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時代父母傾其所有，盡可能讓我們兄弟三人吃的好一點。
我7歲開始幫忙做飯/家務。再大一點，就和兩個哥哥輪流值日，單獨操作。父母上班早出晚歸。我們做晚飯的時候，最重要的是要把第二天父母要帶的，兩個午飯盒準備好。
我們那裏有一種文化（東北人居多），就是一個家庭裏工作掙錢“當家的”父親，夥食要好於孩子們。午飯晚飯都不例外。晚飯甚至還來一兩燒酒。說起來也合理，如果當家的出了問題，一家人如何支撐。
我父母則不同，對他們自己的午餐有嚴格的標準/要求。好一點的副食，肉，蛋等一定要放在全家人同桌的晚餐上或是周末。爸媽說，孩子們在長身體的時候，過了這個村沒有這個店。
1973年我去了體校，體校夥食費是每月21元。對於一般中學生不算太差。對我們練競技體育，特別是練中長跑項目的年輕人來說，是處於半饑半飽，饑寒交迫狀態。由於營養不良，很多同學身體出了問題，退出了體校。
體校的前麵是一幢三層樓的區委招待所，第一層是叫作“紅星飯店”。每天進出體校宿舍，飯館裏飄出的香味讓人垂涎三尺，不可名狀。那會兒有一部阿爾巴尼亞電影【海岸風雷】，裏麵有一位漁民（薩利姆）就是饑腸轆轆時，在飯店裏被收買，成為叛徒的。
我爸媽和我商量，讓我在饑餓難耐時，到飯店裏買個肉菜吃。不要心疼錢，搞壞了身體。
上麵說了，我是在那樣的家庭環境中長大的，家裏還有父母和兩個哥哥，我怎麽可以一個人在飯館裏“大快朵頤”？
我在體校的三年時間裏，一共在“紅星飯店”吃了不到10次飯。那裏的醋溜肉片，苜蓿黃瓜，四喜丸子，蔥爆肉丁印象深刻，但都是我在惴惴不安下，狼吞虎咽地完成的。
我後來的人生中，美味佳肴漸漸變得唾手可得，不再稀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每當我步入餐館飯店，都有一種莫名的緊張和不適感。
直到現在，但凡有可能，我都盡量不在飯店吃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