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水利部召開全國水利廳(局)長會議，總結了“左”傾思潮對農田水利建設的負麵影響。

　　首先，在農田水利建設高潮中主觀臆斷、瞎指揮的現象比較嚴重，盲目上馬大中型水利工程，使得有些工程勞民傷財，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在此不妨以 山西省為例略作分析。1969年冬，山西全省水利建設在“以大寨昔陽為榜樣，想新的，幹大的”方針指導下，重點轉向興建大中型工程。1970年新開工58項，以後逐年增加，一直增加到224項工程，其中列入國家基建的多達83項。這些工程多數隻靠個別領導點頭拍板。如1970年萬榮縣盲目動工開挖“躍進 泉”，前後折騰4年，花了40多萬元，誤了工、毀了地，也沒找到一滴泉水。更為突出的是，1975年昔陽縣動工興建了“西水東調”工程，總計投工近500萬個，投資5000多萬元，到1979年底僅完成了全部計劃工程量的38%(水利部農村水利司編著：《新中國農田水利史略》，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278頁)。類似昔陽“西水東調”的蠢事，在有些地方也有發生。如河北懷來縣從1970年開始修建“軍民大渠”，全長140裏，耗費2289萬元資金、1287萬個工，到1980年尚未完成通水。由於地質情況不清，工程質量差，水渠試一次水出一次問題。第9次試水時竟然衝毀了京張公路 和京包鐵路的下花園站一段路基，致使列車翻車，京包全線停車23小時(史亞平：《軍民大渠一錘定音勞民傷財》，1980年10月26日《人民日報》)。再如 安徽蕭縣在1975~1976年間搞的“淮海河網”，就是安徽省委個別領導人憑自己的主觀想象做出的決策，結果打亂了水係，引發了災情搬家，人為加重了澇 漬災害，加劇了水利糾紛，最後慘遭失敗(水利部農村水利司編著：《新中國農田水利史略》，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1999年版，第372頁)。正如時任水利電力 部軍管會主任張文碧說的那樣：“對大的工程，我們有的往往不廣泛發動群眾，不認真調查研究，隻聽少數人的意見，就輕率決定問題；有時甚至聽不進不同意見， 把自己的意見看成不能變的。”結果是往往造成嚴重的浪費(張文碧：《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批判水利電力建設中的“大、洋、全”思想》，安徽省檔案館藏：55—4—23)。
　　其次，不計成本、盲目大幹的形式主義嚴重。各地在學大寨運動中，搞“一刀切”，提出了“大寨怎麽幹，你們就怎麽幹”，“昔陽怎麽幹，你們就怎麽 幹”；要“不摻假”、“不走樣”，“不允許借口‘情況不同’而對先進經驗抽象肯定、具體否定”。山西省交城新建的“甘泉渠”，便是在這種“一刀切”思想指 導下上馬興建的水利工程。交城縣委既沒有調查甘泉渠的實際情況，又不尊重技術人員和當地水利幹部的意見，決定在半山腰開渠鑿石洞。據初步核算，該工程共需 完成土石方110多萬方，投工110多萬個，投資520多萬元，計劃從1977年12月動工，至1979年6月底建成。到1980年，完成總工程量不及20％，已投工52萬多個，花款245萬多元，最後不得不停建(霍寶中：《交城新建甘泉渠也是件蠢事》，1980年8月9日《人民日報》)。這種憑想當然辦 事，貪大求洋，搞花架子的做法，致使工程浪費驚人。學大寨高潮中農田水利建設中的浪費，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麵：一是由於規劃設計不當和瞎指揮而造成的直接損 失，如過去檢查的引黃樞紐等，這從全國來說是局部的，但損失是嚴重的；二是由於施工管理不善造成的浪費，這在農田基本建設中是大量普遍存在的現象；三是由 於計劃管理不善，基本建設戰線過長，許多工程長期不能建成投產或隻能發揮部分效益，造成國家投資和社會財富的大量積壓，這在不少地方是嚴重的；四是由於對 現有水利設施的管理不善，使一些工程沒有發揮應有效益，形成了損失、浪費和積壓。這在全國是普遍的，在有些地方是嚴重的(錢正英：《把水利工作的著重點轉 移到管理上來》，《曆次全國水利會議（1979—1987）》，第134~135頁)。
再次，在進行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時，采取所謂“大會戰”的群眾運動方式搞建設，過多動用農村勞力，加重農民負擔，出現了“到處人山人海、炮火連天、硝 煙彌漫”的情景。這些“大會戰”對農田水利建設帶來一定的積極效用，但其負麵影響更為突出：一是大會戰給生產隊帶來沉重的負擔。如山東“泰安大會戰”指揮 部規定，凡是不出社的會戰工程，除民工自帶口糧外，隊裏需要補足每天糧食半斤或一斤，錢兩角，自帶工具；凡出社的民工，縣裏補足糧一斤，錢兩角。不論出社 或不出社，工具損耗一律由隊裏負擔。有的家底薄的縣，因會戰開支消耗和本來就不多的積累，隻能給每個參加縣裏會戰的民工補一角，還要欠一角；而生產隊由於 對民工補貼的負擔重，影響到社員的年終分配(陳大斌：《饑餓引發的變革》，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頁)。二是大會戰給參戰者的生活也帶來較大 影響。由於大會戰是集中作戰，有時因為離家鄉很遠，還需遠離故土，且參戰者披星戴月，“白天紅旗招展，晚上燈火輝煌”，生活極其艱苦。三是有些生產隊在大 會戰中搞“土政策”，侵犯社員利益。負責“鄒西會戰”的副書記說：“政策問題，向大家宣傳一下，在大幹中解決。錢、糧、物料等政策問題都搞得停停當當再上 工，那就晚了三秋了。許多問題是要先幹，幹起來再解決。” (陳大斌：《饑餓引發的變革》，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167頁)。
　　最後，從水利工程配套設施、工程質量及管理方麵看，存在“四重四輕”偏向，即重建設輕管理、重大型輕小型、重骨幹輕配套、重工程輕實效。修建灌 區時基建隻修幹、支渠，結果工程長期配不了套；建設時沒有一個切合實際的規劃設計，有盲目建設的現象，造成水源和灌溉麵積不適應，長期達不到設計效益。在 此期間，大、中、小型水庫垮壩的達2250座，占新中國成立以來垮壩總數的3/4。除了有些是由於特大暴雨洪水超過水庫設計能力的客觀原因造成的之外，還 有一些垮壩事件是由於忽視前期工作、規劃設計不周、工程質量不好或管理養護不善、搶險措施不當等原因造成的(水利部農村水利司編著：《新中國農田水利史 略》，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頁)。
　　由此可見，在極“左”路線影響下，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農田水利建設高潮中確實出現了比較嚴重的主觀臆斷、瞎指揮、浪費嚴重等問題，這些問題給中 國的水利建設事業帶來了巨大的損失。然而，究竟如何看待這些嚴重的問題與所取得的成績呢？換言之，應該如何評價學大寨運動中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成敗得失 呢？在此，不妨首先回顧一下作為農田水利建設的當事人的自身評述。
　　在1979年7月召開的全國農田基本建設會議上，李先念對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成敗得失做了比較客觀的評價。他指出：“過去我們搞農田基本建設， 億萬農民戰天鬥地，取得了偉大的成績。我們不僅有了許多社隊的經驗，有了一些縣和專區的經驗，還有了更大範圍的經驗。但是，農田基本建設中存在的問題也很 多。這些問題，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違反自然規律，有的地方搞了不少無效工程，有的破壞了生態平衡；違反經濟規律，搞一平二調，增加了農民的不 合理負擔。這些都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同時，在談到如何搞好農田基本建設時，他強調，“一定要講究實效，強調政策，尊重客觀規律，堅持科學的態度，還要 發揚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精神。”(《李先念同誌在全國農田基本建設會議講話》，1979年7月16日《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