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 他受胡耀邦護佑, 晚年為胡耀邦作傳
一個轉身，光陰就成了故事
標題
昆侖千仞仰高風
——張黎群怎樣走向
撰寫《胡耀邦傳》之路
今年是胡耀邦誕辰110周年，也是經中央黨史和文獻部門審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三卷本《胡耀邦》出版十周年。
十年來，這部胡耀邦傳發行廣泛。到目前仍是受讀者歡迎和信賴的版本。它為今後胡耀邦傳新版本提供了基礎。
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胡耀邦傳》第一卷
這部人物傳記的署名為：張黎群、張定、嚴如平、唐非、李公天主編，唐非、嚴如平執筆撰寫。全書的寫作和修改超過15年。這5位撰著者，本文作者都認識，都做過專題訪問，有的做過多次。
傳記署名中名列第一主編的張黎群辭世於2003年，是在《胡耀邦》3卷本出全前12年，他甚至沒有看到2005年《胡耀邦傳》第一卷的出版。為什麽還將他推作傳記寫作群體的第一人？
上述5人中，筆者最熟悉的就是張黎群，曾和他相鄰而居，交談最多，知道將張黎群列名在前，是眾望所歸。他是人民版首版《胡耀邦傳》撰寫團隊的奠基者和組織者，是靈魂。
《胡耀邦》傳記5位主要撰寫人。左起：李公天、張定、張黎群、黃天祥、嚴如平，攝於2000年7月19日
他在紅軍時代參加革命，奔赴延安，幾年後調回四川從事地下工作，後到重慶紅岩村中共南方局做青年工作。新中國成立之初擔任《中國青年報》總編輯、社長，受胡耀邦領導。1957年後經曆一番坎坷，受批判、被打倒、遭監禁。改革開放後任浙江大學黨委第二書記、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長、中紀委教育室主任等職。
他和老首長胡耀邦相知一生，是人世間友誼故事中一個動人篇章。
01
錦衣玉食富家後代
注定是舊製度維護者嗎
張黎群（1918—2003），原名黎儲力，出生在四川盆地西部蒲江縣農村一個大地主家庭。三開間大門內是深宅大院，女傭男工。主人有良田多頃，過著衣食豐足的日子。
張黎群5歲時被牽入家塾，拜師發蒙，四書五經爛熟於胸。長大後送到成都讀小學、中學。按這個教育模式走下去，上大學、出國留學、找個好前景，至少衣食無憂，他會選擇什麽樣的社會製度生活於其間呢？
人生沒有等式。
後來張黎群回憶，他從小受教育“耕讀傳家”，善待世人。他的家庭和周圍農民平處平安。沒有走出家門之前，他以為世界上沒有赤貧之人。
10歲那年，他坐著滑竿離開家，到成都父親身邊去上學，一走出閉塞的鄉下，立刻看到了滿眼的不平等現象——看到了一群乞討的人。他自己一日三餐，白米飯，有肉吃，眼前卻是衣不遮體、蓬頭垢麵的兒童少年，眼巴巴地等著殘羹剩飯。
一個大約和張黎群差不多年齡的女孩走近，說，小少爺，我媽媽兩天沒有吃東西了，你行行好！
張黎群把口袋裏的銅錢全都掏出來，放到女孩手裏。
再有一個接一個乞討孩子上前來，張黎群的口袋裏已經空空如也。
張黎群看到了貧窮也產生了疑問：“我是什麽人？”和乞討者何以不同？能不能讓乞討人都吃上飽飯？
在成都讀書的日子裏，張黎群開始質疑自己的富家出身，他希望“平天下”，決心為消除天下人的貧窮而努力。在這個前提下，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1931年發生的日軍侵華“九一八事變”，更加激發他的鬥誌。1936年，他加入中共外圍組織“青年救國會”。
“文革”之後筆者問過他，當年想過科學救國、實業救國嗎？就一門心思去延安了？
他對筆者說，那時他和朋友們太急切了，日寇進逼，亡國在即。覺得科學救國、實業救國來不及了。隻有投身革命，通過暴力革命，快速推翻舊製度，然後搞科學、辦實業。
言至此沒有說下去。1957年以後他吃了很多苦，文革中更是飽嚐了“暴力革命”的味道。
張黎群回憶錄《一本未寫完的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本文關於張黎群的經曆，相當部分依據這部回憶錄
02
奔赴延安，張黎群聽說
抗大有個胡耀邦
1937年初春，張黎群和5位差不多同齡的青年學生一起，持段君毅的介紹信奔赴延安。
這6個人清一色地主資本家家庭出身，如果沿著父兄的路走下去，大概率可以度過寬裕的一生。但是他們放棄了，他們要抗日、投身革命、均貧富於天下，奔向延安是奔向理想。
此例表明，家庭出身和一個人的未來道路不是一回事。人生的豐富性才是這個世界多彩多姿的堅實基礎。
19歲的張黎群進入陝北公學，與來自四川的同鄉田家英成為同學，田家英後來長期擔任毛澤東的秘書。
和張黎群一起到延安的楊華村、劉家言、廖仁等人進了抗大。這些青年人對經過長征的“老紅軍”頗有神秘感。張黎群常聽他們說起，抗大有個胡耀邦，老紅軍，走過長征，年齡不大，講起課來滔滔不絕，還能引經據典，喜歡和來延安的學生青年聊天。
聽到這些，張黎群想去抗大找胡耀邦聊一聊。沒有想到，他們的後半生會緊密地聯係在一起。
從馬列學院學習後，張黎群回四川從事地下工作，1940年後任川康特委組織部長、夾江縣委書記等職。1942年到重慶，在周恩來領導的南方局工作。解放戰爭中他進入蘇北、山東戰場辦報，濟南解放後任共青團市委書記。1950年調團中央，1951年4月參加創辦《中國青年報》，任總編輯（後任社長）、團中央辦公廳副主任。
1952年8月，胡耀邦從川北來到北京，擔任團中央第一書記，和張黎群一見如故。一樣的火熱心腸，坦誠正直，人世間一段肝膽相照的故事由此展開。
03
1957年，胡耀邦
幫助他躲過一劫
團中央宣傳部的負責人們，每周到胡耀邦辦公室參加例會，一起討論和研究。張黎群說，胡耀邦是“內行領導辦報”，“我對這位近在咫尺的‘同行’，尊之如師，親之如友。我認為他是一位（身為）政治家的新聞學家，（身為）新聞學家的政治家。我處處留心，萬分認真地向他學習辦報之道。”
《中國青年報》迅速成為國內具有重大影響的報紙，湧現了一批優秀記者和編輯。他們力圖履行新聞的社會監督之職，與總編輯張黎群的領導和鼓勵是分不開的。
張黎群的性格豪爽奔放，嫉惡如仇，對社會醜惡現象勇於批評，他在1957年5月16日的北京新聞工作者座談會上第一個發言，談到報紙對誰負責，報紙工作者如何實現媒體責任的問題，認為：“現在的報紙實際上擔任了布告牌、留聲機、翻版書和惹是生非的責任，使得新聞工作者的從屬性很大，沒法兒獨立思考。”
他主張：“報紙的新聞應該搶先。”“其實新聞質量高低，首先表現在時間上。”
第二天的《人民日報》1版刊登了張黎群的發言摘要。
1957年5月17日《人民日報》1版刊登首都新聞界開會“鳴放”消息。紅框中是張黎群的發言內容
半個月後“反擊右派”浪潮卷起，張黎群置身於非常險惡的境地。3個月後，中國青年報劃出17個“右派”，包括兩位副總編輯陳模和鍾沛璋，眼看不能止步，下一個該輪到總編輯張黎群了。
這時，在歐洲和蘇聯訪問近兩個月後，胡耀邦於1957年9月取道新疆回北京，在烏魯木齊打電話回北京，聽說團中央“反右”的“成績”，失聲而道：“損失慘重啊！”
胡耀邦電話中說：“你們把那麽多筆杆子打成右派，你們還編書編報嗎？停下來，停下來。不要再抓下去了，我回北京再說！”
張黎群危在旦夕。有兩個人伸出援救之手，在危難時刻救助張黎群。
一個是他在延安時代的好友，時任毛澤東的主要秘書之一、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田家英。看到《人民日報》刊出張黎群在首都第一次新聞工作座談會上的片段講話，深知內情的田家英知道不好，給張黎群打來電話：“老兄，你把關於辦青年報的意見，統統送來一份。”
過了幾天，田家英又打電話對張黎群說：“你認真檢查辦報思想。我向小平同誌一再解釋：張黎群決不可能反黨，決不會是右派。”
田家英深得毛澤東信任，協助領袖處理大量日常事務，在中央決策層人所共知。田家英站出來向鄧小平說話，分量不輕。
胡耀邦也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從新疆回到北京，趕往鄧小平處，向老上級陳明情況說，張黎群不會是右派，他不可能反黨。
鄧小平問胡耀邦，怎麽看張黎群在新聞座談會上的講話？
胡耀邦說：“有些話是過頭一些，那是張黎群的性格。他一時糊塗，說了俏皮話。”
聽了田家英、胡耀邦兩個人的話，鄧小平表態說，既然如此，要認真檢查，但是總編輯不能當了。
張黎群逃過“右派”一劫，但受到嚴厲處分，離開中國青年報，貶任陝西米脂縣委副書記。
04
胡耀邦關心
逆境中的張黎群
在陝北兩年以後的1960年，張黎群回到北京，在中央工業部任職。他來到胡耀邦家中看望，胡耀邦問他：“你當七品芝麻官的收獲是什麽？”
張黎群應聲而道：“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白薯。”
胡耀邦聞言大笑。
張黎群參加了1961年初的“七千人大會”，會後到四川成都任西南局辦公廳副主任。這時強調調查研究之風上揚，張黎群在《重慶日報》和《成都晚報》上開辟“巴山漫話”和“夜談”專欄，寫了20來篇短文。
“文革”隨即爆發，張黎群被汙為“西南三家村”骨幹，遭受了野蠻迫害，曾關押在三國時龐統中箭的德陽縣白馬關龐統廟，長期“勞動改造”。張黎群專案組專人前往河南潢川團中央“五七幹校”找胡耀邦外調，要從他那裏弄出加罪張黎群的材料。
外調人員對胡耀邦說：“張黎群竊踞《中國青年報》總編輯位置八年之久，形成一條修正主義辦報路線，你應該向我們揭發他這些反黨罪行！”
胡耀邦回答：“他還沒有資格犯修正主義路線的錯誤。因為他隻是團中央眼皮底下一個直屬部門的負責人。如果說《中國青年報》那時候有過這樣的錯誤，那麽這個責任應該由我來承擔，因為我是團中央的第一書記。”
胡耀邦說話擲地有聲，辦案的人心裏不痛快，回去以後提審張黎群，指著鼻子叫罵：“‘胡黑邦’真是頑固透頂！他自己都泥菩薩過河了，還大包大攬地死保你哩！”
置身災難深處的張黎群聽到這番話，心裏一陣激動。
1970年，在河南潢川五七幹校勞作中的胡耀邦，他回答關於張黎群的“外調”，也在這個時期
05
胡耀邦鼓勵張黎群
辦大企業、辦大學
張黎群於1972年起逐漸恢複自由，要去領導企業。他立即和胡耀邦建立了通信聯係，往來信件多為相互鼓勵。
賦閑中的胡耀邦當年6月18日給張黎群寫信：“我很高興看到你‘毅然承擔’那個使人們感到驚奇的工作，尤其高興的是看到你準備要‘爭取辦成大慶式的企業再走’。我們這些人要見馬克思的日子並不長了，為了給人民做點好事，何必斤斤計較。做什麽才帶勁呢？斤斤計較做得好上加好，才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所在嗬！”
1972年8月26日，胡耀邦又致信張黎群：“什麽時候，我們切實搞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嚴格進行科學分析，事情就辦得好一點，也經得起曆史的檢驗；什麽時候主觀地、唯心地、盲目地跟著別人亂叫亂喊，不管對人對事，一定要出亂子，一定要遭受曆史的懲罰。”
“文革”結束後的1977年11月，張黎群到中組部接受新任務。中組部部長胡耀邦對張黎群說，現在有浙江大學和北京工業大學需要黨委書記，你任選一所。
還不待張黎群選擇，胡耀邦就為他選好了，去浙江大學擔任黨委第二書記。這時，浙江大學歸屬中國科學院領導係統，胡耀邦要張黎群立即去找中科院負責人胡克實和李昌，落實接手工作。
後來浙江大學歸屬教育部領導後，張黎群回到北京，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長、中紀委教育室主任等職。在北京的日子裏，張黎群時常去看望胡耀邦，有很多交談。
《胡耀邦》傳記主要撰寫人員來到胡耀邦在北京的故居中合影，從左至右：唐非、張黎群夫人王玉如、張黎群、張定、李公天，還有胡德平
06
《懷念耀邦》4卷專輯和
胡耀邦傳記主要組織者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張黎群聞訊趕到胡耀邦家中悼念，見到了進門不久的胡啟立。他們談起胡耀邦無限感慨。
胡啟立向張黎群提議，約請耀邦的老戰友和老部下，對耀邦的事業、人格品質，以及他的言談笑貌，寫回憶文章，以備為將來撰寫傳記積累第一手資料，使胡耀邦的精神財富得到繼承和弘揚。
張黎群承擔這個責任，找到曾在團中央任職的張定、李公天、嚴如平，在當年夏天開始編撰《懷念耀邦》紀念文集。到1990年胡耀邦逝世一周年時，征集到19篇文稿。這些文章，是胡耀邦傳記的濫觴之源。
到21世紀即將來臨的時候，他們編輯了4卷本，有100多篇文章、共一百多萬字的《懷念耀邦》，為撰寫胡耀邦傳奠定了基礎。
這時，張黎群提議，在《懷念耀邦》文集基礎上，繼續向前一步，寫出胡耀邦傳記。這將是我們對耀邦的最好紀念。
張黎群說，我們4個人都在耀邦直接領導下工作過，對耀邦有親身感受，有生活實際，我們能夠寫出我們眼中的胡耀邦，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他說，我們4個人加起來超過300歲了，平均年齡75歲，孔夫子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們在晚年就把寫耀邦的傳記作為事業吧。我們4個書生現在就幹，我們的努力會為將來曆史學家撰寫專著打好基礎。
隨後，這個撰寫隊伍增加了曾任《中國青年報》副總編輯的唐非。
沒有專項經費支持，每月工資就是經費。他們走訪胡耀邦的老戰友、老部下，數次到河北、江西、湖南等地訪問調查。還用信函、電報、電話廣泛征求史料。胡耀邦夫人李昭給與大力支持，他們可以隨時走進會計司胡同胡耀邦的家，了解和查閱材料，和一些老戰友共同回憶情況和細節。
他們騎自行車、擠公交車，到圖書館、資料室、檔案室，查找和抄錄耀邦的講話、發言以及各種材料。他們都不會使用錄音、錄像、複印設備，都不會用電腦，因此使用手抄、複寫方式，一字一字地起草文稿，總是看花了雙眼。
張黎群曾對大家說：“寫胡耀邦傳記是什麽樣的課題？”
他自己回答，是研究進入20世紀的華夏大地上，從世紀初到80年代，一位偉大人物的成長和治國活動史。這個使命我們承擔得起嗎？困難是很大很多的，我們這幾下子恐怕是不夠用的。然而，我們擔上肩了。虔誠的美好的善良的願望，往往是誌氣和勇氣的源泉。“我們蘸著‘求是’的墨水寫傳記，謂之不寫則已，一寫必真。”
傳記起草始於1998年。張黎群主持設立傳記框架，一篇篇地討論修改，從篇章結構、史料運用、行文表述，都不斷修改。根據商定，唐非執筆寫童年到“文革“部分，嚴如平執筆寫此後的部分。
張黎群是大家信任的定稿人。
審稿過程中是有許多波折的，多有刪節，使撰著者感到沮喪，每每長歎。但是他們認為，出版這部傳記是首位的任務，不足部分會有後來者加以完善。因此每有沮喪之後，他們總是互相激勵，互致信任，始終堅持下來。
2003年，近百萬字的傳記初稿差不多寫出來了。但就在這時，85歲的張黎群因病辭世。他臨終留言，希望由張定負責，團結戰友們堅持下去，將胡耀邦傳記修訂好。
2005年胡耀邦90周年誕辰，《胡耀邦傳》正式出版第一卷。此後，幾位作者不斷地修訂，但這支撰寫隊伍的人數逐漸減少：2009年，唐非逝世；2012年，張定逝世；2014年，李公天逝世。終於，作者之一的嚴如平在84歲時看到《胡耀邦》3卷本正式出版。
世界上流傳著許許多多關於友誼的故事，或濃情或剛烈，或曲折或持久。信賴與執著總是天然地和友誼、信賴在一起，所謂天荒地老真情永在滴水穿石。胡耀邦誕辰百年之際出版了《胡耀邦》傳記3卷本，在敘述胡耀邦曆史的時候，也展現了這些撰著者和胡耀邦之間的雲水襟懷。
對於胡耀邦這樣的曆史人物，有幾個不同版本的傳記不僅完全可能，也是完全應該的。未來的新版胡耀邦傳，必定是在第一版的基礎上得到發展和完善的。
2016年5月15日於北京初稿
2024年8月4日修改
2025年10月再改
2025年11月9日定稿於北京
附記
我和張黎群前輩
上世紀80年代初，我們是北京團結湖居民區上下層斜對門鄰居，兩家相距不超過10米。
我第一次結識他的時候卻是惹他生氣。我剛剛大學畢業，回北京度過第一個春節。除夕夜，我淘氣積習未改，不知怎麽一來點燃了一張廢紙，好像是報紙，把它塞進樓道垃圾道入口，關上鐵皮蓋。心想待到一紙燒完，灰燼自然落入垃圾道底層，不會有什麽事。我這樣做當然不對，這和我沒有住過高樓的生活經曆有關。
沒想到燃紙生煙，引出了住在我家上一層的張黎群叔叔。他立即出門撲滅了餘火，走過來對我父親說：“剛才我們單元差點發生了一場火災！”我知道不好，以後再見到張黎群叔叔總是心有愧疚。然而，不打不成交，日後我們漸漸熟悉起來，有交談。
過了幾年，他搬家了，一去十年沒有見麵。
90年代末，我回到北京工作，又和他建立了密切的聯係，他帶著我結識了胡耀邦夫人李昭，從此開始了與李昭將近20年的交往。他送我回憶錄《一本未寫完的書》，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書倡議者馬嵩山，是我尊敬的滬上出版界前輩。書的編輯狄沙，則是我的新鄰居。
1999年12月11日，張黎群前輩（右1）帶我參觀當年的全國美展，那裏有一幅參展油畫《胡耀邦》。在畫像前，他引導我見到了胡耀邦夫人李昭（前中）。照片左1是張定前輩，前左是張黎群夫人王玉如
當時，他們幾位曾在團中央工作的“老團幹”正在撰寫《胡耀邦》傳。這幾位作者，平均年齡在70歲以上。張黎群曾考慮，讓我也參加他們的撰寫團隊。但是很快打消了這個念頭，對我說，經過思考，你和我們這幾個撰寫人，已經有一代人的年齡差了，對人對事，看法不盡相同，應該保存這樣的不同。所以，你可以去寫你認識到的胡耀邦。像胡耀邦這樣的曆史人物，傳記不會隻有一本，眾人拾柴火焰高。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特別懷念老首長胡耀邦，期望早日完成多卷本《胡耀邦》。他的願望最後是得到實現的，但從另一個意義上，還沒有完全實現。他們在撰寫《胡耀邦傳》的時候，就意識到已經完成的著述有許多不足，是需要托付後人一步步增補、完善的。
2025年11月9日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