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08）
（三十八）複起與抗爭
上海“工總司”小分隊的來到，為已被鎮壓下去的青浦造反派開啟了一條複起之路。但複起的過程是複雜的，也充滿了艱辛。
當時，“紅色”為防止我們與“工總司”小分隊接觸，將我們趕下鄉去，以免我們東山再起。但被趕下鄉的僅是血防組的人，還有其他一些組室如防疫組、後勤組、化驗室、宣教室，他們平時的工作就在單位內，無法將他們也都趕到鄉下去。所以“紅色”要將我們單位造反派與“工總司”小分隊完全隔絕是很難做到的。尤其我們兩個造反隊原來的頭頭王逸鵬和許震彪，一個是宣教室的，一個是後勤組的，都沒有下鄉。他們就積極與“工總司”小分隊聯係，反映我們單位的情況。後來我們單位造反派的複起就是在他們和其他留站隊員的努力下達成的。
因為鎮壓無理，人心不死，所以“工總司”小分隊在青浦的活動總是引得人心癢癢的。我們下鄉的人都想知道它的活動情況。於是許多人找各種藉口回城打探消息，即使回來住一晚，或吃一頓中飯後再回去也好。我也曾幾次回城。為了盡量不被“紅色”發現，我回單位時從不去辦公室那一邊而隻到街另一邊的宿舍樓。住在這宿舍樓的大多是造反派，所以每次回來大多總能碰上一個兩個同一派的同事，向他們打聽一些消息。若碰不到，我就立即回去，好在塘鬱離城很近，半個小時就可走到。聽到的消息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一次聽說黃金海到青浦最西邊的一個小鎮金澤鎮去活動，竟被當地的“紅色”打了，讓我深感“紅色”對小分隊的態度十分囂張。那時“紅色”的目的是要將“工總司”小分隊趕出青浦去。
除了小分隊的消息，我還聽到一些全國其他地方的消息。在二、三月這一段時間中，全國很多地方的造反派都像我們青浦一樣遭到了軍隊的鎮壓。但鎮壓具體進行的方式則又有幾種不同：如湖南省有一個號稱百萬成員的造反組織“湘江風雷”被鎮壓了，下令鎮壓的居然是中央文革小組。江蘇南京造反派被鎮壓，是因為造反派為成立革委會意見不一致分裂成兩派，結果被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利用，拉一派打一派，將其中一派鎮壓了。還有一種是那裏的保守派十分強大，造反派的力量本來就弱小，他們在“二月逆流”中的遭遇最慘。軍隊輕易地就把他們鎮壓了。他們在當地無法立足，隻能四處逃竄。好像廣西、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情形就是這樣。而最令人震驚的一個消息是青海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他先是串通軍區黨委其他人奪了軍區司令劉賢權的權，接著又公然出動軍隊開槍鎮壓造反派，一下子打死了三百多人，打傷的人更多，製造了震驚全國的青海“二·二三事件”。據說趙永夫開槍鎮壓了造反派以後，他打電話向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匯報鎮壓情況，葉劍英興奮地大聲讚道：“打得好！”趙永夫為了不讓“二、二三事件”真相外泄，他嚴密阻絕了交通、電訊，以致有一段時間連蘭州軍區的電話也打不進青海，不知道青海發生的事情。後來隔了半個多月，有人冒死從青海逃出來，真相才被揭發到中央。中央軍委將趙永夫叫到北京開會，趙永夫在會場被逮捕。林彪在會上講話，下令槍斃他。衛兵將趙永夫押出會場準備執行槍決，但被周恩來攔下。
由於這股全國性鎮壓造反派的“逆流”發生在一九六七年的二月或三月，因此當時就出現了“二月逆流”或“二月鎮反”這樣的叫法。又因為出麵主持鎮壓造反派的多為各地駐軍或當地武裝部，所以“二月逆流”發生後各地造反派隨之就喊出了“打倒帶槍的劉鄧路線”和“揪出軍內一小撮”的口號。當時造反派們普遍認為：“五·一六通知”明確指出了“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不僅黨內有，政府裏有，軍隊裏也有。而根據中共的階級鬥爭理論，軍隊從來不是生活在真空裏的，所以軍內免不了也有走資派！文革初期，由於中央規定軍隊軍以下不開展文化大革命，命令軍隊不準幹預地方文革，地方也不可去軍隊造反，所以沒有開展對軍內“走資派”的揭發批判。但現在是軍內“走資派”自己跳出來鎮壓造反派，那就不能放過他們了。當時很多造反派的心情，一方麵希望毛澤東黨中央替他們平反，另一方麵趁勢展開軍隊的文化大革命，把隱藏在軍隊內的走資派也統統揭發出來。
“二月逆流”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它與“一月革命”一樣，對文革進程也發生了極大的影響。與“一月革命”發生源自基層單位，然後才由中央統一號召稍有不同的是，“二月逆流”是從一開始就是自上而下、統一布置的行動。“自上而下”這個特點是毛澤東指出的。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陳伯達給毛澤東送了一個天津小站反對文革的《快報》的材料，毛看了後批示：“從上到下都有這種反革命複辟現象，值得注意。”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中把“二月逆流”描述為發生在一九六七年春季的一股“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其根據可能就是這裏來的。可是文革結束以後“二月逆流”這個詞慢慢看不到了，代之以“二月抗爭”。好像“二月抗爭”指的就是“二月逆流”，隻是立場不同，叫法也不同而已。由於這也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如果要完整了解文革曆史，這是一個不能回避，也不能被歪曲的問題。因此在這裏我想對這個問題順便作一個說明，讓曆史恢複其本來麵貌。
其實，“二月抗爭”和“二月逆流”不僅是立場不同的叫法，兩者內容也有極大差異，兩者雖有關聯，但基本上是兩回事。“二月抗爭”以前叫“懷仁堂事件”，又叫“大鬧懷仁堂”，指的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十四日和十六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和譚震林、李富春、李先念等四個元帥和三個副總理，簡稱“四帥三副”，又稱“四帥三老”，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的中央政治局碰頭會上，與中央文革成員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王力、姚文元和謝富治發生激烈爭吵的事。而“二月逆流”，主要是指發生在全國各地的造反派被軍隊和保守派聯合鎮壓一事。由於“懷仁堂事件”與軍隊鎮壓造反派的“二月逆流”有內在的關聯，是同一個鬥爭兩個不同的戰場，而主戰場是在全國各地，因此當時也有很多人把“懷仁堂事件”看作是整個“二月逆流”的一個組成部分。於是有人把“懷仁堂事件”也叫做“二月逆流”，也得到人們認可。但是，後來有人用“懷仁堂事件”來代表、代替“二月逆流”，仿佛 “懷仁堂事件” 就是“二月逆流”的全部內容，那是以偏概全了，是不對的。至於再後來有人用“二月抗爭”來代替“懷仁堂事件”，又用“二月抗爭”來代替“二月逆流”，那就不僅是以偏概全，而是別有用心的偷換概念，移花接木，是有意識的篡改曆史了。
“九大”《政治報告》指出這個“二月逆流”是“自上而下”發生的，是有事實根據的。青浦造反派曾追查過青浦發生“二月逆流”的原因，從青浦人武部查到駐守鬆江的佘山部隊，又從佘山部隊查到了南京軍區（佘山部隊直屬南京軍區）。隻是從南京軍區再往上查，因為沒有人脈就很難查了。然而，從青海軍區副司令趙永夫製造“二·二三”槍殺造反派事件後，瞞掉蘭州軍區，卻越級向中央軍委葉劍英報告，葉劍英大聲叫好；以及趙永夫一個省軍區副司令居然敢奪司令的權，是誰在後麵支持他這些情節推測，中央軍委中至少葉劍英和與“二月逆流”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應是事實。而全國所有造反派幾乎在同一時間內被軍隊鎮壓，也可以斷定這是有人在中央通過大軍區、省軍區，然後到地區駐軍或地區武裝部，統一布置的行動。
文革以後，中共為了洗白葉劍英等所謂“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曾經支持文革的曆史，就凸出地宣傳他們與“四人幫”鬥爭的光榮史，仿佛他們始終是正確的。劉少奇的被打倒、被整死，與他們無關。甚至劉少奇的被打倒、被整死與毛澤東也無關，一切都是林彪、“四人幫”的罪惡。又為了掩飾、湮滅他們利用軍隊“支左”機會鎮壓造反派群眾的罪惡，用“二月抗爭”來代替了“二月逆流”，仿佛文革中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一場全國性大“鎮反”運動。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其實一點也不難猜測，就是要掩蓋這批所謂的“老一代革命家”曾經鎮壓造反派群眾的醜惡曆史和不惜殺人的猙獰麵目。為此，他們把林彪“九大”《政治報告》也篡改了，將“自上而下”四個字抹掉了。
但是，文革資料當時流傳麵很廣，中共要全麵篡改也是很困難的。文革後我在網上看到一個王力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中央軍委召開的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他在這個講話中也指出“二月逆流”是從上而下都有的。他說：“‘二月逆流’從上到下都有。‘二月逆流’，在中央就是有人直接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副主席，反對‘中央文革’。《十六條》也反了，群眾教育自己也反了，說是形而上學。他們自封代表老幹部，說老幹部統統打倒了。”他還指出了“二月逆流”發生的原因是“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一月，是革命形勢大發展，叫做‘一月革命’。這時形勢好得很。無產階級司令部批評左派組織的一些毛病，‘中央文革’也檢討自己工作中的一些缺點。他們利用這個機會，以為抓到了一根稻草，就進行反攻。有的壞人就跳出來了，這種人本來就是壞蛋，就是劉、鄧路線的忠實走狗。”
王力說：“二月逆流 ”發生的原因是有些“壞人”利用無產階級司令部批評左派，利用中央文革小組自己檢討工作中缺點的機會，進行的反攻。但反過來理解，王力實際也承認了這個“機會”是無產階級司令部提供的。聯係“二、一四”鎮壓“紅衛軍”前後一係列中央文件和社論，王力的講話道出了這次全國大鎮壓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鎮壓造反派本來就是毛澤東的主意。葉劍英等中央軍委一批人充其量趁機把鎮壓行動擴大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