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11）
大約也是在這個時候，中央傳達了關於“大鬧懷仁堂事件”的文件，說的是“四帥三副”（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元帥和譚震林、李富春、李先念三位副總理）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十四日和十六日幾次中央碰頭會議上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陳伯達、康生、謝富治、張春橋、王力、姚文元等人發生激烈爭吵一事。“中央碰頭會議”是一九六七年初開始出現的、中央商議處理“抓革命、促生產”事務的最高級會議，由周恩來主持。在這之前，中央處理日常工作的有一個中央常委擴大的碰頭會；同時還有一個中央文革碰頭會，主要商議處理文革事務，由陳伯達主持。由於兩個碰頭會商討的內容多有重疊，常常一個碰頭會開會時需要另一個碰頭會成員也來參加，後來幹脆就合在一起開了。
據傳達的中央文件，“懷仁堂事件”發生的原因是因為“四帥三副”們不滿文革派對老幹部的打壓，以及江青抓了他們參加了“聯動”的子女等。爭吵最先是譚震林引起的。譚與上海原市委書記陳丕顯是關係十分好的老戰友。“一月革命”發生後，許多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或被打倒或被批判，生命安全沒有保障，中央將他們召集到北京保護起來。但陳丕顯遲遲沒有來，譚因此對張春橋十分不滿。那天會上見到張，譚震林就責問張春橋，陳丕顯為什麽還沒有來北京？張春橋以“群眾不同意”搪塞。譚震林大為惱怒，駁斥張春橋說：“什麽群眾？老是群眾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嗎？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這是形而上學。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老幹部革命幾十年，現在被弄得妻離子散。幾個中學生喊個‘老子英雄兒好漢’，就變成了反動血統論。你們才反動呢！蒯大富什麽東西？搞了個‘百醜圖’醜化我們黨，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你們怎麽不管了！這次文革是黨的曆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任何一次”
譚接著又說：“就一個出海捕魚的問題，你們就鬥了我四次。江青硬是要把我整成反革命，這是她當麵跟我說的。”此時謝富治出來反駁，說“譚老板你也要實事求是呀，我在會上幾次聽江青說譚老板是擁護毛主席路線的，譚老板要保！從來沒聽她說你是反革命。”譚震林聞言更為惱怒，激動地站起身來，拿了文件包和大衣就往外走，大聲說：“我不要她保！我是為黨工作，不是為她一個人工作。早知道有今天，我就不參加革命，不參加共產黨。我不該活到六十五歲，不該跟毛主席四十一年。我不幹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周恩來見譚震林要走不開會了，就拍了桌子，喝令譚震林回來。
陳毅也對譚震林叫道：“不要走，跟他們鬥爭。這些家夥上台，就是他們搞修正主義。（以前）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當時）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嗎？曆史不是證明了到底是誰反對毛主席嗎？有些人表麵上擁護主席，實際上反對主席。斯大林死後不久，赫魯曉夫就篡了權，他上台，還不是大反斯大林嗎？以後還要看，（曆史）還會證明的。”
葉劍英則責問張春橋：“上海奪權，改名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到國家的體製，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什麽？”他又針對陳伯達發問：“什麽是巴黎公社原則？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老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對犯有錯誤的幹部，我們黨向來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哪有隨便打倒的道理？照這樣，人身都不能保證，怎麽做工作？”他對中央文革一夥怒斥道：“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麽？”
葉劍英說完，徐向前激憤地跟著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軍隊這樣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啦？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
接著他們又說到“聯動”被抓問題。李先念說：“現在是全國範圍內的大逼供信。‘聯動’怎麽是反動組織呢？十七八歲的娃娃是反革命嗎？”（按：“聯動”原來是文革最早的一批紅衛兵，其父母都是中共黨政軍的高幹。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後，當文革經曆了批鬥“牛鬼蛇神”、“破四舊”和“抄家”運動，鬥爭矛頭開始轉向“黨內走資派”，革命革到了這些高幹頭上，於是這批老紅衛兵的立場也開始反轉，他們成立了一個“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反對文革，並公開反對江青。結果被中共定為反動組織，其成員大部被抓了起來。我估計李先念、譚震林的子女也有被抓的。）譚震林插話說：“我從來沒有哭過，現在哭過三次，哭都沒有地方哭，又有秘書，又有孩子。”李先念則說：“我也哭過幾次。”
李先念又說：“從《紅旗》十三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老幹部統統打掉了。”周恩來聞言當即責問康生：“這篇社論你看了嗎？這麽大的事情，你為什麽不叫我們看。”康生說：“我不知道，我沒有看。”陳伯達也說自己沒有看。
當雙方在爭吵時，王力、姚文元埋頭記錄各人所說的話。會議結束後，張春橋要王力和姚文元將記錄稿核對後一起去向江青匯報。江青聽了匯報又要張、王、姚三人連夜去向毛澤東作匯報。據傳達的中央文件說，毛澤東在聽張、王、姚的匯報時，開始還不以為意，及至聽到陳毅提到“延安整風”時臉色就變了。
十七日，譚震林又寫了一封信給林彪。傳達的中央文件披露了信的部分內容，譚在信中除了大罵江青等文革派，還說：“我想了很久，最後下了決心，準備犧牲。但我絕不自殺，也不叛國，也決不允許他們再如此蠻幹。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嗆了，總理胸襟寬，想得開，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時，難道等到所有老幹部都倒下去了再說嗎？不行，不行，一萬個不行。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鬥下去，拚下去。”林彪接到譚震林的信，看了後立即轉送毛澤東，並附了一短信，批評譚震林糊塗和墮落。毛看了譚的信和林彪的信後沒有表示他的態度，僅批示：“已閱。恩來同誌閱，退林彪同誌。”
十九日淩晨，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毛在會上嚴厲批評了陳毅、譚震林。毛說：“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持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葉群同誌你告訴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穩當啊，有人要奪他的權哩，讓他做好準備，這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遊擊。你們說江青、陳伯達不行，那就讓陳毅來當中央文革組長吧，譚震林當副組長。把陳伯達、江青逮捕、槍斃！讓康生去充軍！我也下台，你們把王明請回來當主席嘛！把張國燾也請回來，力量還嫌不夠的話，幹脆請美國、蘇聯一起來吧。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不答應！你譚震林也算是老黨員，為什麽站在資產階級路線上說話呢？”因為毛澤東在會上發了怒，康生就拍馬說“這是無產階級之怒！”
會後，從二月二十五日起到三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開了七次會議批判陳毅和譚震林，並取消了他們參加中央碰頭會的資格。
當時我聽了中央文件的傳達，有幾個想法：第一個就是中央分好多派係，關係錯綜複雜。從他們的政治立場看，陳毅、譚震林這批人都屬擁毛派，但與原本也屬擁毛派的劉少奇有矛盾。陳毅與劉少奇的矛盾原因之一是延安整風。當時陳毅、周恩來這些人都是挨整的，而充當整人打手的是劉少奇、彭真這些人。所以毛澤東發動文革整肅劉少奇體係人馬，陳毅、周恩來他們都是支持的。譚震林從井岡山時期起就是毛澤東的擁躉，但他與陳毅、李先念他們又與江青文革派有矛盾。當文革發展到揭批“黨內走資派”階段，他們自己雖暫時沒有受到衝擊，或已經受到過一些衝擊，但他們還沒有被打到，而是仍屬“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一員，可是他們的子女因為參加“聯動”被抓了，他們的親朋戚友有人被打倒了，因而他們對文革派也不滿；而且文革小組這批人的資曆，不說姚文元，即江青、張春橋、王力與他們相比也要淺薄得多，卻勢炎熏天，目中無人，也令他們感到氣憤難平。這次譚震林責問張春橋為什麽陳丕顯不來北京，如果張春橋能好好回答，對譚震林表示出一點尊重來，對陳丕顯不那麽苛刻，我想或許就不會出現後來的激烈衝突。
第二就是覺得“延安整風”是毛澤東的一根軟肋。中共一直將“延安整風”吹得怎樣偉大、正確，現在看來並不如此。否則陳毅不會提此事；而毛澤東也不會有人一提就跳。毛澤東是從“延安整風”才真正確立他的“定於一尊”的領導地位的，他如此忌諱陳毅揭“延安整風”的瘡疤，莫非“延安整風”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隻可惜身處中國大陸這樣的環境，這種秘密我們可能永遠無法得知。（文革後看到高華的《紅太陽是如何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延安整風的內幕果然黑得如鍋底。）
第三，我覺得譚震林寫信給林彪實在是大大的失策。他寫信給林彪，訴說對文革派的不滿，難道他還能拉了林彪一起來反對江青文革派？這在當時形勢下顯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林彪接到信看了就立即轉交給毛澤東，倒是我意料之中的事。但問題是譚震林跟了毛澤東四十一年了，他心中有委屈不寫信向毛澤東訴說，而是向林彪訴說，這在毛澤東心中會有怎樣的想法，不知譚震林想過沒有？這事在毛澤東看來，第一必然會懷疑你譚震林是想改換門庭投靠林彪了。不然就是想拉林彪一起來反我。無論哪種想法，都必然要激起毛澤東的猜忌和暴怒。第二，這也必然會引起毛對林彪的猜忌，認為林彪“山頭”已漸成氣候，可以與他分庭抗禮了。否則跟了他四十年的譚震林，何以會一朝棄他而去轉投林彪？被“雄主”猜忌絕對不是好事，所以譚震林此舉實實在在是害了林彪。
第四，從文件傳達的會議情況看，我覺得周恩來的立場明顯是站在“四帥三老”一邊的。對這一點毛澤東不會看不明白。此外，陳毅因為延安整風挨了整，二十多年了還耿耿於懷；那麽周恩來也挨了整，他是否還記著這仇？還有陳毅、譚震林都在會上替周恩來叫屈，說明他在老幹部中的人望可能比他毛澤東還高。這樣看來，毛澤東在會上突然說：“葉群同誌你告訴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穩當啊，有人要奪他的權哩，讓他做好準備，這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遊擊”是有所指的。在當時的政局中，誰最有可能取代林彪的地位，甚至取代毛澤東？除了周恩來難道還有其他人嗎？所以毛澤東說這番話，明顯是在挑撥林、周關係，也是在警告周恩來。毛澤東在十九日政治局會議講話中提到了江青、陳伯達、康生、陳毅、譚震林、王明、張國燾這些人，就是故意不提周恩來的名字，其意思也是很清楚的。
第五，知道了中央最高層的鬥爭後（按：當時我還不知道在“大鬧懷仁堂”之前，還有一個“京西賓館事件”，是中央軍委一批老帥與陳伯達的鬥爭），我明白了青浦造反派的被鎮壓絕不是個別的個案，而是全國性大鎮壓中的一個極小的部分。從這次“懷仁堂事件”發生時的情況，以及這次“二月逆流”鎮壓造反派的麵和量看，這股從上到下反文革的力量十分強大。因此青浦“二、一七”的案能否翻過來，一切還要看毛澤東、黨中央的態度和全國總形勢的變化。“工總司”小分隊來青浦調查，充其量所起的作用也隻是將下情上達而已。
除了上述五點，我還對周恩來、康生和陳伯達都說《紅旗》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社論發表前，他們不知道內容感到不可思議。因為這篇社論是配合林彪十月一日講話精神的。林彪在“十·一”天安門城樓講話中提出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問題。而批判“資反路線”是文革真正進入揭批“黨內走資派”階段的切入點。因此它是屬於文革中幾個真正稱得上“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的其中一個。對於這樣重要的社論，周恩來說發表前沒有看過我已經很懷疑，覺得這與他當時所處的地位不符：難道毛澤東在做這樣重大的戰略決策時，事先不征求周恩來的意見？而如果征求了，他不看這篇社論的文稿，也不像他平時萬事謹慎的做派。至於康生、陳伯達，他們是文革小組的顧問和組長，是中共管文宣工作的總頭頭，他們也說事先不知那就更難以相信了。這麽重要的事他們都事先不知，難道就毛澤東、林彪，以及江青、張春橋知道？
依我看，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都不可能事先不知道這篇社論的內容。他們都在說謊。周恩來說不知道，是因為他內心本就是不讚成批“資反路線”的。他與陶鑄一樣，都希望文革在各級黨組織領導下按計劃有序進行；而一批“資反路線”，黨政領導受到衝擊，這個秩序就亂了。但此事他不好挑頭反對。現在李先念提到此事，他就推說自己事先不知，一方麵在李先念等人麵前撇清自己對發表這篇社論的責任；同時則以此為由頭向康生提出責問，為李先念助攻。而康生、陳伯達麵對“四帥三副”的怒火，麵對周恩來的壓力，估計還聯想到不久前因為打倒陶鑄衝得太前，“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落下詬病，江青、陳伯達都受到了毛澤東批評，現在“四帥三副”為“資反路線”事大吵大鬧，而毛澤東的態度還不清楚，為免受無妄之災，也隻能推不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