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 年 7 月 3 日複旦大學批判會現場，戴眼鏡者為王造時。照片上，王造時的表情令人過目難忘：他身穿中山裝，腳蹬雨靴，叼著香煙，左手緊握右手，蹺著二郎腿，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一旁的長椅上，放著一隻皮質公文包。圍坐一旁的師生，也穿著雨靴，大多呈義憤填膺之色 ；唯有右側一位紮辮子的姑娘，臉帶一絲輕鬆的微笑……這張照片，生動傳神，故事性強，是當年解放日報攝影記者抓拍的現場畫麵。
7 月 4 日文匯報《看王造時現形記》一文，在描述大會現場時，倒是透露了王造時在會上的若幹言行：
王造時，以偽君子姿態昂首闊步，臂夾大皮夾走入會場，直抵主席台前落座，麵帶笑容，口含煙鬥，時時左顧右盼。看樣子，他是故意裝出滿不在乎的神氣，好像他是來鬥別人的。果然，他一開口就說：“今天大會對右派分子進行鬥爭，這是很好的。我們應該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進行鬥爭。”當副教授拆穿他這種自列右派之外的陰謀時，他還高舉雙手，輕輕鼓掌，有人厲聲問他是否承認右派分子時，他欣然答道：“我不承認是右派分子！”偽君子這種狡猾的做作激起全場的憤怒。群呼：不要講了，滾出去！他就轉過身來向主席高喊：“你們是壓服？還是說服？”當主席要他繼續講下去時，他就向麥克風高叫：我是愛黨，愛國家的！也同羅隆基的“把骨頭燒成灰”一樣，說他如果反黨反社會主義，“願受國法製裁！”
那麽，除了這些，王造時還講了什麽呢？我為此請教了複旦大學教授、 1955 級曆史係學生李孔懷先生。李先生告訴我，他當年讀大二，曾親曆了 7 月 3 日的大會，“不過，我們班級當時被安排在教室收聽拉線廣播。廣播裏，來自大禮堂的現場聲音非常嘈雜，記得隻要王造時講一句話，別人就立刻起哄，然後是‘義正詞嚴’的反駁……”王造時講過的很多話，李先生已不大記得了，但有一句話，卻讓他記憶猶新：“說我反黨，你去問問周總理，他了解我。”
就在三個月前的 3 月 27 日，王造時在北京列席全國政協二屆三次會議後，周恩來總理在百忙中邀請王造時到家中共進晚餐－－他成為複旦唯一一位被單獨接到西花廳的貴賓。席間，王造時談到健在的“七君子”成員都在北京當官，唯有他在上海當教授，有人曾因此對他開玩笑稱“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周總理聽了哈哈大笑，風趣地說：“現在你不是來北京了嗎？我看你並不憔悴，還長得很胖呢！”在交談中，周總理還和王造時談了恢複救國會的事，並希望王造時來北京工作。臨別時，周總理緊握著王造時的手，親自把他送上了汽車。
這次會見和交談，使王造時深受鼓舞，他覺得周總理是了解他、信任他的。回滬以後的 6 月 8 日，他給周總理寫了一封感謝信，信中寫道：“您那衝曠的襟懷，誠摯的態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種為國家為人民多方謀慮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動，永不能忘。”哪裏想到，不久以後，反右派鬥爭興起，王造時遭到了連續不斷的批鬥，他自感大難臨頭，不得不向周總理求援。6 月 22 日，他給周總理寫了第二封信，稱“各報發表關於我的消息，動輒冠以反黨反社會主義甚至右派分子的帽子，私衷實不勝感慨而惶惑”，“以唯恐天下不治之心，招致唯恐天下不亂之誚，我不僅愧對黨、國，愧對我公，抑且愧對自己……但若強我承認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人物，則違心之言，我所不為，恐於社會主義的建設亦無裨益也” 。
然而，反右派鬥爭大局已定，即使像周總理也難挽狂瀾－－這一點，是王造時萬萬不曾想到的。今天，我們把王造時“你去問問周總理，他了解我”這樣的豪言壯語，和 7 月 3 日照片中他的神態舉止兩相對照，我們可以讀出更豐富的曆史內涵。---作者：張國偉
維基上對他的介紹：
王造時（1903年9月2日—1971年8月5日），祖籍江西省安福縣，原名雄生，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係學士、碩士、博士，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複旦大學曆史係教授。“救國會七君子”之一。
生平
清華時期
1903年9月2日，王造時出生於一個經營竹木生意的商賈。1911年，八歲的王造時入讀私塾，造時這個名字是他的發蒙老師朱廉夫所取。1913年，入讀安福小學，接受新式教育。1916年，周利生曾為王造時短期補習，並向他介紹了清華的狀況。夏，他赴北京投考清華未取，於是返回江西省立第一中學念書。1917年夏，他和潘大逵、彭文應一起考入北京清華學校中等科。在清華時，曾組織“仁社”。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5月7日，他參加清華學生代表團宣傳罷工罷市，6月4日，被捕關押在北大法科樓。8月28日，第二次被捕。1921年，高等科二年級時被選為清華學生會幹事部長，並參與《清華周刊》的編輯。
留美時期
1925年8月，從清華大學畢業，當時羅隆基也從清華肄業，他和王造時、彭文應都是安福同鄉，故有“安福三傑”之稱。秋，考取官費赴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攻讀政治學，他在威大的生活非常勤勞，和同學合租，自己做飯，為了節約一些錢資助未婚妻朱透芳來美讀書。1928年秋，兩人結婚。1929年6月獲政治學博士學位。在美國時，他很關注國內的政治局勢，時常邀請朋友討論，同時想成立一個政治組織，曾約集徐敦彰、彭文應、王國忠[需要消歧義]、陳國瑲幾位同學集資，後來的《自由言論》和《主張與批評》都是用這筆錢創辦的。潘大逵. 我對王造時同誌的點滴回憶. 1986年3月.8月，到英國任倫敦經濟學院研究員，師從英國費邊社會主義代表人物哈羅德·拉斯基。
回國後
1929年，王造時經蘇聯回國，由潘光旦推薦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政治係教授，住在滬西極司斐爾路，和孟壽椿、劉大傑等人是鄰居。1930年，羅隆基、潘光旦和張壽鏞政見不合，他們離職後王造時便兼任文法學院院長。1931年，王造時也因政治原因被光華解聘。
抗戰時期
九·一八事變後，創辦《主張與批評》半月刊，後又創辦《自由論壇》雜誌，同時開始做執業律師。王造時還與馬相伯、章乃器、鄒韜奮等人聯署發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並參與發起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積極支持十九路軍和淞滬抗戰。接著又與宋慶齡、魯迅、楊杏佛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擔任同盟的宣傳委員、執行委員，參加援救被國民黨關押在監獄裏的革命者和進步學生的活動。1933年11月，他參加了“福建事變”，發表《為閩變忠告當局》宣言。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後，他與馬相伯、沈鈞儒等人共同組織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任執行委員。1936年，改任宣傳部長，主持《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會刊》和《救國情報》。6月，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他被選為執行委員，常務委員。11月23日，他與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史良、李公樸、沙千裏在上海被逮捕，被拘留在蘇州高等法院七個月，著被稱為“救國會七君子”事件。七七事變後，迫於形勢，王造時於7月31日出獄。1938年3月，王造時應熊式輝之聘與羅隆基、許德珩籌辦江西省政治講習院教育主任兼教授，負責訓練抗戰時期江西省地方幹部，並作為救國會代表參加國民參政會。9月，南昌淪陷，便轉赴吉安創辦《前方日報》。1941年4月13日，蘇聯和日本簽訂了《日蘇中立條約》，王造時和救國會成員草擬聲明表示反對。
內戰時期
1946年5月，返回上海創辦前方書店、前進中學和自由出版社，同時兼任私人法律顧問。1947年7月18日，國民政府公布《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10月，學運爆發，王造時到十幾所大學演講支持反內戰。[1]
1948年12月，蔣介石親自下令查封由儲安平創辦的上海《觀察》雜誌，並逮捕《觀察》的成員。[來源請求]王造時出麵給當局施壓、多方奔走，於次年2月保釋了美術家朱宣鹹等《觀察》的編委。作為上海市軍事管製委員會委員，征用了虹口區多倫路93號花園洋房作為寓所。1949年，解放軍占領上海後，他並未到新政府任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1950年10月25日，王造時擔任華東抗美援朝分會理事。1951年8月，被陳望道、胡曲園聘為複旦大學政治係教授。1952年，他參加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院係調整後，複旦政治係並入華東政法學院，他被調到複旦曆史係兼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1955年10月1日，他撰文支持五年計劃。1957年2月，被選為上海法學會副會長，3月20日，王造時在全國政協上發言刊在《人民日報》，題為《我們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趨豐富美滿》。
1958年，大鳴大放時，王造時圍繞教育和民主法治提了一些意見，於是在後來的反右中被打成右派，成了“章羅同盟”上海分支的“頭目”。1960年9月30日，摘掉右派帽子後，在文化大革命中王造時又受到衝擊。1966年11月2日，王造時被捕羈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1971年8月5日，因肝腎綜合症病逝獄中，享年70歲。王造時的兩個兒子和女兒海若均患了精神分裂症，女兒海容因為拒絕參加複旦大學對其父親的批鬥，也被打成“反革命”，在父親死後不久她也死於癌症。[2]
平反
1980年6月，他被平反，8月20日，上海市政協和複旦大學聯合為他舉行了追悼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