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2024年寫完的《在中國的一場噩夢 ---- 一名反動學生在文革中的經曆》一書。】
二進西交大無線電係“係辦監獄”(上)
~兼憶與蔣大宗教授同台挨鬥
2026年2月1日
位於西安東六路的收容所,距西安火車站和長途汽車站都很近。想來這有便於收留在火車站和長途汽車站抓到的大量盲流人員。這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收容所。所收容者,有乞丐、殘廢、白癡、精神病、流浪漢、無家可歸者、等等。規模相當大,有東西兩院,東院一邊是婦幼,西院一邊是男性,由一堵土牆隔開。整個院落也由土牆圍起來,內有大平房,房內有通鋪大土炕。
1968年9月下旬,戴寧生被押返西安後就被送到了這個收容所。每天吃兩頓飯,每頓飯是一個玉米麵窩窩頭。那是西安的九月底,秋意襲來,被收容的人各自找個角落圪蹴(蹲)著曬太陽,有的在捉虱子,並不互相來往攀談。
在收容所住了兩晚的樣子,交大來了三個人,有陳國榮【見注一】,可能有一名校治保組的還有一名教師。他們用粗糙的麻繩把戴寧生兩手緊緊地反捆了起來,又用布蒙上了兩眼,然後塞進了一輛小轎車。行車不一會兒,到達了目的地,戴寧生被帶進一棟樓,上樓梯,最後進了一間房間。在除去蒙眼布前,又讓他原地轉了幾圈。其實這一切都是故弄玄虛,隻是這些人想過把當土匪的癮,或者是實踐一下電影上看到過的黑幫抓人的榜樣。他們還能把他帶到什麽地方呢?戴寧生睜開眼,知道他是在交大無線電係的東二樓的一個教室裏,眼下權且作審訊戴寧生的地方用。
奇怪的是,因為粗糙的麻繩把手腕捆得太緊,他的手腕被磨傷了。本來22歲的年輕人傷了一點皮毛,很快就會痊愈的。可是他的這個傷痕幾十年後都沒有消失。
這次,戴寧生被安排在東二樓二樓最東邊的走道裏。這個走廊攔腰被一些家具堵死,從地麵一直堵到天花板。這樣,東走廊就被截斷分為南北兩段。北麵的那段是什麽樣子?戴寧生無法得知,可能東二樓二樓的那部分就不屬於無線電係。南麵的這段就是關押戴寧生的了。和第一次隔離不一樣,這次沒有窗戶了。走廊兩邊有幾扇緊鎖著的門,有的是全木的,有的是半截有塊毛玻璃的。無論是哪一種門,都無法看到或知道這些房間是幹什麽用的。戴寧生憑猜想,它們都是實驗室,因為文化大革命而被廢棄著。
走廊裏放置了兩張其大無比的實驗桌子。靠北的那張桌子就是戴寧生用做睡覺的床了。這個實驗桌比床要長得多,所以它的一頭放上一把椅子就可以當桌子用,供戴寧生寫“交代材料”用。靠南的那張大實驗桌一般是空著的。隻有一次,一個年輕的教師被關在這個地方幾天,睡在那張桌子上。走廊的南盡頭是看守人員坐守的地方。那裏放了幾張課桌和椅子供看守人員用。這樣,這個權當監獄使用的教學大樓的走廊雖然沒有門,但是它被這幾張坐著看守人員的桌椅給封住了。走道裏沒有什麽光線。白天從南端有一些自然光折射進來,但也因很間接而十分微弱。主要的光線還是來自走廊天花板上的日光燈。
很多年後戴寧生才知道,學校已於8月底進駐了“工宣隊”,接著進駐了“軍宣隊”【見注二】。校係各級的領導權實際上已在工、軍宣隊手裏了。看守人員由15名全職人員組成。他們分成三班倒,每班五人,由無線電係高年級學生、老師和職工組成所謂的“三結合”班子。為什麽要把這三種人混合在一起呢?第一,這中間不含任何一名戴寧生的同班或同年級的同學。工宣隊和軍宣隊認為那些人均不可靠,均有暗地裏同情他的可能性。在工宣隊和軍宣隊眼中可靠的同學肯定是有的,諸如陳國榮、唐雪英、張轉霄等;但那些人正在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肩負更重要的革命使命。第二,其他的同學、教師和職工其實也一樣,也均不可靠。可靠的雖有,但那些可靠的人重任在肩呀,怎麽能用來看守他這麽一個反動學生呢?他們的解決辦法就是從不同背景的人中抽調出這15個互不認識的人來一方麵看押戴寧生,另一方麵也彼此互相監督。後來的事實證明工宣隊和軍宣隊的擔心是不無道理的。不過,這樣的安排並不能達到他們預期的結果。首先,無論是高班的學生還是教師或職工,大多數都不會去互相監督。其次,這些人內心深處是否對戴寧生同情與以前是否認識他沒有必要的聯係。當然了,個別惡劣的、樂於當看守狗的、為虎作倀的人也有,但不多。不管是人是鬼,這15個人陪著戴寧生一起浪費生命。
每班看守戴寧生的五個人輪流去吃飯。戴寧生的一日三餐由這些看守人員中的學生在學生食堂吃過飯後,順便為戴寧生買些飯菜拿到這個教學樓的走廊變成的監獄來。戴寧生身上的錢全部被搜光了。但是他母親仍按月給他寄著生活費。
戴寧生如果須要大小便,就要向看守他的人提出要求。然後由一名看守人員陪同去廁所大小便。如是小便,這個人就站在戴寧生身後約一米的地方看著他小便。如是大便,這個人就站在一隔一隔的蹲坑前約兩米的地方看著他大便。廁所在東麵走廊的南盡頭和南麵的走廊相交拐彎的地方。廁所的東麵牆和南麵牆上都有窗戶,那是戴寧生唯一可以看到外麵,享受自然光線的地方。向窗外撇一眼,就可以看到藍天白雲,地上的草木和行人。
每次大便,他就要向看守他的人索要手紙。看守他的人通常也沒有手紙。他們隨手從一個記錄本上撕下幾頁老的記錄給戴寧生做手紙用。戴寧生一邊大便,一邊就可以複習一下看守們記錄的他前幾天的生活:早上幾點起床、幾點洗漱、幾點大小便、幾點吃了三頓飯、坐在那裏幹些什麽和幹了多長時間、何時度步和度步了多長時間、何時午睡和睡了多長時間,等等等等。戴寧生心裏苦笑著,再也沒有想到會有人對他大小便的時間和頻率等細節這麽感興趣。
4月份他第一次逃離學校時尚未風行的“三忠於四無限”【注三】包括“早請示晚匯報”和“跳忠字舞”,此時已蔓延到了學校,想來是工宣隊和軍宣隊帶來的。看守他的這些人照例每天要早請示晚匯報,但因有看守的任務在身,免去了到室外跳忠字舞。
上廁所提供的另一個享受是向窗戶外撇一眼跳忠字舞的學生和教職工。戴寧生從看守他的人的對話裏聽到過跳忠字舞,心裏非常好奇,於是就有一兩次在校園裏的高音喇叭放起歌頌偉大領袖的歌曲時,估計那是大家統一在跳忠字舞,就趁機提出要小便的要求。從廁所的窗戶往外撇一眼,能看到在東二樓外的空地上跳忠字舞的場麵,那是一天中戴寧生可以娛樂自己的幾場滑稽劇之一。他心裏暗暗沾沾自喜,在全國人都入了魔去演這場滑稽劇時,盡然能獨善其身,做一名為數不多的觀眾。
“宗教是欺騙和愚昧的產物。”戴寧生一時想不起來這是哪個偉人說的話。他腦海裏出現了幾張他看到過的相片,描繪的是非洲的部落或美洲印第安土族跳舞的情景,一群跳舞的人的旁邊坐著一個拄著一根長棍子的長老酋長。但那大多是節日的儀式,並非向長老酋長表示無限忠誠。相同之處在於這些舞蹈都達到了鍛煉身體的目的。眼下的忠字舞正好代替了以往的廣播體操,連時間安排都一樣。
一天中的另一場可供娛樂的滑稽戲是看守人員的早請示和晚匯報。所謂的早請示晚匯報是把各種宗教儀式推向一個新的極端,它使天主教的一星期一次的禮拜顯得蒼白慘淡,可與伊斯蘭教一日祈禱五次相媲美。與那些發自內心的懺悔相當的,應該是“匯報活思想”。那已經實施多年了。眼下新興起的早請示晚匯報強調的更是其宗教形式。
當然,戴寧生差一點也成了這滑稽劇中的一名演員。有一次一名看守人員提出戴寧生也應該天天向偉大領袖早請示晚匯報。理由是但凡是個人,就應該向偉大領袖早請示晚匯報,就象人人在上帝麵前平等一樣。這是一名善良的看守,他是想提高戴寧生的“政治待遇”,讓他在偉大領袖麵前和其他人平等。這樣戴寧生得以參加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晚匯報。他和五名看守他的人一起站在一張偉大領袖的像前,背誦了幾段偉大領袖的語錄,又說了一通例行要說的表示永遠無限忠誠的話,願他永遠不死,萬歲,萬歲,萬萬歲,也願他選定的接班人不要老是病歪歪的。人人口中念念有詞,但誰知道每人的心裏都在想什麽呢?相信絕大多數的人心中什麽也沒想,隻是在隨大流走過場。戴寧生心中充滿了蔑視,覺得又可笑又可悲。果然,一名小倀鬼提出了異議:“他怎麽能和我們革命群眾站在一起向偉大領袖請示匯報呢?他沒有資格!讓他自己去向偉大領袖請罪去!”就這樣,他的第一次晚匯報也就成了最後一次。幸運的是,沒有人定下“請罪”的施行時間和法則,他得以幸免,算是在曆史上和這個喬裝的聖人騙子劃清了界限。
本來,戴寧生從小接受到的片麵扭曲的教育就是簡單地反宗教:“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注四】多麽正確的論斷啊!一切都是為了麻醉人民。怎麽人民就這麽容易統統被麻醉了呢?尚為幼稚的戴寧生當時當然不可能認識到宗教在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更不可能認識到這個中國當代聖人借著馬克思的名義終於弄出這麽一個邪教來,它比以往的任何邪教都要更龐大更邪惡。它明目張膽地鼓勵教徒們去作惡、殺戮、殘害、去揭發親生父母、朋友、同事、同學和老師,去把學校變成監獄、把教室變為牢房 …… 一切隻是為了一個偉大的理想?
***
除了吃喝拉撒睡外,戴寧生每天沒有多少事做。寫交代材料自然是少不了的。隻是他那點屁事來來回回已經寫了無數次了。反動思想反動言論,其實隻是不該去議論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和副統帥等等。當然了,這次要加上“企圖越境,投敵叛國”。說起來,誰是敵人並不清楚,如何投敵更是待定。還有諸多罪名,匪夷所思,從“革命群眾”嘴裏說出來,戴寧生從來也沒有聽進耳裏去。無可交代了,那就挖挖根源,家庭根源、思想根源、階級根源等等。
偶爾,他被帶到一個教室去給廣大革命群眾當“反麵教員”和“活靶子”,也就是參加一個批鬥他的批鬥會。誰召開的?估計有計算51班本班的,也可能有別的專業或別的年級的。所有批鬥會千篇一律,沒有差別,全是些陳詞濫調,人雲亦雲。戴寧生早已練就了自我封閉的本領。任憑會上人們高呼口號、揮拳踢腳,他一概充耳不聞、視而不見,沒有一絲一毫的感覺。革命群眾們無非是又編造了些他的反動思想反動言論和反動行為,然後上綱上線,以便進行有力的批判和鬥爭。時至今日,他大概除了尚未殺人,其它一切流行的政治“罪行”都收集全了。按當時革命群眾的說法,已經是“罪大惡極”“十惡不赦”了。
挨打的情況有,並不經常。打他的人有,並不算多。他注意到的似乎隻有同班同學吳鈞瑞和周宏誠。高呼打倒的口號顯然不足以宣泄他們對階級敵人的仇恨,他們要從人群中擠上來,狠狠地往戴寧生身上或頭上打上一拳或踢上一腳。戴寧生並感覺不到被打的疼痛,他早就麻木。他偶爾能一瞥他們那充滿仇恨的眼神,還看到過周宏城翹起彎曲的中指的拳頭 …… 那樣的一擊效果應該更大一些。
(四十年後,2009年戴寧生從美國去上海和15名老同學聚會時,又見到了吳鈞瑞。戴寧生與吳鈞瑞握手問候,仿佛過去什麽事也沒有發生過。他轉過身去和其他人寒暄,隱約聽到吳鈞瑞對人說:“受過美國教育就是不一樣啊!”那時,吳鈞瑞已患有晚期癌症,不久就去世了,走完了他的一生。據說,肖展祥代表全班同學給他送去一些錢時,他流淚了。)
然而,比起四月份的隔離,批鬥會少了,交代材料也催逼得沒那麽緊了。戴寧生不知道,全校的清隊【注五】運動正在展開和深入。校係等學校各單位又掀起了一個批鬥高潮,揪出了一批所謂新的隱藏的階級敵人,有現行反革命也有曆史反革命,有教師也有學生。記得10月下旬的一個陰冷的下午,他被看守他的人帶到學校的體育場,參加了一個逮捕大會。他和兩名看守坐在遠離會場的體育場看台上,孤零零的。遠處會場主席台上懸掛著一個橫幅:“在工宣隊領導下,徹底清理階級隊伍進軍大會”。把戴寧生帶來參加的目的是威懾他一下,接受教育。無奈大會的具體內容,戴寧生一點也沒聽進去,無非是又清查出幾個反革命,還就地逮捕了一兩個人。四月份隔離關押時,戴寧生是學校為數不多的反動學生。現在,他坐在遠遠的看台上,顯然已被邊緣化,是隻死老虎了。用計算51班文革小頭目陳國榮的話來說,他已經是“掉進茅廁坑裏的頑石,又硬又臭”。
唯一留下些許印象的一次批鬥會是約莫在11月的某天【注六】,黨報上宣布了國家主席是“叛徒、內奸、工賊”後,晚上在東二樓某個教室召開了聲討國家主席的批鬥會。戴寧生和著名學者蔣大宗教授一起掛上牌子站在台前,分別代表無線電係的反動學生和反動學術權威陪國家主席一起被聲討一番。很難說這是不是有點過分抬舉戴寧生這麽一個一年級的大學生了,隻是這個國家主席在戴寧生心目中本來也不是個什麽好人。當年七千人大會上,他宣布一句外文也不會的國防部部長“裏通外國”是特務,現在輪到他做“叛徒、內奸、工賊”了。
戴寧生站在那裏,掛著一個大牌子,彎著腰,低著頭,不允許有其他姿勢。他視線所及,隻有坐在第一排的幾個人從課桌下麵露出來的小腿和腳,還有站在他旁邊的蔣大宗教授的小腿和腳。不難判斷,眼前課桌下露出的兩個女生的小腿和腳是同班同學唐雪英和楊金娣的。想來她們選擇坐在第一排,就能更近距離地表達對階級敵人的仇恨。每當喊口號時,想來所有人就把緊握的拳頭伸向空中。這時,戴寧生就可以看到桌下的四肢小腿和腳踢了起來,很可笑,很有娛樂性。人們喊了些什麽口號,發言說了些什麽,戴寧生一個字也沒聽進去。
身邊的蔣大宗老師為了站的穩一點輕鬆一點,把兩腿略微分開了一點,立刻被一個主持會議的造反派狠狠踢了一腳:
“站好!老老實實地站好!”
不一會,戴寧生瞥了身旁蔣大宗老師的腿和腳一眼,發現腿在抖動。“他怎麽不懂要把身體的重心不斷在左右兩隻腳上交換呢?”戴寧生心中暗暗想到。因為站在台上被批鬥時隻允許彎腰低頭一個姿勢,戴寧生早就琢磨出了應對的辦法,那就是從外表無法看出的在左右腳上更換身體重心的位置。“但是,我隻有二十來歲,”他轉念一想,“可是蔣老師大概有四、五十歲了。”
“我不行了,我堅持不了了。”蔣大宗對一個主持會議的造反派頭頭說。
得到的回答是:“什麽!你想裝死?你想逃避鬥爭?”
接著是一片口號聲:
“打倒反動學術權威!”
“打倒曆史反革命!”
“打倒劉少奇的徒子徒孫!”
蔣老師不吭聲了。戴寧生隻見他的腿抖動得更厲害了,幾乎要晃動起來。幾個主持會議的頭頭竊竊私議了一陣,大概是覺得讓一個半老頭癱在現場也並長不了他們的威風,於是宣布道:“把反動學術權威和反動學生押下去!”蔣大宗和戴寧生在一片“打倒”聲中被帶出了教室。一出教室的門,蔣老師就癱在了地上,由兩個造反派架著拖走了。
戴寧生的心像被刀子狠狠地劃了一下。他並不認識蔣大宗老師,沒有上過他的課;這之前,他隻是看過蔣大宗老師寫的一本關於印刷電路的書。現在,是命運,是那個倒了黴的國家主席,把他們兩人聯係在了一起。11年後,1979年,命運又把他兩聯係在了一起;不過那是在美國威斯康星州的州府麥迪遜。那時戴寧生在威大經濟係讀研究生,蔣老師正好來威大訪問。他對威大校方說:“我在你們學校有個學生,叫戴寧生,我很想能見到他!”校方轉彎抹角地終於在一個學生群居的合作社裏找到了戴寧生。遺憾的是,到了校方找到戴寧生時,蔣老師已到了要離開威大的日子了。他兩隻好在電話中簡單交談了一下。
又過了近三十年後,1995年戴寧生被交大邀請回校講學時,他和蔣大宗老師終於又見麵了。那些都是後話了。
【注一】幾十年後,他的同班同學高玉書告訴他,1969年9月底班上文革小組成員早已由林瑞華、高玉書和林成河三人改組成了陳國榮、唐雪英和張轉霄三人,陳國榮任組長。
【注二】工宣隊是“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簡稱。與執行相同任務的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幹部、戰士組成的“軍宣隊”一起,曾被派往城市大、中、小學領導工作。1968年7月最早進駐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北京地區的大專院校。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各地要仿照北京的辦法,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分期分批進入各學校,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學管起來。8月26日,《人民日報》刊載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文中引述聖人的指示:“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此後9年間,中國大、中城市的學校均由工宣隊、軍宣隊領導。直到1977年11月6日,中共中央轉發教育部黨組的請示報告,工宣隊、軍宣隊隨即全部撤出學校。
【注三】即忠於聖人、忠於聖人的思想、忠於聖人的革命路線,對聖人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無限忠誠。
【注四】馬克思說“宗教是被壓迫人民的鴉片”,列寧說“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
【注五】即所謂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它是根據1968年5月19日,聖人在《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上作出批示,各地采用軍管會和進駐工宣隊的方式,以各種名義,各種方式揪出來的地主、富農、反革命、特務、叛徒、走資派、漏網右派、國民黨殘渣餘孽,進行的一次大清查。
【注六】八屆十二中全會是10月13日至31日召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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