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於1935年，1957年被當局羅織罪名，強行扣上“右派”帽子，遭受22年的屈辱折磨。
回想自己被迫害的過程，更加認清了“反右運動”的荒謬、無理、反人民性。
我家世代居住在沈陽市南塔村。南塔村的位置在沈陽方城大南門外，順著大南街往南，過了大南邊門再南行五裏左右。我就在此地出生、讀書，解放後考入技工學校，畢業分配進入沈陽無線電機械廠做技術員。
1957年毛澤東發動共產黨整風，還邀請黨外人士提批評意見。我一直也沒提出什麽。後來整風轉變為“反右”，批判我們單位的一位同事，說他是“反對蘇聯，破壞國際主義，破壞社會主義陣營團結”，
原因是這位同事說過1945年8月蘇聯紅軍攻打日本關東軍進入沈陽時，曾大肆搶劫掠奪日本遺留下來的工廠設備和物資，還強奸婦女，搶劫老百姓的財物，等等。主持批判會的人替蘇聯紅軍的暴行辯護說：“那些做壞事的士兵不是蘇聯紅軍，而是被俘虜的俄國白匪軍，因為戰事需要，就吸收他們參戰，這些人惡性不改，才做了壞事。”
那年我虛歲23，本來不想發言，但聽了主持人的辯解，覺得他說的不合邏輯，就反駁他。我說：“蘇聯十月革命成功是1917年，到1945年已經過去28年；假如十月革命時俘虜的白匪軍當年20歲，到1945年已經48歲了，他還能參軍打仗嗎？”
我這一問，登時把主持人噎啞巴了。此人惱羞成怒，轉而對我來了。他們反右班子就說“得研究研究陳樹祥”，於是他們批判我，說我“替右派分子辯護，汙蔑蘇聯紅軍”。他們給我扣帽子，反倒激發了我要較真。我說，1945年蘇聯紅軍在東北作的惡，我親眼看見過。東北的老百姓誰不知道？
蔡家兄弟
記得是 1945 年 10 月間，我們南塔村闖進來一名騎著洋馬的蘇聯紅軍，他挨戶踅摸，最後闖進王升老兩口的家，要強奸女主人。王升反抗，這個俄國毛子就操起一個大洋酒瓶子，幾下子把老頭打死，繼而抓弄老太太。老太太嘰哇喊叫，驚動了四鄰。我們村有一家姓蔡，有九弟兄。大家聞聲扒窗戶往裏看， 見鬼子正在幹壞事，蔡家兄弟就破門衝入，一頓棍棒把作惡的鬼子打死，解救了老太太，可是老頭已經死去。
大家怕蘇聯軍隊來找人，經商量，把鬼子屍體掩埋，洋馬殺了分肉給各戶。
那年我 10 歲，也跟著看熱鬧。忽然回頭看見埋著鬼子屍體的土堆還在拱動，我喊鬼子沒死。大家就重新把鬼子徹底打死。
大家分得馬肉，各回各家，這事也就平息。
可是， 1948 年沈陽“解放”，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到 1952 年三反運動時，有人為了邀功，檢舉說老蔡家幾弟兄打死蘇聯紅軍這檔事，“人民政府”就把蔡家兄弟抓起來，槍斃一名，另判管製幾名。罪名是“殺死紅軍，破壞中蘇團結”。
這件事在我們村民中引起極大不滿，大家議論：鬼子殺了我們的人、還要強奸女主人，在那兵荒馬亂的年月，村民自發地懲辦匪徒，是完全正義的、是自衛行為。你若不整死他，他必然還要殺更多的咱們人。凡是有良心、有民族正氣的人，或者什麽社會組織，都會維護蔡家兄弟的正義之舉。可是，現在卻要被所謂的“自己的政府”處死，這是什麽法？什麽政府？這是愛國，還是賣國？
我的發言正氣凜然，大家聽了都暗暗讚同，可是迫於主持人的壓力，誰也不敢公開支持我。主持人講不出理，就領著大家喊口號，用虛假的聲勢壓我。可是我一直不服。
他們自知理虧，可又不肯放過我，最後給我戴上“極右分子”帽子，但因為我技術過硬，在技術上他們離不開我，決定把我“留廠監督勞動”。這一監督，就折磨消耗掉我22年的青春年華，並且老婆兒女和親屬都受株連，受欺壓，那些苦楚一言難盡。
現在，他們天天講愛國主義，又是出紅書，又是唱紅歌，自詡為愛國主義的英雄，號召人們要愛國。可是，對於1957年替強奸自己的姊妹母親、殘殺自己同胞的俄國鬼子狡辯，做倀鬼幫凶的醜行，卻至今不肯公開道歉，人民心裏能佩服嗎？
---沈陽陳樹祥口述 薑萬裏記錄發表
轉自《振鷺於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