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長此時很忙。吸引當時年輕人負笈東渡的原因很多，如先進的科學技術，社會的井然有序以及各行各業的工作效率。但吸引校長的不是這些，或者不僅是這些。嚴格地說，吸引校長的是一場戰爭。
當然不是甲午戰爭，校長認為甲午海戰中北洋海軍的全軍覆沒是很正常的，就像蔣廷黻說的，我們的軍隊是中古的軍隊，我們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們的人民，連士大夫階級在內，統統都是中古的人民。
1900年7月，沙俄利用參加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之機，派兵占領中國東北三省。1903年8月，日本向沙俄提出交涉，要求俄羅斯承認日本在朝鮮有“優越利益”，遭到拒絕。1904年2月6日，日本照會沙俄終止談判並斷絕外交關係。兩天後，日本海軍不宣而戰，突然對駐紮在中國旅順港的俄羅斯艦隊發起攻擊，日俄戰爭爆發。五月間，東鄉平八郎率領的日本艦隊，全殲由波羅的海趕來馳援的俄羅斯大型艦隊。
一個亞洲國家居然能擊敗歐洲大國，校長如今想的可不是去保衛大清，而是投筆從戎做個革命黨人，讓自己的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那時，國內各個反清組織的領導人在東京開會，成立了一個全新的革命組織“同盟會”，而且一致推舉孫中山為總理。
陳其美帶領校長與會，不僅認識了孫中山，而且加入了同盟會。
校長自視甚高，其實自視甚高也正常，他確實不是一般人嘛。不好說他讀書少，但讀書窄是肯定的。他在日本的同學大都對他敬而遠之，即便如此，他還是結交了幾個終身的朋友，譬如同樣來自保定軍校的四川同學張群，以及來自貴州的何應欽。
後來又認識了來自湖州的留學生戴季陶。
我一直不解的事是校長為什麽能在自己身邊聚集一群死忠或比較死忠的分子，這些分子有許多是他年輕時拜把子拜來的，青年時代結交的朋友往往伴隨一生，榮辱與共。當然，更多的則是在他真正擔任了校長後麾下的莘莘學子。
例如張群，例如何應欽，例如陳誠，例如顧祝同，例如黃百韜，例如胡宗南，例如胡璉……
這個人打仗是真不行，但他似乎認為自己還行，可是史迪威和羅斯福認為他確實不行，於是在1944年9月18日，史迪威一臉嚴肅地匆匆來到校長在陪都的官邸，將一封羅斯福給他的電報親手交給他。電報內容很簡單，就是請他立即把軍事指揮權交給史迪威，一刻也不要猶豫。
校長看了電報後老淚縱橫，這位日記狂人在次日的日記中寫道：“實為餘平生最大之恥辱也。”
後來他重新拿回了指揮權，親自指揮了遼西會戰、徐蚌會戰和平津會戰，然後浩蕩渡海，一去不回。
校長也不大懂怎樣帶自己的幹部隊伍，教員就比他聰明得多，教員說做領導的其實就是兩件事：出主意，用幹部。他也出主意，但出的是餿主意；他也用幹部，但用的是笨幹部。舉一個例子：內戰爆發之初，校長任命戰將薛嶽為徐州綏靖公署主任。但是，不管薛嶽在抗戰中有多大的名氣，立過多少戰功，但他這次麵對的是戰神粟裕。薛嶽的死板教條遇上粟裕的靈活機動，連遭挫敗，特別是在宿北戰役和魯南戰役中損失慘重。校長不是幫薛嶽總結經驗，而是將其撤職，改派顧祝同接替。粟裕聞之大喜，說：薛嶽用兵尚稱機敏果斷，而顧祝同則曆來是我軍手下敗將。以庸才代替幹才，象征著國民黨日暮途窮，滅亡不遠了！
有人說校長知人善任，我都不曉得這是從哪裏發掘出來的品質。我隻講一件事：讀近代史的人都知道“西安事變”的極其重要性，有了“西安事變”，中共從絕境中獲得生機，國共開始第二次合作，八路軍新四軍浩蕩開入敵後，然後迅速擴編，到抗戰勝利，已經從合作之初的三萬軍隊，變成了百萬人槍。大家都稱讚張學良，其實最應該稱讚的是校長——他隨便從雲南廣西四川調一個軍閥來陝西，隻要不是小六子，都絕不會有“西安事變”。
知人善任非校長莫屬。
與教員相比，校長還有不少遜色之處。我讀過教員的軍事文選，內戰爆發後粟裕在蘇中大打出手，教員至少有五次急電粟裕，授予他獨斷大權，要他在緊急時刻不須請示，自己臨機處置。我也看過許多國軍將領回憶校長的文章，都是說校長在戰役緊張進行中不斷來電指揮，戰略戰術麵麵俱到，耳提麵命婆婆媽媽，朝令夕改，將領們不勝其擾。
高下立判。
而且校長似乎並沒有什麽理論。他的幹部隊伍如死水一潭，毫無波瀾。但是他似乎有一個特點：很看重友誼。他青年時代結交的朋友，常常伴隨一生。有時即使朋友不在了，友誼還在。
例如戴季陶。
戴季陶1905年留學日本，1909年回國，因發表抨擊清王朝的文章而遭到通緝，逃往南苑檳榔嶼，1911年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後追隨孫中山，參加了二次革命和護法戰爭。後來先後任職於《上海日報》等新聞媒體，著有《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等專著。
戴季陶頗得孫中山青睞，1912年他在上海創辦《民權報》，然後任孫中山秘書，受命聯絡二次革命，失敗後逃往日本。1916年，他隨孫中山從日本返回上海，然後回到廣東任大元帥府秘書長。
1916年是一個有趣的年份，這年的10月6日，蔣緯國誕生，然後被校長收養。這並非坊間議論，蔣緯國先生在他的自傳《千山獨行——蔣緯國的人生之旅》中表示其父是戴季陶，其母是日本護士重鬆金子。
一般來說怕老婆的男人不會出去風流，但戴季陶不同，他是既怕老婆怕得要死，又要風流的天昏地暗。孩子呱呱墜地，卻瞞著家裏的母老虎鈕有恒。這鈕有恒也不是一般人，原名鈕浩，字養吾，湖州人。早年加入同盟會，憑一口流利的日語為孫中山擔任聯絡工作，還參與製作了第一麵起義用的五色旗。與戴季陶成婚後，積極支持他的革命活動，戴季陶擔任孫中山的機要秘書，鈕有恒則負責孫中山的飲食起居。後來戴季陶官做大了，做了中執委和考試院院長，有點飄。有一次演講超時，鈕有恒便通過搖鈴來打斷他的演講。
重要的是，鈕有恒還大戴季陶五歲——還是人家國民黨，早就時興小鮮肉了。
那時國民黨集團有著名的河東三獅，都是老公惹不起的剽悍娘們兒。鈕有恒是一個，還有一位民國元老叫張繼，河北滄州人，滄州有習武的傳統，張繼也不例外，一身武藝。
張繼在日本就讀於早稻田的政治經濟係，熱衷閱讀日本人翻譯的《法蘭西大革命》和《民約論》等書籍，當時在日本的留學生有的主張革命，有的主張改良，各執一詞，爭論不休。曹汝霖回憶說有一次集會演說，他主張君主立憲，認為如果實習排滿革命，人民不知道要流多少血。張繼上台怒斥，說曹汝霖講革命要流血，人民遭受痛苦，不錯，但是現在人民不也是受苦嗎？張繼越說越氣，竟脫下一隻皮鞋向他砸過來。他也不客氣，也脫下一隻皮鞋回敬過去。然後便要動手，被同鄉們勸開。
後來黃興派張繼北上刺殺慈禧和光緒，因為他除了一身武藝外，還是北方人，不易被察覺。張繼欣然從命，立即從廣東北上。可惜後來因為黃興沒有籌措到經費，刺殺行動無疾而終。
不久，黃興準備趁慈禧慶祝大壽之際發動起義，占領長沙。不料泄密，湖南清軍大肆搜捕革命黨人。張繼雙手持槍，貼身護衛黃興脫離險境。
就這樣一位頂天立地的好漢，卻怕老婆。他老婆叫崔震華，也是河北人。張繼怕老婆是出名的，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期間，宋慶齡何香凝提出了“聯俄抗日”的提案，張繼本來已經簽了字，但是第二天又要去掉自己的名字。大家問他為什麽？他紅著臉說老婆不讓我簽字。有人嘲笑張繼，說你豪氣幹雲，像老虎一樣，怎麽怕老婆呢？他說我是老虎不假，問題是我老婆是獅子，百獸之王，焉能不怕？
此即河東第一獅。
陳璧君是第二獅，她的事大家都知道，不提。
第三獅即戴季陶媳婦。
戴季陶按說也是一條好漢，1912年5月，熊希齡簽訂賣國條約，輿論嘩然，群起攻擊。5月20日，作為《民權報》主筆的戴季陶在《民權報》發表短文，題目就一個字：殺。全文如下——
“熊希齡賣國，殺！唐紹儀愚民，殺！袁世凱專橫，殺！章炳麟專權，殺！此四人者，中華民國國民之公敵也。欲救中華民國之亡，非殺此四人不可。殺四人而救全國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誌，勇也；慰雄鬼在天之靈，義也；弭無窮之後患，智也。以全國之國民而無人敢誅此四賊，以救全國人民之生命財產，以保五千年榮譽之曆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誣我國民也。”
22日午後四時，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殺人”為由，拘捕戴季陶入獄。同牢囚犯問他因何被捕，他慨然回答：“倉頡造字累我，鴉片條約病我。我住租界，我不作官，我弱，我為中國人，有此種種原因，我遂此矣。”
當晚，妻子鈕有恒趕來監所探視，勉勵他說：“主筆不入獄，不是好主筆！”
杠杠的兩口子。
戴季陶還頗有詩人風采，著名的《三民主義歌》是他作詞：“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谘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
1943年成為中華民國的國歌。
似乎現在民進黨那夥癟犢子每逢節慶還是一臉痛苦的在唱。
因為鈕有恒比戴季陶大五歲，戴季陶一直稱呼她“姐姐”，既恭敬，又親切。他也頗畏懼姐姐，他是話癆，偏偏他姐姐煩話癆，便製作了一個鈴鐺。每逢他在客廳跟訪客滔滔不絕口沫橫飛之際，姐姐便在書房搖鈴，於是談話戛然而止，送客出門。據說有一次國民黨中常會上，戴季陶口若懸河收不住了，便有人遞上來一個條子，隻有五個字：你姐姐來了！戴季陶立刻閉嘴，張皇四顧。
其實怕老婆並不丟人，胡適之在二戰時有一個觀點：“一個國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則容易民主；反之則否。德國文學極少怕老婆的故事，故不易民主。中國怕老婆的故事特別多，故將來必民主。”
1959年12月17日胡適在中國台灣中央研究院同人舉辦的祝壽會上發表演說有一次提到怕老婆的事，他說：“我有一個發現，在全世界的國家裏，隻有三個國家沒有怕老婆的故事，一個是德國，一個是日本，一個是蘇俄。”
戴季陶的小無畏精神還是值得讚許的，老婆那麽凶，他竟敢偷偷生個兒子出來。也幸虧有校長這樣的至誠朋友為他善後，也幸虧校長還有一位紅顏知己姚冶誠，這位姚姑娘原本是江蘇吳縣的小家碧玉，因為家道中落而在上海的風月場所做侍女。那時正是校長的荷爾蒙爆棚時期，她與校長結識並開始共同生活。校長在外鬧革命，自然無暇處理這些事，便請姚姑娘出力。姚姑娘也是豪爽的江湖兒女，二話不說，依照校長的吩咐，抱著戴季陶的兒子來到溪口蔣家，從此洗淨風塵，就在這裏把熊孩子一天一天養大。
依哥哥經國的名字，來了一個緯國，一經一緯，縱橫天地。
1927年蔣宋大婚後，姚姑娘便遷居蘇州，但仍然保持著與緯國的母子深情。後來抗戰爆發，她隨養子先後輾轉與南京、重慶等地。再後來政權鼎革，年過花甲的姚冶誠隨緯國移居台灣。
1966年，她在台北病逝。
姚姑娘與緯國的故事，真像是司馬遷在史記汲鄭列傳裏說的：“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校長暫且告一段落，該說教員了。
前麵說過，那時教員最重要的朋友就是蕭子升。
其實他們很早很早就相遇相識了，但相遇貴相知，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的友誼變得越來越知心，誌趣也越來越相投。
他們的首次相遇是在1910年，那時少年教員離開韶山衝獨自前往湘鄉的東山學堂讀書。一進宿舍，便看到蕭子升和他的弟弟蕭子璋。
說實話，蕭子升的弟弟我一點都不陌生，當然，不陌生的是蕭三而不是蕭子璋。我愛讀詩，偏偏蕭三又是個詩人。記得少女時代，在人民日報的《大地》副刊上看到胡喬木的一首長詩，題目是《悼詩人亡友蕭三》，看了一遍，居然背下來了！
在一個秋夜，沒一點喧嘩
你悄悄的進門，像是回到了家
久違的老友啊，坐下請喝茶
拉拉咱倆過往的生涯
少年的美夢夠多麽開懷
壯年的戰鬥夠多麽痛快
曆史的洄流多叫人感慨
我們多羨慕將來的一代……
“洄”這個字就是在這裏認識的。
教員與蕭子升的革命友誼以及最後的分道揚鑣讓我十分震驚，這樣的事情不僅不會在校長和他麾下的群臣身上出現，即便在教員身上也是絕無僅有的一個孤例。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教員沒忘，蕭子升卻忘了。嚴格地說，他也沒忘，隻是不願意再提起了。
政權鼎革之際，教員大權在握，睥睨天下。他是個念舊的人，首先想起的可能是李達，因為他在1948年11月給李達寫了一封信，那信實在有趣——
鶴鳴兄：
吾兄係本公司發起人之一，現公司生意興隆，望速前來參與經營。
毛澤東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
這並不是唯一的一次聯絡，從1947年冬到1948年春，教員三次給中共華南局發電報，要求護送李達來解放區。此番李達收到教員的親筆信，極為欣喜，立刻繞道香港抵達北平——那時教員已經住進了雙清別墅。
但是蕭子升沒來。
甚至到了1955年，蕭子升在南美漂泊，教員仍然捎話請他回來，話帶到了，人還是沒回來。
教員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次年該校與一師合並，教員由此成為一師的學生。在一師，由於蕭三的關係，教員漸漸與已經讀了三年的蕭子升熟絡起來，以至於慢慢有了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
經常看到抖音有各色人等徒步西藏的視頻，已經看煩了，心裏隻想告訴他們：還以為挺時尚呢？早就是人家蕭子升和教員玩兒剩的了！
看到過幾次爭論這次徒步是誰發起的，其實兩個人的事有必要爭嗎？
教員在陝北的窯洞裏對斯諾回憶自己長沙時代的學生生活時說：“於是第二年夏天我們步行湖南全省，走遍五縣，和我在一起的有一個名叫蕭瑜的學生。我們走遍了五縣，不費一文錢。農民供給我們飲食，提供給我們睡覺的地方。”
蕭瑜就是蕭子升。
湘鄉的東山學堂與後來傅作義在陝壩開辦的“奮鬥中學”以及政權鼎革後的“呼市二中”差不多，當然比不上北京的八一學校。教員回憶說“那裏的學生大多是地主們的子弟，穿著很華貴的衣服。我的穿著比別人寒酸，我隻有一身較為體麵的衣裳。許多闊學生都看我不起，因為我平常穿的衣服總是破爛不堪。可是我也有闊學生做朋友，而有兩個同伴特別知己，其中一個現在是作家，住在蘇聯。”
教員在湘鄉東山學堂的同學是作家的隻有那位蕭三，而另一位知己顯然是蕭三的哥哥蕭子升。
我覺得那時的教員就像《送東陽馬生序》裏的宋濂。
教員與蕭子升感情極好，他們經常在黃昏薄暮時分在湘江邊散步。有時興致來了，便對詩。蕭子升在回憶錄裏記載了他們一邊散步一邊吟詩作對的少年時光——
蕭子升吟：晚靄峰間起，歸人江上行。
教員對曰：雲流千裏遠，人對一帆輕。
蕭子升吟：落日荒林暗，寒鍾古寺生。
教員對曰：深林歸倦鳥，高閣倚佳人。
教員是他的老師楊昌濟先生的鐵粉，說起楊昌濟老先生，大部分國人所了解的也就是有個女兒叫楊開慧。其實此人非常了得，他早年就讀於嶽麓書院，後來留學日本和英國，回國後謝絕出任官職，專心從事教育工作，曾在湖南第一師範及湖南高等師範任教，對教員和蔡和森、蕭子升等進步青年的成長產生了重要影響。楊昌濟先生曾經誇蕭子升的文章有歐陽修的風格，這個評價教員十分認同。楊昌濟是海歸，他主張洗冷水浴來磨煉意誌，增強體質，教員於是每天清晨都在校園一角的水井旁，汲水淋頭。在他的寢室裏，他與室友相約“三不”——不談金錢，不談家庭瑣事，不談男女之事。
教員非常喜歡跟蕭子升討論問題。蕭子升畢業後，在長沙修業學校及楚怡學校任教，一個在城中，一個在城南，見麵不方便了，於是開始寫信。在保留下來的信中，僅1915年7月到1916年7月，教員就寫了13封信。他稱蕭子升為“學長”和“升兄足下”，自己則謙遜地寫上“弟澤東”。
錄一封1916年2月19日教員致蕭子升的信——
子升學長惠鑒：
承上月三十日賜示，昨日始收到，敬悉一是。《甲寅》雜誌第十一第十二兩卷，欲閱甚殷，仍欲請兄剩暇向徐先生一借。星期日上午可否出城一遊？如借得，即請攜來；如無，則須借之楊先生。若是日天晴，可同往否？相違咫尺數日，情若千裏三秋。肅此。
敬頌學安。不一。
弟 澤東上言
二月十九日
讀了有些感覺，第一是愛讀書，為一本雜誌費心不少。甲寅雜誌是北洋軍閥時期的政論刊物，1914年5月由後來著名的國民黨右派在東京創刊。因這一年恰好是甲寅年，便以此名。章士釗曾任主編，陳獨秀亦參與編輯。該雜誌“以條陳時弊樸實說理為學旨”，譏評時政，當時頗有影響。第二是教員彼時尚未與開慧女士有進一步交往，否則令其從家裏帶來即可。第三是教員確實有文采，蕭子升的回憶錄文采不足，但教員隨便一封信就可寫出“相違咫尺數日，情若千裏三秋”這樣的句子。第四是舊政府必須推翻，同城送一封信，上個月三十號寫的，這個月十九號才收到，足足二十天！
教員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受到了蔡和森極大的影響，這幾乎是所有研究這段曆史的人們的一致看法。然而，兩人的結識則緣於蕭子升。
誰都知道後來教員發起並成立了“新民學會”，其實最重要的發動者是蕭子升，否則無法解釋“新民學會”成立時總幹事是蕭子升，而教員與蔡和森均為副手。
在一個時期裏，人們把蕭子升、蔡和森和教員稱為“湘江三友”。湖南青年赴法國勤工儉學的主要策動者就是蕭子升，當然他自己也與蔡和森以及蔡和森的妹妹蔡暢、蔡和森的母親葛健豪一起去了巴黎公社的故鄉。遺憾的是，湘江三友很快就被塞納河水衝散了——蔡和森和教員成了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蕭子升成了堅定的無政府主義者。
這是後來官方給予他的定性。
蕭子升有一本回憶錄，他在回憶錄的序言裏這樣說：“本書之作非為歌頌英雄，亦非在貶責草寇。我全無此種意向。何況在我看來，英雄和草寇之間的界線有時根本就是模糊不清的。”
這段話使我有了讀這本回憶錄的興趣。
這本回憶錄的第二章題目是“我們的朋友”，是講蔡和森的。他說：“談到中國共產主義的興起，必須提到我們的朋友蔡和森。他是第一個毫無保留地接受共產主義原則的中國人。和森和我是同縣同鄉，他身材瘦長，門牙突出，他是意誌十分堅強的人，雖然少有笑容，但對朋友卻非常友善。”
他還講了蔡和森的家庭：“他的母親在我們湘鄉縣主持一所學校，我們都管蔡母叫‘大娘’。蔡大娘還有一個女兒，芳名蔡暢。蔡暢在十幾歲小姑娘年齡時，我們都叫她小妹，她的意誌十分堅強，像乃兄，但她身材矮小，在體魄上和哥哥全無相似之處。我很喜歡和森，並且尊敬他的家庭。”
他以自己的觀點評論了蔡和森，他說：“和森為人缺乏創造力和推動力，又不願在任何事情上求助於人，因此他在高級師範畢業後竟一直失業。他的母親和妹妹在嶽麓山下租了一所小房子，和森就和她們住在一起。他們生活異常困窘，常常弄到無米下鍋。”
教員和蔡和森非常談得來，他們經常走動，因此，蔡家的大情小事他都知道。當蔡和森陷入困窘的時候，他是第一個知道的，但他無能為力，因為沒錢。這時，他想到了蕭子升。
那時蕭子升已經在兩所學校任教了，一所是“修業小學”，一所是“楚怡小學”。民國時期教師的待遇不低，因此教員立刻想到了他。
教員直接去他在楚怡小學的宿舍找他，急匆匆的問：你知道最近和森的消息嗎？蕭子升說不知道呀，我已經有一段時間沒見到他了。教員說：他家裏已經斷炊，和森十分苦惱，認為自己住在家裏是給母親和妹妹增加負擔，因此提了一籃子書跑到嶽麓山下的愛晚亭去了！那就是一個四根圓柱支撐起來的亭子，連牆壁也沒有，怎麽能住？蕭子升問教員：你去看他了嗎？教員說：我去看他毫無用處，我沒有辦法幫他，我沒錢。
蕭子升的回憶錄裏記載著此事：“他走後，我向學校請了假，渡過湘江，往嶽麓山走去。走近愛晚亭時，我看見蔡和森背倚亭柱，手裏拿著一本書，正在聚精會神地讀，對我的走近全無察覺。當我叫出他的名字時，他抬起頭來錯愕的說：你怎麽有空老遠過江來看我？我說我請了一天假。你就住在亭子裏嗎？如果下雨怎麽辦呢？我特來邀你搬到我們的楚怡小學裏去住，我在那裏很寂寞，我寢室外麵有一間小房和一張床，你可以在那裏看書，課餘我們也好聊天。他說那裏畢竟不是你的家呀，你隻是在學校住宿，我不想給你添麻煩。我告訴他：一點麻煩也沒有，我的宿舍就像我的家一樣，絕對不會有麻煩。現在就跟我去，今天。他說我必須先回家把東西整理一下，明天和你一起去。
“決定了，我們便一起去看蔡大娘。和森小心翼翼地提著他那籃子書，當我們到達他家時，蔡大娘叫她女兒去弄些枯樹枝來燒水。不大一會兒，小妹就麵帶笑容地端了一杯白開水給我——她們買不起茶葉，蔡大娘抱歉說沒時間進城買茶葉。我遞給她一個信封，裏麵是四元鈔票，我解釋說是給大娘的一點禮物。蔡大娘說謝謝你，可是你不必這樣客氣。她把信封裝進衣袋中，她猜測毫無疑問這是錢，但卻不知道數目是多少。當時四塊錢是頗為可觀的，至少可供她們母女兩個月的食用。她很快走進房裏，又麵帶笑容地走了出來。她沒有說什麽，然而我卻知道，她已經打開信封看過了。
“我對蔡大娘說：我來邀和森跟我一起到學校去住。他在這裏很寂寞，我下課後也很寂寞。因此，我接他去和我同住。蔡大娘開心地說那太好了！”
蔡和森的經濟危機暫時解除。
經常看到抖音上有各色人等徒步旅行的視頻，被許多人引為時尚。其實都是老掉牙的玩意兒了——早在一百多年前，教員就已經跟蕭子升並肩徒步旅行了。
蕭子升在他的回憶錄裏記載了這件事的來龍去脈：“1916年正月起，我開始在楚怡學校任教。翌年，近三個月的暑假即將來臨之際，我感到生活上需要一種變化了，我決定以叫化生活來消度漫長的暑天。
“我深為叫化生活所吸引，因為我一直沒有過過那種浪蕩的生活，而自小養成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困難，也可以藉此克服。“當時潤之仍在第一師範讀書，常來找我聊天。有一天他說：暑假就要到了，你的功課什麽時候結束呀？“我說：我們正在考試，過一個禮拜暑假就開始了。你暑假怎麽過，還是留在學校裏嗎？“他說我還沒有計劃，你呢？“我說我有一個新計劃，我決定做一段時間的乞丐。”
後來，教員在陝北的窯洞裏對斯諾回憶自己長沙時期的學生生活時也提起了這次壯舉：“於是第二年夏天我們步行湖南全省，走遍五縣，和我在一起的有一個名叫蕭瑜的學生。我們走遍了五縣，不費一文錢。農民供給我們飲食，提供給我們睡覺的地方。”
蕭子升的回憶錄則更加翔實，他是這樣描述的：“啟程日期終於決定了。行乞的主意既然是由我提出的，因此，我事前便決定從我住的楚怡學校出發。那是個美麗的夏日。”
臨行前教員曾跟蕭子升提過錢的問題，教員說他沒錢。蕭子升說為什麽要用錢？不用錢，走就是了。而且我們也不是單純走路，我們要用走路的機會做社會調查。
教員開心死了，說你這話算是說到我心底了！
蕭子升不是隨便說的，他之前已經有過不帶一文錢徒步旅行的經曆了。教員很佩服他，一個有錢人家的少爺，偏要自討苦吃。
1917年的暑假很快就到了，兩人各自理了一個平頭，各自帶了一把雨傘和一個小包袱，包袱裏有一套換洗衣服和筆記本、毛筆、墨盒。
教員來楚怡學校找蕭子升，蕭子升問他身上還有錢嗎？教員說一文錢都沒有。蕭子升於是把口袋裏的零錢拿出放到書桌的抽屜裏，然後教員問他走哪條路，向左還是向右。
蕭子升說我建議向左，因為如果出門向右的話，十分鍾就可以走到城外，然後進入曠野。但假如向左，十分鍾後就要渡過湘江。
教員問為什麽要渡過湘江呢？
蕭子升說假如向右走，完全是空曠的平地，毫無趣味；假如向左走，就必須渡江，我們遭遇的第一個障礙。
教員縱聲大笑，說好極了，我們就是要避易就難，走吧，向左！
第一個難關十分鍾後便出現了，湘江橫亙在麵前，怎樣渡江呢？
以教員的水性，泅渡應該毫無問題。但是，包袱會被浸濕，裏麵有筆記本和筆墨，都是很珍貴的，泅渡的計劃被取消了。
兩人前往碼頭，但是，擺渡的小船每人要收兩個銅板。並不貴，但是他們沒有一文錢。十分鍾便有一艘小船劃向對岸，他們已經眼巴巴看著三艘小船劃向對岸，教員急了，說我去跟他們講，請他們幫幫忙。
他垂頭喪氣的回來了，問蕭子升怎麽辦？
蕭子升說：我倒有個打算，我們先上船，他們收錢的時候船已經到江心了，那時我們再告訴他沒錢。他們既不能送我們回來，又不能把我們扔到江裏，而且他也不會再把我們從對岸載回來，因為空地方要載客的。
教員笑了，他們迅速登上一艘剛剛靠岸的小船，根本沒有座位，都站著，待站滿14個人後，滿客開船。
船到江心，船家一個五六歲的小姑娘端著一個盤子開始向乘客收錢，並不說話，隻是把盤子向你一伸，便會聽到叮當一聲，兩個銅板丟到盤中。
滿船都是叮叮當當的聲音。
但是叮當聲在教員和蕭子升麵前戛然而止。
撐船的老大看了兩人一眼，說：兩位體麵的先生，請付銅板呀，每人兩個。
教員滿臉堆笑說：很對不起，我們沒錢，難道不能載我們過去嗎？
蕭子升也開口了，他說真的沒錢，連一個子兒也沒有，假如可以把我們載過去的話，一個月後我們加倍付給你。
船老大一笑，他盯上了兩人背著的傘：一個月後我還認得你們嗎？沒有錢就留下一把傘好了。
教員說那可不行，傘在路上還要用呢。再說了，一把傘值十四個銅板，我們兩人的過江費用也不過四個銅板。
船老大也挺橫，說不管咋樣，不給四個銅板你們就不能過江。
蕭子升說：你說我們不能過江？我們現在已經到了江心了，看你能把我們咋樣？
船老大氣急了，說你們簡直就是強盜，我要把你們送回去！
這下乘客們都急眼了，亂糟糟的說不行，我們急著過江呢，我們已經付過錢了，快點把我們劃過去！
這時有一位須發皆白的老人表示他願意代出兩個銅板，剩下兩個銅板請其它乘客出。船老大很高興，可教員和蕭子升不高興了。教員說老先生謝謝你的好意，但我們不接受，我們一個月內必回來，那時再給他。
蕭子升提出了一個辦法：現在船已經到江心了，撐船的老大可以歇歇，我來替你劃，用這個辦法來補償我們坐船的費用。
船老大根本不同意，他說我不要歇，我就要四個銅板。
這時船已經到岸了，蕭子升說：老先生你如果代我們付了四個銅板的話，就無異於打我們的臉。
船老大生氣了：什麽打臉不打臉？若不付錢，我就給你們好看！
教員一笑：你如果要打架，我們絕不在乎。
這時岸上已經有客人等著上船了，而另外一艘擺渡船也已經過了江心。如果人家先到，岸邊的乘客肯定都會上這艘船。船老大審時度勢，黑著臉讓教員二人上了岸。
教員問蕭子升：我們現在去哪裏？
蕭子升說：去寧鄉縣。
寧鄉縣我還真知道，現在叫寧鄉市了，這裏有一個花明樓鎮，花明樓鎮有一個炭子衝，炭子衝除了一個劉少奇。
饑餓是有一個重大考驗，解決不了饑餓問題，一切事情都無從談起。也不知道走了多久，饑餓來了。
路旁有個簡陋的小食店，小食店前麵是一塊空曠的平地，有兩把木板釘成的長椅，想必是行人歇息的地方。
兩人饑腸轆轆，又困又乏，見著長椅，一人一把爬上去便睡。也不知道睡了好久，暮色蒼茫之際蕭子升先醒來，教員卻仍舊在黑甜鄉裏。好在有馬車從身邊經過，他也醒了。
小食店的女主人好奇的看著他們倆，她還沒見過滿頭大汗疲勞不堪的遠行人連杯茶也不喝的。她於是走過來問要不要喝杯茶？兩人慌忙說不要。
女主人笑著回到她的小食店，然後端了兩杯茶回來，對兩人說不要錢。
一聽不要錢，兩人趕緊接過，咕嘟咕嘟幾口就喝光了。喝了茶更餓，教員實在忍不住了，說我們趕緊去討飯吧，一秒鍾也不能再等了。
蕭子升顯然略有經驗，他說跟誰要？農民家裏即便給你，也是一口剩飯甚至一把生米，咱們還是打聽附近有沒有讀書人家，有的話咱們就登門拜訪。
教員趕緊去問小食店女主人，得到的情報是離這裏一裏路遠近住著一位姓劉的，原先是翰林來著，沒有兒子，幾個女兒都出嫁了。
蕭子升開心笑道：劉翰林要成為我們今天的東道了，我們給他寫一首詩吧？
教員說要得要得，第一句這樣寫——“翻山渡水之名郡。”
蕭子升說好，那第二句是“竹杖草履謁學尊吧？”第三句我看是“途見白雲如晶海”。
教員說甚好甚好，那第四句這樣吧——“沾衣晨露浸餓身”。
蕭子升要教員寫，教員要蕭子升寫，說蕭子升的字規矩。蕭子升也不推辭，打開包袱，取出紙筆墨盒及信封，寫下了這首詩，分別簽上各自的真名，在信封上寫了“劉翰林台啟”。
很容易就找到了劉翰林家，門上有一副對聯，上聯是“照人秋月”，下聯是“惠我春風”。院門緊閉，兩人敲了幾下，見有個一身短打扮的老人來開門，然後問兩人要幹什麽？教員說我們是從省城來的，替劉翰林帶了一封書信。說著便把信封遞給他。
老者說句請稍等片刻，便拿著信去了。
過了一會兒，院門再度打開，老者請兩人進去。
見到劉翰林了，七十多歲的樣子，矮小瘦弱，打量了兩人一會兒，狐疑地問：你們遇到強盜了嗎，怎麽穿成這個樣子？
教員連忙說沒有。
劉翰林又問你們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
蕭子升告訴他我們要去寧鄉縣城。
劉翰林仍有些懷疑：你們是幹什麽的呢？
教員說我們是長沙的學生。
劉翰林點點頭：你們詩做的不錯，字也不錯。
蕭子升說：我們在學堂裏不僅要學做詩，還要研究古書呢。
劉翰林來了興趣：你們讀些什麽古書啊？
教員說我讀過《十三經》《老子》和《莊子》。
劉翰林聽了很高興，又問：既然讀過《老子》和《莊子》，這兩部書你們認為誰的注最好呀？
蕭子升說：我認為注《老子》最好的是王弼，注《莊子》最好的是郭象。
劉翰林很滿意，他說你們等等，我去去便回來。
他回來的時候，手裏多了一個紅紙包。他微笑著遞給蕭子升，再不說話。
蕭子升從紅紙包的形狀和分量已經知道是什麽了，於是他鞠躬致謝，教員也趕緊跟著鞠躬，即行告別。
出了大門，兩人立刻隱在一棵大樹後麵打開紅紙包，竟有足足四十個銅板！
倆人不用商量，不約而同向小食店跑去。然後吩咐女主人趕緊為我們備飯。除了米飯之外，還要蔬菜和青豆，甚至還有一條臘肉！
飽食一頓，隻花了八個銅板，還有三十二個銅板呢！
我跟姐妹們聊起這段故事的時候，姐妹們都說那個時代也蠻溫情的呢，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你看隻要能寫一筆好字，然後又能謅幾句詩，立刻就有待遇啊，起碼比你現在的日子強。那位寫下麵朝大海春暖花開的詩人不就是個例子嗎？他身上沒錢，想去跟餐館老板討瓶酒喝，就跟老板說我給你朗誦我的詩，換你一瓶啤酒喝好嗎？老板輕蔑地說我可以給你一瓶啤酒，但你別給我朗誦，不愛聽。我覺得他的結局跟受蔑視也有關係。不過還是現在好，你看那劉翰林問注老子最好的是誰，要擱現在的年輕人那指定說是郭有才了，一個銅板也得不到，非餓死不可。
待續.....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