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2024年寫完的《在中國的一場噩夢 ---- 一名反動學生在文革中的經曆》一書。】
二進西交大無線電係“係辦監獄”(中)
2026年2月7日
再來說戴寧生在1968年秋冬的隔離審查。和上一次四月份的隔離不一樣的是,戴寧生沒有了任何詩興了。四月份那次,有窗外的傾盆大雨,有震耳的春雷,他心潮澎湃,憑欄賦詩,寫了很多。這次他被關在暗無天日的走廊裏,他可以來回地度步,兩邊是緊鎖著的門,一頭是堆滿的雜物和上麵覆蓋的一層厚厚的灰塵,一頭是五名陪他共同浪費生命的看守。他一句詩也寫不出來。他沉悶的心中不知道前途在哪裏,不知道這場滑稽戲如何收場,何時收場。
現在他的全部“財產”是四樣東西:一個上大學時父母給他買的上海牌手表,四冊人人必須有的聖人選集,一根寫交代材料的筆,以及一些寫交代材料的紙。
先說上海牌手表吧。那時女孩子嫁人,提出的嫁妝要求叫“三轉一響”【見篇末注一】,手表是其中的“一轉“。一塊上海牌手表價在120元,比一名大學畢業生兩個月的工資還要多。光有錢還買不到它,還要“工業卷”憑票供應。可見其地位!父母為了戴寧生能有效地使用時間,努力學習,早日成為有用之才,給他買了這塊表。這表原本承載著多少父母的期望!現在這塊表正好用來記錄他是如何一天一天地浪費時間消耗生命的。
這塊手表也是眼下戴寧生唯一的“玩具”。他把表反過來,用指甲把表後的蓋子順反時針摳轉開來。打開這個後麵的蓋子,就可以看到表裏運轉著的大小齒輪。戴寧生細心地琢磨著它的結構,畫出草圖來,終於基本上弄清了是怎麽回事。多年後,他在西安低壓開關廠當技術員時,一時興起,竟對廠裏的工人們自稱會修理鍾表。頓時,人們送來了很多壞掉的鍾表。他竟然修好了一兩個。不過,絕大多數都沒有修好,甚至把走的不準的修理成了走不了的了。他由此從他母親那裏得到了專門把“病馬醫成死馬”的大夫之稱號;包括當時他的那匹“好馬”,那塊正常運行的上海牌手表,最後也“沒病”而被玩成了“死馬”,不走了。
詩興沒有了,戴寧生隱約記得車爾尼雪夫斯基身陷囹圄中寫“怎麽辦?”時,寫累就作數學題做為休息。他現在有紙有筆,用祖衝之的笨辦法來算圓周率吧。在南京第十中學時,一個數學老師教會了他如何背誦圓周率:“山顛一師一壺酒,爾樂吾算苦,把酒吃酒……”所以他已有了標準答案3.14159265358979 ……,比起祖衝之算出來的小數點七位還要多得多。從單位圓內接等邊三角形和外接正方形的邊長開始,算出圓周率的下限和上限;然後再算單位圓的內接正六邊形和外接正八邊形的邊長;以此類推。出乎意料的是,小數點每增加一位,計算量就要增加很多很多倍。到他算到第四位時,他已經花費了很長的時間、用掉了很多張紙了。
看守人員準確地記錄了戴寧生每天伏案寫東西的時間。在他們看來,戴寧生終於開竅了,或者是被征服了,知道要徹底交代罪行,好好深挖根源了。這消息傳到了班文革小組的小頭目陳國榮耳朵裏,陳國榮就帶著兩個造反派的同學來到關押戴寧生的走廊裏,打算收獲一下他們戰勝階級敵人的新戰果了。
“戴寧生!你不見棺材不落淚!”陳國榮一手拿著那垛寫滿數字的紙,一手指著戴寧生的鼻子,氣急敗壞地罵道。戴寧生低著頭,沒敢看他,心裏暗自為捉弄了這個蠢驢高興。
“你怎麽就知道我見了棺材就會落淚呢?真是狗屁不通!”戴寧生當然沒敢說出來,隻是心裏對自己說:“我今生就是見到你抬來的棺材也絕不會落淚的!”
“今後隻許寫交代和思想匯報,不許寫任何其他東西!”陳國榮下了命令,悻悻離去。這以後,但凡戴寧生伏案寫點什麽,看守人員就要過來瞟一眼。圓周率是沒法算下去了。
現在,戴寧生手頭的唯一玩具就是這四卷“聖經”了。“聖經”中那些被革命群眾讀爛掉的文章,喜愛讀書的戴寧生再也沒法去讀了。“這些文章真是乏味透頂!”他鄙夷地想。可是現在除了這幾本書,沒有別的選擇了。別說被關押在這個走道裏,就是在全國的書店裏,現在也隻允許出售這幾本“聖經”了。可喜的是,他發現文章的注釋中有很多他所不知道的知識。出版說明中說:“…… 選集中作了一些注釋。其中一部分是屬於解題的,附在各篇第一頁的下麵;其他部分,有屬於政治性質的,有屬於技術性質的,都附在文章的末尾。”
戴寧生決定把這些注釋好好閱讀一下。一則可以增長他的知識;二則今後在寫交代材料和挖掘思想根源時可以引用了去捉弄一下那些專案組的成員。他斷定專案組的革命造反派對注釋裏的內容一無所知,免不了會把這些引用的話當成他的反動言論來批判一番。記得四月份的一個批鬥大會上,唐雪英就曾在大會上發言,振振有詞地批判了戴寧生的一段“反動言論”:“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但是讀多了,就可能走向反麵,成為修正主義。”這實際上是聖人說的話,隻是尚未發表而已【見篇末注二】。戴寧生聽著唐雪英煞有介事的批判,心中不無快感。注釋也是印在“聖經”裏的呀,也沾了聖氣呀。他想象著,當引用的這些沾了聖氣的話而被無限崇拜聖人的革命群眾當成反動言論大加鞭笞時,又可以偷偷娛樂一下。
戴寧生真是無聊到了極點,最後可以做的事,就是睡覺。本來,他從小是個不愛睡覺的小孩。長大了,也是早睡早起,從不睡懶覺的。現在他把自己封閉起來了,萬念俱空,一輩子沒有如此嗜睡過,一輩子沒有睡得這麽香這麽深過。每天午飯之後,他都能美美地睡一個午覺。有一兩次,下午要召開批判他的大會了,看守他的人不得不把他從酣睡中叫醒。睡吧,醒時的生活是沒有意義的!
***
看守的人員不斷地更替著。雖有幾名特別惡劣的,大多數都沒有給戴寧生留下什麽印象。可是有一個人使他難以遺忘。聽說他叫朱文坎【見篇末注三】,是計算31班的,大概是在1969年元月初輪換來的。朱文坎和其他的看守人員完全不一樣,他來後首先是關心戴寧生睡的那張桌子上的被子和褥子是否足以禦寒【見篇末注四】。到了吃飯的時候,朱文坎就讓戴寧生和他以及另一位也是新換來看守的他的同學一起去學生第一食堂吃飯。有人提出了異議,朱文坎說:
“那怎麽能行?天太冷了!”
“那,…… 先請示一下專案組?”看守組裏的教師膽子小些。
“再說,再說!”朱文坎大大咧咧地回答著,就把戴寧生帶出了東二樓去第一食堂吃飯了。
他算是先斬後湊,成功了。等到專案組正式批準,朱文坎已經帶著戴寧生去食堂吃了好幾頓飯了。有了正式的批準,不是朱文坎當班看守戴寧生時,別的看守班也隻好帶戴寧生去食堂吃飯了。個別拒絕帶他去食堂吃飯的倀鬼也有,他們認定像戴寧生這樣的反動學生根本就不配吃熱飯熱菜。
朱文坎大大咧咧的行為,根本不把專案組甚至工宣隊/軍宣隊看在眼裏。他準是家庭出身過得硬。在唯成分論的文革中,誰也不能拿他怎麽樣。同時,他一定是認準了當看守是一個美差,比起其它文革中那些無聊之極的活動要好得多。他對一起當班看守的教師和職工說:“你們都有家小,你們都回家吃飯吧!不用急著回來!”這些教職工當然十分高興,他們回家吃飯的時間也在慢慢地加長。朱文坎和另一位他的同學看來是好朋友,帶著戴寧生去食堂吃飯,完全沒有“押解”的架勢。他們把飯菜票給戴寧生,讓他自己排隊去買飯買菜,他們則和他們的同學朋友聊天玩耍去了。吃完飯後,他們有時還把戴寧生領到他們宿舍裏去,宿舍裏的其他同學對戴寧生也都非常友好,沒有人把他當成革命對象和階級敵人的樣子。他們跟戴寧生開玩笑,問他一些他們感到好奇的問題:“聽說你英文特別好,你是怎麽學的呢?”或者“你真的會好幾國外語嗎?”
宿舍裏有暖氣,熱乎乎的,生機勃勃,充滿了年輕人的活力。與此截然相反的是寒冬裏冰冷的校園。地上牆上刷滿了聳人聽聞的標語,
“徹底清理階級隊伍!”
“砸爛反動學生戴寧生的狗頭!”等等。
運動顯然已經深入了,新貼出來的大字報不多,那些陳舊破碎的大字報在寒風中飄零著。比比皆是的反動學生,他們的背上縫了一塊大白布、或至少胳膊上要戴一個白袖章,上麵用黑墨水寫著某某反動學生的名字,再用紅墨水劃上紅叉表示此人像死刑犯一樣已被或將被處決,也就是被揪出打倒了。這樣他們無須每分鍾都有人押解,走到任何地方都有明確的身份。(這是不是很像納粹時期強迫猶太人戴上的Judenstern,即所謂的猶太人星或稱黃星?)諸如在食堂排隊買飯菜時,周圍的所有人都能辨認出他們來。戴寧生得以幸免,起先因為他是被關押起來的,並沒有出現在校園裏的機會。到了朱文坎等人帶他去食堂吃飯時,自然有倀鬼提出來也讓他背上縫上一塊白布寫上名字劃上紅叉子,但苦於一時找不到那樣一塊白布。離開家上大學時,他母親認為兒子不愛幹淨,也不會洗衣服,所以戴寧生沒有白襯衫,他的襯衫都是灰色的。加之朱文坎等人表示沒有必要,這事就不了了之了。
令戴寧生吃驚的是有一天看到水泥地上的幾條標語:
“反動學生林瑞華頑抗到底,死路一條!”
“反動學生林秉香老實交代!”
四月份他被第一次隔離時,林瑞華是班上的文革小組組長呀!難怪這次再沒見到他的影子了。聯想到四月份他被隔離關押起來時,林瑞華和林秉香曾給他送來了錢和學生證。“他們不會是因為我而受牽連吧?可是,”戴寧生轉念一想,“這事除我之外,沒有人知道啊!”他隱隱約約地想起來,專案組曾經問過他幾個關於林瑞華的問題,但並不具體,也沒有追問。他當然不知道,當年的班文革小組組長林瑞華已被陳國榮等揪出來成了反動學生被打倒了。很久以後,戴寧生才聽說林瑞華是和林秉香等幾位福建老鄉偷聽美國之音,又說了些不該說的話而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
戲劇性的是,四十年後,林瑞華成了億萬富翁,對陳國榮當年的做為耿耿於懷。戴寧生成了美國一所大學的終身教授,對於當年的事認定罪惡的根源不在他的那些猥瑣的同班同學們。2009年,計算51班十五名同學在上海聚會,有在上海的黃順喜、張秀忠、肖展祥、吳鈞瑞、唐雪英,寧波來的裘翰卿、孫榮坤,南京來的楊金娣,南昌來的吳軍、楊聯剛,東莞來的陳國榮,武漢來的李天生,福建來的林瑞華、鄭清生,還有美國回來的1969年後第一次和這些老同學們見麵的戴寧生。【見篇末注五】
那天晚上相聚吃飯時,林瑞華遲到了一點。聚會的第二天陳國榮淩晨四點多鍾敲響了戴寧生居住的旅館客房:
“我要趕乘回東莞的飛機,不得不一大早來打擾你一下。”他提著一袋東莞帶來的荔枝放在桌上,對他當年的作為表示歉意。
“是那個時代的問題。”成熟多了的戴寧生誠懇地說。
談到林瑞華,陳國榮說,帶著幾分自嘲:“他不原諒我,昨晚他來到飯桌時,我怕他要打我。我想,他要是衝上來打我,我是該設法竄到門那兒跑掉呢,還是鑽到桌子下麵去?”
後來,戴寧生向林瑞華複述了陳國榮這段話,林瑞華氣憤填膺地說:“我不原諒他們!因為這些混蛋,我後來還不得不做陳世美!”這些都是後話了。
回來說1969年,那時戴寧生隻注意到負責他的專案組的成員顯然與上一次四月份隔離時不一樣了。到底都是誰,戴寧生無從知道,也並不想知道。在偶爾出現在他麵前的同學中,他能看出來陳國榮和唐雪英已當上了負有重任的領導了。近半個世紀後,他才從同班同學高玉書那裏得知,班上出現了“政變”,文革小組的權力由林瑞華、高玉書和林成河換成了陳國榮、唐雪英和張轉霄三人。“喪失了政權就喪失了一切啊!”高玉書不無感慨地說。
說起唐雪英來,文革開始之前戴寧生很少和她來往,文革之後就更沒什麽來往了。五個字的“反標”事件發生後,在對待戴寧生的事上,唐雪英是一點也不含糊的,革命立場異常堅定。在批判戴寧生的大會上,她當然是要振臂高呼“打倒”一番,揭露戴寧生的反動言論和思想,狠加批判。可是戴寧生並沒有和她交談過,更不用說向她暴露自己的思想了。唐雪英在早先的批判會上隻是列舉一些道聽途說的,在後來的批判會上就任意添油加醋惡意歪曲起來了,以致最後幹脆編造起來了。聽說,她最終成功地說服了肖展祥揭發了戴寧生和肖展祥的一些談話和暴露的思想。“這怎麽會是她呢?”戴寧生暗自問道。
更為不可思議的是,她後來嫁給了無線電係同年級那個叫韓從愛(叢艾)的人。剛進交大時,在戴寧生年輕略微傲慢的眼裏,韓從愛是個肮髒醜陋愚蠢的人。到了革命的瘋狂時期,韓從愛一躍成了無線電係的係革委會主任。韓從愛地位的巨變並沒有改變戴寧生對他的根本看法;如果有什麽不一樣的話,戴寧生更加鄙棄他了。
2002年戴寧生去成都講學與老同學羅大江重逢時,談及往事,羅大江十分惋惜地說:“唐雪英怎麽嫁給了那個髒兮兮的韓叢愛了呢?這真是上天對她的懲罰呀!”2009年戴寧生與林瑞華重逢時,戴寧生開玩笑地對林瑞華說:“老兄當年也是追求過唐雪英的呀!”已經發了財、成了億萬富翁的林瑞華矢口否認:“怎麽可能!這樣的女人怎麽能做老婆!”其實,2009年,2013年和2015年戴寧生三次在上海再見到唐雪英時,那個瘋狂時代的她已不複存在了。肖展祥以中肯公正的姿態說:“她現在在同學們中的為人,沒話說。”時代留給她的就是她的那位仍然為自己在瘋狂時代的輝煌而沾沾自喜的肮髒醜陋愚蠢的丈夫了。
***
近半個世紀後,戴寧生徹底想清楚了這些事。當年德國納粹殺戮猶太人時,想來那時很多德國有誌青年一定也是充滿激情的。他們一定認為自己是在做一件偉大的事業,在追逐一個偉大的理想。何其相似乃爾,隻要把猶太人換成階級敵人即可。“為了解放全人類,”“消滅一切階級敵人!”把同學變成敵人算得了什麽?為了偉大的理想,為了一個美好的未來,去仇恨你的同學、仇恨你的老師、仇恨你的朋友、仇恨你的親人、甚至仇恨你的親生父母,去仇恨一切和這個偉大理想不一致的人。就連那些不敢不認同這個偉大理想的人、那些不堅定的信仰者、還有那些潛在的可能動搖者也不要放過一個人,“徹底清理階級隊伍!”
2017年戴寧生二十歲的女兒決定了自己未來學習的專業是英國文學。為此,年逾七旬的他為了跟上女兒的腳步,開始琢磨起英國文學來。康拉德19世紀末寫的《黑暗的心》中庫爾茲的故事深深地觸動了他。在罪惡的殖民主義的大環境下,一個來自“文明”社會的紳士庫爾茲在非洲變成了惡魔。
想來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在德國納粹主義的大環境下,一個單純的青年變成殺戮猶太人的劊子手應該不難想象。到了六十年代的中國,在空前偉大的理想指引下,還有什麽不可以去做的呢?就像希特勒納粹那樣,把社會上的一部分人指控為罪惡的一群,成為必須徹底消滅的對象。幾個當年的同學在那樣的大環境下反目成仇,應該是順理成章難以避免的。
可是,事情的另一麵是,在殖民主義盛行的時代,也有像馬洛那樣反殖民主義的人;在納粹主義彌漫整個德國的時候,也不乏反法西斯的德國青年。有大環境的決定因素,也有個人的因素。不是每一個戴寧生的同學都擠上來踢他一腳、打他一拳、或是編造一條他的罪狀。更不用說他遇到的那些明裏暗裏同情他的人了。這是多麽好的一個文學題材。為什麽沒有人去寫呢?寫一個純潔年輕的女學生如何變成一個革命的惡魔。
【注一】三轉者,手表、自行車和縫紉機也;一響者,收音機也。
【注二】這段話在發表時有所修改。
【注三】這人的名字是2009年在上海聚會時陳國榮告訴戴寧生的,現暫時無法查證。這裏就借此名來用吧。據霍有光編著的《交通大學(西安)年譜 —— (1950 — 1978)》第1400頁中記載:西安交通大學革委會出版鉛印本《幹部花名冊》(機密),各級人員任職情況名單中朱文砍是無線電係革命委員會的委員。
【注四】整個東二樓和校園裏的其它大樓一樣,都沒有取暖設備。
【注五】祥見附錄二十五:“四市之聚”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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