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03）
三月下旬，“紅色”在縣人委禮堂召開了一次有其他縣級機關單位參加的批鬥大會，控訴我們“白求恩”和“送瘟神”的罪行。出人意料的是他們竟然將“送瘟神”的一個普通隊員湯學誠揪到了台上示眾，說他是“白”、“送”兩組織的“狗頭軍師”，五七年的“漏網右派”。湯是解放前的高中畢業生，在“老血幹”中算是比較高的學曆了，平日工作有點吊兒郎當，好說怪話，別人批評他，他總能找一點理由辯解。因此，他在領導眼中，在同事眼中都是個“落後分子”。但也僅此而已，並非是什麽“漏網右派”。他參加造反後，在組織中也隻是普通隊員。實在說，即使他有什麽主意，別人也不聽他的，怎麽突然成了“狗頭軍師”了？看來，“紅色”為了證明我們是被“反革命”和“壞人”操縱的組織，證明他們砸我們組織砸得對，已是絞盡腦汁，無所不用其極了。
一天晚上，“紅色”又召集大家開會。會前大家聚集在站長辦公室前的天井裏。縣衛生科的科員吳之君正站在我的對麵。我發現他一直在用凶狠的眼光透過眼鏡片盯著我看。而他也發現我在看他，就咬著牙說：“有人在‘二·一七’以後還在‘放毒’，還在反攻倒算，這筆帳我們是要算的！”我明白他在說我。所謂“放毒”是指我寫的那篇辯駁與‘紅衛軍’關係的文章。這個人，血防站裏很多人都瞧不起他，沒有真才實學還在其次，最鄙視他的是他隻會拍馬奉承那一套，而且好狐假虎威。早前曾有人揭發他的曆史問題，說他解放前先是參加革命，後來又脫離革命隊伍投靠地主，做了地主家的女婿，是“變節”性質。解放後他看形勢不妙，立即與地主老婆離婚。再後來是靠了現在老婆的關係，才重新混入革命隊伍進入衛生科工作的。一九五七年他已被內定為右派。由於他的老婆是一個地區專員級老幹部的外甥，那個老幹部抗戰時期在青浦地區領導打遊擊，因此在青浦很有些勢力。他老婆知道後連忙向她舅舅求救，舅舅向青浦縣委打了招呼，最後他的“右派”才沒有劃成。這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小人”，但唯其是小人，反而更難纏。被這種小人盯上了不會有好事，因此我有些擔心。那時站裏開始悄悄流傳一些小道消息，說“紅色”準備在運動後期在血防站劃四個“反革命分子”，八個“右派分子”。我也是八個“右派”中的一個。這令我更加擔憂，年紀輕輕，若劃為“右派”，這一輩子也就算完蛋了！
這個時候，我的一個同事兼好友顧雲林來找我了。他與我是同時到徐涇當臨時工的，但那時還不熟悉，一直到“四清”時才成為好朋友。他年紀與我相仿，有較多共同語言。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學習“十六條”，我提出血防站前階段運動是否正確的問題，意在替楊桃源等人翻案，他也發言支持我的觀點。他很著急地對我說，他聽他的同鄉、站裏一個“紅色”骨幹分子汪守民說，他們準備要把你劃成“右派”，你得趕緊寫一張大字報表個態，承認自己過去錯了，或者可以改變他們的主意。那時我心中確實也很害怕，但一時又低不下自己的頭，猶豫著不肯寫。第二天，顧雲林把我拉到宿舍中，桌子上已經備好了筆墨紙張。他逼著我寫，說他是不會寫，要不然他就會自己寫了讓我簽個名。我心中十分矛盾，也十分痛苦。我非常感謝他的好意，但我真不認為我們做錯了什麽，需要認罪。當然我也明白，對方有解放軍的支持乃是我無法改變的現實。在當時官方的輿論中，反軍就是反革命。而按這種邏輯延伸下來，反抗解放軍支持的“紅色”雖不能說也是反軍，但多少也帶有那樣的色彩。就如中央下令“解散”“紅衛軍”，到了地方就成了“取締”“反革命組織”；與“紅衛軍”有一點關係的，就是“勾勾搭搭”的“一丘之貉”，也是“反革命”。這當然是歪理。但歪理有權勢做後盾也可以通行天下。這個現實憑我們小老百姓根本無法改變。“聯總”、“紅旗”不就是這樣被砸掉的？很多人不就是這樣被抓進了監牢？我們的組織已經被勒令解散，有人已經被逮捕，接下來劃反革命、右派分子也不是不可能。我知道以我的出身，劃我右派是易如反掌的事情。我對這樣的前景十分害怕，無法想象如果自己一旦被劃為右派，以後的日子怎樣過，家裏的人會受到怎樣的牽連。內心經過一番痛苦的掙紮，我終於屈服了。我盡管痛恨自己太沒有膽量了，但就是壯不起這個膽來。我思索了一下這張大字報應該怎麽寫，就不打草稿直接用比較潦草的字跡寫了一張承認錯誤的大字報。但我在措辭中還是做了一些“手腳”，說因為“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他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支左”，沒有支持我們而是支持了“紅色”，這就說明我們是錯了。因此我們願意認錯，站到解放軍一邊來。我在大字報上簽了名。然後顧雲林也在大字報上簽了名，就立即將這張大字報拿出去張貼了出來。
也許顧雲林覺得光寫一張表態的大字報還不夠，而且這張大字報的態度不夠誠懇，又一天，他趁倪新城在站裏的機會拉我去當麵向倪新城認錯。我心裏覺得十分別扭，不想去，但顧雲林推著我去。我想如果堅持不去，好像太辜負他的好意；同時我又想當麵去說說清楚也好，因為我們沒有反黨，反軍，也沒有真想奪共產黨的權，不過是毛澤東、黨中央號召奪權我們才奪的權。但當我站在倪新城前麵時，卻又什麽也說不出來，隻覺得滿腹的委屈。後來我控製不住自己的情緒，竟然哭了。但這哭不是悔罪的哭，而是因為恐懼和委屈而哭。我想自文革開展以來，我先是響應黨中央號召，揭發了楊桃源的錯誤言論，自以為站穩了無產階級立場；但看到楊桃源後來的遭遇我卻感到十分痛苦和悔恨，為了平反運動初期被整的群眾，我又響應毛澤東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號召起來造反，誰知道又錯了；造反招來了軍隊的鎮壓。我一心想革命，結果“革”得自己快成“反革命”了。我沒有任何政治野心，但政治卻始終與我在開玩笑，現在還要來向我一向看不慣的倪新城認錯，以求得他的寬容。我怎麽會下賤到這樣的地步！可恥啊！我恨自己的骨頭實在太軟了。這次認錯，我沒有說一句話，倪新城也沒有說一句話。僵持了片刻，倪揮了下手示意叫我走，我就回了宿舍。顧雲林跟在後麵有點不滿，意思是我錯過了一次求得寬大的機會。但事已至此，也隻能聽天由命了。
青浦鎮壓造反派的行動仍在繼續。“聯總”的頭頭洪國鈞終於抓到了。據說是青浦中學的女同學將他藏在女生宿舍裏，且經常換地方。對方一時懷疑不到他竟然會藏到女宿舍中，所以一直抓不到他。此時，全青浦的造反組織隻剩下了一個沒有被砸掉，那就是上海“工總司”的青浦聯絡站（簡稱“工青聯”）。“工總司”是全市、也可能是全國最大的工人造反組織，號稱有二百萬成員，在各區、縣、局，以及各係統都設有聯絡站。不過青浦的聯絡站卻不大，下屬的造反隊也不多，附設在城南市屬的鐵床廠內。原因是青浦沒有多少個像樣的工廠，參加“工總司”的都是幾個市屬工廠，其餘縣屬以下的工廠大多是獨立的造反隊，或是參加了“聯總”等屬於青浦本地的組織。這次全縣大鎮壓，“工青聯”沒有被砸掉，當然是因為“紅色”畏懼上海“工總司”的名聲地位，是毛澤東親自肯定的組織，不敢砸。“二、一七”後，青浦工業係統的保守派成立了“紅色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曾派人去上海“工總司”接洽，也想加入“工總司”。但“工總司”沒有答應。他們想加入“工總司”，目的是借此可取得“造反派”的身份，同時擠掉“工青聯”的地位。“工青聯”在“二·一七”以前在青浦造反派中影響力不怎麽大，現在因為“碩果僅存”，開始引起大家的注意。聽說“工青聯”的處境也十分艱難，由人武部扶植起來的對立派，千方百計想把“工青聯”屬下有數的幾個造反組織也砸掉。
那段時間，青浦上空充滿白色恐怖，我們曾將希望寄托在市革會身上。因為上海的市革會是造反派掌權的。青浦是上海市的下屬縣，對青浦情況應該了解。當時市革會主任張春橋，第一副主任姚文元。除了張、姚，市革會中最有權勢的是徐景賢，人稱“徐老三”。他原是市委寫作班的黨支部書記，靠“心髒爆炸”揭發陳丕顯、曹荻秋起家，深獲張春橋信任。聽說在一次市革會會議上有人向他反映青浦“二月逆流”的情況，並問他對上海郊區文革形勢的看法。他回答說上海形勢大好，郊區的形勢也大好，沒有什麽資本主義複辟或“二月逆流”的跡象。當時的《解放日報》、《文匯報》反映的上海形勢也總是“一片大好”，從不登載關於青浦和其他郊縣造反派被鎮壓的消息。這令我們青浦的造反派十分失望，紛紛責罵徐景賢自己靠造反當了高官，就背叛了造反派。因此之故，也令我們對形勢更加感到絕望。
保守派複辟以後行動是很迅速的。大約在三月中旬，他們就成立了“青浦縣革命委員會籌備委員會”，將一個原縣委副書記孫全福推出來作為籌委會的主任。同時以大字報的形式放出風聲，說“聯總”負責人洪國鈞勾結原縣委書記陸道南，準備篡黨篡政，成立青浦縣革會，由陸道南擔任革委會主任，洪國鈞擔任副主任。對於這樣的消息，我很懷疑其真實性，覺得陸道南也是造反派要打倒的對象，前一階段他不過是被“紅旗”扣押在青浦中學做檢查，洪國鈞怎麽可能會去與他勾結呢？再說，我也不相信一個學生竟然一下子可以擔任革委會的副主任。這在當時的我認為是不可思議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一直認為造反與當官是兩回事，不能因造反勇敢就可以當官，當官必須是才德兼備的人才有資格。其實上海市成立革命委員會時就有學生進入革委會擔任委員的，隻是我不知道而已。從這也可見當時我的思想還是非常保守的，甚至是幼稚的，在某些方麵消息也是很遲鈍的。
洪國鈞被捕後，“紅色”曾召開了一次全縣性的批判大會。會場放在新建的青浦劇院，可容納一千多人。這種會議，我們曾經的造反派當然都是沒有資格去參加的。但後來聽參加過的人說，那天開會當主持會議的宣布：“將現行反革命分子洪國鈞押上台來示眾！”時，全場鴉雀無聲，都在等著看洪國鈞是何等樣青麵獠牙的妖魔，一個學生竟然這樣神通廣大，可以當幾萬人的“司令”。可是等洪國鈞被押上台，兩個押他的人拉住他的頭發，將洪國鈞低著的頭拉起來示眾時，台下坐在前麵幾排的女的，竟不約而同地發出了“啊”的一聲驚歎。原來洪國鈞是一個十分英俊的小夥子。這樣十分嚴肅的“階級鬥爭”場麵，竟然也壓製不住人的本性的爆發，使得主持批鬥會的人十分尷尬。據說批鬥會的效果也因此大打了折扣。
保守派成立縣革委會籌備委員會，是想趁造反派被鎮壓之機，一舉奪取政權。衛生係統的“紅色”自然也不落後。三月二十五日，“紅色”在繼續對造反派實行高壓政策、擺出一副“秋後算賬”架勢的同時，他們召開了一個縣衛生係統當權派的“亮相”大會。第一批亮相的幹部有六個，他們是縣除害滅病辦公室主任季貿楠和副主任莊仁中，縣衛生科前後兩任科長陳紫英和張凱，還有血防站正副站長張宜和錢國璽。在這個“亮相”大會上，當權派們把它當成了向造反派反攻倒算和向“紅色”獻媚的舞台。季貿楠公然稱我們“白求恩”、“送瘟神”兩個組織是反革命組織，說“我以前犯了不堅持原則、向敵人屈服的錯誤。”“衛生係統開除黨籍問題是在反革命組織把持下進行的。”張凱則說“我以前分不清真左派、真造反。‘二·一七’以後真正的造反隊伍殺出來了。”三月二十九日，這六個當權派一共做了不到十個小時的檢查後，吳之君就代表“紅色”在會上作小結，表態說季貿楠、張凱等人的“檢查是深刻的，態度是誠懇的”，並表示在不久的將來就會“解放”他們，結合到即將成立的革委會中去。但是就在那時青浦的情況發生了變化，上海“工總司”派小分隊到青浦來調查“二月逆流”的問題了，他們就沒有來得及宣布“解放”幹部。到了五月，“紅色”看拖下去越來越沒有希望，就在沒有縣級衛生單位群眾參加的情況下，僅在一次公社衛生院和公社血防組負責人會議上，他們就單方麵地匆匆宣布“解放”了季貿楠和張凱。然而，成立衛生係統革命委員會的計劃與成立縣革會一樣，在可見的將來已無法實現了。
三月下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派了一個小分隊來青浦調查“資本主義複辟”的狀況。開始，“工總司”派出的這支小分隊是不公開的，調查也是悄悄地進行的。負責調查工作的是黃金海。他原是國棉三十一廠的工人，造反後與王洪文等人一起創建了“工總司”，是“工總司”總部領導層的重要成員之一，後來還擔任了上海市革會的常委。具體負責小分隊工作的是一個叫王兆祥的年青工人。他們來青浦活動，當然瞞不過青浦武裝部和“紅色”。於是“紅色”立刻展開了阻擾和驅趕行動。他們放出風聲，說小分隊是少數別有用心者假借“工總司”的名號來青浦招搖撞騙、破壞青浦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勢的，一切革命的同誌不要上他們的當。而小分隊為了表明他們確實代表“工總司”的身份，以及要將青浦造反派被鎮壓的情況調查清楚的決心，特地將一麵在“安亭事件”時用過的“工總司”的旗幟，帶到青浦來展示。於是“紅色”又攻擊他們是“拉大旗作虎皮”，說將“工總司”大旗打出來是嚇唬人。又說“工總司”也沒有什麽了不起的，他們有解放軍的支持，不怕。接著，上海、北京的紅衛兵，尤其是上海的紅衛兵組織“紅東北”和“紅西北”受“工總司”委托，也悄悄派人來到青浦，秘密去一些學校、單位串聯。這一來，“工總司”小分隊來青的消息就公開了。這給被壓的青浦造反派帶來了一種“翻身”的希望。那個時候，我們造反派有不少人最迫切的願望就是將“二·一七”的案翻過來，恢複我們“革命造反派”的名譽。說實在的，當時我們很多人對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都已經有點心灰意冷了，心想如果這次能夠逃過被打成“反革命”或參加過“反革命組織”的厄運，也就心滿意足了。
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單位的“紅色”由於害怕我們留在青浦城裏會與“上工司”接觸，就以“促生產”為名，匆匆將我們分散到了各公社去。這樣，原來幾乎天天要進行的“批判會”暫停了，大家都感到鬆了一口氣；但是，下了鄉就聽不到小分隊的消息，大家又感到有點不甘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