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前的今天丨卞仲耘：紅衛兵運動第一個殉難者
原題
卞仲耘王晶垚的幸福一家
春天來到京城的時候，作者整理《人民日報》史料，發現了拍攝於1948年春天的一張照片，照片中有一位年輕女編輯卞仲耘——當時人民日報社僅有的幾位女編輯之一。隨後我又發現，這位1938年投身革命的前輩竟是“文革”中北京“紅衛兵運動”的第一個殉難者——1966年8月5日在她工作的北京師大女附中被自己的學生打死！
從《人民日報》的創建者之一到“文革”的最初殉難者，她的生命軌跡怎樣迤邐而來，又怎樣突然地被“文革”所阻斷？
卞仲耘，安徽無為縣人，生於1916年。她的父親原先很窮，少年時到錢莊學徒，漸漸積累經驗自己開了一家小錢莊逐漸致富，後來當上了縣商會會長。卞仲耘長大時家庭已經比較富有。
但是卞仲耘的青少年時代充滿了苦澀。她出生不久生母即去世，父親重男輕女，不雇奶媽，讓獨身居家的姑母和卞仲耘的三姐用米糊糊把她養大。最初，繼母不讓卞仲耘上學，卞仲耘奮力爭取，又得到了姐姐的支持，才勉強讀完小學和中學。
學生時代的卞仲耘
1937年初夏，卞仲耘高中畢業，沒有考上大學，就當了3個月的小學教師，一邊補習中、英文和數學，準備再考大學。
這時，抗日戰爭全麵爆發。1938年春天，卞仲耘隨同安徽省蕪湖女中師生遷移到長沙。傾向進步的卞仲耘來到八路軍駐長沙辦事處，提出了去延安抗大學習的請求，當場填寫了表格。這時又有熱心抗戰的同學拉她參加奔赴前線的“戰地服務團”，她很快來到了武漢投身抗日宣傳，錯過了去延安的機會。但是卞仲耘希望去延安投身革命的熱忱給八路軍辦事處人員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共黨組織將她作為培養對象，後來確定，卞仲耘參加革命的時間從1938年填寫去延安表格之日算起。
經曆武漢會戰後，卞仲耘所在戰地服務團進入國民黨第31師進行宣傳，逐漸轉至大別山區。戰地服務團中有許多中共黨員，他們的言行深深地影響了卞仲耘。
進入1940年，國民黨掀起了反共高潮，戰地服務團在國民黨軍隊中無法堅持。卞仲耘打算繼續上學深造，遂考入已遷移到陝南的西北大學經濟係，實現了自己的大學夢。1941年，她在那裏加入了中共黨組織。
不料，地下黨組織很快被國民黨破壞，有的地下黨員被捕，卞仲耘等一批學生被校方勒令退學。黨組織負責人要卞仲耘立即離校，前往內地大學繼續求學。於是她來到了成都，進入燕京大學經濟係繼續求學。
成都華西壩燕京大學舊址
剛剛來到成都，與地下黨組織還沒有接上關係，卞仲耘有意識地訂閱了一份在國統區發行的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
沒過多久，《新華日報》社長潘梓年來到成都，應邀到燕京大學演講，演講大教室裏擠滿了人。卞仲耘聞知消息趕來，已進不了屋子，就站在門外傾聽。
這時，她發現身邊還站著一個男同學，他們的目光對射到一起，互相打了招呼。他是新聞係學生，名叫王晶垚(Yao，音：堯)，是接受中共南方局青年組負責人劉光領導的青年進步組織負責人。卞仲耘初到燕京大學就公開訂閱《新華日報》，引起了王晶垚的注意。
不久，王晶垚組織的文學研究會吸收了卞仲耘。又過了些時候，文學研究會轉為秘密青年進步組織“蓉社”，又一度改稱“馬克思主義小組”。名稱幾度改換，卞仲耘都是其中惟一的女性。在追求社會進步的學生運動中，王晶垚、卞仲耘由一見鍾情進而相知相愛了。
青年時代的卞仲耘，性情溫和，喜歡讀書，愛好歌詠，充滿革命理想，不惜為之獻身。她和王晶垚相約，待到大學畢業，就投身於推翻舊製度的戰鬥生活。
1946年初夏進入晉冀魯豫解放區的王晶垚和卞仲耘
王晶垚於1944年秋經中共地下黨員、川大教授李相符和著名民主人士劉清揚介紹，進入美國新聞處成都分處圖片部工作。王晶垚隨後介紹燕京大學同學李肇基、陳浩、張學禮、孫貢三等中共黨員進入了美國新聞處。抗戰勝利前夕，美國新聞處要發展建立西安分處，王晶垚又接受黨的指派，到西安參加分處籌建。他到西安不久，接待了同樣接受中共南方局青年組指示到那裏開展工作的何燕淩等人。
抗戰勝利後，美國新聞處決定迅速建立北平分社，王晶垚又一次領受中共的指派，前往北平。他於11月趕回成都，將卞仲耘接到西安結婚，婚後一起越過風陵渡進入太嶽解放區。
王晶垚、卞仲耘夫婦同行者一共6人，3男3女，都是城市知識分子模樣，很快就被解放區民兵截住了，送往太嶽軍區敵工部。王晶垚等向解放軍首長詳述了自己的身份和要去北平的目的。
太嶽軍區對這幾位年輕人不摸底，既然他們要去北平，就索性先將他們送到上級軍區——晉冀魯豫軍區，從那裏再去北平也是順路。
幾位年輕人在解放軍戰士護送下徒步跨越中條山、太行山，於1945年12月下旬來到晉冀魯豫軍區所在的武安縣（現屬河北）伯延村，住進軍區司令部對麵的招待所。
1946年5月，卞仲耘（中）在邯鄲晉冀魯豫《人民日報》編輯部工作
這時，晉冀魯豫軍區已經了解清楚了王晶垚、卞仲耘一行人的情況。他們住下才一兩天，就有安徽老鄉來看望卞仲耘。來者是新華社晉冀魯豫總分社記者吳象，他奉總分社負責人安崗的指示前來探問，看看是否有可能將王晶垚、卞仲耘留在分社工作？接著，分社領導安崗前來探望。又過了些時候，晉冀魯豫軍區副政委張際春登門看望。他進屋上炕盤腿坐下，說話親切，表達了希望這些年輕人留下工作的願望。
晉冀魯豫軍區上下真誠歡迎知識分子的熱情，使王晶垚、卞仲耘非常感動。
幾天後就是陽曆年底，晉冀魯豫軍區機關召開晚會歡度新年，軍區後勤部為王晶垚、卞仲耘發了軍裝。軍區的年輕人愛熱鬧，齊聲叫著，要穿上了新軍裝的“大學生”出個節目，後來更是點名要卞仲耘唱歌。
王晶垚、卞仲耘站起來，來了一個男女聲和唱《在太行山上》，博得一片掌聲。正是這片熱烈的掌聲，使他們下定決心留在晉冀魯豫，到新華分社工作。
卞仲耘給王晶垚的信
1946年上半年，王晶垚、卞仲耘都在河北省邯鄲度過，迅速熟悉了新華通訊社的工作。這年5月，晉冀魯豫中央局首長鄧小平、劉伯承決定創辦中央局機關報《人民日報》，由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張磐石任社長兼總編輯，以原《新華日報·太行版》編輯人員為主體，組成《人民日報》編輯部。新華社晉冀魯豫總分社負責人安崗原先就是《新華日報·太行版》成員，這時又率隊歸並於《人民日報》編輯部，同時繼續承擔向新華總社發稿的任務。《人民日報》於這年5月15日在邯鄲創刊。
當年6月，內戰全麵爆發，晉冀魯豫中央局和軍區領導機關於月底撤回武安伯延，《人民日報》編輯部隨同領導機關離開邯鄲，在伯延不遠處的南文章村住了下來，不久又撤進山區，在太行山麓的河西村落腳，並且一直駐紮到1948年6月。
這年8月，卞仲耘生下了大女兒，她帶著孩子來到了河西村，一直從事編輯工作。
1947年3月，延安新華廣播電台撤出延安後停止播音。根據中央的指示，晉冀魯豫中央局責成《人民日報》組建接替台，在新華廣播電台3月29日停播當晚即發出台號電波，次日全麵接替播音。王晶垚被抽調參加“臨時新華總社”，趕到河北涉縣西戎村參加廣播稿編輯工作。數月後新華總社人員趕到，王晶垚繼續留在總社工作。
卞仲耘與胡誌濤
卞仲耘留在河西村當編輯。這期間，又有一對頗有文藝天賦的青年夫婦丁丁和胡誌濤來到人民日報社工作，他們曾在延安魯藝學習，其中胡誌濤還曾在延安協助冼星海抄寫《黃河大合唱》的歌詞。她和卞仲耘都喜歡唱歌，彼此很快就熟悉了。
丁丁、胡誌濤夫婦在人民日報社工作時間不長，即調往育英學校。後來北平和平解放，胡誌濤參加接管了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終生從事教育。
整個解放戰爭期間，卞仲耘先在晉冀魯豫《人民日報》編輯部，從1948年6月起又參加了新的華北局機關報《人民日報》的創建。她是《人民日報》在戰爭年代為數甚少的幾位女編輯之一。
1949年初，卞仲耘在解放後的北平見到了胡誌濤。胡誌濤熱情地邀請卞仲耘轉入教育界，一起去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當教師。
當教師，是卞仲耘少女時代的理想，她曾三次短暫地當過教師。建國之時百業待興，卞仲耘覺得自己喜歡當一名教師，就接受戰友邀請，來到師大女附中這所著名學校。
卞仲耘，約攝於1964年
在師大女附中，卞仲耘教過語文，轉而教政治，又當過教導員，後來升任教導主任、校黨總支副書記、書記和副校長。她有4個兒女，丈夫王晶垚從新華社調到中宣部，後來到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當研究員。
師大女附中創建於1917年，是北京曆史最悠久的著名中學之一。新中國成立後，許多高級領導的女兒進入這所中學，校長通常由老資格革命家擔任。到1966年“文革”前夕，校長暫缺，總支書記、副校長卞仲耘就是學校的最高領導了。
卞仲耘深切地感到，“文革”爆發前的一年裏，“階級鬥爭”之弦越繃越緊。到“五·一六”通知一出，積蓄能量多年的潘多拉盒的蓋子終於被打開了！5月25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張貼了攻擊北京市委、北大校黨委的大字報。6月1日中午，3個師大女附中學生也在校園裏貼出大字報，對學校領導進行攻擊。
6月3日，工作組進駐師大女附中，宣布支持起來“造反”的學生，斥令校領導全部“靠邊站”，全校師生主要以開批判會、寫大字報等方式開展“革命”。教師的尊嚴幾乎在一夜之間消失了，學生可以對老師直呼其名，學校裏很快貼滿了攻擊學校負責人和教師的大字報。
紅衛兵貼在卞仲耘家的辱罵大字報
一些附中女學生將大字報貼到了卞仲耘家的大門上。大部分大字報並沒有什麽理論辯駁，卻充滿了粗俗的謾罵。其中貼到卞仲耘臥室門上的大字報寫著：“狗惡霸，卞毒蛇，你他媽的聽著：你再敢騎在勞動人民頭上耀武揚威，我們要抽你的狗筋、砍你的狗頭。你他媽的別妄想東山再起，我們要斷你的孫，絕你的種，砸你個稀巴爛。”後人難以想象，如此粗鄙低俗的文字出自中學女生之手，而且這樣的粗俗野蠻僅僅是更大罪惡的開端。
6月23日，工作組主持召開女附中全校批判揭發大會，卞仲耘被推上批鬥台，其他4位校領導站在台下。上台發言的女學生呈氣憤填膺狀，不時揮拳呼喊口號。批判發言時，突然有學生手持軍事訓練用的刺殺木槍上台，幾下將卞仲耘捅倒在地。她剛剛倒地，又有人拽著頭發將她拖起來。當時情形已非常殘忍，但是無人製止。
批判會後，心情沉重的卞仲耘向上級寫了一份請求保護的報告。她寫道，自己擁護“文革”，但請求不要對她使用暴力。她在信中說：“在群情激憤之下，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實際上是將上身彎到和下肢呈90度)、罰跪、拳打、腳踢、手掐，用繩索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捅脊梁，用地上的汙泥往嘴裏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吐沫。”1938年即投身革命的卞仲耘從未有過這樣的經曆。
紅衛兵勒令卞仲耘校長去學校接受批鬥的條子
紅衛兵運動帶著“紅色恐怖”呼嘯而來。8月4日，師大女附中出現了紅衛兵們批鬥“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的情況，她們強迫那些不幸的學生交代“反動思想”，最後還必須連說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該死。”
同一天下午，紅衛兵闖進幾位校負責人辦公室，用皮帶抽打了他們。
卞仲耘感到，巨大的災難迫在眉睫了。就在這天晚上，她對丈夫王晶垚說，按這個勢頭，學生打死她這樣的人，就像打死一條狗，現在她的處境非常危險。她和丈夫商量：是否向相識的中央領導人寫信求救？
王晶垚主張妻子立即離開北京，回安徽老家暫避一時。但是卞仲耘不同意。她認為天南地北都是中國，天羅地網無處躲避。更重要的是，她認為自己是清白的，如果逃走，反而會被認為是有問題的。“為了人的尊嚴，我決不能逃走”。
王晶垚又勸說了幾句。卞仲耘外柔內剛的性格此時顯現得格外鮮明，她最後對丈夫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第二天早晨，家中保姆對卞仲耘說：“別去學校了。”但是忠於職守的卞仲耘還是走向了學校——那是她的崗位。
這天早上，倒是同為師大女附中副校長的胡誌濤趕到北京市委，找到熟悉的分管文教負責人，報告說在師大女附中，校領導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但她得到了無奈的回答：“你先回學校去吧。”
北師大女附中90周年紀念文集中的文革部分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鬥爭了學校的5位負責人。黨總支書記、副校長卞仲耘首當其衝。
下午2時左右，女附中一個班的“紅衛兵”突然聚集起來“鬥爭黑幫”，衝到正在打掃廁所的副校長胡誌濤跟前。胡誌濤對學生說，工作組撤走以後，紅衛兵如要開批鬥會，要事先報告新成立的北京市委。就是說，紅衛兵不能自作主張地鬥爭校領導。
紅衛兵根本不予理會。一個紅衛兵拿來一大瓶墨汁，不由分說朝她頭上倒下來，胡誌濤全身頓時就被墨水染黑了。
紅衛兵將學校5個負責人揪到大操場上，給他們戴上了用廢紙簍糊成的高帽子，在他們的脖子上套上寫有“反革命黑幫”“三反分子”字樣的牌子。接下來，強迫他們一字排開跪下。“大批判”會立即開始了。
成群的學生湧來，聚集在台下。在狂熱的批判中有人喊道：去木工房拿棍子。結果即有女學生跑向學校木工房，拿來了待修的破課桌木腿，那上麵還有沒拔除的釘子。更有人跑向開水房去取熱水，打算澆燙這些“黑幫”——當代教育史上殘忍的一幕就這樣開始了。
紅衛兵們草草“批判”了幾句，就將被鬥者從高台上拉下來“遊街”，強迫他們一邊走一邊敲打被硬塞到手裏的鐵簸箕，反複地說：“我是牛鬼蛇神。”
卞仲耘遺像及遇害時所穿的衣服，攝於遇害第二日
5位教師被趕到小操場，要他們停下來勞動，挑走那裏的一堆沙子。紅衛兵自己動手，把要卞仲耘挑的筐裏裝滿沙子，用鐵鍬拍了又拍。經受了半天折磨的卞仲耘哪裏挑得起來。紅衛兵一擁而上將她打倒，拳腳亂棍交加。
女附中的教師們嚇得縮在辦公室裏不敢出來。5名校領導孤立無援地迎受狂熱女生的毆打，完全失去了自衛能力，被學生們一路廝打扯向宿舍樓。
一路上亂棍如雨，毆打者使用了形形色色的木棍，其中包括帶有釘子的桌腿。宿舍樓走廊的白牆上留下了斑斑血跡。
這場狂熱語言和棍棒交加的批判持續兩個多小時，被批判和毆打的教師完全沒有抗辯可能。大約到下午5時，受毆打最重的卞仲耘終於失去知覺，倒在了學生宿舍的台階上。仍有一群女紅衛兵圍住她，用腳猛踢這位不久前還受學生尊敬的副校長，大聲喊：“裝死！”
畢竟有人看出卞仲耘性命攸關，結果叫來一個校工和語文教師林莽，將她搬上平時推垃圾的手推車。紅衛兵們繼續批鬥神誌還清醒的另外4人。
家人的悼念
副校長胡誌濤看到躺在手推車上的卞仲耘胳膊紅腫，布滿傷痕，眼睛微張，瞳孔沒有了反應。胡誌濤掙紮著對身邊的紅衛兵說，她有生命危險，要馬上送醫院！
紅衛兵卻對胡誌濤吼道：“黑幫，你不好好改造，也是這個下場！”接著將她推進一間辦公室關了起來。
殘酷的批鬥會終於進入尾聲。有校工將載著卞仲耘身軀的手推車推到學校北門附近，因為馬路對麵就是郵電部醫院。那時天色還很亮，有紅衛兵說就這樣把卞仲耘推出學校“影響不好”，於是就將大字報覆蓋了她，還在上麵壓了一把掃帚。
這時，紅衛兵漸漸散去，有人到郵電部醫院請來醫生急救。醫生在晚上7時左右趕來，見狀即將卞仲耘抬往醫院搶救，但這時的卞仲耘已經死亡多時了。她的生命在50歲時突然結束，甚至來不及發出抗爭的呐喊，來不及留下遺言。
這天，另外4位校領導均受重傷。胡誌濤遭受帶著釘子的桌腿毆打，渾身血水，一度昏迷，後來發現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學校教導主任梅樹民是1950年代初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後來校任教的，他身穿的襯衣被打出許多小洞，布絲深深嵌入肌肉。
1970年，卞仲耘被內部平反
時間長河默默流淌，如果到2006年卞仲耘還活著的話，她將度過90歲生日。作為京城名校校長，她會迎來無數學生的鮮花和祝福。
現在，作為“文革”開端紅衛兵運動最初的殉難者，她留在曆史照片上，以溫柔清澈的目光注視今天的生活。
1948年春天，當卞仲耘作為一名《人民日報》女編輯，在戰火中勤奮工作的時候，一對年輕的英國夫婦大衛和伊莎貝爾·柯魯克不遠萬裏來到太行山麓，用文字和照相機鏡頭記錄中國革命的進程。他們訪問了《人民日報》編輯部，也許是在無意中拍攝到卞仲耘的鏡頭。不久前，年近九旬的伊莎貝爾·柯魯克教授將多年的若幹照片送給報社。這使卞仲耘作為《人民日報》創建者之一的曆史凸現得更加清晰。
河北省武安河西村的鄉親還記得她，將她的名字載入村史。
“文革”後，卞仲耘得到平反昭雪。在她的追悼會上，人們淚飛如雨。
卞仲耘為之獻出了生命的學校，現在改名為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這所名動京城的“市重點中學”每年都有大批學生考入重點大學。
今天是多麽美好，但是通向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是留下了血跡的。記住卞仲耘的名字，是為了徹底否定“文革”，讓下一代人知道，我們不能再犯“文革”那樣的錯誤。因為她的悲劇完全證明：“文革”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都是徹頭徹尾完全荒謬錯誤的。
卞仲耘丈夫王昌垚的控訴
卞仲耘女兒的控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