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堅的父親當年是否叛變？王世堅為何沉默難言
（王世堅應當為其父親“叛變”疑雲澄清或致歉）
王世堅，是台灣地區知名度最高的地方“民意代表”，也是自帶流量的一位大“網紅”。關於王世堅的趣聞軼事和精彩片段一籮筐都數不完，在這裏暫不列舉。今天要討論的是嚴肅一點的題目，關於深綠政客王世堅的身世及其政治認同的源頭，即王世堅父親王明德在兩蔣統治時期的遭遇。
今年1月，與王世堅素有結怨的的民進黨桃園市前議員王浩宇在臉書發文稱，王世堅的父親王明德就讀台灣大學期間，參與“讀書會”，為追求心儀的女生將“禁書”送給女孩，本想在其麵前建立英雄形象，結果女孩不領情隨意亂丟被查獲，王明德被捕後咬出所有同學，同學多遭判處死刑，最後隻有咬出同學的王明德為黨國立大功，僅輕判感化教育，出賣大家而飛黃騰達。
王浩宇說的這本“禁書”是1948年至1949年期間台灣流傳的地下紅色刊物《光明報》。王浩宇說，王明德拿《光明報》給女同學，女同學家長發現刊物並報警，之後王明德本人及三名同學被抓，之後引發一係列大案。此說法有一定依據，並且流傳很廣。主流百科對“《光明報》事件”的描述與此相近，相關情節在陳英泰所著《回憶：見證白色恐怖》、藍博洲所著《幌馬車之歌》（1991年出版）兩本書也有論述。很多大陸網友直接認定王世堅是叛徒王明德的後代，是1950年前後台灣一係列白色恐怖案件的罪魁禍首
然而，被抓的四名台大學生中，叛變並供認出《光明報》事件核心人物鍾浩東的並不是王明德，而是一名叫戴傳李的台大學生。另外，究竟戴傳李等台大學生是否因為王明德“叛變供認”而被抓到，也存在爭議。
一、要害叛徒不是王世堅的父親王明德
首先，大陸方麵的資料（這個應該是比較準確可靠的），台盟網站上紀念鍾浩東烈士的文章講到，是戴傳李而非王明德叛變供認出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並致其犧牲。
“（國民黨）保密局特務抓到早先在台大校園散發《光明報》的四個學生，當中一個叫戴傳李的台大學生供承，報紙是他妹妹戴芷芳拿給他的，而把報紙交給戴芷芳的，是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清晨三點半鍾，保密局派出三個行動小組的特務，荷槍實彈進入基隆中學校長寓所，逮捕了鍾浩東，同時搜出了印製《光明報》的印報器材，及大量紅色宣傳資料。”
其次，在王浩宇相關指控言論發布後，一位叫周以正的綠營人士秀出當年的公文資料聲援王世堅，為王世堅父親王明德澄清事件緣由。周以正表示，當年主要告密者不是王明德，導致主要告密者（戴傳李）被抓的也不是王明德。
周以正出示1949年11月毛人鳳呈給陳誠的檔案報告，其中寫道：成功中學支部案王明德、姚清澤、郭文川、餘滄洲、遊英、張英俊均判處“感化”。姚清澤“經說服後自動供出台大線索因而擴大破獲”，免去姚清澤的刑罰並起用為國民黨保密局服務。因此，台大法學院支部的線索是由姚清澤所供出，逮捕吳振祥，再由吳振祥供出戴傳李、詹昭光、孫居淸、許遠東、鄭舜茂等人，再因戴傳李供出的線索追到基隆中學。
然而，這位綠營人士的說法不能全部采信，沒有更多信源印證。再看一個當事人的相關論述，當時經手“《光明報》事件”一案的國民黨特務頭子穀正文後來回憶稱：
1949年8月中旬，“保密局”得知有四位台大法學院學生被發現“撿到”《光明報》，然後被台大校長傅斯年作保釋放；“保密局”再度約談戴傳李、許遠東、王明德、吳振祥等四位學生，得知《光明報》是由鍾浩東主導，就在8月15日淩晨進入基隆中學逮捕鍾浩東等40多名共犯，四位台大學生則都被“感訓”一至二年。（這個材料沒說四名台大學生如何被“發現”）
從以上幾個資料，我們可以知道，王世堅的父親王明德是當時被捕的四名台大學生之一。導致“基隆中學支部”和鍾浩東被國民黨特務抓獲的是四名學生中的戴傳李而非王明德。
二、誰首先被捕叛變，從而導致了台大多名學生的暴露？可能是王明德
然而，究竟是誰導致了戴傳李等學生的被捕？一個說法是王明德因送《光明報》給女同學被抓，然後供認出戴傳李等同學；另一個說法是，姚清澤和吳振祥兩位學生的接連叛變才導致了戴傳李等學生的被捕。
兩個說法都有國民黨的特務工作檔案資料為證，第一個說法來自《台灣光複後之台共活動》，是1978年的檔案報告，《回憶：見證白色恐怖》和《幌馬車之歌》兩本書應該是受此影響。島內綠營人士周以正和潘建誌拿出1949年毛人鳳給陳誠的檔案報告支持第二個說法，認為1978年的檔案報告編了個故事讓王明德背鍋，目的在掩護姚清澤。
曆史真相為何？誰是烈士，誰是被冤枉的，誰是真正的叛徒，在此暫不下結論。《光明報》事件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代價也是非常慘痛的。
1949年的《光明報》事件作為破口，隨著多個成員被抓及“叛變”，一連串事件導致台灣的整個地下紅色組織架構的曝光，包括了“成功中學支部”、“台大法學院支部”、“基隆中學支部”及“基隆市工委支部”，亦導致多人遭判死刑。國民黨特務頭子穀正文利用此案被捕者的證詞，循線索逮捕更高層級的組織成員，包含陳澤民、吳石、張誌忠、蔡孝乾（老鄭）等人。1950年，蔡孝乾落網後繼續供認，導致在台灣的整個紅色諜報組織的第一次瓦解。
《光明報》事件給台灣島內的知識分子和文藝界也留下了深刻的心理烙印，許多文藝作品以此事件為背景進行改編創造。侯孝賢1989年執導的電影《悲情城市》和1995年執導的電影《好男好女》，以及赤燭遊戲2017年創作的恐怖遊戲《返校》與衍生作（同名電影、同名電視劇和恐怖小說《返校：惡夢再續》）都是從此事件獲得素材上的靈感來源。
三、王世堅為何不敢為父親澄清或道歉？
回到事件的當事人一方和本文的主人公王世堅身上。在王浩宇言論散步後，王世堅並沒有對父親王明德的這段過往直接進行澄清。王世堅在媒體鏡頭前表示，他這幾天實在是痛心疾首，家中還在世的長者們，包括他的阿姨、姑姑、叔叔們，他父親的弟弟、妹妹們都憤憤不平，希望他出來為父親講幾句話，王世堅哽咽表示，“我很愧疚我自己竟然沒這個能力。”
王世堅還回應稱，他父親的人格與犧牲，絕非潑糞者可去胡說八道。
強調他父親當時不但受害，還幫助過很多人，認識他父親的人都曉得。等他離開政治後，他會找這些人，他有留下資料，士可忍孰不可忍。
為什麽王世堅不肯直接回應有關其父親在這段曆史中的“叛變”疑雲和爭議，為何不以當事人家屬身份公布自己所了解和掌握的情況進行澄清？反而愧疚地說“自己沒有這個能力”、“等他離開政治後，會找這些人”？
第一種可能，父之醜，子為之隱。他父親王明德確實因為自己過失被捕，然後叛變供認了其他“同誌”和同學，從而引發一係列連鎖慘劇，造成當時台灣地下紅色組織的重大傷害。這種背叛和賣友求榮的行為不管在哪一個陣營都是為人所不齒的。
不過要指出的是，即便當年確是王明德供認出了戴傳李等同學，也不能將《光明報》事件及後續一係列重大挫敗和犧牲都歸咎於王明德一人。王明德當時隻是一名有“進步傾向”的青年學生，剛跟組織靠攏時間也不長。正如曆史學者蔡正元所說，即便王明德是不堪拷問而供全盤招認，他也不可能知道什麽高級別的地下組織人物。《光明報》事件的暴露有其偶然性，也有當時國民黨當局退守台灣，窮凶極惡大肆搜捕的大背景在。
王世堅在今年4月接受黃暐瀚采訪時透露，他父親王明德當年被捕後並非如國民黨所宣傳的“感訓”一兩年了事，而是被關押了三年之久。老蔣1975年去世時，他還是少年學生，迫於當時氣氛也跟著所有同學跪在路上送靈。他哽咽著說，這是他童年心靈的傷痕，自己為此一輩子感到一輩子愧疚和悔恨，覺得對不起父母，因為老蔣和國民黨是迫害其父母的敵人，自己卻為父母的敵人下跪送喪。（王世堅外公張榮宗1947年在紅色力量領導下參加“二二八”起義而被殺害）
從王世堅的個人描述可以看出，王明德在被逮捕和“感訓”數年後，仍對老蔣和國民黨痛恨在心。後來王明德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商，在建築業取得成功，這應該不是借助與國民黨的友好關係。可能是因為他自己家族和妻子的家族都是台灣本地較有勢力和根基的，而王明德畢竟也是台大出來的精英分子。到了上世界八九十年代，王世堅繼承其父親家業，繼續搞房地產生意，積累不少了財富，經常慷慨解囊支持當時剛起步的民進黨。
第二種可能，戴傳李等台大學生的被逮捕並非由於王明德的背叛和供認。王明德被逮捕和拷問後並沒有出賣其他同誌，甚至他送地下刊物給女同學導致被捕的故事也不太確實。
若綠營人士周以正和潘建誌提出的文件材料和說法成立，王明德不僅沒有過失和變節，是清白的，反而被冤枉了相當長一陣子。那麽，作為當事人的兒子，同時也是島內影響力不小的政治人物，王世堅為何不肯親自出麵，就自己所了解和掌握的情況向公眾和曆史作個交代，為其父親的“叛變”疑雲發出當事人一方的辯解和論斷。
四、“深綠”自相矛盾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認同
原因無非如下：
王世堅一向標榜自己為“深綠”，以“二二八”和國民黨“白色恐怖”受害者家屬自居，並從中獲得道德優勢和選票利益。如果王世堅父親是清白的始終忠誠的紅色成員，那麽王世堅自己豈不是根和苗都是紅色的，他怎麽繼續在現在的民進黨陣營裏混下去？
如果王世堅父親是革命的變節分子，這既不光彩，同時也在道義上虧欠犧牲受害的同學同誌和紅色組織一份道歉和懺悔。若是這種情況，王世堅仍將麵對這樣一個困境，他將毫無資格和底氣奉行綠營的意識形態主張。
總結起來，標榜深綠出身的王世堅，細究下去，在意識形態上是自相矛盾的。王世堅外祖父英勇犧牲，王世堅父親參與進步活動被羈押（疑似“變節”）。但不管怎麽說，兩人當年是為了紅色事業和革命理想，而遭受蔣介石國民黨及其美國幫凶的迫害。
他們當年奉行的主義和初心，正是王世堅之流現今在台灣島內所不遺餘力妖魔化的。李敖曾說，蔣介石陰魂不散，現在跑到民進黨身上去了，綠營得到了蔣介石親美反x的真傳。真是可悲！
