏，和戴寧生的房間一樣，地上放了一層稻草供睡覺用。大個頭的匡亞明正彎著腰，用一根用禿了絮子隻剩下把子的苕帚在掃地。他把一夜睡散了的稻草掃歸到那做地鋪用的稻草堆裏，把小小樓梯肚的其它地方用那根苕帚棍棍刮得幹幹淨淨光光堂堂。
再過一會兒，是向偉大領袖早請示的時候了，那些被集體關押在一間房間裏的人開始大唱“東方紅”和大聲背誦聖人語錄。像匡亞明和戴寧生這種一人一間的似乎就看各人自己了。從走道南頭關押女“犯人”的房間裏轉出了一個熟悉的聲音。對戴寧生來說，那獨一無二的爽朗的女高音毫無疑問來自路慧明。路慧明曾經是南京大學數學係的總支書記，和戴寧生父親工作上配合得非常好，經常到他們家來做客。她的女兒謝小玲是他南京十中高中時的同班同學。她的丈夫是開國少將謝勝坤【見篇末注四】。能與路慧明和匡亞明這樣的人關押在一起，戴寧生覺得未免有點過分抬高了自己。
再下一個節目是大便。這個被稱做“專政隊”的臨時監獄把關押的“犯人”分成兩批，每批不到20人的樣子，分別被帶到戊己庚樓外，到附近運動場後麵的一個公共廁所去大便。可是這個公共廁所裏沒有那麽多的蹲坑位子供所有人使用。所幸這個公共廁所的結構比較奇特，男女兩邊的兩排蹲坑中間有一個排糞溝。排糞溝修在男女隔牆下麵，有一個狹小的空間可供人鑽進兩堵隔牆的中間去。所以一部分人就必須鑽進排糞的溝上，把兩隻腳分別踩在排糞溝的兩邊去大便。看的出來，決定誰去鑽洞蹲排糞溝是看守人員享受施展淫威的時候，特別是命令跛了腳的戴寧生去鑽糞溝。【見篇末注五】
到了2月11日晚上，戴寧生一個人坐在稻草堆上，看著天慢慢地黑下來了。忽然，一股強大無比的悲傷像海嘯的巨浪一樣向戴寧生襲來，莫名的悲傷迅速吞噬了他的理智。他隻想大哭一場，放縱自己，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場！在他的記憶裏，他一生沒有哭過，更不用說像現在這樣放縱自己，完全失去控製地痛哭起來。
是因為想那無比寵愛他的父母了嗎？是因為離父母這麽近在咫尺而不能見到一麵嗎？是因為他度過幸福的童年和青少年的故鄉轉眼是如此陌生如此冷酷？是因為他出生和成長的美麗的金大校園變成了監獄？是因為那個看守人員明知他腳跛了卻故意讓他去鑽排糞溝？是因為那個麵熟的曆史係教師洪煥椿的分飯的“犯人”【見篇末注六】因為認識他而故意隻給他分不到他人二分之一的飯菜？還是因為那個以往常到家裏來做客外號叫“黃小二”而現在當了造反派小頭頭的黃炳生的嘴臉？還是那個凶神惡煞的張德富？還有再也擺脫不了的那些喬裝白臉紅臉的騙子、惡棍和小醜？是人性的泯滅？是他才20出頭就惹上了一身糾纏不清的屁事？是這個走投無路的世界？是命運捉弄他這個尚未涉世的年輕人？……
都是，都不是。他須要的是從痛哭一場中再生出一個更加堅不可摧的人來！
他痛哭了幾分鍾後，控製住了自己，以後一生中再也沒有這樣哭過，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他已經準備好了去接受一切荒誕的不公、一切黑暗的現實、一切嚴峻的挑戰。他相信他能戰勝一切邪惡，他堅信他能主宰自己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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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篇末注一】一樓的原吃飯的房間住著周根靈和他妻子朱素珍，二樓的兩間臥室分別住的是徐永生和他妻子譚耀明，以及仇慶久和他的妻子蘇維怡。
【見篇末注二】孫光遠（1900年至1979年5月1日），原名孫鎕，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數學家，中國近代數學奠基人之一，中國微分幾何與數理邏輯研究的先行者。
【見篇末注三】匡亞明（1906年3月17日 — 1996年12月16日），時任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
【見篇末注四】謝勝坤（1911年12月26日 — 2005年4月6日），時任南京軍區後勤部部長。
【見篇末注五】據當時也被關押在裏麵的戴寧生父親的同事和朋友杜聞貞說，專政人員還配備了警棍。關於該庚字樓專政隊裏的日常生活，吃飯大便等，杜聞貞寫的題為《一個幸運知識分子的坎坷》一書的第六章（第49頁至第54頁）中有詳細描述。
【見篇末注六】根據戴寧生本人的記憶和杜聞貞在《一個幸運知識分子的坎坷》一書注五中所寫的。
【本文摘自我2024年寫完的《在中國的一場噩夢 ---- 一名反動學生在文革中的經歷》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