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江蘇省泰興縣曲霞供銷社的院子裏出生、生活的。吃在那裏，住在那裏，甚至過年的年夜飯也是在供銷社的集體食堂吃的，應該說對基層供銷社還是有相當程度的了解的。我父母都是在供銷社工作到退休的。
供銷社的主要組成是在鄉鎮。再向上，它也有一層一層的行政係統。1950年全國供銷合作社剛組建的時候，第一任主任由國家首任財政部長薄一波兼任，兩年後由唯一一個沒有授銜的兵團司令、山西省省委書記程子華專任。這也可以看出當時的供銷社在全國的分量。
供銷社曾經是一個非常吃香的地方。在物質匱乏的時代，能和供銷社沾上邊就意味著生活供應有了希望。八十年代轟動一時的電視劇“新星”裏，公社書記潘苟世的典型動作就是背著手逛街，然後對漂亮女老師說，你從了我就把你調到供銷社。前幾年一個朋友聊到，當年他父親想盡辦法從稅務所調到了供銷社工作。
在縣以上，商業局和供銷合作社是兩個係統。六十年代有幾年合並在一起，七十年代中期又分開了。在鄉鎮一級，我們平常都是講供銷社，其實也有兩個係統，一部分是供銷社，是50年代人民公社社員集資建立的，是國營單位。職工是招工進來的國家職工，領全國糧票。80年代我外公還給我看過他50年代入股供銷社時買的股票。另一部分叫合作商店，屬於大集體企業，是50年代公私合營鎮上的私營企業收歸集體之後組建的。合作商店的職工是原先的店主或家庭成員。每家商店隻能有一個人加入合作商店。
現在一說起供銷社，都是說它包攬了基層老百姓所有的生活資料。其實和供銷社並列的還有兩個基層組織，一個是糧站，一個是食品站。糧站（我們那裏叫糧管所）屬於糧食局。它把生產隊農民的糧食收購入庫，並運轉到外地，同時供應本地居民戶口人員的糧食供應。食品站的功能類似，把收購進來的生豬送到縣城食品公司，每天殺豬賣給本地老百姓。糧站買糧要戶口本或者糧票，分為本地糧票和全國糧票。食品站買肉是要肉票的。這些肉票，居民戶口是按照人口每月發放的，而農民隻能在賣豬的時候，每賣一頭豬有幾斤肉票。農民在食品站賣豬的時候，豬的肥瘦等級不一樣，價格也就不一樣。經常有一些我們家的親戚來賣豬的時候找我父親幫忙露個麵，豬的等級高一點，定價就會高一點。然後這些親戚就會給一斤或者半斤肉票給我們家。那時候我們那裏還沒有通汽車，所有的物資運輸都是靠船裝的。這三個單位都是在河邊。小時候玩耍的地點也就包括在食品站看著把那些豬從豬圈放出來，然後從封閉式的通道往裝豬的船上趕。
我父親50年代中期從上海商業學校畢業後，就在泰興曲霞供銷任主辦會計。開始的時候，曲霞區公所和供銷社都在曲霞鎮西北方向5公裏的印家小莊，靠近焦蕩鎮。當時區公所和供銷社是在一個食堂吃飯。1958年都搬到曲霞鎮。那時曲霞區委書記吳榮富，上任時隻有26歲。他給曲霞人留下的最大回憶，就是把曲霞鎮的絕大多數居民戶口下放為農業戶口，隻有夫妻兩個都是國家幹部或者國營單位工作的才能辛免。據說是春天的一天，他在曲霞街上走著，看到有一個婦女在當街包粽子。當時離端午節還有一兩個月。他就問這個婦女，“怎麽這麽早就包粽子啊？”那個婦女說，“我們是居民戶呀，在家沒有事情幹啊。不包粽子幹什麽呢？” 吳書記就給這些居民找點事情去幹吧，把他們都改成農業戶口了。這位吳書記對當時區政府秘書寫的講話稿不滿意，經常找我父親給他寫稿。當時供銷社的主任是位工農幹部，非常勤勉，但對這些舞文弄墨的事情不喜歡，就對我父親不滿意。後來曲霞區有了一個入黨指標，當時的候選人有三個，一個是我父親，一個是中心小學的校長，另一個人後來也在供銷社工作。征求供銷社意見時，這位主任直接就說，把這個名額給別的單位吧。他後來任曲霞公社黨委副書記，80年代退休之後還在辛勤工作，後來的那些人就看不慣了，編了一個順口溜, “過了五十五，不要再吃苦。如果再吃苦，看看XX 武。”
當時的曲霞供銷社分散在幾個院子裏，都是沒收的地主的財產。我父親宿舍那幢房子是李立本家的，後來供銷社辦公室所在的院子是另一個地主花達夫家的。李立本解放之前從西南聯大畢業後，就在外地工作。1963年我出生的時候是把接生婆喊到家裏頭來給我接生的。我從哇哇落地的第一聲啼哭開始，就是生活在供銷社的院子裏的。幾個月之後，我父親就調到東南方向6公裏以外的廣陵供銷社去了。我的微信名叫做廣陵遊子，其實這裏包含了兩個廣陵，大家都知道的廣陵是揚州的古稱另一個就是泰興的廣陵。
泰興和靖江有好幾個鎮是橫跨了靖泰界河兩岸。廣陵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廣陵供銷社有的時候也到靖江去進貨。曾經有一次，我父親騎自行車帶我到靖江供銷社去進貨。
我父親在廣陵的宿舍是在一個鹽倉庫旁邊。那時候鹽都是散裝的，一大堆粗鹽在一起。有一個冬天的下午，到吃飯的時候，我們找我四歲的妹妹找來找去找不到。後來在鹽堆上找到她。她在鹽堆上一個人爬上爬下高興得很，但是所有的棉襖棉褲全部濕透了。
廣陵到曲霞隻有6公裏，但是在當時是很遠的距離。靖江和泰興交界的界河，是在長江故道上開挖的。在這條界河裏，當時有木製的交通船叫做“快船”，可是從泰興開到靖江季市要一整天，從曲霞去廣陵要花半天時間。我母親那時候在曲霞公社太平小學做老師。每年有一段時間和我母親、小我兩歲的妹妹一起到廣陵住在我父親那裏。1964年夏天，我母親帶我上快船之後，跟船上一個年輕人聊天。這位年輕人叫張毓駢，到廣陵供銷社報到，擔任我父親的助理會計。到廣陵上岸後一看，我父親50年代在口岸中學讀書時就住在張毓駢家裏。故人相見，分外親切。父親和張毓駢的友誼維持了幾十年。這位張叔叔是泰興中學高中畢業的。WG後經推薦考試到鎮江農機學院（現在的江蘇大學）黨政幹部專修班去學習。我上了大學之後，還專門到張叔叔工作的地方去看過他兩次。張叔叔對我說，我當時很想上南京農學院，但是我考得太好了，鎮江農機學院是重點大學，南農不是啊。他還老調侃，第一次在快船上看見我的時候，我頭上用紅頭繩紮了一個小辮子。
1968年秋天，南京長江大橋剛剛落成，我父親借調到江蘇省商業廳工作半年。以後的很多年，我父親一直把他從南京帶回來的雨花石放在桌上有水的碗裏。我父親和廣陵供銷社的同誌們同事們一直維持著很好的關係。1978年我高考的時候，曲霞有考點而廣陵沒有。那幾天我父親出差去了。他在廣陵供銷社同事劉建平的小孩和另外兩個考生，中午在我家吃午飯。我的考場和他們還不在一起。高考三天，每天中午我要跑到他們的考場把他們帶到我家吃我母親準備好的午飯。而本來我平時是有睡午覺的習慣的，高考三天反而沒有睡，雖然我當年以15歲考上了南京大學，但是我一直有點嘀咕，如果我那三天睡了午覺是不是狀態更好一點，可以考更高的分數？
1970年春節後，我父親調回曲霞供銷社工作。元宵節那天，我和我母親在離供銷社西邊一公裏的程福匡村上我外公家。早上起來，我母親跟我講，你到供銷社去叫你爸爸中午回來吃飯。我母親告訴了我父親的辦公室在什麽地方。我那時候膽子真是很小。到了辦公室門外不敢敲門，就在門外邊蹲著。等了一會兒，辦公室裏走出來一個人，是曲霞合作商店的主辦會計陳友文。他看到我在那裏，說,“這不是楊會計的兒子嗎？” 然後趕緊把我帶到裏麵我父親辦公桌旁邊。三年以後，這一間我不敢進去的辦公室變成了我們的家，直到八十年代我父母調往揚州工作。
1970，1971兩年我繼續在太平小學上學，每個周末和我媽媽一起到曲霞供銷社我父親那裏。1972年，我轉學到了鎮上的曲霞五七學校上四年級。每天中午，我拿著我父親的鑰匙在他辦公室把供銷社訂閱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解放日報”、“文匯報”、“新華日報”、“參考消息”全部看一遍。當時正在搞“一打三反”運動，清理“三支一宕”，就是要退回多吃多占。供銷社和合作商店差不多每個人都被張榜貼在辦公室的名單上。晚上供銷社的全體人員在食堂開會學習，有時候合作商店的人也來參加。人太多了，有時隻能坐到是食堂門外的院子裏。很快的，我就把供銷社和合作商店的基本機構搞清楚了。有雜貨部、百貨部、棉布部、生產資料部、圖書櫃、煤炭化肥部`廢舊物資回收部和批發部。供銷社營業員的宿舍就在門市部後麵的倉庫裏找個地方放一張床。合作商店，有三個商店、兩個飯店、還有旅館、染房、照相館、澡堂，食品加工坊，竹篾加工間。每幾個生產大隊有一個小店，叫做下伸點。合作商店的物資要到供銷社的批發部去批發，然後用小推車推過去。合作商店還有一個功能，就是曲霞街上每天早市上賣竹子和賣魚的價格是由合作商店的管理人員確定的。
曲霞供銷社主任秦長洲是部隊團參謀長轉業的，很少到辦公室來。一直在辦公室工作的，主要是我父親，主辦會計，還有助理會計程玉梅和統計黃培根。助理會計程玉梅是我出生住的房子的房東李立本的愛人。文化大革命進行清理階級隊伍時，李立本被強製轉業回老家，程玉梅就安排到供銷社工作。他們的老大已成年，還留在山東濟南工作，女兒李敏和小兒子李鷹到黃橋中學上學。李敏高中還沒有畢業的時候，他們就想辦法讓她去長沙鐵道學院成了工農兵學員，畢業後在南京地鐵指揮部工作。所以我從80年代開始就知道南京要準備見地鐵了。結果2025年見到李鷹，才知道李敏工作的“地鐵”是“地方鐵路”指揮部。一個自鳴得意隻有我自己知道的擺了40年的烏龍。李鷹高中畢業後在生產隊務農，1978年和我一起參加高考,錄取到山東大學。
供銷社的職工是沒有休息日的，也沒有具體作息時間。除了農曆大年初一到初四關門，其它每天從天亮到天黑都要開門，每個月的最後一天關門盤點。
日雜部是最令人羨慕的部門。大多數人講到供銷社社的好處，也講的是日雜部賣的的這些煙酒食品。這些東西，好一點的，都是要收票的。那時候最有名的香煙是上海產的大前門，0.36元一包。普通一點的是0.29元一包的飛馬。淮陰卷煙廠也產同樣牌子的香煙，質量和品牌顯然不如上海。過年發票的時候，給幹部就是發上海的大前門，社員就是淮陰產的。很稀罕的是上海的牡丹煙，0.49元一包，還有一種帶香精的鳳凰，也是0.49元一包，最高級的是中華，0.80元一包。1978年高考的時候，人家問黃培根，你女兒（我高中同學）考不考大學？他就說，考呀，不就是一包牡丹的錢嗎？這幾種香煙，基本上隻是看到外地人帶回來，供銷社的票裏很少包括。我父親帶我到李立本家裏去打牌，他家裏放著50支桶裝的大中華香煙的金屬盒，但是他現在隻能買上海產0.14元的勇士，還經常斷貨，隻能買淮安卷煙廠的0.15元一種香煙。
白酒有名的是是洋河、雙溝，都是要票的，過年才有。平時買的是泰興白酒廠的3兩裝的糧食白酒和乙種白酒。我們家正對著街西頭飯店的後門。每年冬天曲霞公社召開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幹部會。那些幹部門吃飯，不好意思坐到飯店大廳，就點了菜，坐在我們家堂屋裏吃。每次剩下來的酒瓶五分錢一個，留下來我妹妹就把賣了攢零用錢。白糖紅糖也是要票的。
那時候泰興有個啤酒廠，在我老家刁鋪鎮，出產“環溪啤酒”（刁鋪曾經的名字），是王洪文的五虎將小兄弟、粉碎四人幫後被判刑最重的刁鋪人馬振龍幫助家鄉搞起來的。我嬸嬸、堂弟都在那裏工作過。上大學以後，有的時候放假我先到刁鋪去看我叔叔和姑姑，同時也要去看一下刁鋪鎮葛書記。他是我父親的朋友。葛書記就會給啤酒廠打電話，你們給曲霞發一車啤酒過去，然後我就跟著這輛裝啤酒的車回到曲霞。
日雜部賣得最紅火的食品是脆餅，加糖的甜甜的長方形，和南通的西亭脆餅同一個名字，但是形狀不一樣。合作商店附屬的食品加工坊每天現做送到日雜部。買脆餅是要交糧票的，但不要糖票。脆餅分成兩種，一種是裏麵加糖精的，兩分半一個，另一種裏頭是加紅糖的，三分錢一個。我從上小學到上高中，時不時就有學校的老師在下午上自習課的時候讓我去給他們買脆餅。我買到的都是三分錢一個的紅糖做的。上初中的時候，開始學化學的時候，配平隻有我一個人會，哪天下午我要到供銷社去買脆餅，所有的人就要等著我回來才能做化學作業。一兩個月之後，王宏生同學說，“我也會配平了”。我們全班人的化學作業就不要等我回來再做了。
百貨部是對應於城市裏的百貨商店，是賣工業產品的，像毛巾、牙膏、電池、文具等等。他們這裏的緊俏物資就是手表、自行車、縫紉機等結婚必備品的三大件。當時上海產的“鑽石”“上海”牌手表，“鳳凰”“永久”自行車，“蝴蝶”牌縫紉機，“三五”牌鬧鍾，“中華”“白玉”牙膏就是質量的保證。當然買這些東西不但要有票，還要有錢。南京當時生產45元的“鍾山”牌手表和26元的“紫金山”牌手表。我母親的第一塊手表就是“紫金山”。南京產的“大橋”牌自行車，號稱“大橋”牌車騎不過大橋，還不如常州的“金獅”車。直到80年代物資供應已經相對比較豐富了，我南京有朋友要買手表和縫紉機，我同年齡的朋友張小平已經做了蔣華供銷社副主任了，我托他買了這些給我帶到南京。
七十年代的時候，我在曲霞時每個月底盤貨的時候，我父親都到各個部門去幫助盤貨，我也跟著去幫忙，大多數都是在百貨部。忙到晚上9點10點，基本都忙完了，供銷社所有參加盤貨的人一起到食堂。食堂的師傅下一大鍋麵條，裏麵放幾根肉絲。我是參加盤貨的，自然能分一碗。我妹妹每次這時候也來到食堂，眼巴巴的站在旁邊，食堂的師傅也打一小碗麵湯給她。
百貨部的女經理姓楊，是四川人，以前是部隊的文化教員，和當時在部隊任連長的曲霞人周連長結了婚。周連長轉業回來後村裏的書記，後來又在社辦廠做書記。他們家幾個小孩是在吳書記下放戶口之後才出生的，本來都是國家居民，但是他們家周書記村裏的糧食產量高，分的口糧比國家定量還高，就自願轉成了農業戶口。後來才意識到國家居民戶口的優勢不僅在於幾斤口糧。楊經理的媽媽還保留國家居民，就和他們其中的一個孩子換了戶口。結果被披露出來，具體操作此事的曲霞糧站的主辦會計殷會計被開除公職。幾年之後，他們這一類家庭都恢複成居民戶口，但是那位可憐的殷會計我也沒有聽說有沒有恢複公職。
棉布部有兩位女營業員是外地人，一個是泰興縣城的，另一個是湖北人。這位家住縣城的黃阿姨曾經把我帶到泰興家裏住過幾天。當時每人的定量布票是一丈六尺。每卷布賣到最後的時候，還有很短的一段剩下來，無法用布票再賣了，供銷社職工不用布票把它買下來，然後用這些不同顏色的布拚起來做衣服。我二年級的時候的一件棉襖就是這樣的，有一塊本來是做被麵的，上麵有一個花喜鵲。我穿上這件棉襖的時候，我的同學就把外邊的外罩拎起來，然後指著裏麵的棉襖喊我“花喜鵲”。那時候化纖布料剛剛出來，是不要布票的，但是價格比棉布高，大概0.50 元一尺，普通棉布是0.30 元一尺。1973年，曲霞公社開運動會。我們曲霞小學的同學要去表演集體操，要穿白襯衫。我父親去買布。那幾天曲霞小學的同學家長都在那兒買白布。營業員就搗鼓我父親買了的確良。我有了人生中第一件的確良襯衫。
煤炭部不光是賣煤炭的，還賣化肥、煤油、汽油、柴油等國計民生重要物資和生產資料。在普及用電之前，家家戶戶都是點的煤油燈。我父親曾經給我講過，他在口岸鎮上初中的時候，有一個冬天寒假回到刁鋪家中，家裏沒有煤油點不了燈，隻能黑著早點睡覺。原來是，有一天，我八歲的小姑姑到離家8裏的口岸鎮去買煤油，到家時天已黑了，看不清路摔了一跤，把煤油也打翻了。我祖父把我小姑姑打了一頓。馬上就要過年了，大半個臘月晚上就是黑著過日子，到鄰居家去借了一點煤油過年點了幾天。
而叫做生生產資料部的賣的都是那些釘耙、鋤頭、籃子等傳統農業需要的工具，是供銷社最受冷落的三個部門之一。唯一熱鬧的時候，是1976年唐山地震後，我們這裏也鬧了幾個月防震，家家要來買建防震棚用的木棍、油毛氈、塑料薄膜。文革前的供銷社周主任就下放在生資部，直到1972年落實政策擔任供銷社副主任。生資部還有一個當過連長的轉業軍人，我們喊他丁連長。我聽過好幾次講他1971年在王洪文指揮下，抓捕空四軍政委王維國的經過。文革中，曾經分配過了一個山東煤礦學院畢業生孫龍山到煤炭部當營業員。文革結束之後，他做了高郵建市後的第一任市委書記，後來任江蘇省鄉鎮企業局副局長。
煤炭部有一位老營業員叫黃忠奎，工作非常勤奮，大家都喊他老黃忠。1974年底，他在湖北工作的女婿有援非任務。單位人到曲霞供銷社對老黃忠的政治情況進行外調。買不到春節回去的票，他們整個春節期間就住在鎮上的旅館裏。在供銷社食堂吃飯的時候，我認識了這兩個人。放假之後我就天天到他們旅館房間去玩。那時間沒有電視。他們帶了兩副撲克玩遊戲打發時間，我就跟著他們學了好幾種。
70年代很多人穿過化肥袋做的褲子。供銷社賣化肥的時候，很多都是打開來賣散裝化肥的。1977年暑假，我父親幫我找了一個打工的事情，就是把這些空化肥袋洗幹淨。我和供銷社統計黃培根的女兒、我高中同班同學黃建敏一起，每天聞著化肥味，洗了兩個星期的化肥袋。
廢舊物資回收部，現在叫的名字很高大上，再生資源回收，但是我們都喊它荒貨部。在成人眼中，這是一個完全被遺忘的角落，但是在我們小孩眼裏，是大大的零用錢的來源。上麵說到我妹妹拿酒瓶去換錢。舊報紙，飲料瓶、牙膏殼，剩下來的骨頭都是可以去賣的。
二年級的時候，我和小夥伴們到鎮上農具廠廢鐵渣裏去撿廢鐵賣，兩分錢一斤。我和小夥伴們撿了後，先找一個地方分別稱重，然後並在一起讓我去賣再分錢。我比較老實，都是挑真正的鐵廢鐵，而有些小夥伴一大半都是廢渣，分的錢比我多很多。我不高興，就不跟他們一起去撿了。
初中的時候，班主任帶著全班同學在教室的後麵養了兩隻兔子，有的同學負責挑草，有的同學負責喂養，還有同學負責清潔，我的任務就是去賣兔毛。兔毛是有按等級的，不同長度價格不一樣，我去賣能賣一個好價錢。
泰興是白果之鄉。當時的白果收購價一斤五毛錢一斤，比糧食貴好幾倍。
荒貨部還收購一種中藥“半夏”。每年麥收時節，我和小朋友們到麥地裏去挖半夏，俗名 “野芋頭”，地麵上植物部分長大了開花後我們叫做“扛槍的”。中藥房也同時收購。中藥房還收購癩蛤蟆（學名蟾蜍）漿（學名蟾酥，是中成藥六神丸的主要成分），需要一種專門的夾子來收集。但是半夏漿和蟾酥都是有毒的，所以麥收時節街上很多地方貼了怎樣安全采集半夏和蟾酥的宣傳單。
有一次，鎮上一個人家的狗跑到供銷社院子裏，被食品加工坊的幾個師傅把大門關起來打死吃掉了。這個人家到了供銷社荒貨部，告訴他們這條狗長什麽樣，讓他們有人來賣這條狗皮時告訴狗主人。
圖書櫃是供銷社所有門市部裏最受冷落的。別的部門叫做部，隻有圖書櫃叫做櫃，隻有一個營業員，是供銷社的邊緣人。1973年以前，每個星期天我都到圖書櫃後麵的書庫裏，一本一本地看。1974年，我母親調到了供銷社，就在圖書櫃工作。我母親本來是小學老師，是國家幹部身份，供銷社營業員是全民所有製職工。我父母當時還通了關係，把自己的人事檔案從人事局轉到了勞動局。
圖書櫃的上級對口單位是縣新華書店，歸文化局管。我父親認識新華書店經理。去泰興的時候，在新華書店文革封存的書庫裏找書拿回家給我和我妹妹看。圖書櫃的書，是由縣新華書店的負責的聯絡員騎自行車送過來的。每年秋天發課本的時候的書，是用船或者汽車裝過來的。
1975年的一天，我騎自行車帶著我弟弟去毗盧寺。曲霞到毗盧寺的公路當時已經修好了，但還沒有通車。我的車胎被戳了一下在漏氣。在毗盧寺汽車站正好看到泰興新華書店到曲霞送書的李叔叔。他把我弟弟放到他的自行車後座上，然後我自己騎著漏氣的自行車回曲霞了。
圖書櫃隻有我母親一個人，中午吃飯的時間我常去幫忙看櫃台。圖書櫃台是所有的學生最喜歡的櫃台。上了高中之後，我有一個同學說，“那個賣書的伢兒來了”。
圖書櫃最熱鬧的時間就是兩個，一個是秋季學校開學時分發教材，再一個是年終春節前賣春聯和年畫。那真是忙啊，吃飯的時間也沒有。我和我父親都來幫忙。我父親是當地有點名氣的書法家。那些認識他的人，有的人舍不得五分錢買一副印好的對聯，就買了紙來請他寫春聯。找他寫的人太多了，忙不過來，有一部分就由我來寫了。現在我在美國的中文學校任書法老師。每年春節前後都在華盛頓、特拉華、費城的華人社區、各個學校、杜邦公司、高盛銀行、大通銀行的華人春節慶祝活動時去幫他們寫春聯。去年春節寫了一百多幅。
上大學之後的第一個寒假，我到圖書櫃去幫我母親賣春聯、宣傳畫。到了下班的時間要把所有的收款送到銀行去存起來。銀行櫃台的那位姓朱的小夥子是剛剛頂替他退休的父親才來工作不久，不認識我。別人指著我，告訴他說我在南京上大學。那個小夥子擺出一副很有學問的樣子，說南京的大學都是叫某某學院的。你是在哪個學院啊？我說我在上南京大學，不是哪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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